秦汉时期的统一战线智慧①

陈喜庆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北京 100080）

1936 年2 月，毛泽东在陕西清涧县袁家沟筹划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开赴绥远对日作战时，突然天降大雪，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了著名诗词《沁园春•雪》。该词在描写伟大祖国壮丽山河后，纵论中国封建社会五位有代表性的皇帝，其中有两位是秦汉时期的秦始皇和汉武帝，足见秦汉时期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样，秦汉时期的统一战线智慧，也是在先秦时期基础上获得发展的，并呈现出封建社会开创时期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楚汉相争中刘邦获胜的法宝

公元前221 年，秦王嬴政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和人心所向，结束了千百年来诸侯分立、割据混战的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和维护国家统一，他采取了一系列开创性的重大举措，在中央设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从而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

嬴政认为，继续沿用过去“王”的称号不足以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且自己功高三皇五帝，于是从中各取一字，创设“皇帝”作为自己的专属尊号。他自称始皇帝，规定后世子孙相沿为二世、三世，并希望秦的统治可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然而，令秦始皇始料不及的是，其缔造的秦帝国大厦，仅仅延续了15 年，到秦二世便轰然坍塌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未能顺应渴望统一后能够过上安定富足生活的民意，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而是继续发动战争、开疆拓土，服兵役者竟占了青壮年男子的1/3。而且，秦始皇生活奢侈，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其中仅修造阿房宫、秦始皇陵的就有70 万人。而为了确保自己意志的实现，秦始皇还采用了严刑峻法，全国2000 万人口刑徒高达200 万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显而易见，秦始皇丢弃了助力其统一中国的统一战线优势，违背民意、滥用民力、失去民心，最终失去了政权。

在推翻秦王朝残暴统治的斗争中，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功不可没。陈胜出身雇农，年轻时就有推翻秦王朝的“鸿鹄之志”。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他与同样是农民出身的吴广等900 人被征谪守渔阳（今北京密云），屯驻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因遇雨而失期，“法当斩”，遂与吴广发动了大泽乡起义，并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他被推举为王。次年，陈胜被秦将章邯所败。总结陈胜失败的教训，从其自身分析，至少有两个失误。当陈胜还是雇农时，曾对同伴说：“苟富贵，勿相忘。”及至建政称王，过去伙伴来看他，只因说了他当年穷困潦倒的旧事，便把伙伴杀了。毛泽东在阅读《史记•陈涉世家》所述此事时批写了“一误”两字。陈胜建政后任用专横跋扈、残害忠良的酷吏朱房和胡武，致使诸多起义将领不愿再追随他了。毛泽东看到此处批写了“二误”两字。这两个失误表面上看是成功忘本、重用奸人，实质上是不善于运用统一战线智慧，使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最后被自己的车夫杀害。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点燃的反秦烈火却在全国燃烧起来，很快形成了项羽领导的江东起义军、刘邦领导的沛县起义军等几支力量比较强大的起义军队伍，并结成了联合抗秦联盟，拥兵40 万、打垮秦军主力的项羽成为事实上的盟主。公元前206 年秦朝灭亡后，项羽分封了18 个诸侯王，自称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今江苏徐州），违背先前先入关者为关中王的约定，封刘邦为汉王，驻守巴蜀、汉中。刘邦不满意项羽的霸道行径，在充分备战的基础上，联合其他反对项羽的力量，举起了反楚的大旗，由此开始了为期四年的楚汉相争。最后，刘邦转弱为强、转败为胜，项羽兵败自杀，刘邦称帝建立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发生这种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呢？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进行探索，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作为当事人的项羽，在自杀前总结失败原因时说：“此天之亡我。”这无疑是自我安慰的借口。另一个当事人刘邦在与群臣讨论获胜原因时，认为主要是自己善于用人，项羽不善于用人，这其实是抓住了要害。毛泽东在总结前人看法的基础上，更深刻地指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121 页。何为政治？毛泽东在延安与胡耀邦讨论这个问题时曾深入浅出地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因此，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政治家，很大程度上是指善于运用统一战线智慧、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政治人物。可以说，统一战线智慧是刘邦获胜的法宝，这是刘邦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

第一，注重争取人心。毛泽东曾经分析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①《毛泽东1959 年12 月至1960 年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党的文献》1994 年第5 期。刘邦出身农家，虽然不事生产，但比较熟悉基层情况，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因此，他担任沛县起义军首领后，无论是在推翻秦朝统治还是楚汉相争过程中，都比较注重了解和顺应民意，从而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刘邦率军最先进入秦朝都城咸阳，接受秦降后，不仅秋毫无犯，还及时宣布废除遭到民众强烈反对的秦朝苛法，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老百姓用牛羊酒肉慰劳他的军队，他概不接受，且解释说，军中尚不缺粮，不想让大家破费。如此，百姓更加喜悦，十分拥戴刘邦，“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楚汉战争中，刘邦下令安葬阵亡将士，由官方置办棺材寿衣，护送回家乡，这令百姓十分感动，史称“四方归心”。

