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教育助推国际化社区治理的理念、沿革和路径

马丽华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外来移民和外籍人口的来源日趋多元,居住结构更加复杂。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口流动加剧,血缘、地缘关系弱化,加之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消失,新的社会管理网络还未完全建立等因素,使我国在国际化发展中“面临着国际化社区治理的问题”。国际化的发展增加了社区治理的层次性和多元性,社区教育面临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特别是在超大城市国际化社区治理中,如何通过服务多元化的社区居民、建立包容性社区文化、完善社区服务、加强和完善国际化社区治理机制和能力,需要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完善与提高。分析国外较为成熟的社区教育助推超大城市国际化社区治理的经验,有益于我国更好为国际化社区治理提供解决策略。

21世纪的日本面临着少子化、老龄化和国际人口流动化的社会问题,逐渐进入了一个国际性的多文化社会。日本国际化社区治理面临人口流动以及异文化间的隔阂和冲突。在这种背景下,“多文化共生”成为日本社会教育助推国际化社区治理的不二选择。在日本,社会教育(social education)与学校教育是教育体系中并列的“两架马车”,日本《社会教育法》将“社会教育”界定为“学校教育活动之外的、对青少年和成人进行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这种教育活动也涵盖体育和休闲活动。日本社会教育在助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基于对多文化现状的理解,不断提出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根源性和实质性解决方案,确立有效的新型伦理规范,消弭社会多文化理解偏差。

一、日本社会教育助推国际化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

在日本,多文化共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教育理念,旨在推动日本社会向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方向发展。日本一直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这不仅包括传授学术知识,还包括培养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外国人口和外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社会教育注重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的培养。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文化间性”或“主体间性”的角度去理解多文化共生,能更深刻地把握日本社会教育助推国际化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

1.多文化共生的内涵

多文化共生(multicultural coexistenc)作为一个复合词,至今还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其中“多元”概念的基础来自政治哲学领域研究的多元主义(pluralism),而“文化共生”的理解倾向于哈贝马斯提出的“文化间性”,可以平面理解为不同文化通过平等互动和对话,达成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和认同。多文化共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需要根据问题情景界定的概念,其内容既广泛又复杂。“社会融入”和“社会排斥”被认为是相对立的概念,两者均是多维度动态过程。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Bhabha)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因为数量上少,容易受到数量上多的群体势力侵害的弱势群体是“少数族”。[1]为达至社会和谐,“少数族”需要有效的社会融入。国内学者认为,社会融入的核心是指社会中某一特定人群融入社会主流群体,与社会主流群体同等获取经济社会资源,并在社会认知上去除差异化的动态过程。[2]

多文化共生是充分利用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差异,使所有人都摒弃文化偏见,尊重人权,求同存异,作为社会平等的一员共同生活。[3]多文化共生社会是指在外国人集居或者往来较多的地区,为了消除因多文化并存而产生的利害关系和异文化间的摩擦,需要进行必要调整的社会。[4]促进外国人的结构性融合需要通过政府提供完善的教育、技能培训,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等措施,提升外国人在文化及政治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适应力,这是强调政府和公共机构作用的社会整合(social incorporation)的概念。[5]

2.多文化共生的特征归纳和功能缕析

经过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本文认为,多文化共生社会具有3个基本特征。首先,多文化共生是一种“道德框架”,反映一种文化情感关系。其次,多文化共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多文化共生社会的本质是希望人在社会中得到更多的福祉与价值观,社会发展的品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经验连接和创造,需要给予“未成熟者”发展的机会。正如杜威所说,“允许成员拥有更大的自由,且自觉有必要确保个人利益的社会化,而不是大部分依靠优势阶级控制下运作的社会习俗”。[6]最后,多文化共生是政府与社会互动的途径。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基于文化的认同和文化心理的相似性。多元文化也是个人与社会文化间交互作用的各种方式,政府对建构多文化共生社会的支援力度和品质决定了每个人的态度与所处社会文化氛围是否和谐。

