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文城》的文本意图

陈文斌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余华的《文城》首次出版于2021年,距离其上一部长篇小说《第七天》已有八年之久。全书分为两个部分,“正篇”叙述林祥福寻妻前后的人生突变,“补篇”交代纪小美与林祥福结婚前后的波折经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清末民初的乱世,小人物的生死命运展现了民间生存的残酷与温情。作为余华最新长篇小说,《文城》的出版引人注目,但相关研究却还在起步阶段。当前涉及该作品主题的剖析往往锚定在内容层,由此忽略了《文城》叙述形式与作者意图之间的深刻关联。本文所要做的,恰是从文本总体叙述结构中揭示作者的深层意图。

从现有研究来看,将余华的《文城》视作爱情故事或民间传奇,显然是将该文本意义浅化了。事实上,《文城》依旧贯穿着余华有关个体存在命运的思考,始终暗含着余华对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思想的揭示,始终需要回到小说的总体结构与叙述策略中,也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分析,余华及其作品的真实意图才能显露。

《文城》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存在。在文本内部,“文城”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因而,“文城”本就是一个虚空,林祥福寻找“文城”的意义并不在于真的找到实在的“文城”,而在于找到与这个地方相关的人,以及与人相关的记忆。这种“寻找”母题并不新鲜,但《文城》从文本形式与思想内核都试图在“寻找”母题之外,重回民间立场,揭示导致民众苦难的悲剧内核。

一、榫卯结构与织补叙述

《文城》中的人物身份设定与小说结构铺展是契合的。林祥福的木工技艺了得,不用钉子就能在一天内用榫卯结构做好一口棺材。同时,纪小美心灵手巧,可织补如新。作者有意将两位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为收拾旧物的手艺人,看似随意,实则暗合对小说结构与叙述策略的设计。

《文城》的“正篇”扣留了太多的信息,以至于暴露太多“洞口”有待填补。由于作者的叙述策略就是将底本片段化呈现,读者只能在“正篇”看到小美的两次离开而不解缘由。小美为何携款逃离?为何离去复返?为何再次不辞而别?林祥福为何始终寻而不得?“正篇”将底本戳开若干“洞口”,给人残缺之感。读者始终在等待谜团的解开,但作者却无意于在“正篇”解释真相,刻意设计“补篇”来织补“洞口”,还原故事全貌。

如将《文城》视为一个寻妻的故事,显然是将整个文本的意图意义表面化了。在寻妻的行为动因背后,更为深层的动因是寻求真相。这是对空缺意义的填补需求,林祥福想要弄清楚小美两次离开的原因,由此他也陷入了寻而不得的困境。“林祥福经过很多的吊桥、浮桥、梁桥和石拱桥,沿着运河向南而行,他与冬天一起渡过了长江,此后他的行程不再是一路向南的直线,而是徘徊不前的横线,他在江南水乡的城镇之间穿梭,穿梭了二十多个城镇,也穿梭了冬天和春天。”[1]52-53时间与空间在寻找的过程中都变得苍白,一切的寻找都化为徒劳。

从叙事策略而言,林祥福的寻妻过程已经预示了终点,因此,寻找的过程注定无意义。小说开篇就交代,“溪镇通往沈店的陆路上和水路上,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叫林祥福的人,他们都说他是一个大富户。可是有关他的身世来历,却没有人知道”[1]3。既然早就交代了人物的落脚点,寻找本身只是一个架空的过程,小说最后的意义指向是“等待”,而非“寻找”。在文本内部,林祥福等待小美重回溪镇以填补生命的缺憾;在文本外部,读者等待被作者扣留的底本信息以填补遗失的真相。读者与人物一样始终在等待小美的出现,而身处文本内部的人物最终等待无果而死去。

《文城》分为“正篇”与“补篇”,两者的存在构成了榫卯结构,小说的总体架构有意识地遵照榫卯结构来布置,两者互补才能构筑总体。“正篇”缺少的信息由“补篇”来填充,也正是基于“补篇”的加入,“正篇”中搁置的叙述空隙被衔接起来从而显得合理。无怪乎作者将林祥福设定为“木工手艺了不得”[1]19,而林祥福不用一根钉子在一天内做出一副棺材正是依托于榫卯结构的机巧。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及“棺材”一事,从田东贵的棺材,到林祥福的棺材,再到“补篇”中纪小美的棺材,棺材既与死亡直接相关,同时作者在安排每个人物的棺材(死亡)时,也正是在利用叙述上的织补交代清楚人物如何走向生命的尽头。