反观贵族出身的项羽，缺乏底层生活体验，不太了解民众心理，采取了一系列招民怨、失民心的错误举措。项羽领导自己的起义军，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打垮了秦军主力，迫使20 万秦军投降，但他却担心这些降兵心怀异志，将他们全部活埋。率军进入咸阳后，又杀死早已投降的秦二世之侄、只做了46 天秦王的子婴，然后纵容部下将宫中的财宝、美女抢劫一空，并放火烧城，使秦国几百年建下的基业化为灰烬。特别是自封西楚霸王后，他又杀掉了当年为号令起义军、复立为楚怀王的熊心（原楚怀王之孙）。项羽的这些所作所为，使民众大失所望，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当项羽被刘邦的军队追杀迷路，向一位老农问路时，这位老农故意指错方向，致使其被追上并自刎身亡。所以，这不是项羽认为的老天亡他，而是老百姓也希望他亡。

第二，注重任用人才。统一战线智慧，既是争取人心的智慧，也是任用人才的智慧。刘邦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能够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包括曾经在敌方阵营效力转而投靠他的人才。刘邦重用的萧何、张良、韩信三杰，就集中体现了他的这种用人智慧。萧何是刘邦的同乡，做过沛县县吏，追随刘邦举起反秦义旗后，忠心耿耿、尽职尽责，成为辅佐刘邦治国理政的头等功臣。张良是韩国的贵族，足智多谋，志向是复兴韩国，这使得他不能全心全意辅佐刘邦，但刘邦并不介意，反而当韩王需要张良时，支持他回到韩王身边效力，这使张良大为感动，因而当项羽杀了韩王，断了其复兴韩国理想后，就立即回到刘邦身边，成为刘邦的忠诚谋士。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淮阴）人，出身平民，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先投靠项羽不被重用，后投靠刘邦，经萧何举荐，被刘邦拜为大将，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平魏国、灭赵国、占齐国、败项羽，为刘邦夺取天下建立了辉煌战功。

反观项羽，奉行个人英雄主义，虽然慕名投奔他的人才不少，但由于其既不善于识才，又不知道惜才，更不长于用才，因此，人才先后离他而去，甚至像韩信、陈平等杰出人才，反而加入到与之为敌的刘邦阵营。本来，项羽有一个忠诚谋士范增，其才华与张良不相上下，但因项羽中了刘邦不甚高明的离间计，使二人的团结合作产生了严重裂痕，范增不得已辞官回乡，死在了路上，为刘邦战胜项羽扫清了障碍。

刘邦称帝后，在一次庆功宴上，专门将自己与项羽的用人之道进行了对比，并称这是自己以弱胜强、打败项羽的主要原因。他是这样说的：“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①（西汉）司马迁：《史记（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137 页。

第三，注重群策群力。群策群力是正确决策的重要条件，也是统一战线智慧的重要体现。刘邦虽没有多少文韬武略，但常常能够虚心纳谏、广集众智，有效减少了在重大决策上的失误，保证了战略意图的实现。刘邦率先进入咸阳后，被秦国帝都繁华所吸引，打算住在宫中好好享受一番。刘邦同乡、屠狗出身的樊哙提醒他：“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9 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年。张良也劝他：“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9 卷。刘邦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封存宫室、府库，仍驻军霸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当刘邦得知项羽违约封他为汉王而非关中王时，大为震怒，要发兵攻打项羽。萧何等人极力劝谏，可先赴汉中，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后，再与项羽争夺天下。刘邦听从了他们的意见，避免了激愤用兵、以卵击石的严重后果。楚汉战争后期，刘邦逐渐占据上风，但为了让项羽释放自己的父亲与夫人，还是与项羽议和，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项羽履约并率兵东归后，刘邦也打算率兵回关中，做半壁江山的主人。张良、陈平则建议，趁楚军兵疲粮尽之机灭楚，否则，会“养虎自遗患”。刘邦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挥师追击灭楚，实现了中国的再度统一。

反观项羽，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导致在重大决策上连连失误，最后落得国灭身亡的结局。项羽率军进入咸阳后，范增了解到先期进入咸阳的刘邦的悦民举措，意识到此人是项羽独霸天下的最大敌人，示意在鸿门宴上杀之以除后患，但项羽没有听从范增的建议，放跑了刘邦，铸成大错。自立西楚霸王后，有人建议项羽以四面天险的关中为都城，但项羽贪图虚名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固执地以故乡彭城为都城，并将提建议的人扔进锅里煮了，再次铸成大错。楚汉战争最后一战，项羽兵败退至乌江。停船靠岸等待的乌江亭长，建议项羽速速乘船东归，并分析说，江东虽小，但土地方圆千里，民众几十万，也足以称王了。但项羽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为由，拒绝了亭长的建议，也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可谓再次铸成大错。

