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六重超越

刘 旭

(中共菏泽市委党校，山东 菏泽 274032)

党的二十大指出，当前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P18)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抓手，学习把握其思想内涵对于我们全面准确理解二十大精神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相较于西方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自身特征，它在理论文明形态、人与自然关系、道路发展模式、对外相互交往上具有独特的优势，是对现有西方文明的一种补充与超越。

一、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和社会危机

西方式现代化是建基于近代自然理性之上，以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为基础，在认识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狂飙突进中诞生的一种发展模式。相较于前现代社会，它以彰显人性力量、尊重客观知识、追求自由平等为价值理念，以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个体手工业，聚居式新城镇代替隔离式旧城邦，代议制民主代替贵族制等级，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代替封建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一种社会组织架构。一言概之，西方式现代化是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形态，以个人权利保护为基本内容的民主政治，以及在三者基础上演化而成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艺、宗教等文物制度，这些共同构成了近代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主体。它的实践形式主要表现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普遍结合，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性对外扩张，以及理性主义和普世伦理的意识形态传播。

西方现代性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者使人类从传统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断彰显人性，弘扬人性力量的伟大。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是近代西方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它开启了近代理性主义先河，伴随着西方近代崛起的整个过程，迅速成为推动西方社会快速迈进现代世界的重要力量，并使其一跃成为了世界文明的中心。曾几何时，西方社会因科学的高度繁荣和理性的人文特质而被备受世人推崇，在西方人眼里，现代性无异于就是科学、人权、资本三者高度结合的产物，这也是造就当代西方一切发展奇迹的根源。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式现代化成为了世界多数国家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典型，俨然成为了评判各个国家制度差异和衡量一切民族文明优劣的无形标尺。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在为西方国家带来现代性的同时，也使西方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自然环境的破坏、工具理性的肆意滥用、拜金主义的物欲横流、劳动分工的严重异化、人类精神空虚式的沉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滞胀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相互纠缠，这些矛盾和危机不断涌现、相互叠加，使整个西方世界在螺旋式下降的同时，也在一步步蚕食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这不由得促使他们开始对于原有的一切产生怀疑，对于以往引以为傲的现代性开始反思，特别是针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有了全新思考。在寻求社会和自我心灵的救赎道路上，西方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在传统中华文明里，他们看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新世界观和价值观，找到了一条可以解决西方现代性危机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相比于西方式现代化，它在理论、实践、价值等多个维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二、对西方工具理性哲学思维的超越

在近代西方思想启蒙过程中，作为思想先声的哲学领域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其中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最为出名，它在怀疑一切的口号下，肯定了作为主体人的认知能力，实现了从探讨自然到探讨人类自我的革命性转变，奠定了现代性的底层思维逻辑，开启了近代理性主义的先河。从质的进步意义上来说，这种理性主义迎合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解放思想的要求，打破了原有世俗权威，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极大提高了机器的生产效率，最大程度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正因如此，人类开始疯狂地利用工具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迷恋于对生产效率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执念于将科学技术运用于任何生产场景，而对于劳动效率的极致追求又促使劳动分工大规模普及，分工后的每个劳动者只是生产线上的普通一环，每天重复着简单机械的工作，丧失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和能力，人类沦为了机器的附庸，而不再是一个鲜活的个体，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劳动异化者，开始从多元化的生存境遇走向单向度的自我极端。除此之外，饥饿的威胁和生活的绝望，一步步折磨着当代底层劳动者的身心，反噬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并成为了当代社会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从理性的进步到理性的反人类，工具理性在为西方现代化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陷入到了恶性循环之中，而对于它的批评之声却从未中断，例如，法国思想家涂尔干就认为，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一味重视工具价值，而忽视了道德价值，改变现状的唯一手段就是要重新建立分工机制和职业团体来规避“失范的分工”。

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中，我们发现西方现代性主导下的理性哲学拥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相比于西方现代性的种种问题，中国式的现代化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在理论的彻底性、科学性、实践性方面远优于西方现代性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诞生的，是在继承和借鉴一切世界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最为完备的科学体系。它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深刻阐释了作为工具手段的机器对于劳动者的宰制，克服了社会权力的控制和资本发展的现实逻辑，为人类全面自由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超越了奠基于工具理性下的西方现代化。

