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批判：卢梭和青年马克思的相遇

张 璇，姚新立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一、问题的提出

卢梭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研究历来受国内外学界重视。张盾在《对社会的再发现：从卢梭到马克思》中指出，从理论模式上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自由生产者联合的构想与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共同体具有同构性。笔者在阅读卢梭《论科学和文艺》、《爱弥儿》、《社会契约论》以及青年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等经典著作时，发现这些文字背后都透露着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换言之，卢梭和青年马克思在理论模式和内在精神上具有相似性。那么，造成二者相似性的根本原因何在？笔者通过相关文献的阅读发现，卢梭和青年马克思共同关注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实现市民社会中的人的自由问题。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指出，在现实中的市民社会内部，科学与文艺的复兴败坏了德性，这就开启了政治哲学史中的市民社会批判潮流。“当历史的帷幕即将为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卢梭预见性地揭示出了资产者普遍统治下的不平等和道德异化。”[1]马克思从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后就将“市民社会的解剖”作为自己的学术使命。可以推断，对于市民社会的剖析与批判是贯穿卢梭和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这也是导致卢梭和青年马克思在理论模式和内在精神上都具有相似性的原因。带着这一思考，笔者开始深入探究卢梭和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

二、市民社会的界定：卢梭和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批判的原因

方朝晖在《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中指出，作为西方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市民社会存在两种理解向度。一是存在于西方经典作家文本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二是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产物的现实中的市民社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时期导致现实中的市民社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卢梭的市民社会概念与霍布斯、洛克和康德属于一种谱系。他们以自然法与社会契约为理论基础，强调市民社会的政治属性。而黑格尔与弗格森、斯密等同属另一谱系，他们以国民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市民社会的经济内涵。具体而言，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延伸，由于市民社会中的某些需要从而产生了国家。例如市民社会需要国家的法律来制定具体规则以便更好地规范社会交往，需要国家有警察、军队来保障安全。国家被理解为公法，以法律的方式体现出来。那么国家的法律是如何制定的呢？通过协商，市民社会从各种行业、各类领域中选出一些代表，由他们表代不同的个人或利益团体即代表市民社会去表达诉求。市民社会的诉求通过国家的法律来实现，而不会通过某几个人的意愿来实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是对卢梭和黑格尔的整合与超越。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卢梭和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看到了现实的市民社会的种种痼疾，对之展开了深刻批判。

(一)卢梭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及其对市民社会批判的原因

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市民社会概念的重新阐释是卢梭继续进行探索的出发点。卢梭在此之上对霍布斯关于市民社会的某些看法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自己关于市民社会的独特理解。

第一，市民社会是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文明社会。首先，卢梭接受了霍布斯存在一个自然状态的理论假设，但他认为自然状态并非如霍布斯描写的那样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是和平的状态。“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漂泊于森林中的野蛮人，......他对于同类既无所需求，也无加害意图，甚至也许从来没有任何联系。”[2](P106)其次，卢梭指出由于历史的偶然性和不可逆转性导致了自然状态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自然人在某些偶然的情况下走向以私有观念为标志的文明状态，即市民社会，“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2](P111)

第二，市民社会(文明社会)中科学与文艺对德性的败坏。卢梭认为市民社会(文明社会)中自然人虽然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但被打上市民社会的烙印就意味着自然人丧失了人的可完善性。此外，知识使得人类之间相互比较，人们开始按照别人的意见生活，而在虚伪赞扬的面孔之下往往隐藏着的是猜忌和怀疑。在这种认识之下，卢梭将文明社会中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指认为是人性败坏的原因。因此，在《论科学和文艺》一文中，卢梭对市民社会中的科学和艺术进行了猛烈抨击，主张捍卫德性和恢复自然的人性。