多文化共生为国际化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逻辑和丰富的现实资源。首先,多文化共生具有促进社会适应(social adaption)的功能。有学者认为“移民首先应当在行为习惯与思维习惯方面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其次从心理方面实现身份认同才能实现有效的社会适应”[7]。多文化共生强调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性共生,注重促进“少数群体”对当地社会的积极参与,强调外国人在社会适应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对于新社会的认知与选择,提高不同族群在当地社会中的融入程度,实现社会的多元一体化。其次,多文化共生具有实现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的功能。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学者把社会融合看作是功能整合[8],强调个体与集体的社会参与和权利义务的平等。然而,传统哲学上的形而上学二元论基本上暗示了差异和对立,如贫富、贵贱等,久而久之就生成了不同的生活经验。最后,多文化共生具有实现个体和群体赋权增能(empowerment)的功能。多元共生强调政府和公共机构在公共社会福利、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提供完善的政策框架和社会网络,建设和谐社会空间环境,提升少数族群的生存竞争力和文化适应力等,以促进多种族的结构性融合,而多元文化教育则是一种描绘政策与实践的普遍性用语。[9]多文化共生的社会功能包括发展族群和个人的文化素养、共生态度与价值,进而实现个人和群体的赋权增能。

二、日本社会教育助推国际化社区治理的历史沿革

在日本,“多文化共生”这一用语起源于在日韩国人和在日朝鲜人居住者聚集神奈川县川崎市。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同时外国移民的数量开始增加。然而,由于日本社会缺乏对外国人的理解和支持,这些外国人经常遭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社会组织和活动开始提倡多文化共生理念,并呼吁日本社会对外国人更加包容和尊重。日本媒体开始使用“多民族共生”“多文化共生”,用“新外来人”(New Comer)称呼外来民族,如外国劳动者、留学生、外国新娘、难民等。2000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多文化共生政策,旨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支持外国人在日本的生活和工作。随着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加强以及新外来人的大幅度增加,多文化共生理念在日本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支持。社会教育开始关注文化少数群体的主体性发展和学习需求,这种教育新模式对日本国际化社区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1.萌芽期:国民教育权和国际人权倡导下社会教育推进“跨文化体验教育”

多文化共生理念在日本社会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重建战后社会和经济,政府开始大力推动社会教育,提供各种课程和活动,促进社区的和谐与发展。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社会教育机构也开始为外国人提供支持和服务,帮助他们适应日本社会的生活和工作。1963年,由枚方市教育委员会提出的 “枚方宣言”中探讨了日本社会教育的本质,首次提出社会教育保障“国民教育权”的功能,为多文化共生理念的成长提供了土壤。1970年以后,日本开始尝试颁布多文化共生的政策,社会教育审议会发布了咨询报告《适应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社会教育应然状态》,社会教育中开始开展“在日外国人”日语教育。1979年通过的国际人权条约批准国民健康保险适用于所有外国人,紧接着1981年6月颁布《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1982年批准难民条约,1990年实施了新的入境法案等,这一系列的政府接纳政策促使日本社会对“多文化共生”达成共识。日本社会教育机构积极推进外国人日语教育,以增强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文化适应性。这不仅有利于外国人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也有利于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特别是在之后的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中,市民团体和志愿者团体对受灾外国人的支援推动了社会教育中多文化共生的实践发展和国际化社区治理的发展态势。

可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民教育权和国际人权的倡导下,日本开始探索构建多文化共生式的国际化社区。这需要具备共生意识,能接纳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文化和习俗。在这一阶段,社会教育致力于提高外国人的日语能力,增进外国人对日本生活和文化的理解,注重通过加强居民的共生意识和跨文化理解等,促进社区和谐发展。同时,日本社会教育机构增加了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活动,包括国际青年交流、国际文化交流、海外志愿活动等,以推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2.发展期:区域多文化共生计划下社会教育推进“文化认同教育”

2000年3月,日本法务省制定了《第二次入境管理基本计划》,随着社会对外国人的意识、关心程度的增加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出入国管理行政面临的问题是“将来的社会中日本人与外国人如何共同生活”。2003年1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发表了新蓝图——“建设充满活力和美丽的日本”,其中强调“要有包容多样性的意识,打开日本社会之窗,让外国人在日本同样可以发挥其能力”。这为日本社会教育日后开展多文化认同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其后在社区中开展的国际教育活动逐渐多样化。

