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盟誓”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历史、记忆与边疆现代化视角

谷家荣

(云南师范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1950年岁末,从北京观礼国庆盛况返回家乡的少数民族代表在普洱红场隆重召开兄弟民族代表会,立碑盟誓,签名誓言“一心一德,团结到底”,书写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伟大历史丰碑。70余年来,签名代表忠心誓言,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盟誓精神为巨大感召力,更加友好地交往交流交融。新时代,深入调查签名代表所在村落的团结发展实际,可以记忆传承精神文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高质量推进边疆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丰碑:普洱盟誓碑诞生记

新中国成立的头一个周年,为团结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中央决定邀请全国各少数民族代表组团到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云南省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积极响应号召,第一时间将中央指示传达到地方州市。经多方努力,据守祖国南大门的云南普洱专区地委共组织动员了35名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当时,南境路途艰难,代表们分两路骑马走山路,前后二十多天时间方才来到省城昆明。1950年9月14日,“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1](P18)第一批代表从昆明乘机飞抵重庆,再转机飞往北京。1950年10月1日,各族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盛况空前的国庆大典。此一幕,自此成为每一位少数民族代表刻骨难忘的荣光事。10月3日晚,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代表。李维汉同志引介,毛主席握手云南代表召存信说:“召存信同志,你在解放西双版纳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我知道了,你很年轻嘛,希望你跟着共产党走,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边疆。”[2](P129)大会开始,当召存信和末代傣王刀世勋向主席献礼象征傣族传统封建王权、闪烁着金光宝气的金伞时,毛主席又一次握手说:“谢谢西双版纳各族人民,我相信解放了的西双版纳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的。”[2](P129)这次北上,各族代表还先后参观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名胜以及先进生产行业,深刻体会到祖国朝气蓬勃的发展新势态。

赴京观礼为创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奠定了扎实思想基础。观礼代表带回了毛主席的指示,普洱兄弟民族大会上,地委书记张钧提议让代表们先传达主席的指示。代表大会正值跨年元旦,依照代表提议在红场举行了庄重的剽牛盟誓仪式活动。48位同志共同签名写下代表普洱区26个少数民族的铮铮誓言:“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其后,誓言书刻于石碑,立红场一角,成为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酿下的至佳善果。这次大会取得了丰硕收获:“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有了基本的认识,打开了民族团结的大门;对新中国有了初步认识,增强了爱国观念;对改善生活的要求提高了;树立了民族平等和做国家主人的思想;消除了隔阂,渴望团结的心情十分恳切。”[3](P98)“增进了代表们对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信任,增强了对党对人民政府的拥护信赖。”[4](P110)2001年,为更好地保护文物,当地政府将誓词碑迁至宁洱县城北的中山公园,置六角亭以护之,改扩建的中山公园也因此被命名为“民族团结园”,成为珍藏“新中国第一碑”的永久地。

二、识探:普洱盟誓碑签名代表考

盟誓碑签名代表的真实身份曾经相当长一段时期未得全知。签名代表的年龄大小和民族身份前后不一致,当时个别代表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写,加之受特殊年岁影响,盟誓碑还被长期埋没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沦为过往行人踩踏和妇孺搓衣洗被的“冷石”。原普洱民族团结研究所所长黄桂枢先生算是最早着手考证签名代表身份的人。1994年,他在《民族研究》期刊发文《论云南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说:“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有傣文、拉祜拼音文、汉文名字的共四十八人。由于无籍贯、民族、身份文字资料,给考证研究留下了一个难题。……碑上的签名者有的因不识汉字,请人代签,故出现了碑上的签名与赴京代表名单及会议主席团成员名单姓名汉字不一致的情况,又因少数民族,汉字音译不太准确相同,而他们之中有的人有几个名字,他人代签出来的汉字只是字音相同或相近,而音译不同,所以出现一个人几个名字或几个同音汉字,其实是一个人。”[5](P106)黄桂枢先生在考证中还发现作为会议主席团成员而尚未签名的有地委代表史捷和宁洱县哈尼族布都人代表李民珍两个人。其考证使多数签名者身份得到确认,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然年岁久远,加之可考资料又非常缺乏,黄先生笔下给出的个别代表身份仍存疑点。