“正篇·九”不厌其烦地叙述了林祥福的学艺过程,将木工行当中的分工与讲究叙述得颇为细致。此处,借陈箱柜之口言明:“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光要做衣橱箱匣桌椅板凳,还要学会特别的本领,就是能收拾旧物。”[1]30此处的铺垫,实现了文本内多处情节铺垫的意图:一者,收拾旧物成为林祥福安身立命、置业安家的本领,由此他可以立足溪镇,这呼应了小说开头大富户的身份安排;二者,借助这项本领,林祥福在溪镇可以探寻小美的可能居所,给予了寻找路径的合理性;三者,失去小美的林祥福本就不再完整,寻找另一半,让生活重回过去美好成为他的人生诉求,收拾旧物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存在状态。

木工、榫卯、收拾旧物,这些字眼看上去还只是情节上的巧合,但共时性地看,总体结构上的“正篇”与“补篇”明确地在建构两个模块,两者的存在可以实现榫卯的契合。同时,历时性地看,沿着叙述流,“正篇”暴露出来的诸多“洞口”都随着“补篇”的展开得到一一修补。这种织补叙述修复了原有的底本缺漏,还原了故事的总体与真相。

榫卯结构与织补叙述是技巧上的有意为之,正补的契合与叙述的填补都是为了服从讲故事的目的,这样的叙述策略实际上是为了建构两套不同的道德标准。“正篇”与“补篇”不仅相互依赖以成整体,而且相互冲突形成道德伦理上的冲突。孰是孰非不再基于一个人的视角,道义真相有待不同价值标准的冲突解释。因此,榫卯结构与织补叙述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操作,更透露出余华小说创作的深层意图,且这种意图支撑了《文城》的主题指向,即不同道德观的矛盾冲突并不阻碍其合理共存,这就是民间生态的复杂本质。

“正篇”部分聚焦林祥福的人生轨迹,读者看到的是小美的欺骗、携款潜逃、再次欺骗、丢弃女儿,林祥福成为彻底的受害者,而他的坚持寻找、吃苦耐劳、英勇赴义都显得道德完备,即使是寻找私窝,也通过其性功能的丧失抹去他私欲的道德亏欠。“正篇”中的林祥福在道德上没有缺失,而生理上的性能力缺失与生活中失去小美是同步的,正是因为小美的离开,家庭结构不再完整,林祥福将自己的一生投注到寻找与等待中,这些行为都是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在起作用。

“补篇”部分重叙了另一套道德标准,这套标准从小美的立场出发,自有其合理性。小美的童养媳经历使她一直处于缺爱状态,“眼睛里已经没有金子般的颜色”[1]250喻示了小美自身的不完整性。在小美的道德伦理中,谁对她有爱,她就爱谁。阿强的离家出走填补了小美对爱的缺失,因此,两人共同远走他乡就是对过去压抑生活的逃离。追寻美好生活的主体亦有可能摧毁他人的美好生活,这就是《文城》在书写的辩证观。小美虽已与阿强成亲,但与阿强分离后,她与林祥福相依相伴,“当林祥福去田里查看庄稼回来,站在她面前时,她的思绪就会从阿强那里跳跃出来,来到林祥福这里。……在担忧阿强的时候,也在等待林祥福从田里回来”[1]296。如此种种,感情的变化表面上是爱情不忠,但结合小美作为童养媳的身份,以及被家人抛弃的命运,接受林祥福的爱和接受阿强的好是一样的。这两个人都是为了她,也正是为了她,她才愿意以身相许,这是身体作为商品的童年经历所造就的。小美离开林祥福,回到阿强身边,也是在维系她自己的家庭伦理道德。