日本总务省(Ministry of In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于2006年3月7日首先发布了《推进多文化共生的研究会报告书》,接着总务省自治行政局于3月27日对全国地方公共团体等外国居民政策部门下发了“区域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该计划中,日本政府首次在政策术语中使用了“多文化共生”这一用语。之后,“多文化共生”活动在全国的地方自治体中逐渐开展。社会教育也秉持报告书中的理念,通过教育实践让“不同国籍及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文化认同、构建对等关系的基础上,作为地区的一份子共同生活下去”。社会教育通过开展“文化认同教育”,致力于 “交流支援”“生活支援”“多文化共生地区建设”和“推进多文化共生政策”等。2009年的经团联事业计划中,也提出了“接受外国人才,建设文化共生社会”的口号,以接纳外国人才,推动国际交流和理解。但是,经团联并不打算接受底层的劳动移民,而是渴望接受“高精尖”人才的外国移民。从日本全国来看,东京都内的外国人占据总人口的比例最高,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约有20%在东京居住,共有178个国家的外国人(截至2015年1月1日的统计数据);从外国人的“在留资格”的种类来看,东京的特点是高精尖人才和留学生的比例相对较高。[10]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城市集中化使得日本大都市和一些地方工业城市的外来人口数量激增。为了应对日本迅猛增长的人口老龄化,日本政府在2017年11月将“介护”工种纳入外国人技能实习生计划,引入大量外国“介护”人员。随着“新居民”的激增,地方自治体被要求制定“以外国人定居”为前提的政策。一些区町村为新居民制定了与生活信息相关的小册子,积极营造多文化共生的良好环境,以避免出现外国人和新居民被社区孤立的困境。社会教育机构也会提供生活方面的信息,实施了许多外国人支援政策,力求为外国人和新居民提供多元化的生活选择方式,帮助他们更快地适应东京的生活。[11]尽管由于财政困难,一些地方自治体削减了对多文化共生的支援,但社会教育机构在地方自治体的政策推动下仍在助力社区建设,特别是“文化认同教育”为国际化社区和城市的建设注入了养分。

3.扩展期:少子老龄化进展中社会教育推进“外国人社会参与教育”

日本总务省于2019年10月29日公布了一项人口调查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为1.261 67亿人,连续9年呈现递减趋势。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2.1%,15岁至64岁人口占比为59.5%,这两项比例均为历史新低;相反,65岁以上人口占比28.4%,75岁以上人口占比14.7%,两项比例均创历史新高。[12]这表明日本的总人口持续减少,少子老龄化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日本调整外国人才吸纳政策,提出了2020年达到“30万留学生计划”,该政策不仅有利于留学生本身,也为日本处于“少子化”背景下的企业提供人力保障。随着一系列的政策出台,截至2019年10月1日,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的人数达到266.7万余人,占日本总人口的2.09%。[13]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8年的调查数据,中国人在日的劳动者人数最多。[14]目前,日本的跨国移民主要呈现三个特征:移民中70%以上来自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移民中来自巴西的日裔是日系移民中的第三大群体;在酒吧及夜总会等娱乐行业工作的菲律宾女性是一特殊群体。[15]

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为了推进多文化共生、实现全球化城市建设的目标,日本地方政府设置了由有识之士和外国人志愿者组成的多文化共生推进讨论委员会。为了将城市建设成幸福的理想居住地,很多地方政府都意识到需要激发在日外国人的社会参与活力,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社会教育机构协力培养外籍儿童的日语能力。为了保障外国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在都立学校招生中特别设定了外国人招生栏,社会教育机构组织外国人支援团体,在社会教育机构内开展外国儿童日语班等。其次,公民馆、文化会馆、社区中心、图书馆、博物馆、自然之家、妇女会馆等社会教育机构努力提高留学生的活跃度。随着“30万留学生计划”的实施,留学生人数不断增长,提高留学生的人数和质量成为实施全球战略的一环。最后,鼓励外国人参与社区建设。社会教育中将外国人也视为社区的主体,认为外国人不是“被支援者”而应该成为社区建设的中坚力量。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社会教育机构在对外国人教育的活动内容中融入了社会参与的元素,特别针对外国人提供有关医疗、居住、教育、防灾等信息的多语种教育服务。