这事引起了西盟县乡村小学教师鲁国华的观注。1983年调县委宣传部工作之后,鲁国华老师就一直抓紧寻访赴北京观礼的在世老人,他特别希望通过亲历者的口述去深入了解历史事件经过,以此达到精准考证签名代表身份的目的。走乡串户,鲁国华深入家访了30余位当事人,工作异常艰辛,但苦后甘甜,每一个人的口述资料都成为见证和记忆历史大事件的优质素材。其中,傣族代表刀卉芳老人完整讲述了当年和弟弟一同前往北京观礼的经过,她说:“我与其他兄弟民族代表一起喝咒水盟誓,并在盟誓碑上签上了我的名字。从此我牢记这庄严的时刻,决心跟着共产党,为家乡民族团结及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工作。”[6](P57)此后50多年,刀卉芳女士始终身体力行践行誓言,以实际行动团结带领民族群众努力建设边疆。走访中,鲁国华还意外获得《俸郁清笔记》这份珍贵的日记手稿。日记稿记录了普洱民族代表赴京观礼的详细经过以及各族代表互赠寄语留念的大小事,是我们研究普洱盟誓精神文化不可多得的优质资料。此外,尤甚可贵,通过走访,鲁国华老师还准确考证少数民族代表“黄窝梭”和“黄阿督”的真实身份,为我们解开了“黄窝梭不是黄阿督”的谜团。概言之,相比黄桂枢先生,鲁国华老师用以核证签名代表身份的第一手资料更为翔实,论证的结果也更为可信,他不仅拓展了有关盟誓碑的文献史料,还首开签名代表个人生活史研究的创新理路。

签名代表生活史研究视角影响一批青年学人,走访亲历者成为大家共同的旨趣。签名代表中,方有富、李万学和肖子生三位老人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边区革命,亲身见证边疆中国的繁荣发展,故而深受后学者敬重。2003年,白仲才登门拜访方有富,清楚知悉了方老人从在景谷县当民兵到参加兄弟民族代表会及团结碑签字盟誓的翔实过程。方有富老人一生以誓言为精神向导,用自己在部队所学专业技能团结带领乡民筑路拉电,改造千亩良田,致富奔小康,以实际行动见证当年的庄严承诺。时隔多年,当靳卫平再次到访这位老人时,他较以前更念想过去经历的事情,话语更聚焦当年普洱红场剽牛盟誓那件激动人心的大事。方有富老人表达愿望,希望通过口述将历史事件呈现给后人。江建华上门走访李万学,让他感受最深的是八十高龄的老人对数十年前普洱召开首届兄弟民族大会的事记忆犹新,李万学老人说:“这次大会,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思想上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对我的一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7](P50)其后生活,李万学老人也确实真正做到以实际行动践行“永远跟党走”的誓言和不变信念。

岁时更替,签名代表进入高龄病逝高峰期,回访当事人越显急迫。2016年,时任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校长的王德强教授遂以佤族代表肖子生为对象,组织团队成员对他进行深入回访,最终编写出版《亲历与口述: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一书。书中,肖子生老人回忆起几十年前亲历的大事说:“在看到国庆典礼上的表演后,我激动得什么都不会说了,只知道不停地鼓掌、不停地掉眼泪。没有想到我们的国家如此繁荣,如此团结,并发誓要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8](P37)通过对肖子生的细致访谈,在全面系统掌握普洱专区民族代表北京观礼和创立民族团结誓词碑事实的基础上,课题组基于肖子生老人的个人生活史和口述事实,以亲历者的话语为资料,详细论述了新中国首次北京国庆观礼盛况和首届普洱专区兄弟民族代表会的诸多细节,既增补了大历史事件的实证资料,又充分肯定了北京观礼、盟誓建碑后各少数民族代表以生命践行誓言的伟大历史功勋。相较前人,王德强教授组织撰写的这本口述史著作更具学术研究价值。

三、纪念:普洱盟誓“再记忆”

历史与记忆是一对永远留存辩争空间的一对概念范畴。法国著名思想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任何记忆都“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历史完全服务于记忆,“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历史记忆“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9](P68～69)普洱专区民族代表赴京观礼以及回乡召开大会盟誓立碑,至今仍具有强大感召力,关键在于存在一个多重力量共同创构的记忆的“社会框架”在持续发挥作用。

