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数字化生存

张胜男

【摘    要】21世纪以来，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甚嚣尘上，人类社会因此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作为一种新传播技术范式，智能算法推荐技术能够在超载的数据信息中为个体用户进行对象化选择和供需匹配，极大地满足了用户体验和需求。然而，这种工具理性下的技术统摄却引发了主流意识的异化，甚至使得主体异化于本性，屈从于数字统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其开放性、超前性以及科学性发挥着理论指导作用，与社会活动的全新语境、技术、辖域以及视角有着密切的谱系联系以及原理勾连。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强大生命力昭明了智能算法推荐技术范式下的主体如何进行数字化生存以形塑算法认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智能算法推荐技术；新传播范式

大数据手段搭载互联网技术快车日益成为破解传播奥秘的密钥，如今智能算法推荐技术更是全面进入人们的生活，数字化生存成为社会常态。尽管这种依托于先进技术的生存形式和信息获取方式弥补了人的认知有限性，但是依托他者的信息源主体的理性表达和认知存在被裹挟的可能性。算法的指引和侵袭之下，很容易导致工具理性的脱轨、信息传播机制失范以及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等一系列负面影响，最关键的是作为主体的人被数字异化，逐渐淹没于信息流之中。当主体扩大，这种普遍的生存状态会转化成集体的被控制。为了探析这一现实状况，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寻求出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自《共产党宣言》在欧洲问世以来，就伴随着工人革命的起伏贯穿于新闻传播实践之中，为如今的数字化传播以及数字化生存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从智能算法推荐技术探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超前性

智能算法推荐技术是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一种新方式，主要是指“一种通过对信息内容进行标签化处理，对用户进行画像，利用隐语义模型建立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实现个性化的推送的信息分发方式”。[1]算法推荐实现了个性化需求和海量数据信息之间的匹配，这种精准投送的传播范式因其突出的效率优势被广泛应用于更多平台，而人们每天都依存于数字平台，因此不自觉地进入数字化生存状态之中。

（一）智能算法推荐技术作用于作为主体的人

从计算机技术路径看其运作原理，智能算法推荐技术涵盖了复杂的算法实践、数学模型以及公式推导，我们很难掌握这项技术的各项侧重面以及执行方式，但是其基本的技术运行逻辑是明确的，其本质就是围绕“用户价值主导下的场景化适配”[2]，这种适配现象面向内容生产端和用户端，从中架构起传输桥梁。这种技术逻辑可以轻易蔓延到日常生活中，并且引发人们认知模式和行为的嬗变。人们仿佛不用再花费任何力量去寻找可用信息，只要借助算法推荐便可以自动被信息寻找到，获得精准化的推送。

从这一技术出现开始，它就具备了非中立的价值，体现了明晰的权力本质。智能算法推荐不仅是一套机械的技术代码和固定程序，还是包含“算法、團队及其新闻价值观在内的一整套系统架构”[3]。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由社会权力操纵的社会产物，而并非一种单纯的工具。当这项技术带着商业经济所带来的原初动能并且和资本之间不断进行勾连，无序的资本注入和社会关系的参与为这项技术蒙上了权力的外衣。这种预设性立场将会直接导致客观的结果，即派生权力妄图控制以及垄断话语权和利益所得。算法沿袭着人预设的价值偏见，并且在数据发酵中不断扩大从而影响社会秩序。尽管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没有这项技术，但是它们都指向依托于软权力的社会存在并作用于人类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具备将人的权利还给人的能量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关于“新闻媒体性质、功能、运作和新闻传播活动、规律的观点体系。”[4]188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中以论证创办的《新莱茵报》为主要内容，点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报刊应该体现党的立场以及维护人民利益的直接作用，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坚决的斗争意识从而为革命事业服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下，如今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统摄下的数字传播方式要引导技术发展为意识形态建设服务，发挥好数字技术的传播能力、互动张力以及发展活力。

同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广阔范畴。新闻传播媒介除了被赋予斗争和革命的功能，更表现了一种规制笼罩，钳制人们的思维和主体意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讨论的正是这种在钳制意识语境下的权术，并以其锐利的目光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黄昏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也推崇和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重构与重述”。[5]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我们可以抽离传播媒介本身，发现资本通过操纵技术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辨别资本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所扮演的角色。

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超脱了单纯的对传播功能的讨论，而是通过一种对话思考的形式探究社会实践的现实以及内在规律。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与存在的前提是社会中人的存在，充分表现了人的体验状态。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寻数字化生存状态仍是关怀人类主体的表现。信息时代的人们仿佛成为一串串数字符号就可以被概括的透明体，也正因如此，智能算法推荐技术通过智能适配控制了用户认知世界的媒介。这种情况下，数字化生存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具备将人的权利还给人的庞大能量。

二、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发纠治智能算法推荐技术传播

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视角观察当代社会数字化传播的种种问题，对纠治算法推荐技术的资本逻辑，关注用户主体的数字化生存状态，都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真实性，纠治信息泛滥