总之,日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国际化政策旨在扩大接纳外国劳动力,缓解日本国内“少子化”和“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政府鼓励地方自治体吸收外国劳动力,解决地方劳动力不足和大都市劳动力过密的问题。社会教育协助地方自治体构建多语言环境和日语教育,通过开展“日语教室”为外国人提供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教育援助,采取自主的外国人援助措施和多文化共生支援项目。但是,日本多文化共生政策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政府并未放开外国人参政权,出现了“对大量非熟练技能劳动者的权利保护缺位”等现象[16];社会教育中重视的外国人更多是留学生的社会融入,对留学生以外的群体关注度不够等。

三、日本社会教育助推国际化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

社会教育机构通过各种形式的课程和活动,帮助人们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同时也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机会融入当地社区。在日本,社会教育通过积极推进多文化共生的理念助力国际化社区治理,在价值引领、长效机制、供给内容、内生动力等方面不断体现出自身的实践生长路径。

1.价值引领:秉持多文化共生理念,培养国际化社区治理责任感

多文化共生的价值理念旨在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张力中达成共赢,寻求不同文化间的最大公约数,进而达至互相理解、维护共同利益。面对全球性挑战和国家治理的频繁失灵,我们必须反思以往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所具有的狭隘性,从而诉诸全球共同发展的集体理性。[17]多文化共生治理体系在各国探索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仍然面临许多挑战。[18]从哈贝马斯提出的文化间性或主体间性的角度来理解多文化共生,日本将这种价值理念融入到社会教育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实践证明,为外国儿童早期创造有利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比后期的弥补更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社会教育投入不仅体现在外国儿童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上,而且涉及外来人口如何沿着日本社会的阶梯向上流动。在社会教育体系中,强调了国际教育、弱势群体支援、跨文化体验等的重要性。有研究表明,跨文化体验有助于形成自身的民族认同和本国文化认同,并且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甚至人格。[19]跨文化体验、国际理解、多文化交流这些核心要素在日本构建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政策和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在国际化社区治理过程中,由国籍、民族、宗教等产生的文化异质性带来多重挑战,需要弥合不同文化间鸿沟。静冈县较有影响力的一般社团法人——“全球化人才支援浜松”,从2013年就开始着力通过讲座的形式培育“多文化推进者”,并联合私立高中召开国际理解与交流讲座。[20]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化治理”和“教育治理”堪称是日本国际化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文化和教育成为推进共生发展的先导。日本将文化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工具,通过社会教育助推国际化社区发展。增强多文化共识,将多文化内容引入社会教育治理领域,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凝聚共识、化解矛盾。日本社会教育机构注重搭建融合多文化的平台,提升在日外国人的幸福感。强调优化外国人文化需求的资源配置,突出文化的针对性,体现文化服务的本质属性。日本社会教育推出“特别教育课程”充实对日本在外留学生的教育,开展“日语教室”改善日语指导状况,构建留学生语言学习支援体系,并谋求地方公共团体的参与合作。这种社会教育中的国际教育也是福祉教育,“地区的利益相关者是福祉教育实施的主体”。[21]同时,社会教育还针对日本人进行异文化理解教育,持续对外国人和本国人的国际教育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学习环境。多文化共生理念与社区教育间有机契合,用交流的方式培育拥有凝聚力和不同文化特征的主体性,有助于多种文化在显性与隐性并存的状态下融合发展。其中,社会教育中课程的多元文化更具结构性,更能挖掘多文化中的“共识”,推进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多元文化发展。