(一)官方纪念增进历史记忆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云南边疆民族共同创立的象征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物。“选派各族代表以其少数民族身份赴京参加国庆活动,这一政治符号的生产极具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其背后表象着多元的象征和意义,承载着多维度的政治意蕴和政治主张。”[10](P10)誓词碑诞生以来,为凝聚民心传承记忆伟大精神,云南省委、省政府以每十年为一个大历史周期,在每一个重大时间节点都会联合普洱地方政府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以此增强人们的历史记忆。1991年,立盟誓碑40周年,普洱专区政府举行第一次大型纪念活动,会议邀请了当时仍健在的签名代表召存信、刀卉芳、张翰臣、张绍兴、马朝珍、方有富和肖子生7人参加。地委书记张宝三在大会上作了题为《继往开来,团结进步,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而努力奋斗》的主题报告,他强调指出:普洱民族盟誓碑是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取得胜利的物证,是进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教材。这次大会正式将每年元旦确定为“普洱民族团结活动日”,印制发放《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号召边区各族人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建国以来形成的各民族互相依存、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大好局面,识大体,顾大局,坚持民族团结,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让我们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团结得像亲兄弟一样”。[11](P346)2000年,普洱市政府在新落成的民族团结园举行建碑50周年庆典,邀请签名代表召存信等9人参加。大会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普洱地区各族人民大团结和边疆繁荣发展的理想情景,倡议边疆各民族“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2011年,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60周年纪念庆典。受邀参会的签名代表只有肖子生、方有福和李万学3人。此次大会的内容十分丰富,庆典活动异常隆重,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带着党中央、国务院对边疆人民的亲切关怀来到现场庆祝。与会代表重温民族团结誓词,共饮同心酒,呼吁云南各民族永远像一家人一样,团结一心,永远跟党走,为建设富强、幸福的大家庭努力奋斗。2021年,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70周年纪念大会。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勇在大会讲话中指出,“誓词碑精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精神财富”,“云南各族人民的伟大实践,深刻揭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2](P13)依照惯例,与会代表还重温了誓词以增强民族团结思想意识。其间,云南省政协正式将民族团结园列为干部学习教育实践基地。

总之,官方每次举办大型庆典都是民族团结的再教育,加深各族人民对“普洱盟誓”的集体记忆,激起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增进国家情怀,从而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胜信心。此外,官方每一次的纪念活动也是民族团结的一次大展示,各民族在形式多样的庆典活动中大大增进团结发展的公共知性。

(二)签名代表作为记忆权威

签名代表对经历的历史大事件有极强的记忆权威。北京国庆观礼和普洱兄弟民族代表大会“植造”了签名代表永远同心祖国的思想意识,这种意识在其后的社会生活和工作中又进一步加深记忆历史事件的“社会框架”,不断丰富盟誓精神的文化内涵。就签名者个体而言,国庆观礼与誓言立碑的亲历会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中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历史记忆深刻影响个人生活甚而直接改变其个人的生命历程。一方面,赴京观礼代表备受瞩目和中央领导关怀,亲身体会当家做主、民族平等的权力滋味,心理上彻底转变思想观念,要“一心一德”跟党走。另一方面,通过观礼和观光,民族代表亲眼目睹新中国军备力量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气象,强大的中国形象深入人心,从而深刻影响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13](P29)如普洱专区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召存信先生讲话时就真诚表达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民族政策就没有各民族幸福生活”的心声。召存信先生担任西双版纳州州长40余年,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老州长”,其言其行,深得百姓信任和拥戴,在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心中始终享有崇高威望。所以,2015年“老州长”病逝时,云南省委印发《关于向召存信同志学习的决定》,指出:“召存信一生忠诚党的事业,心系人民群众,维护民族团结,无私忘我奉献,是西双版纳州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压舱石’,无愧为忠诚于党的好党员,无愧为维护民族团结的好干部,无愧为傣族人民的好儿子。”[14](P25)签名代表的记忆之所以权威,根本一点在于所经历的事件对心理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人至晚年,佤族代表肖子生不止一次地说:“再次站在民族团结誓词碑前,我的内心也是一阵阵地思绪万千。……剽牛、喝咒水、盟誓立碑的场景一下子涌上了心头,禁不住掉下了眼泪。”誓词碑65周年大会,肖子生老人赠送了一面写有“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锦旗,以此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

(三)社会记忆之“场”