(二)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及其对市民社会批判的原因

从博士论文时期到《手稿》时期，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复杂的转变。因此，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在其思想转变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认识。具体而言，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博士论文时期到《莱茵报》时期。早在博士论文时期，信奉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思想的青年马克思，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角度将市民社会看做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到莱茵报后期，马克思遇到“物质利益难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尖锐：理念的国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市民社会应当服从国家。但在现实的市民社会中，现实的国家实际上是私人利益的代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对这一难题的深入思考最终成为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出现转折的契机。第二阶段，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手稿》时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青年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关系头足倒置的思辨唯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时的马克思缺乏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此时他只是从一种政治批判的意义上来阐述普鲁士的社会现实。但是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对所有制和私有财产问题产生关注。在《德法年鉴》时期，青年马克思把市民社会概念与人的解放理论相联系。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自我异化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他认为犹太精神就是市民社会精神特质的集中表现。据此，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不可能是彻底的人的解放，是带有局限性的。

随着青年马克思的研究从政治哲学领域转向经济学领域，他对现实中的市民社会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手稿》是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成果。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但他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对市民社会问题的剖析。青年马克思在《手稿》的哲学部分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私有制的社会不好？青年马克思借助人的本质和劳动这两个重要概念回答了这一问题。青年马克思认为虽然市民社会在不断发展，但其核心的私有制从未改变。私有制使得劳动总是雇佣的劳动，为了别人而劳动，在某个狭窄的领域里的劳动，所以私有制下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而异化劳动在青年马克思那里是不符合人的本质的。因此，此时青年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不仅仅是黑格尔所指出的一个私人利己主义的世界，更是一个工人被奴役的世界，一个完全异化了的世界。

总之，青年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问题的剖析，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青年马克思全面展开对市民社会的深刻批判。在这一过程中，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批判的视域从政治哲学批判逐渐转向经济学哲学批判。

三、市民社会的批判：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卢梭因素

虽然身处十八世纪的卢梭与身处十九世纪的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解可以追溯至古典市民社会概念和现代市民社会概念两种不同谱系，但是由于他们对如何实现市民社会中人的自由这一根本问题的共同关注，使得他们都看到了现实中市民社会的种种痼疾，并都对之展开了深刻批判。通过对比，探究他们二者对市民社会展开批判的理论路径，我们可以发现青年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着的卢梭因素。具体而言，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卢梭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青年马克思在人文关怀精神上与卢梭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即他们对个体自由问题的共同关注。第二，青年马克思与卢梭一样敏锐地发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价值迷失，其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人的异化问题。第三，卢梭和青年马克思都从私有财产的角度对现实中市民社会的不平等状况进行了批判。以上三点作为卢梭和马克思共同的思考基础，构筑了他们走上市民社会批判的道路。

(一)卢梭的人文关怀精神对马克思的影响

要真正理解为什么是卢梭的人文关怀精神，即对人的自由的追寻影响了青年马克思，我们有必要对卢梭之前的思想家关于自由的看法进行梳理。列奥·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史》中重新梳理了古今两条理解“自由”概念的脉络。一是古典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最终必然导向一个至善的归宿，即有一个终极的至善目的。虽然人类存在各种欲望，但在这个秩序当中人会不断向善，自发纠正人性当中的种种弱点。换言之，真正的自由就是人能够摆脱自己的偏见，一种冷静、客观、理性的自律。二是现代政治哲学背景下的“自由”。肇始于霍布斯的近代西方哲学家们认为，上帝自创世完毕以后，就与世界毫无瓜葛。既然最终的至善目的(上帝)并不存在，那么认为人必然趋向完善高贵的观念自然就是错谬的。这动摇了植根于向善论的中世纪禁欲论。于是世界只剩下享乐，甚至他们相信人性是完全的自私自利。因此，个人的存活乃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使得人成为与一切社会关系毫无关联的光秃秃的原子个人。至此，霍布斯彻底颠覆了古典政治哲学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一脉追求人的最高善性的政治哲学传统，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可以说，这种现代自由主义是非道德化的，实际上是对人性进行贬低地理解。