2.长效机制:遵循融合共治逻辑,促进“自系统”与“他系统”协同发展

在维护国际化社区运转与化解生态危机等问题上,日本实施了“新型决策执行程序”,以避免政府的推动作用在各种权力博弈中被遮蔽。日本制定了“外国人才的接收、共生的综合性对策”(2017),修订《出入国管理法案》,设定新的在留资格“特定技能”(2018),设置以文部科学副大臣为核心的“共生社会推进研究小组”,促进地方自治体和地区国际化协会以及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简称NGO)、非营利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s,简称NPO)等民间团体间的通力合作[22]等。这些加强接受外国人的组织体制及相关部门合作的“自系统”和“他系统”协同发展机制也折射到社会教育的推进过程中。社会教育活动遵循“融合共治”的行动逻辑,强调与外国人共生相关的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机关之间的通力合作,主张日本人和外国人共同构筑社会共生环境。社会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多方社会组织参与的互动与互促特点,即基于各种利益考量和发展条件的差异,共同制定各参与者的责任承担和义务履行的标准。从执行程序来看,这不仅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互磨合的过程,也是权力重新分配与博弈的互动过程。虽然日本在国际化社区治理良性发展中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是日本通过社会教育推动国际化社区治理建设、秉承多方参与治理的理念、力求打造有多个利益方共同参与治理的模式,提升了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增强了在日外国人作为群体成员的价值存在感。

社会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教育机会均等”[23],特别是因为“权力下放”“地方分权”等在深层次上推进了社会教育应对市场化和自由化带来的社会流动,从而维护了社会和谐发展。在社会教育中,通过创设多文化理解相关的实践活动和日本多文化共生政策的逐步普及,人们对“多文化共生”的认知度越来越高。日本很多政策也冠以“多文化共生”的名义,推进过程中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强调多文化共生行为的合法性,不断树立法治在多文化共生活动中的权威,保障成员之间不因身份隔阂导致关系松动或异化。但是也出现一种担忧,随着外国人的增加和国际婚姻的增加,在文化的冲突下,日本文化和意识形态可能会出现大的波动。[24]日本的多文化共生政策是“自上而下”由国家带头实施的,关注外国人的行政待遇,通过社会教育确保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和正常的社区生活,为他们提供继续学习、日语学习、防灾信息、健康医疗、劳动就业等服务。日本不仅通过政策对外国人保驾护航,还打破公权力对社会方案制定实施的垄断,在社会教育中鼓励日本居民和在日外国人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是“参与”而非“参加”,为外国人作为地区建设的主人翁角色赋能。2020年4月实施的社会教育专职人员“社会教育士”的职能中就强调了“与多元主体合作的能力”。[25]

3.供给内容: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注重政策供需动态平衡

为了实现多文化共生社会的最大化效益,日本注重政策供给与民众需求间的相对平衡。在多文化共生理念下,日本政府清除各方壁垒,为不同参与者提供外部动力和制度保障。为了保持国际化社区的活力,政府努力将政策供需双方置于动态的上升螺旋中。例如,针对外国人的日语学习需求,日本政府根据《义务教育标准法》,确保提供足够的日语教师,改善教师人均学生比例。[26]此外,日本政府开发、普及并稳步实施“外国学生的教师的培养和研修示范项目”,社会教育机构召集社区有识之士讨论确保指导教师的方案;为满足外国儿童的需求,地方政府整理幼儿教育阶段的指导注意事项,社会教育机构讨论指导者的培养方案和研修方法;在“对有发展障碍可能性的学生的支援事业”中,开展以外国残障学生为对象的社会教育活动;地方政府还根据每年5月全国学生状况调查结果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增加外国学生就学机会,检讨促进弹性就学的方案,社会教育开展促进“定居外国人子女的就学促进活动”和提供语言学习与学校生活支援等前期措施。社会教育机构根据在日外国人的年龄、语言能力、文化背景及就业需求,开展多样化的语言教育、生活教育和多元文化融合教育。

社会教育项目供给和社区居民学习需求是国际化社区得以持续运行的内在动力机制。只有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和适度的张力,才有可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国际化共生社区。居民学习诉求和政府回应的闭环运行得益于社会教育项目运转过程中所需的制度保障。在政策环境的浸润下,人们通过主动适应来获得社会身份的重建,通过同伴的帮助和政策的保障来达成重要的生活目标,也通过支持他人逐步形成主体身份。日本地方政府通过社会教育设置契合民众学习需求的实践活动,同时注重保障民众参与权利,促使外国人和日本人在多文化共生的观念下形成一个责任和义务上的互惠关系结构。日本社会教育助推国际化社区治理的基本出发点是交流支援、生活支援和助建国际化社区的推进体制。基于多文化共生的理念,社会教育注重发挥居民自治作用以推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社会教育机构管理中构建了“自下而上”的以居民需求为先的教育治理模式,广泛收集在日外国人的学习需求和建议,维护社区居民正当的学习诉求的表达权利,并及时反馈他们的意见。同时,在倾听意见的过程中与他们建立对话机制,有效协调各层次的利益诉求。