记忆意识主导的纪念行为往往具有程度不一的社会生命力。纪念仪式本身是开放和可塑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曾用“记忆之场”来表述历史记忆的后天性,认为“重要的不是过去强加于我们什么,而是我们投入了什么”。[15](P42)普洱盟誓碑签名代表对过去历史的口述记忆逐渐形成地方社会文化,代际传承,增进人们对普洱盟誓精神的再记忆,尤其是官方举办的大型庆典,每次都对民众进行深刻再教育。今下,民族团结深入人心,作为实在的“物”,盟誓碑已承载了民众太多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它早已成为云南边疆各民族团结的最好见证之物,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一直不断地构筑着边疆人民的社会记忆。此一实在之“物”,便是一个凝聚大众民心的记忆之“场”。去往年岁,为更好地传承记忆,云南编拍了多部反映这一真实历史题材的优秀文艺作品。如民族歌舞剧《云海丰碑》、纪录片《丰碑》、电视剧《金凤花开》等,从不同角度展现民族团结、中央访问团到云南和创立民族团结碑的大事件,聚焦目光,再度深刻牢固民众的历史记忆。此外,相关主题的小说作品也兴良好势头。除了《拉勐》《七日》等优秀作品外,2018年,靳卫平追访方有富、肖子生和李万学老人撰写出版的《风雨盟誓碑》,以半小说体形式更加丰满地还原了普洱民族代表大会及剽牛盟誓活动,学界可谓又多添一部良著。更可贵,2022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前副主任吴仕民先生,基于真实历史素材创作的小说《剽牛立碑》,更把云南边疆民族盟誓立言“跟党走”的精神上升到家国情怀的文学高度。[16]

四、发现:“盟誓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普洱盟誓精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财富。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中央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切工作的方向和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指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17]2022年,党的二十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牢记一条主线

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18](P80)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共有的精神情怀使各民族“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各族群众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19]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细致、耐心、广泛的工作以及各民族对誓言的遵守而形成的强约束,奠定了当年的普洱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一心一德’跟党走的社会基础”。[20](P7)新时代,我们传承记忆“普洱盟誓”伟大精神,就是要在巩固、维护和发展中华各民族“一心跟党走”的思想基础上,牢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守真诚、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虚心向身边群众学习,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推进铸牢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底线,更是团结边疆民族的大用之举。

(二)坚定“四观”意识

一是坚定祖国观意识。各民族共同开拓伟大祖国的辽阔疆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一层要义就是要夯实中华各民族的祖国观意识。边疆民族要甘当疆土“守卫士”,以抵边家园及其日常生活行动共同守护祖国安全。少数民族代表作为落实民族政策的领导主体,担当着落实中央民族政策制度的重任,是引领和铸牢边疆民族群众祖国观意识的精英人物,其言其行更能在人民群众中“接地气”地阐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祖国情怀。一直以来,云南都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各民族代表必须勇当排头兵,推进铸牢祖国观意识,努力维护国家利益。

二是坚定民族观意识。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历史,中华民族的优秀风采,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风采。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体”中的重要组成单元,相互离不开,再多再大的艰难困苦也不离不舍。旧中国百年抗争,中华各民族甘苦共患难,从一个自在的民族逐渐成长为一个极具凝聚力的自觉民族。当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构成的一员,任何一个民族都要乘势而上,坚定意识,相互间紧紧抱在一起,以更加团结的崭新姿态搞发展。少数民族代表是各民族最直接的榜样,在自己的民族群体享有威望,最能起到凝聚民心的作用,推进云南边疆民族工作,我们要坚定意识,有效施行国家重要政策制度,让边疆民族充分知晓国家意志,务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路径。

三是坚定文化观意识。各民族共同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精髓是集各民族文化精髓发展起来的,中华各民族共同筑造中华文化,共享中华优秀文化符号,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美美与共”的和谐大家庭。历史上,少数民族代表往往也是民族文化精英人士,他们团结和带领本民族兄弟充分发掘传统文化元素,继承传统,丰富发展更多更优秀的民族文化,不断厚实本民族的文化资源。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守的文化路径。新时代,我们应该创造更多更好的社会机会,培育和鼓励各民族精英创造更多优秀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国家再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教育,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