后人对刘邦和项羽在纳谏方面的不同态度、不同做法以及不同结局，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具有启示意义的观点。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扬雄在《法言•重黎》中写道：“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这就是成语“群策群力”的由来。意思是，刘邦善于采纳众人的计策，众人的计策又有利于凝聚群体的力量；而项羽不同，他不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只依靠自己的勇猛鲁莽行事。因此，善于采纳众人的计策就会胜利，而只凭借个人的勇猛就会失败。1962 年1 月30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295 页。“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终要垮台的。”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 卷，第295 页。在这里，毛泽东将群策群力上升到了关系党员干部成长乃至党的事业兴衰的高度。

第四，注重照顾利益。刘邦与大臣讨论自己得天下、项羽失天下原因时，有的大臣发表看法说：“陛下派人攻城掠地，攻下了城邑就封给他，与天下人同享利益。而项羽妒贤嫉能，有功的人遭陷害，贤良的人被怀疑，打了胜仗不论功行赏，攻占了土地不给人好处，这就是他为什么失去天下的原因。”对此刘邦也是认同的。在人类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这决定了统一战线智慧从根本上说是合作共赢、利益共享的智慧。刘邦十分注重论功行赏，满足将士们的利益需求，这在韩信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韩信作为卓越的军事指挥人才，对他的团结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刘邦夺取天下大业目标的实现。因此，当韩信攻占项羽的支持者齐国而试探着要求刘邦封他为假齐王时，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表示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韩信甚为满意，因而当项羽派人劝说韩信加入反汉联盟，项、刘、韩三分天下时，韩信不愿背恩负义，断然拒绝，使胜利的天平倒向了刘邦。当楚汉战争进入决胜阶段时，刘邦又给韩信加封土地，进一步调动了韩信的积极性，形成了灭楚的强大合力。

反观项羽，正如刘邦的大臣所评论的，不仅未及时论功行赏，而且存在奖赏不公的现象。项羽在分封诸侯时，不承认已经存在的诸侯国，而要求重新进行分封，并将富裕的、重要的地方分封给自己的亲信，而将与自己疏远的将领分封到穷困偏僻的地方，引起了众多抗秦盟友的不满，这就成为日后这些抗秦盟友加入刘邦反楚联盟的重要诱因。

二、与民休息与文景之治

1972 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考古发现了距今2100 多年的汉初墓葬，其中除出土了震惊世界的完好女尸、薄如蝉翼的素纱蝉衣等珍贵文物外，还出土了道家的经典文献《老子》。这不是偶然的。汉朝建立后，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文帝、汉景帝的六十多年里，都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践行与民休息的生存理念，整个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逐渐实现了国富民强，史称“文景之治”。

刘邦登基后，面临的首要政治难题是处理以韩信为代表的帮他夺取天下的昔日盟友的关系。刘邦先后承认和分封的韩信等七位异姓诸侯王，占据了汉朝大半疆土，并且可以直接管理封地、征收赋税、拥有军队，其实力足以与中央政权相抗衡，是王朝稳定统一的巨大隐患。所以，当燕王臧荼率先谋反后，刘邦及其后的几位皇帝以各种理由，先后废掉了这七位异姓诸侯王，代之以刘姓诸侯王。接着，又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使诸侯国的实力大减，不再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郡县制逐步确立起来。

较之诸侯国问题，汉初统治者面临的更深层的政治难题，是如何尽快医治秦末战争给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破坏的巨大创伤，继续赢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据史料记载，汉初物价飞涨，小米每石从平日的七八十钱涨至5000 钱，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人口损失过半，到处是破败景象。甚至像刘邦虽然贵为皇帝，都凑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有的将相只能乘坐牛车。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现象，无论是刘邦，还是汉文帝、汉景帝，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深刻吸取秦朝灭亡的惨痛教训，采取了一系列体现统一战线智慧的顺民意得民心的重大举措，让百姓休养生息，使政权得以巩固。

第一，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刘邦称帝后，就下令解散军队，让士兵复员回乡，给予优先授田、免除赋税徭役等优惠待遇，同时令战乱中逃亡的百姓各归本土，因饥荒自卖为奴婢的免为庶人。汉文帝即位后，先后两次下诏免除百姓一半田税，将十五税一的税率降为三十税一，后来更是下令连续11 年免除全部田税。大力减少徭役，将成年男子的徭役由每年服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率先垂范，恢复古代帝王亲耕籍田、皇后亲桑的礼仪。汉景帝在位时，将三十税一税率明确为定制，为后世所继承。将男子服劳役的年龄从17 岁提高到20 岁。为了让农民安于生产，下诏对征发百姓采集黄金珠玉的官吏，以贪赃罪论处。