直观地看，智能算法推荐存在明显的算法失当问题。这种技术缺陷在后真相时代表现得尤为凸显。“后真相”一词形象地表明了信息时代的传播难题，也就是网民们的共识主要依赖于科学与事实的舆论狂欢，这种认知直接影响传统媒介，并导致理性精神的瓦解。尽管技术赋予每个公民一个“麦克风”，然而公众具备的甄别能力和专业知识是有限的，大多数人仍然只会选择符合自身利益和价值取向的信息，真正的新闻信息黯然退却。

这种环境下，庞杂的单向度信息会冲击主流意识，那些能够保证信息真实性以及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可信度的传统新闻反而被轻视，主流媒体的信息难以深入大众之中。因此，要以坚持新闻的真实性为首要原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分关注新闻真实性问题，在长期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深刻认知到新闻真实性的意义所在，这是一种对事实尊重、理智及冷静的态度。如果新闻本身缺乏真实性，那么探讨价值判断也就丧失了意义。事实上，除了客观存在本身的真实性以外，认知和评价是具有主观性的，要坚持立足客观事实以及形成公正评论的辩证统一。

（二）坚定政治立场，确保正确方向

智能算法推荐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会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出更高精度的运算能力，然而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他们借助这一平台实行文化入侵和科技压制，妄图将资本逻辑散布于方方面面。如此，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在异化中失衡。算法推荐技术给予大众的“拟态环境”在消解价值理性，算法本身应该承担起伦理责任，考虑到所涉及的社会影响及公众利益，更进一步，应利用价值理性约束算法推荐。现实中，资本主义国家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利用智能算法推荐系统移植负面信息，将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念依附于技术之上，从而妄图侵袭他国意识形态，迫使成为他们的价值观念的顺从者。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国家意识形态等立场，成为新闻工作的重要目标指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其鲜明的人民立场，具有鲜明的党性。因此我们提倡主流媒体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其目的就在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三）改变议程设置，强化舆论引导

智能算法推荐技术利用碎片化的传播方式，消解了元叙事，让人们不再适应严肃的叙事方式。个体沉溺在自我化的微型叙事中，排斥语境化和结构化，更加难以适应宏大叙事所带来的约束和压迫感。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商品拜物教原理，当商品经济扩张到一定地步，每个人在无形中被商品以及货币所量化甚至沦为生产的一部分，消费主义侵袭了人们的大脑。然而，信息时代的这种统治对象变成了无法触摸的数据以及信息，人的主体性被侵蚀的事实没有发生变化。

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认为，用户对于某个问题的关注度与平台所提供的推送频率和强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平台可以通过设置议题来影响人们心目中的话语权重，在这样的顺序排列当中就掌握了议题设置的主导权。智能算法推荐技术受利益裹挟影响议程设置，让主流话语遭到挤压，甚至为了增加用户黏性而推送负面信息。

因此，必须让主流价值观和主流媒体强势介入其中。如果将主流价值观置入算法推荐平台，那么主流价值观的权重自然处于优先级，同时将算法推荐和人的主体性结合起来，发挥价值纠偏功能，在实现人机协同的基础上净化网络生态。

三、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摆正数字化生存状态

通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真实原则以及责任原则等来实现纠偏，最终要通过新闻以及传播工具关注主体的生存处境，以更加宽广的视角体现其作为主体性的价值所在。当今时代，数字化生存方式全面介入人们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重构话语体系以回归人类主体尤为重要。

（一）重塑主体认知，适应数字社会

整体而言，马克思认为人可以从事审美等一系列实践活动，而动物没有这种主动行为。在他看来，人类区别于动物生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自由自觉性，社会历史性以及主体合目的性，也就是人具有独特的主体需求。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包含的人的话语表达权，另一方面坚持从本国现实出发摆正数字化生存状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6]

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让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融于现实实践之中，无论是从业者、行业自律组织以及用户都应该在数字社会中承担起自身的责任。

（二）展望主体解放，破除数字异化

当影像、感知、科技以及想象等一系列关键词融入现代传播之中，我们不禁要问，以怎样的姿态才能平衡主体在复杂的客观对象中的存在。就现实状态而言，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水平能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料保证，精神生产活动得以进行。信息的提供和人类需求之间达成平衡，真正符合主体价值的传播也得以发生。由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这种现实状况之下更具价值，在他的理论支点上人文工作者及更大范围的公众都应该延续其精神，真正破除数字异化，促使信息为主体服务。

注释：

[1]刘鹏，王坤.“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应对[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4）：35-43.

[2]喻國明，韩婷．算法型信息分发：技术原理、机制创新与未来发展[J]．新闻爱好者，2018（04）：8-13.

[3]张志安，汤敏.论算法推荐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J].社会科学战线，2018（10）：174-182.

[4]陈建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J].当代传播，2016（06）：7-14.

[5]林克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体验哲学的谱系勾连[J]．现代传播，2018（10）：14-18.

[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

16825558．htm．

（作者：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