四是坚定历史观意识。中华民族历史内涵各民族可歌可泣的悲欢离合,各民族共同度过一道道艰难危机,最终迎来光明前程,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新时代,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观意识,以史明鉴,珍惜来之不易的团结,携手再发展。云南民族工作更应该把握好、继承好、利用好优秀的历史文化,以史为鉴,推进边疆各民族更加友好地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一家亲”意识,同心共筑伟大复兴中国梦。

(三)“盟誓精神”作为资本

誓词碑向后人昭示历史,告诉人们“没有艰苦的昨天,就没有繁荣的今天”。当年,“经盟誓习俗的整合与自下而上的认同表达,将云南各民族对党、对新中国、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决心融铸为‘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信仰,从而推进了认知、认同、信仰的升华”。[21](P68)“民族团结誓词碑记录了少数民族代表不悔的誓言和光辉形象,……这些光辉的典范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朽丰碑。”[22](P89)“盟誓精神”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优质的文化资源,是增强边疆各族人民国家意识的最强动力,我们必须牢记和利用好这一精神资源。新时代传承记忆普洱盟誓精神应坚守一个基本原则:强化各民族群体之间的“合”,弱化各民族群体之间的“分”,以更加务实友好的发展姿态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具体而言,我们要基于边疆发展实际,深挖传统文化资源,探索科学继承“盟誓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找对找准切实推进边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动力源,以“精神”助推民族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促进各民族牢固记忆伟大历史,以伟大历史记忆推进铸牢中华民族意识。

(四)签名代表“声音”作为质料

誓词碑签名代表早已成为云南普洱边区民族工作的优秀代表人士,他们生前的言行,尤其是留给后人的有关民族团结的各种“声音”,是推进边疆民族工作的又一宝贵财富。签名代表方有富一生践行团结誓言,当好普洱民族团结盟誓精神的基层宣讲员。方老人说:“要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让民族团结的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平常生活中,他经常教导身边年轻人说:“我们所有民族都是一家人,大家要团结一心,把日子过好。”签名代表李万学老人说:“我们这一辈子,都要守好这个誓言,也要让子孙铭记历史,坚定信心永远跟党走,把民族团结进步的誓词碑精神永远发扬下去。”[7](P51)李老人是幸运的,他一生忠守并践行誓言,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信心,有生之年又亲身享受到自由平等、团结发展的新生活,生活中始终不忘教育子孙后辈“跟党走”。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签名代表的“声音”及其言行一致的工作和生活,一次誓言,终生不忘。新时代,搞好边疆民族工作,我们应当积极聆听签名代表生前说讲和教导青年人的各种话语,认真理解其精神本质,以“声音”为鞭策动力,把爱党爱国的理想信念落到工作实际。

五、作为:“盟誓精神”与边疆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基于盟誓文化产生的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优质成果。云南各族人民不忘恩情,在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普洱盟誓精神为促动力,携手并进,交往交流交融,以更加团结发展的姿态同心祖国,努力提升民族团结示范创建质量。充分利用普洱“盟誓精神”过程中可重点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摸清资源条件。边疆地理环境复杂,民族文化多样,边疆与民族共同构成的地区也就是一个内涵丰富庞杂的特殊地域。因此,创建边疆民族团结示范区,首先必须摸清地域空间范围的资源条件,认清地缘条件,切实解决好边疆民族生产生活的地理条件。这是一项基础工作,但也是促进各民族团结发展的关键工作。在云南,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开启了边疆民族团结发展的崭新历史,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帮助下,地方各级政府以普洱“盟誓精神”为文化之“媒”,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的工作理念,走边疆,访基层,慰贫困群众,坚持从边区实际寻找突破口,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云南特点的民族工作模式。新时代的示范区创建,应该坚持这条工作思路,深入调查研究促成边疆民族文化特质的环境基础和地缘文化,有针对性地务实工作。

第二,推进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解决边疆民族社会问题的“金钥匙”,更是创建民族团结示范区的一条切实路径。云南边疆民族示范区创建工作,可重点聚焦三个维度:思想上,把普洱“盟誓精神”放到较高的思想高度认识,深化民族盟誓文化研究,找准推动民族团结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文化方向;理论上,深化民族团结发展原创性理论研究,创新民族工作的理论框架和解释图式,丰富拓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内涵;实践上,在科学理论和盟誓精神文化的思想指导下,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总结提炼切实可行的方案,为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提供可资借鉴的工作思路,传承记忆普洱盟誓伟大精神,高质量建设发展边疆。