第二，废除峻法、减轻刑罚。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汉文帝看到一位叫缇萦的女孩的上书，很受触动。这个女孩的父亲因犯法被判肉刑。她上书为父亲鸣不平：“死者不可复生，人被处肉刑就不能恢复原样，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妾愿意进宫为婢，赎父亲的罪。”汉文帝以前，就有墨、劓、宫、刖、杀等残酷肉刑，并且人一旦被判刑，便终身为奴隶，不能恢复自由身份。汉文帝接到女孩的上书后，下诏废除肉刑，以笞刑、服役替代，并将无期刑改为有期刑。这之前，他还下诏废除“收帑相坐律令”，即不再对犯人亲属实行连坐，将他们没官为奴，废除“诽谤妖言”“祝诅上（诅咒皇帝）罪”，给予一定的言论自由。汉景帝进一步减轻刑罚，并强调疑罪从轻的原则。据统计，文景时期共颁布了八次大赦令。

第三，厉行节俭、以德化民。刘邦在位时，他和大臣们都十分俭朴。汉文帝时，继承发扬了这种俭朴作风，自己一直穿着黑色粗丝做的衣服，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不穿贵族妇女流行的曳地裙服，出行的车马久不更换。他曾经想建一座露台，得知要花费百金（约100 万钱）后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于是放弃了先前的想法。汉文帝驾崩前遗诏薄葬：“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①高山主编：《史记•孝文本纪第十》，《二十四史》卷十，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年，第239 页。史载，汉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这样简朴的陵墓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帝陵中绝无仅有，其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十分罕见。汉景帝时期，在年成不好的时候，下诏不接受郡国贡献，降低皇宫伙食标准。

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 年），48 岁的汉景帝病逝，此时汉朝建立已有61 年。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在开国皇帝奠定的基础上，经过汉文帝、汉景帝的尽心治理，汉朝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没有水旱等灾害，百姓都人给家足。国库的钱，数以亿计，因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数都没法数。粮仓里堆满了新旧粮食，以至没地方存放，只好放在外面，腐烂不可食。地位卑贱的看门人都吃上了小米和肉。史学家称誉这个时期为“文景之治”，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实践证明，汉初统治者实行的体现统一战线智慧的与民休息政策是成功的，既使民众受益，又赢得了民心。由此也证明了一个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坐天下。同时还证明了一个真理，统一战线是夺取政权的法宝，也是巩固政权的法宝。

三、汉武帝没有罢黜统一战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和其他诸家的思想受到排斥，甚至出现了焚书坑儒的极端做法。秦汉时期，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实现文景之治作出了贡献。公元前141 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后，文景盛世下隐藏的深层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败坏问题日益凸显，促使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思想进行反思，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这样，在统治思想上，逐渐脱离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推选做官，同时迎儒家耆宿申公来朝，这意味着汉武帝摒弃了法家、纵横家思想，要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整顿混乱的社会秩序。公元前134 年，汉武帝进一步采纳了汉代经学奠基人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东汉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这样评价汉武帝的这种做法：“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①（东汉）班固：《汉书》，（唐）颜师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这也就是后人所概括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纵横是合纵连横的简称，是战国时期实现结盟与瓦解结盟的两种主要方式，也就是统一战线的方式方法。汉武帝罢黜纵横家学说，是真的丢弃统一战线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不仅是因为人类生存发展任务繁重与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永恒矛盾，有效破解这个矛盾的永恒方法就是团结协作，而实现团结协作的基本方式就是统一战线；这也不仅是因为统一战线是汉朝政权得以建立和巩固的法宝，也是汉朝统治者的传家宝；更主要的是因为，志存高远的汉武帝要想成就一番伟业，单靠自己甚至家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运用统一战线智慧，形成积极有为的合力。事实上，汉武帝的确是这样做的。

汉武帝在位54 年，功业彪炳史册，除了其个人的雄才大略外，还在于他十分重视发现、培养和使用杰出人才。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汉武帝颁发的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命令各地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才。此后，更是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年）、元光五年（公元前130 年）、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元封五年（公元前106 年），先后四次颁发专门的求贤诏书，体现了求贤若渴的态度。他在元封五年的求贤诏书中特别指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正确看待和使用那些有毛病的人才。他写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①（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197—198 页。意思是，凡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所以，有些狂奔踢人的马，都是日行千里的良马；有些常被世俗议论讥讽的人，却是能建功立业的奇才。对于那些可能翻车的马以及放荡不羁的人，关键在于如何驾驭使用而已。