三、对西方自由平等价值理念的超越

西方思想的底层逻辑是自由平等，但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在完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下具有天然的冲突性。追求资本主义自由，实行按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分配，就无法保障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权益，就会出现资本家不劳而获，劳动者越劳越穷的情况。“富者恒富”的马太效应不仅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影响着现实的公平正义，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这种自相矛盾从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就植根于自由理论的深层次逻辑之中。正是因为先天基因的理论缺陷和后天发展的环境制约，共同导致了自由主义的畸形存在，而这种理论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构筑的体系藩篱中，注定无法真正跳脱出来，实现对自我的真正“革命”。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它本身无法克服由于扩张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作为储存于商品中以货币形式存在的社会劳动力，资本的运行规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货币-商品-货币，资本家利用手中的生产资料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来赚取利润，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增长的秘密。所以，资本的本质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断为自己带来增殖。资本的这种本性虽然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也为世间带来了无数的悲惨和痛苦。马克思曾引用登宁的话说过：“资本从诞生之日起，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血与肮脏的东西。”[2](P378)这种野蛮和灾难显然不是一个尊崇理性的社会所应有的社会图景，与当初那批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初衷也完全背离。正如恩格斯所言，“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副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3](P157)恩格斯这一论述恰恰表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觉察到了这一点，他用劳动的二重性撕下了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虚伪面纱，用剩余价值学说将隐藏在平等交易下赤裸裸的剥削关系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资本家伪装的精致利己主义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将解放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目标，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理论学说。[4](P5-8)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践行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带领下，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小康社会，正在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它本身早已经镌刻在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体系之中。

四、对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单极化的超越

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华儿女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以来，寻求中国的现代化就与民族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囿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民穷思困的历史现实，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理解还仅仅停留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政治制度上，而对于现代性的思想基础和底层的价值逻辑则知之甚少。面对西方在制度方面的绝对优势，采取西式现代化模式成为了包括中国在内一切想要变法图强、改变落后面貌国家的首要选择，也是落后民族赶超一切先进文明的必由之路，甚至某种程度上隐喻了西方文明对于东方文明无可指摘的优越性。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等一系列主义理论之争，夹杂着对西式现代化的简单照抄照搬，泥沙俱下般地涌进了中国。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在最初的孕育阶段就蕴含着西方现代性的基因，这一点毋须赘言。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1860年，第一波现代化就是洋务运动，办军械厂、开造船局、设立招商馆，推行实业救国，它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问题。但是洋务运动并不成功，这又倒逼出了中国第二波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是这两个并不成功。所以，我们又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化的重心又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文化领域。纵观中国近代化历程，我们先后经历了形而之下军事器物层面的改良，形而之中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再到形而之上“道”之层面的思想革命，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是沿着经济、政治、文化依次展开的。五四之后，历史没有给中华民族以现代化的机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重提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后实施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纵观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被中华民族180多年救亡图存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是被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证明的，也是被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曲折的发展道路所证明的。这些历史经验都说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发展必须走出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五、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的超越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西方现代性危机中是一个备受关注而无法逃避的话题，它的产生与现代性起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刚刚萌芽的阶段，现代性就以彰显人性力量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它的出场从某种程度上确定了人类宇宙的中心地位，格外凸显人的主体意识，彰显了“人定胜天”的主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近代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外在征服关系的某种延续。在这种传统意识下，大自然变成了一个单纯被认知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双向交互变成了单向改造，自然客体相对于人这一主体来说，完全成为了附属性存在。而面对自然世界的优越感，也开始让人类肆无忌惮地攫取、破坏、任意妄为，人与自然的博弈在一种杀戮-报复的往复循环中不断上演交替的戏码。恩格斯就曾说过：“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5](P78)这也为现代西方环境危机埋下了隐患。

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不通，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节约先行、注重保护，在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它摒弃了传统西方“主-客”两分看待世界的方式，将自然置于人类等同地位。这种“民胞物与”的思想发源于道家的“天人合一”理念，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间万物都是由“道”演化而来，人与万物都来源于道，又复归于道。这种自然观基于中国传统的哲学辩证智慧之上，它从完全“对立-转化”的二元模式中跳脱出来，以一种交参圆融的方式突出了内生性融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转变成了一种内化的和谐共生，从自由无为的游离转变成了自在自为的亲近，从而给世人展现出了一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自然景象，而这种生态文明理念早已超越西方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