第三,创建合理化共享机制。特殊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大多数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相对滞后。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我们必须凝聚力量,使各族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以一个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体加入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伟大事业。其实,作为云南的一个边境县市,历史上的普洱边区存在诸多的文化“断裂带”,民族与民族群体之间长期存在隔阂。新中国成立,从一开始,奉命到云南普洱边区开展民族识别的少数民族干部就把“团结各民族”作为核心准则,一切工作都从搞好民族关系的角度出发,尤其注重抓民族工作的“牛鼻子”,准确判断民族内部矛盾冲突,认为在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情况下,他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用做好事、交朋友方式,争取群众,不断壮大群众基础”。[23](P210)长时段回顾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普洱边区民族代表从最初的“顾虑”到后来“一心一德”跟党走的思想观念转变,笔者认为个中因由有三点,也即赴北京观礼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的亲切问候、在天安门广场亲身体验空前盛况的国庆大典以及其后到各地参观见证全国各族人民携手并进发展的真实社会面貌。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各少数民族代表决心“跟党走”的同时,也就决心要打破民族隔阂,携手共建美丽边疆。国庆观礼代表思想观念转变、盟誓立碑以及其后一生践行誓言,集中一点都体现在让边疆各族群众拥有合理化的平等的共建共享机会,这是普洱“盟誓精神”的本质内涵之一,也是创建民族团结示范区的一条基本准则。新时代,我们仍要以此为最基本的工作尺度,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创造足够多的满足边疆各民族利益需求和文化诉求的社会机会,组织动员各民族以更加饱满的姿态助力示范区建设。

六、村落调查:“盟誓精神”与边疆现代化的可能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最强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4](P21)当然,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必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经济基础和提供制度保障。边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资源更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多得的资本,不同历史时期,普洱“盟誓精神”对凝聚民心更好地建设边疆都能积极发挥作用。本质上讲,“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同一个历史性进程,而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当代形态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5](P5)新时代,如何更好地理解、把握和传承精神,团结各民族建设美丽边疆,是广大民族工作者和学术同仁必须思考的理论和现实命题。

普洱民族团结盟誓精神是云南尤其是普洱地方政府经常组织庆典活动宣讲的优质文化资源,官方媒体新闻报道类的文稿居多,很大部分追求“快捷”的学人就都喜欢停留在跟随庆典活动的过程事,增补一点大家熟之又熟的“史料”,再搅和进自己在行的专业知识来“论”文。其文论的普遍相貌,多集中在那些久远发生的极具时代标签的“前场”活动,也即普遍乐于关注普洱民族代表赴京国庆观礼、回家乡召开兄弟民族会以及剽牛盟誓立碑的过程事件,而作为“后场”的最能充分体现各民族团结发展实际的少数民族村落却始终未得到足够重视,甚至连誓词碑签名代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村寨实情也全溜出学人视野。因此,笔者认为,记忆传承普洱盟誓精神的真正力点,理当落到村庄调查这个点上。“农村调查是达到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径。”[26](P32)通过对签名代表生居村落的实地调查,我们才能在充分认识普洱盟誓这一革命精神文化入人心的真实情况,从而总结归纳精神文化助力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理论。2023年3月,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倡导全党全社会“大兴调查”之风。可以见得,实地调查研究民族村落社会,深入发掘普洱“盟誓精神”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对推进边疆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及现实状况,既符合中央关于“大兴社会调查之风”的指导思想,又可以切实推进边疆现代化建设。

(一)对象选择

从可操作化角度考虑,第一个阶段的村落调查可以选取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签名代表所在的10个民族村落作为田野调查点。首先,地域空间,可以选择西双版纳州景竜村、橄榄坝村;普洱市江城县江西村,宁洱县谦岗村,澜沧县班箐村、勐糯村,西盟县阿佤来村,景谷县联合村;临沧市沧源县班坝村;红河州因远坝村。其次,民族类型,可以兼顾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彝族、佤族和白族。再次,誓词碑签名代表身份,可以选择刀卉芳、刀应达、李万学、方有富、肖子生、拉勐、李光保、李保、罗恒富和张绍兴所生活和工作过的民族村寨。