难能可贵的是，汉武帝还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推出了察举制，将发现使用人才纳入了制度化轨道。察举制上承先秦时期的世官制，下启隋唐时建立完善的科举制，其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发现考察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考核试用后再任命官职。正是由于汉武帝重视人才，并通过察举制及其他方式发现人才，从而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人才源源不断汇聚到他的身边，为他成就伟业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证。东汉著名历史学家班固评价汉武帝的人才思想和实践成果时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汉武帝最伟大的功绩，莫过于基本解决了北方匈奴的侵扰问题，同时于四周开疆拓土，建立了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及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的庞大帝国，疆域较秦朝扩大了近1 倍。因此，其死后谥号为“孝武”，可谓实至名归。但如果认为汉武帝一味穷兵黩武，那就错了，实际上他在解决匈奴等边患问题时，也是重视运用统一战线智慧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坚持和亲政策以及派张骞出使西域。

战国中期，北方匈奴崛起，不断蚕食、征服周边弱小民族，时常南下侵扰中原地区。汉初，汉高祖刘邦曾亲率30 万大军阻击，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之战中险些被俘。这使刘邦认识到，当时尚不具备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国力，于是采取了与之和亲的政策，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一是将一位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匈奴人对其部落联盟首领的专称）；二是汉朝每年给匈奴大量丝绸、酒、食物等礼物；三是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国家；四是双方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匈奴派使者前来和亲，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主和派占了上风。汉武帝听从了多数大臣的意见，继续采取和亲政策。

和亲政策缓解了汉匈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实现文景之治赢得了宝贵时间。但因匈奴一旦遭遇灾荒就撕毁合约，南下掳掠，从而使匈奴问题成为汉的心腹之患。壮志激烈的汉武帝，决心利用文景之治提供的国力基础，通过武力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不过，对于汉朝是否具备独自战胜匈奴的能力，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他需要同盟者。他了解到，匈奴打败大月氏后，大月氏人西迁至西域一带。于是，他决定派人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人，组成反匈联盟，夹击匈奴。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年轻的郎官张骞，受汉武帝的委派，率领100 多人的队伍，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的大月氏。汉时，将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称为西域，这里分布着数十个国家。不幸的是，张骞一行经过匈奴地域时被俘，10 年后伺机逃脱，辗转到达已迁居沩水流域的大月氏。但大月氏已经在这里安居乐业，无意东归，更无意与匈奴开战。张骞无奈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抓住并扣留一年多。13 年后的元朔三年（公元前126 年），历经千辛万苦的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复命。虽然此行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而且这期间汉武帝在军事上已经取得重大胜利，迫使匈奴向西迁移，但自此打通了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故被称为“凿空西域”。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汉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地是位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该国是西域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盟友，在汉匈博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骞此行的任务，是说服乌孙弃匈奴而亲汉朝。尽管乌孙国尚不愿与匈奴为敌，但表示愿意与汉为友，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元封六年（公元前105 年），乌孙王同意和亲，迎娶了细君公主，标志着乌孙终于从亲匈奴转为亲汉，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汉对西域的控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并因当时的贸易以丝绸为主，故此条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这可以说是张骞统一战线之行的衍生成果，却产生了长远影响，甚至影响着当今中国与世界。

四、从万众拥戴到万众反对的王莽

西汉末年的几位皇帝，或荒淫无道，或年幼无知，把祖先创造的昌盛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导致政治黑暗、经济衰败，民不聊生、危机四伏，从官员到百姓，普遍都希望进行社会变革。

元始四年（公元4 年），先是48 万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皇帝，请求加赏王莽，继而又有公卿大臣900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九锡是皇帝赐给诸侯、大臣中有特殊功勋者的九种礼器，包括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鬯，是最高礼遇的表示。皇帝采纳了公卿大臣和广大民众的建议，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他也成为中国古代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显然，此时的王莽可谓万众拥戴，并成为朝野上下实现社会变革的希望。王莽，何许人也？他何德何能获得万众拥戴？

首先，他是孝悌谦恭之人。王莽祖籍山东章丘，是新都哀侯王曼次子。他的幼年十分不幸，父亲和兄长先后去世，跟随叔父一起生活。他的家族地位显赫，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其姑王政君更是大名鼎鼎的孝元皇后。但王莽并没有沾染纨绔子弟的恶习，“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他倾情服侍母亲和寡嫂，抚育哥哥的遗子。伯父王凤生病，他几个月不解衣带，精心护理、亲尝汤药。汉代虽然独尊儒术，但又特别重视孝道，将它作为评价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乃至选拔官吏的重要尺度。正因如此，在世人眼中，王莽是道德楷模，备受人们尊敬。