在“补篇”中,小美内在的道德价值依旧是向善的,“林祥福把一切给予了她,她却偷走林祥福的金条,又带走了林祥福的孩子,她心里充满不安和负罪之感”[1]302。基于道德亏欠,小美做出把孩子送回去的决定,她甚至不畏死亡,自言:“即使杀我,他也会等到孩子生下来。”[1]303人物的悲剧性在背叛的痛苦中呈现,童养媳的痛苦经历、远走他方的被迫逃离、丢弃女儿的无尽思念,使得小美本身也是值得同情的弱者。

“正篇”与“补篇”填补清楚因果关系,双方都在为最初的家庭负责,也都在为别人而活。两个主要人物在各自的篇章中秉持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在榫卯契合中将各自的命运交叠在一起,最终只能以死亡为结局断开两者之间的羁绊。如果说“世事难料是《活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2],那么《文城》传达的一个主题就是因果轮回。《活着》将个人抛掷在时代动荡的历史变局中,展现个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悲剧困境;《文城》试图在不可逆转的时间流中,交叉两段人生,展现双方如何成为导致彼此悲剧的根源,这是一种相互羁绊的宿命式悲剧。历史、命运、他者在不同层面导致了个体悲剧,而渺小的个体永远无法挣脱出来,这就是余华小说的悲剧内核所在。

总结来看,余华小说始终贯穿着一种命运般的悲剧,当然,个体的无力感只是最浅的层面,人与人之间互为悲剧才是民间生态的深层架构。即使个体一心向善,也无碍于个体与个体之间构成恶的戕害。不同的价值观与道德感混杂在一起,使得民间迸发出极强烈的生命摩擦。

二、陷入解释漩涡中的生命真相

林祥福与纪小美互相羁绊的一生促成了彼此的悲剧。在祈求苍天时,小美为了弥补自己的负罪感祈求得到林祥福的宽恕,最终冻死在城隍阁前的雪地上。而若非为了寻找小美,林祥福也不会放弃家业远走他乡,最终客死异乡。两人都是因为对方的出现脱离了“本该如此”的人生轨迹。这种因为生命交叠酿出的命运悲剧在本质上是两套不同伦理道德标准的元语言冲突造成的。

“正篇”聚焦林祥福的人生轨迹,在以他为主体的生命故事中,小美是必须寻得的人生伴侣,带女寻妻,追求幸福生活就是一套自洽的道德伦理标准。“补篇”聚焦纪小美的人生轨迹,在以她为主体的生命故事中,沈祖强(阿强)是她的丈夫,林祥福是生命中的过客,栖身林家怀有一女,是在阿强不知生死情况下的自然选择,她顺应了自己的情感,也真的可能爱上了善良的林祥福。两种不同的元语言集合冲突造成了解释漩涡,“两套元语言互不退让,同时起作用,两种意义同样有效,永远无法确定。两种解释悖论性地共存,并不相互取消”[3]。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上,他们都是善良且可怜的人,我们无法通过否定一方来肯定另一方,两套道德标准自有其合理性,也正是通过对两者的对照,读者可以看到生命的本真状态就是互为他者。

许子东评价《活着》的情节规律是“只有厄运,没有恶性;只有美德,没有英雄”[2]153。在《文城》这部小说中得做个调整:没有厄运,因为命运的好坏都是相对的;没有美德,因为各自道德在元语言解释下都消解了美好。在情节上,《文城》也刻意塑造了一大批恶贯满盈的土匪,也渲染了奋力守城的英雄色彩。如果要总结《文城》的内容,那便是没有厄运,没有美德;时有恶性,时有英雄。由此可见,《文城》似乎填补了《活着》没有触及的道德命题与情节可能,成为其作品可能性的一种新尝试。

回到小说本身,在同一个文本层次,林祥福为爱寻找,小美为爱逃离,两者之间的交叉注定走向悲剧。如果认为余华只是书写一场爱情悲剧,显然低估了《文城》本身所建构的文本意图。林祥福做木工收拾旧物,小美从事织补工作修补残缺,作者有意将两人暗合。林祥福五岁丧父,十九岁丧母,始终在寻找情感的依托,而小美的出现就是这一填补。小美的童养媳身份让她与父母的情感切断,父母成为一种虚空的存在,缺爱同样是小美的生命状态。