面对己经建立起来的近代政治学说，卢梭指出人不应当仅是霍布斯、洛克学说中那种只关心自保的原子个人，而应当是具备道德水准、道德原则的自由的人。前人相比，卢梭更加注重对人的内在性自由的探讨，而霍布斯、洛克等人则单纯地在讨论如何破除外在于人的各种障碍。

卢梭对人的内在自由的追寻和思考启发了德国古典哲学。“我一度认为，这一切(爱好探求真理)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3](P2)可以看到，卢梭关于人的自由的理解对康德的道德哲学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则进一步继承了康德对卢梭自由的理解。“世界精神现在已经成功地排除了一切异己的、对象性的本质……把它保持在自身权力的支配之下。”[4](P377)从博士论文时期到《莱茵报》时期，信奉青年黑格尔派的青年马克思强调人类精神的绝对自主性，认为现实社会应当符合人的自由本质。人的自由问题在青年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展开。由此，青年马克思与卢梭的思想通过德国古典哲学相关联。

综上所述，人的自由的问题是卢梭和青年马克思共同关注的问题。二者都站在了实现人的自由的立场上来批判市民社会。因此，卢梭和青年马克思对人的自由的共同关注是一种无意识的继承关系，而非巧合。

(二)卢梭的异化思想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

出于同样的对人的自由的关怀，马克思和卢梭都将人的生存境况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尺度。青年马克思与卢梭一样敏锐地发现了现代化社会中人的价值迷失，其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人的异化。马克思与卢梭在对待人的异化问题方面的讨论在概念上存在承继关系，在逻辑上也存在契合。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进入市民社会(文明社会)中的自然人开始了社会化，从而逐渐脱离了自己的原始状态，这就是人的异化。青年马克思受卢梭异化思想的启发，对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青年马克思在《手稿》的哲学部分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私有制的社会不好？青年马克思借助人的本质和劳动这两个重要概念回答了这一问题。青年马克思认为虽然市民社会在不断发展，但核心的私有制没有改变过。私有制使得劳动总是雇佣的劳动，在某个狭窄的领域里的劳动。因此私有制下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而异化劳动在青年马克思那里是不符合人的本质的。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就不再使用异化劳动和人的本质概念去分析现实中的市民社会问题。

总之，卢梭有关异化的思想散见于其多部著作中，他主要批判类似“不自由”、“奴役”等概念。因此，此时的卢梭未曾真正深入剖析异化问题，有意识地构建起系统的异化理论。但是不可否认，卢梭的异化思想的确对青年马克思有所启发。

(三)卢梭私有财产批判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

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不止体现在人的异化方面，归根结底，一切痼疾的产生根源于私有制的出现。这一点首先在卢梭那里被揭示出来。在卢梭讨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更加自觉地从社会经济关系或生活方式中去理解市民社会，对有私有财产导致的现实中市民社会的不平等现状进行了深刻地批判。

卢梭在写作《社会契约论》时，整页地引用“政治经济学”条目中的内容，这说明卢梭具有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知识储备。也正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卢梭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才触动了马克思。卢梭认为私有财产的出现直接导致诸如主人和奴隶的市民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的产生。因此私有财产的产生使得人类道德论丧，是人的异化的根源。

卢梭的论证思路深刻影响了青年马克思。他认为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要到经济学当中去寻找。1843年到达巴黎以后，青年马克思便开始重点摘录经济学著作，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手稿》中。在《手稿》中对“私有财产”的分析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阐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说明私有财产在市民社会中的作用和功能问题，进一步解释扬弃私有财产的途径问题，马克思最终解决了市民社会中人的自由问题。

综上所述，虽然在卢梭身处的时代资本仍在发育阶段，但他天才般地预见到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脉络。身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站在最前沿接受并深化了卢梭的私有财产批判思想。