其次，他是廉洁济民之官。王莽从24 岁开始做官，由于他廉洁自律、勤政济民，加之其家族的提携，38 岁时就担任了大司马。此时的大司马，既是外朝首领，又是内辅之臣，可谓位高权重。而后，因为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他被加号“宰衡”，位居诸侯王公之上。随着官越做越大，王莽越发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尽力为民众做实事好事。每遇水患、旱灾，王莽就只吃素食。有一次，一些官员来家看望王莽母亲，见到他的夫人衣不曳地、破布蔽膝，还以为是他的婢仆。王莽的次子王获杀了一个奴婢，按律不需偿命，但他逼迫王获自杀。王莽为官以后，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了自己的车马去接济穷人。有一年夏天大旱，有些地方飞蝗成灾，王莽为赈灾救荒，带头捐钱百万，献田30 顷。满朝公卿纷纷效仿，就连太后也把自己“汤沐邑”10 个县的收入用于赈灾。王莽还将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让贫民迁居，沿途饮食及所需田宅、器具、犁牛、种子、粮食等都由官府供给。他还在首都长安城中建造五个里，有住宅200 区，让流民居住。王莽不仅在家孝、为政廉，还尽力为民造福，因而获得朝野上下的交口称颂。

最后，他是饱读诗书之士。王莽的孝悌谦恭、廉洁济民之行，根源于其好学、笃行经学之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王莽从小就勤奋好学，拜当时名儒陈参学习《礼经》等经学经典。担任大司马后，他任命著名经学家刘歆为“羲和”（主管意识形态和学术文化的最高领导人），在长安为学者建造1 万套住宅，大力研究和宣传礼乐教化。王莽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使自己道德更加完善，更重要的是想将经书中的要求付诸实践，建设一个能够造福大多数人的社会，甚至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正如他在一份上书中所写到的：“古时候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①参加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中国通史》五卷本，北京：华夏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 年。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不仅使王莽自己无比兴奋，也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同时也让广大民众深受鼓舞。显然，这时的王莽俨然成了经学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自然也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推进社会变革的改革家。

王莽深知，要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离不开权力的推动。于是，汉平帝病亡后，他立年仅2 岁的刘婴为皇太子，他自己代天子摄政。初始元年（公元8 年），王莽逼迫其姑姑、太皇太后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刘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称“始建国元年”，从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从此，历时211 年的西汉王朝结束了，王莽新政开始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王莽推行新政不过几年，就由万众拥戴走向万众反对。新朝地皇四年（公元23 年），王莽被攻入长安的农民起义军杀死，仅存14 年的新朝灭亡了。事情何以至此？除了天灾，这还要从王莽的惠民新政内容去分析。

第一，改革土地制度，实行“王田制”。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导致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手中，大量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变成流民，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针对这种土地占有不公现象，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具体规定是，一对夫妇耕地100 亩，不足的由官府补足。王莽推行“王田制”的本意是消除土地占有不公现象，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因为这项制度触犯了土地所有者特别是大官僚的核心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顽强抵制，根本无法落实，很快就废止了。

第二，改革奴婢制度，禁止奴婢买卖。奴婢问题与土地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西汉中后期，随着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很多失地农民不得不卖身为奴。而且那时的奴婢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他们和自己的子女都没有人身自由，主人可以像牲畜一样随意买卖。王莽认为，奴婢制度严重违背经学“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主张，因而必须废止，逐渐实现人人平等。但由于占有奴婢最多的仍然是那些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因此，他们像反对“王田制”一样，顽强抵制这项废奴政策，最终也因无法落实而废止。令王莽始料不及的是，废奴政策甚至没有得到广大奴婢的拥护。因为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奴婢依然没有获得土地，又失去先前在主人家的生活来源，成了真正的无依无靠的流民。

第三，改革财税制度，实行“五均六筦”。这些政策汉武帝时期曾经实行过，王莽又有新的发展，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消除贫富差距。所谓“五均”，就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宛、成都等大城市设立五均官，管理市场，平抑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同时民众经营生产缺乏本钱的，可低利借贷。所谓“六筦”，就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由国家控制山林川泽，私人经营其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五均”政策由于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无法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了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最终百姓难以受益。“六筦”政策则损害了众多正当商人、手工业者的利益，使他们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失去了立足之地。

王莽从万众拥戴到万众反对的教训，从统一战线角度来总结，也是十分深刻的。统一战线具有战略性，也具有策略性，还具有艺术性。战略性决定策略性和艺术性，策略性和艺术性影响战略性。具体来说，统一战线的战略性集中体现在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战略目标上，策略性和艺术性集中体现在为实现战略目标所采取举措的强弱度，推出时机的精准度，采取方式的灵活度等诸多方面。王莽的教训在于，他重视了战略性，而忽视了策略性和艺术性。称帝前，他之所以万众拥戴，是做了多数人做不到的善举，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人；称帝后，他之所以万众反对，是要求多数人（尤其是官僚集团多数人）去做只有极个别圣人才能做到的善举，同时把遥远未来才能做的事情放到当下去做，从而由惠民的愿望出发，得到的却是伤民的结果，最后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罪人。