命运的悲剧在于两个合适的人在不合适的时间相遇,这是《文城》对命运悲剧的一种演绎。小说特意加入了一段相亲的情节,林祥福与刘凤美如果结合,他的命运将被改写。但现实是,“当女方的父亲问他是不是留下来吃饭时,他显然是想留下来,可是媒婆的眼色改变了他的想法”[1]10。事后,媒婆以怀疑刘凤美可能聋哑为由,扼杀了一种人生轨迹的可能性。

小美第一次离开后,小说插入了媒婆重来的情节——媒婆交代了刘凤美嫁到城里开聚合钱庄孙家的出嫁场面,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刘凤美嫁妆的丰厚,并发出一声声感叹:“媒婆说到这里哎的一声,说当初试探时,刘家的小姐只要答应一声,如今小姐便是林祥福的人了。”[1]35如果错失一种美好未来的可能性是一场悲剧,那作者显然不想止步于此。“林祥福想起那段彩缎,正是他把彩缎拿出来放在刘家厅堂的桌上,才没有了这段姻缘,才有了后来小美的来去匆匆。这天晚上,那段彩缎在林祥福脑子里时远时近,挥之不去,最后他觉得这都是缘分,都是命。”[1]35刘凤美也好,纪小美也罢,小美成了一种可能性的代名词,无论谁出现,其实都是命定的安排,这种对命运本身的无力感贯穿在《文城》的总体基调中。

事实上,余华在其小说中始终贯穿着对“缘分”与“命”的思考,而这恰恰是极具中国传统思想的命题。诚如王德峰所言:“缘分这一汉语的词语,把一对对立的范畴——偶然性与必然性——统一在一起。”[4]换言之,人物之间的相遇是一种偶然性(有可能),但人物之间相遇并结合又是一种必然性(真发生),这恰是余华对于“命”的解释:个体无法左右“缘分”,但始终又被“缘分”所左右。人的“活着”始终与“命”羁绊在一起,这一观念也支撑了余华所有的民间叙事。

作者似乎有意在人名上做文章,刘凤美、纪小美、李美莲,三位女性人物的名字中都有一个“美”字。由此,“小美”成了一种空泛所指,它可以指向任何一位女性,“小美”与“阿强”这种随意的称呼指向了所有人,即我们可以成为其他人眼中的“小美”与“阿强”,这就是存在本身的状态。

《文城》中的人物本就具有象征意义,在小说文本中,“文城”是假的,“小美”与“阿强”也是假的,溪镇是真的,纪小美与沈祖强也是真的。“对余华作品来说,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各种意义构筑体系之间的可能的替换和对抗。……余华的对抗双方是以虚实来划分的:虚的总比实的真理性更强。”[5]这一判断在《文城》中继续得到验证,“正篇”与“补篇”叙述了两条生命轨迹,也建构了两种不同的意义标准,虚假的东西反而比真实的东西更有意义,因为虚假背后是真实,真实背后却是虚假。真与假、虚与实之间虽有冲突,但人物命运的交叠使得彼此都被翻转了。

林祥福为了不存在的文城而活,为了寻找隐匿真实姓名的小美而苦苦等待。小美陷入现世的痛苦中祈求不存在的来世解脱,最终冻死在雪地中,虚最终压倒了实。林祥福在错失刘凤美后本已认命,即“这都是缘分,都是命”[1]35。但遇到小美之后,他不再认命,语气坚决地对小美说:“如果你再次不辞而别,我一定会去找你。我会抱着孩子去找你,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1]44这显然已经是对命运的抗争,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认定的人生意义。

反观纪小美,她从为自己的幸福活着到为他人的幸福活着。作者刻意叙述了小美童年的转变,小美的“幸福不是因为自己成为新娘子,是因为第一次穿上崭新的花衣裳”[1]242。而在婆婆的训导下,“曾经令她朝思暮想的花衣裳已经埋葬在这个坟墓里了”[1]250,经历寄人篱下的六年,“她在沈家已经习惯任人摆布”[1]255,最终流连上海,小美“不惜以卖身来养活阿强”[1]288。小美的主体性在不断丧失,她不是为自己而活,是为了他人而活,她活在用身体“哺育”阿强的观念中,也活在用来世补偿林祥福的亏欠中。小美是一个悲剧式人物,她做了很多错事,但最终却都不是为自己而活。