(二)框架集成

村落调查研究框架有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先基于历史文献和签名代表口述资料陈述清楚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事件背景,再从一般性的村落客观资源和精神文化要素,聚焦誓词碑签名代表在地方村落民族团结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的角色作用及其实践成果,科学总结基层民族工作经验。操作化的具体路径:一是基于已有的历史文献、签名代表口述史,讲清楚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生命史。二是基于扎实的村落实地调查,全面掌握签名代表生居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找准村落社会民族团结发展的基础资源。三是通过签名代表口述史料,有针对性地对签名代表的亲属人员、村落民众和地方乡镇干部进行深入访谈,结合历史大事件,分析研究签名代表及其精神文化在地方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历史和现实作用。四是从民族团结誓词碑作为象征资本、革命精神及文化资本层面,调查研究村落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因。五是立足于云南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实际,理论性科学总结普洱民族工作的成功模式。

(三)多点民族志作为方法

普洱盟誓碑承载着签名代表和边疆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历史精神,调查研究签名代表生居村落实际,是为了从民众真实生活层面了解伟大精神的现实作用。这种基于微观村落来研究区域社会的学术理路,称得上在现当代社会充分诠释普洱“盟誓精神”的“黄金”方法。不过,跨越七十余年的长历史,普洱边区经济社会剧变,盟誓精神的地方表现和助力民族团结发展的形式更加多样,也应该从村落社会的“多点”意义范畴把握历史事件的精神作用力。无疑,此一现实研究,无论从实地调查研究过程,还是最终研究成果的呈现,都可以充分借鉴人类学时兴的“多点民族志”范式。这种“多物种民族志在研究方法上以人与物互视的视角来理解彼此,倡导一种多声道的叙事”。[27](P41)实际研究过程中,可以把普洱盟誓作为推进地方村落社会团结发展的精神之“魂”,阔开多学科视野,多方位观察地方民族村落发展实际,把有关誓词碑签名代表生前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少数民族村落团结发展的复合事实“满盘”纳入观察视点,“多声部”聆听签名代表的亲属人员、地方村落权威人士以及乡镇干部等人群的声音,在讲实、讲清、讲好村落故事的基础上科学总结有利于现代民族团结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研究方法,一改学界过去普遍只注重剽牛盟誓“前场”活动的传统视角,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作为“后场”的民族村落,透过历史上少数民族代表集体盟誓立碑这道极具文化象征的“前门”,直接进入到实在生活实际,可谓实质性超越了传统研究方法。书写村落民族志的时候,研究视点仍要聚焦盟誓精神在村落社会的多向度“作为”,从多主体、多视像、多内涵角度,深刻阐释云南边疆民族大团结、大发展的美丽图景。

结 语

历史之物,之所以能被后世社会长久记忆,根本因由是特殊之“物”见证了曾经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为“事”之载体,人们见物,就亲如见事,睹物便可再次巧妙“激活”过去的历史事件,新一代人的历史感因此得到加深和牢固。当然,“物”之所存储的内容,往往会随着后人的记忆不断重塑,后人知“物”之感,正是在对物的不断重释、重构和再记忆过程中逐渐成形的。这是记忆之本,也是记忆的普遍规律。其实,记忆之所以能传承,其微妙之处就在于记忆永远“活在”记忆主体的不断加工和再建构的过程历谱之中,记忆不竭,曾经的历史便恒久地存活在人们的生活日常。普洱盟誓精神之所以不竭于人民大众,关键因由正是伟大精神影响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记忆主体,“盟誓精神”化就为生活动力,使曾经的凝聚民心的历史大事件得以代际记忆,进而极具生命地建构起一个民族感情更加深厚、更加包容和合的共同体。从记忆传承的长时段看,作为“精神”之物象,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在推动民族团结发展方面完成了两次伟大使命: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族代表盟誓立碑、誓言永远跟党走这一大事件本身对团结边疆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大业的伟大使命;第二次是誓言立碑作为“精神”,对凝聚民心、团结边疆各民族携手共建美丽家园的伟大使命。推进民族团结发展的使命永远“在路上”,无论是第一阶段的历史使命,还是第二阶段的现实使命,边疆民族的实际生活始终是丰富创造伟大精神文化的第一“阵营”,微观村落调查理当成为新时代传承记忆普洱盟誓精神的理想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