五、士大夫群体的高光时刻和至暗时刻

王莽新政失败后，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生活安定的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人心所向。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刘秀顺应人心思汉的社会潮流，传承先祖的统一战线智慧，成功地将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转变为支持其复兴汉室的强大力量，先后击败了称霸各地的割据势力，于建武元年（公元25 年）称帝，重建汉政权，统一了全国，是为光武帝，因定都长安之东的洛阳，史称东汉。

如何安置作为昔日盟友的开国功臣，是所有新兴王朝都将面临的突出问题。光武帝刘秀借鉴汉高祖刘邦因诛杀韩信等功臣留下恶评的教训，采取了“退功臣而进文吏”的做法。所谓“退功臣”，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力（尤其是兵权），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但给予高爵、厚赏，有的还给予特进、朝请等荣誉性特权，简言之，就是生活上养起来、政治上闲起来。所谓“进文吏”，就是大量选进懂得治国安民的文士儒士，任用他们治理国家。光武帝通过这项措施，实现了向文治的转变，确立了一整套以文官为中心的体制，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士大夫群体。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驱。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创立了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太学，主要任务是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太学中担任传道授业之职的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生员来自全国各地，统称为太学生。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洛阳的太学生已达3 万多人。太学生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入仕做官。因此，太学生是士大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中后期政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普遍出现了党同伐异、任人唯亲的现象。太学生人数激增，原本官场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而选拔官吏方面的黑暗与不公，又加剧了入仕的难度。此种情况下，太学生们根本无法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他们除了关心个人前途外，还关心民生疾苦、国家命运。而这些问题，也正是朝廷中一些正直官员关心的问题，所以他们逐渐与太学生中的领袖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恶褒善，宛如污浊社会中的一股清流，故而被称为清流派士大夫群体，并且在社会上获得了声誉和尊重。据史料记载，东汉后期著名将军皇甫规，不怕勇猛的羌人，不畏权势遮天的官僚，但独惧清流派的名士。有一天，一个名叫王符的年轻书生登门拜访，他“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6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1643 页。，原因很简单，王符是清流派的名士。可以说，这是东汉士大夫群体的高光时刻。

在东汉的官僚体制中，与士大夫群体并重的，还有两个政治群体，一个是外戚群体，另一个是宦官群体。所谓“外戚”，指皇帝的母亲和皇后方面的亲戚。皇帝年幼时，外戚往往干政擅权，成为一股十分强大的政治势力。所谓“宦官”，是指男子失去男性功能之后，在宫中服侍皇帝与后宫的阉人。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两千多人，他们深度干预政事，俨然成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延熹二年（公元159 年），汉桓帝刘志借助宦官的力量，铲除了权倾一时的外戚梁冀，多名宦官因功封侯，标志着东汉进入宦官专权时代。这些宦官倚仗皇帝的宠幸，飞扬跋扈、为非作歹，被士大夫群体视为万恶之源，成为士大夫群体批判和抨击的主要对象。

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著名清流派旗帜性人物、司隶校尉李膺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该犯的父亲叫张成，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李膺审理此案期间，恰逢皇帝颁发大赦令，但李膺并未按令放人，而是毅然处死了这个杀人犯。原因很简单，张成是宦官们的座上宾。张成在宦官的支持下上书皇帝，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结党营私、诽谤朝廷、惑乱人心。对于皇帝来说，群臣如果结党营私，会对皇权造成重大威胁。所以，汉桓帝听信了宦官们的说辞，把清流派士大夫群体称为“党人”，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搜捕，李膺等数百名“党人”陷入牢狱之灾。所幸在太尉陈蕃、外戚窦武等朝廷重臣苦苦求情下，汉桓帝大赦天下，李膺等人幸免于难，但却被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就是东汉历史上首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公元167 年），汉桓帝病亡，13 岁的汉灵帝刘宏即位后，朝廷重臣重新洗牌，窦太后的父亲窦武和本属清流派官员的陈蕃受到重用，分别担任大将军和太傅。他们精诚合作、用心辅政、任用贤良，特别是为李膺等“党人”平反昭雪，促进了清流派群体和外戚群体结成同盟。如果说以前清流派群体同宦官群体的斗争主要是批判和抨击的话，那么，现在则是试图彻底铲除这股黑恶势力，并且取得了以窦武为代表的外戚群体的支持。建宁元年（公元168 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日食天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代人们观念中，这是上天对皇帝施政不当的谴责。窦武、陈蕃等人立即借机上奏，称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统统革职，全部绳之以法。这个奏章是呈送窦太后亲阅的，然而，太后身边的宦官当时就偷窥到了这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时并无恶行的宦官被激怒了，他们怒吼道：“为非作歹的宦官固然该杀，可是我们这些人并无罪过，为何要被族灭！”生死关头，宦官们团结起来、连夜行动，软禁了窦太后，劫持了汉灵帝，又以皇帝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组织军队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且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自杀。陈蕃闻讯后，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80 多人冲入皇宫抗争，最终被害。随后，在宦官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缉拿“党人”，李膺等百余名清流派士大夫被处死。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族内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的第二次“党锢之祸”，也是士大夫群体的至暗时刻。