两套价值观念注定冲突,冲突的结果必然是悲剧。林祥福为了寻找与等待小美可以背井离乡,他追求现世的家庭圆满。纪小美的逃离与躲避是因为她的身体只能为一个人而活,城隍阁的雪地中,她在心里对林祥福说:“来世我再为你生个女儿,来世我还要为你生五个儿子……来世我若是不配做你的女人,我就为你做牛做马,你若是种地,我做牛为你犁田;你若是做车夫,我做马拉车,你扬鞭抽我。”[1]339她将生命卑微到尘埃里,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和筹码填补她的亏欠与痛苦。现实的需要与来世的回报在同一个文本中形成冲突,他们站在各自的道德立场上,在心中都背负彼此,负重而活。

林祥福与纪小美的人生悲剧具有象征意义,他们在各自的生命中都有缺憾,他们无法互相填补缺憾,又因为缺憾而注定悲剧。文本之外的读者能透视两套不同的意义标准,这些标准在自己的篇章中自洽,但事实上却彼此相悖。元语言冲突所造成的解释漩涡就是生命的本质状态: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安身立命的意义体系,存在即合理,但存在本身又是以他者为参照的,这就注定了不同意义体系之间是对抗的。小说叙述了虚构人物寻找虚构地方的故事,实际上传达的是生命与命运的真实状态。如此,“虚”再次证实自身比“实”更有价值和意义。

三、“活着”的意义归宿

从结构上看,《文城》的榫卯结构与织补叙述让“正篇”与“补篇”相辅相成,也正因如此,作为同一文本的不同构成部分,“正篇”与“补篇”通过两条人生轨迹构建了两种不同的意义体系。林祥福的寻找与等待,纪小美的离开与躲避,各有其意义诉求,一方意义诉求的达成必然造成对方意义的失落。同时,两者在各自的意义世界中都走向悲剧,同情与怜悯任何一方,又不得不以牺牲另一方的意义诉求为代价。由此,文本从情节结构与叙述内容上使得两套意义体系相冲突,从而形成了解释漩涡,双义并存,读者最终明白两者共存的现实却又无法和谐兼容彼此。

对于《文城》的评价,不论褒贬,都将其视为爱情小说。不可否认,林祥福与纪小美之间存在过短暂的朦胧爱情,认可其艺术价值者指认:《文城》“将人物的命运捆绑在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之中,其本身就把浪漫主义自然而然有机地融入作品之中”[6]。批判其平庸者则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文城》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为了赋予这个故事一种传奇性,就需要在叙事的框架内增添很多故事性,所谓乱世才能出传奇。”[7]有意思的是,不论是赞扬者还是批判者都关注《文城》的爱情故事和传奇性。但是,从形式上的榫卯结构与意义上的解释漩涡来看,爱情与传奇都是次要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象征性的,真正重要的是形式结构建构的文本意图。

狭隘地将《文城》视为爱情故事,只能将《文城》的意义浅化。《文城》所要实现的象征是一种人生悲剧必然性,民间个体难以挣脱命运的戏弄,活着与死亡都是一种偶然,也蕴藏着一种必然。陈思和指认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立场,是“知识分子把自身隐蔽到民众中间,用‘讲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知世界的态度,来表现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真相的认识”[8]。事实上,《文城》并没有突出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真谛,林祥福对小美的需要最开始就是肉体上的。在父母墓前,林祥福诉说了两人结合的缘由:“爹、娘,我把小美带来了,你们瞧一瞧,我要娶她为妻,你们答应吧。小美是苦命的人,她的爹娘都死了,只有一个哥哥,哥哥去了京城,很久了还没有回来接她,她是我的女人了,我要娶她为妻,你们答应吧。娘,小美像你一样会织布,她织出来的布和你织出来的一样结实……”[1]21-22林祥福诉说的结合理由都是功能性的。再者,在小美怀孕期间,庚帖敬放灶台的仪式是为了检测两人是否有缘:“这一个月内若是家中一切平安,万事顺心,不出任何事故,就是我们八字相合,命运相配。这期间家中哪怕是摔破一只碗,也要算我们八字相克,我们的缘分也就是走到尽头了。”[1]42如此看来,女性在家庭中的功能实现,以及缘分命运的陈腐观点,早就解构了所谓的爱情真谛。林祥福的寻妻之路既是对女儿缺少母亲的家庭结构的需要,也是对命运安排的苦守。