六、对西方对外交往霸权模式的超越

自近代起，西方现代化就一直伴随着对外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说：“这是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原料、倾销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通过不断殖民扩张将全球生产要素统一起来，形成了庞大的世界市场。所以，西方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国家经济主权的对外扩张和军事强权的侵略，它在经济上表现为一种竞争性的零和博弈，在军事上表现为恃强凌弱的武力威胁，在文化上推行自由主义和普世主义。当然，这些打着“普世主义”幌子的现代性思想实则是将西方价值观念强加于世界各个民族，既没有尊重各国的实际国情，也没有考虑各民族的历史传统，仍然是政治霸权在文化领域的现实延伸。

与西方政治观念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深受儒家仁爱思想影响，奉行讲信修睦、与邻为善，我们从不侵略扩张、欺负弱小，因为华夏民族的血脉里就不存在对外称霸的基因。时至今日，中国在外交政策上也一直奉行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对外方针，在独立自主、彼此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这种合作共赢的模式完全有别于西方竞争性的零和博弈，它把多元化发展的利益诉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作为追求目标，在尊重各国历史基础、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形式的同时，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种推崇和平、强调合作、奉行不对抗的对外关系新模式，已经超越了现有西方的霸权模式和强权政治，而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不结盟、不对抗的新外交关系，也迎合了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的新趋势。

七、对于西方文明体系的理论式超越

西方现代社会是建基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系统，它破除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实现了人从身份到权力的转变，它高扬理性力量的伟大，用科学技术将人类从中世纪的黑暗愚昧中拯救出来，它推行全球自由贸易，用资本主义打破了原有民族的封建藩篱，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人员物质流动。正因为如此，西方文明一直被置于世界文明的中心，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的一切进步都是由这个中心所推动、演化和发展，所以长期以来，在科学、文学、艺术、宗教上，西方人总是以一种文明的优越感来看待世界其他民族及其所属文明，并将其看作世界的边缘和西方文明的附庸品。

虽然现代工业文明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进步的曙光，但它仍然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它过于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于自然界的单向度改造，它主张主-客两分的世界认知，将经济发展视作零和博弈的游戏，并把现代民主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推向世界。在实践中，它奉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普遍结合，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并将普世伦理作为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大加传播。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从理性出发的西方现代性，最终走向了工具理性、反理性的结局，号称世界终极社会形态的代议制民主，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在无休止的对外扩张中早已让我们认清了它的嘴脸。资本的快速聚集使得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裹挟着物欲横流的社会异化，早已开启了资本主义螺旋式下降的通道，走向了它没落的宿命，这些西方现代性的后遗症在短期内还无法看到解决的希望。

中国式现代化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则超越了工具理性、超越了资本逻辑，从而成功指导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现代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理论体系，一方面，它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形成了马克思中国化理论成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另一方面，它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借鉴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内涵。

从继承方面来看，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传承有序，究其根源在于它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文化特质，能够吸收圆融各种异质文明，在吸收中发展，在借鉴中创新，这是中华文明能够不断保持生命活力的密码，也是作为唯一不曾中断文明延续至今的根源所在。另外，中华文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它提倡的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讲信修睦、小康大同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劳动异化、人与自然互化、共产主义理想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提供了现实基础。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现代性理论，因为它是在新文化运动之际传入中国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启蒙标志提出了科学民主的概念，所以，我们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现代性理论。其实，它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性特征，非中心主义、批判机械性、扬弃人的异化和发展的单向度性等等。这些本质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所以，从理论优越性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兼收未来与传统基础上的后现代性，它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具有全面的超越性。

八、结语

总而言之，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社会问题开始凸显，这也导致了人们对于曾经引以为傲的现代性本身开始提出质疑，在自我审视过程中，不得不借助于东方文化这面镜子来反观自身，这也从侧面折射出西方现代性的固有局限。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本身就蕴含着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反思与借鉴，是对西方文明与中国道路结合下的经验总结，这背后也折射出不同异质文明在遭遇冲击、对抗、融合时的反应和态度。之所以我们把中国式现代化定义为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我们在长期历史经验总结的结果，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它彰显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道路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对于世界文明的又一次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