4.内生动力:实施文化先导,提升个体共生意识

个体共生意识的培养是奠基多文化共生的国际化社区的意识前提,文化则是构建国际化社区的先导,两者之间的适度黏合是国际化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只有文化得到有效传播,才能减少彼此之间的偏见和误解。只有个体之间达成共生意识,才能减缓对立和冲突,从而建立一种坚实的社区生活秩序和公共生活模式。日本社会教育基于多文化共生理念,通过尊重文化差异、促进文化认同,切实更新个体的共生意识。在日外国人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是其个体价值观念与另一种价值观念融入的关键,这些因素也增加了国际化社区治理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为此,社会教育实践活动中注重激发在日外国人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同时通过异文化的宣讲培养日本人的国际理解意识,尽量阻断偏见的滋生,剔除理解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不良成分。文化作为“一个族群的基本生活方式和族群认同的重要基础”[27],可以有效转化为互相尊重的实际行为及个体共生意识的意义建构。日本政府面对纷繁复杂的实践活动,推行国际化社区内部最基本的平等交流机制。社会教育中注重开展集认知性和人际性为一体、目的一致的多文化融合性教育活动,致力于使每个人都成为有责任心的参与者,并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实现和谐共生。通过文化的滋养,人们可以进行思想和智慧的双向流动,从而实现情感的交融和关系的黏合。

日本社会教育在应对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方面,也采取了以文化为先导的策略,并致力于培养个体的共生意识。由于社区参与者的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一旦发生灾难,将没有足够的人力支援外国人。因此,日本政府提出为外国人创造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培养外国人作为社区主人翁的精神,将外国人纳入到地区经济发展的创造者行列,视其为日本少子高龄社会中文化活动的主体。为了满足外国人的生活诉求,社会教育机构提供医疗、住所、教育、防灾等相关信息多语言服务策略,并注重加强与国际交流委员会的合作。日本社会教育活动中强调互相尊重和理解,培养个体的共生意识和责任感,鼓励外国人成为社区参与者,为社区活动和公益事业做出贡献,并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培训。通过以文化为先导的策略和培养个体的共生意识,日本社会教育在应对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为外国人在日本的生活和融入提供了有力支持。

国际化社区治理、多文化共生社区的构建不仅考验一个社区的治理水平,也考验着国家行政制度的韧性和教育治理的包容性。在我国,诸如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目前一些地区正以强有力的政策规划,借助党群政治资源,发挥社区教育机构的力量,在外籍人士融入方面开展了诸多实践活动,推进国际化社区治理工作。但还缺少前期扎实的调研及文化教育引导工作,在多文化共生方面也往往陷入对外国人的特殊化、优待化服务的误区,社区教育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融入社会治理,特别是推进国际化社区治理层面的挑战。

综上所述,在国际化社区的治理中需要进一步认识到多文化并存社会中的内在规律性。日本秉持多文化共生理念,通过“带有强烈的地区振兴功能”[28]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助力国际化社区治理,促使不同系统内要素间实现资源融合和施策互动,从而达至要素配置优化与运行效率改善的目的。借鉴日本经验,立足我国国情和社区实际,形成有效的工作策略,通过促进文化先导力、提高多元治理力、注重政策保障力、巩固制度执行力,进一步完善外国人社区参与机制,增强多文化共生意识,探索中国本土化的国际化社区治理路径。具体来说,建议通过社区教育、借力社会组织等举措,开发适切的国际化社区教育课程与实践活动,增强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为社区工作者掌握外语和多文化知识提供必要的帮助,吸纳国际教育志愿者,形塑他们“互鉴互尊”的文化心态和行为模式;鼓励和动员外国人参与社区治理,引导他们解决共同面临的课题,消弭文化冲突,协力推动多文化共生发展。概言之,在多文化环境下,可以通过社区教育更迭和吸收异质文化资源,增强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塑造各文化主体间的价值共识,从而形成更加开放、和谐的多文化共生的社区治理新格局,最终凝聚成一套自成体系的社区教育助推国际化社区治理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