正如林祥福在得知刘凤美嫁人后的感慨:“这都是缘分,都是命。”[1]35“命运”这个关键词在文中频繁出现,这些民间人物都被他们所指认的命运所牵弄,也笃信命运安排的必然性。匪祸军患的描写已经脱离了所谓的寻妻的凄美故事范畴,占据文本篇幅比重较大的土匪暴力、血腥残杀、受辱压迫又有何意义呢?小说简略地交代了背景:“清王朝坍塌之后,战乱不止,匪祸泛滥。”[1]84由此,小说展开了各种荒诞的暴力行为,批评者找到了攻击的依据:“《文城》这本小说叙事上最大的弱点,因为采取了传奇故事的框架,加上动乱时代的背景,好像往这个框架里塞进一些人物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些小说人物的动机不清楚,心理不明朗,行为也会觉得不可信,自然每个人物都是扁平的,我们没有感觉到人性的复杂之处。这就是余华的一大败笔。”[7]当然,与写实主义的史诗架构不同,《文城》并不要做《白鹿原》那般,每个人物在遭遇苦难时都有个性鲜明的选择与判断。

《文城》中的人物遭遇时代动荡与暴力苦难时近乎都是失声状态,小人物一一死去:林祥福被一刀刺死,纪小美冻死雪地,田大也客死途中,陈永良远遁江湖,死里逃生的顾益民也只是留守原地再无作为。“余华的目的就是要在小说中把这些欺骗蒙障之物统统揭除, 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正视苦难。这才是余华小说的残酷性所在。”[9]《文城》中的人物并没有诉说各自的苦难,但他们的人生都是被动的,主角的死亡并不具有英雄色彩,林祥福的主动赴死并没有换来顾益民的得救,纪小美的祈求冻死也没有换来林祥福的幸福。主角的死亡都让人感到意外,没有英雄色彩的渲染,没有伪饰的情节波澜,留下的只是民间的真实。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命早就不在自己手中,人就如提线木偶一般被命运左右,这就是民间最普遍且平常的苦难。

结 语

余华曾被问及:“假如可能的话,在你阅读过的文学作品中,你愿意成为哪一部作品的作者?”他自己的回答是“我愿意成为《圣经》的作者”[10]13。在这次访谈中,余华谈到了古老艺术所具有的伟大的单纯的力量,他以自己阅读的一则《圣经》故事为例展开:“我读《圣经》时读到这样一个故事,深受震撼。它里面讲到一个人,有非常多的财产,有一天这个人突发奇想,带着全家人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托付给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仆人。他在外面生活了二十年后,他老了,想回家了,就派一个仆人回去,告诉原先那个管理他家产的仆人,说主人要回来了……”[10]7

《文城》显然借用了这一框架,填充新的内容并改写了结局。林祥福将全部家产托付给了田大,远赴南方是为寻找不辞而别的“妻子”,最后预感到自己的死亡,写信让田大带他回家。在这则故事中,迎接主人的田大死在半路上,田氏兄弟遵守了诺言带着两具尸体回乡。《文城》特意与《圣经》故事形成一种互文关系,置换了文化语境后的中国民间,散发着人最朴素的善,也正是因为善,悲剧显得更苦。《文城》的结局是这样的:“车轮的声响远去时,田氏兄弟说话的声音也在远去,他们计算着日子,要在正月初一前把大哥和少爷送回家中。”[1]348这样的收尾将全文回溯到了“离乡—还乡”的结构中,鲁迅的影子在这里浮现。由此,宗教故事与乡土叙事糅合在一起,来自历史的声音伴随着死亡气息飘荡在乡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