四、市民社会的扬弃：青年马克思对卢梭思想的超越

卢梭和青年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分析，他们深刻认识到需要重塑人的自由本性，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一个理想社会。卢梭认为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共同体能够帮助处于受奴役和不自由状态中的人复归良善的人性。青年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由于还未形成唯物史观，因此他仅仅在理论层面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现实的市民社会的超越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下的人是克服了异化的全面发展的人，是人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随着理论上的不断成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将卢梭的普遍性形式落到了实处。这表明，青年马克思后来同卢梭对市民社会的道德批判渐行渐远。

(一)卢梭的道德共同体对市民社会的改造

通过颠覆霍布斯依靠“利维坦”的权威实现市民社会秩序的理论构想，卢梭在提升德性的意义上提出了构建道德共同体。卢梭认为市民社会要确保尽可能保留自然人的特性。因此，卢梭通过“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5](P19)的方式提出了构建市民社会的新的理论设想——道德共同体。

但是，卢梭本人又认为这种道德共同体只存在于理论之中。“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5](P4)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即便是建立在非法的基础之上的恶的市民社会也是必要的。现实的市民社会至少有利于保护人身的安全。总之，卢梭接受了霍布斯存在“自然状态”的理论假设，但是从德性的视角对霍布斯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批驳，提出了构建市民社会的新的理论设想——道德共同体。可是由于其思想中存在的矛盾，连他本人都认为道德共同体这一设想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而无现实操作性。

(二)青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解放与私有财产的扬弃

马克思毕生孜孜以求的理想就是扬弃市民社会，实现人的解放。而这一理想正是在青年马克思剖析与批判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青年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因为，政治解放虽然在推动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和确立人权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未曾对市民社会本身进行反省，解剖市民社会本身的问题。因此政治解放实质上掩盖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青年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现实运动推动政治解放迈入人类解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矛盾。《手稿》向我们展现了青年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尝试扬弃市民社会的理论努力。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将共产主义理解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因而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成为实现人类解放现实途径。

综上所述，卢梭期望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中复归道德的人性，并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实现人性的道德共同体。这一思想曾对青年马克思产生巨大影响。但在《莱茵报》时期遇到“物质利益难题”后，他开始转向经济学的视角并以此来剖析市民社会。可以说，正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剖析，才使得马克思超越了卢梭对市民社会的道德批判，从而把道德共同体的理想推至人类解放的高度。

五、结论

卢梭是一位进行严肃思考的西方古典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中充斥着自然与社会的矛盾、德性与社会的矛盾、古代与现代的矛盾。虽然卢梭并没有提出有效地解决市民社会中各种矛盾的方案，更多时候只是诉诸于不可知的机缘或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卢梭没有掩盖这些矛盾，而是将矛盾呈现出来并对之进行复杂且深刻的思考。卢梭思想中的超前和时代滞后之间的冲突，为青年马克思提供了理论增长点。

通过分析和探讨“卢梭和青年马克思如何理解市民社会”“卢梭和青年马克思为什么对这种市民社会进行批判”“卢梭和青年马克思扬弃市民社会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可以充分指认卢梭和青年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异化、人的自由、共同体等方面的思想碰撞并非偶然，而是具有内在的历史传承关系。此外，通过具体的历史语境的分析可以看到，卢梭与青年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批判的思想是存在本质的差别的。在卢梭生活的时代里，十八世纪的法国商品经济逐渐繁荣，但资本仍处于萌芽发育阶段。因此，受限于身处时代，卢梭只能从道德的视角来批判现实中的市民社会，其市民社会批判理论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范畴。与之不同，身处十九世纪西方社会中的青年马克思，已经充分观察到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对现实中市民社会的种种影响。随着对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研究的深入，从《莱茵报》时期直至《手稿》，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从政治哲学领域逐步转向经济学哲学领域。由此，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批判的理论深度无疑是要超越卢梭的。

总之，“卢梭——马克思”的确是一条联系紧密的思想脉络。卢梭与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批判的相似之处与本质差别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这一探究有利于我们充分理解青年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思想背景，丰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