在东汉三支重要政治力量中，清流派士大夫群体和外戚群体联合起来，并没有取得反对宦官群体的胜利，原因何在？统一战线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具体包括：巩固自己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分化敌对力量。窦武、陈蕃结成的反宦官联盟的失误在于，不加区分地把所有宦官作为打击对象，促使原本不睦的宦官们团结起来，并利用在皇帝、太后身边服侍的优势，及时掌握情况全力反击，从而转危为安。由此可见，打击面要小、团结面要宽，这是统一战线智慧的真谛。

六、太平道与黄巾起义

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李耳，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著有《道德经》，一向主张无为而治。西汉前期的统治者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令民众思念的“文景之治”。不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上升为国家的主导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不再被官方重视，但是在民间仍然具有广泛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对推动道家学说向道教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先是在西汉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将老子思想与谶纬学说相结合，同时披上神话的外衣，编著了《包元太平经》一书，献给了朝廷。鉴于该书提出汉家气运已完，应重新受命于天，故朝廷以其借鬼神欺上惑众的罪名，把他关进了大牢。继而在东汉汉顺帝时，又有齐人宫崇向皇帝奏上方士于吉编著的《太平清领书》（又称《太平经》）。该书有120 卷，内容繁多，主要是重新构筑了天人合一思想；勾勒了一个平均、平等的理想社会图景，提出了一套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术；提出了修道者的修身养性术，强调人们只有信修正道，才能断除灾异而得道成仙。因有人奏称该书“妖妄不经”，便将其封存在了皇家的书库里。汉桓帝时，著名方士襄楷又向皇帝推荐这部书，皇帝依然未予重视。

与汉代统治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冀州钜鹿（今河北巨鹿）人张角，却对这些书特别是于吉的《太平经》如获至宝，并据此创立了一个道教组织——太平道。张角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不能不说到东汉后期的形势。这个时期，旷日持久的对西北羌人的战争，给东汉王朝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百姓带来无尽痛苦；战争之外，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黎民贫病交加、走投无路，于是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据统计，汉桓帝时流民竟达数十万户，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愤怒的流民到处暴动，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从汉安帝到汉灵帝的八十多年间就有近百次，严重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治，因而每一次都遭到残酷镇压最终都失败了。胸怀推翻东汉王朝黑暗统治大志的张角，认真分析了这些暴动失败的教训，认为主要是缺乏组织、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因而决定进行全新探索。他利用《太平经》，成立太平道，将广大流民和其他穷苦民众团结起来，体现了他独到的统一战线智慧。

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 年）春，一场瘟疫席卷中原，其中冀州又成为重灾区，死亡无数，百姓惊恐万分。年轻时学过医的张角，利用给百姓义务看病的机会，宣传太平道，发展信徒。他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治病方式，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他亲手配制的符水，即可病除。说来也奇怪，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确实转危为安。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慕名前来找张角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张角乘机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太平世界，那里“人人无贵贱”“食辄令有余”。这对饱受官吏盘剥、极端贫困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于是纷纷加入。很快，太平道的势力遍及八州，信徒多达数十万人，成为一支十分重要的社会力量。

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司徒杨赐急奏汉灵帝，提醒重视太平道的潜在威胁，并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简言之，就是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尽管这是一份十分重要且极具眼光的奏章，但并未进入汉灵帝的视野，相反却引起了张角的警觉。他加快了行动部署，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将全国太平道信徒分为36 方，大方1 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名首领，以便动员组织信众。

光和六年（公元183 年），是气候变化十分异常的一年。按照当年流传的谶纬，这是国家将出现变乱的征兆。张角适时发出了发动起义的战斗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代表东汉腐朽政权，“黄天”代表太平道理想社会，“甲子”是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农历甲子年（公元184 年）。甲子年正月，因太平道中有人向官府告发暴动计划，张角宣布暴动提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就此爆发。东汉末期全国共有13 个州，起义波及京师洛阳周边的8 个州。这些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攻打城池、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囚犯，给东汉王朝地方机构造成重创，并对京师洛阳构成重大威胁。但是，由于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虽然人数众多，但缺乏军事素养，且由于提前起义，各方之间未能有效协调配合，容易被各个击破。所以，随着汉灵帝组织官军反击并稳住阵脚后，黄巾军劣势凸显，南方战场战败后，北方战场因张角突然病逝，也于当年11 月失利。黄巾起义虽然被血腥镇压下去了，但也严重动摇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致其陷入了乱世泥潭。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利用宗教发动的农民暴动，标志着宗教作为一支重要社会力量走进了中国政治舞台，正确处理与宗教的关系成为摆在此后历朝历代统治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成为实施统一战线战略必须关注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