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历史文脉，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研讨会综述

秦雅萌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研讨会于2023年6月14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共同举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出席会议并发言，来自地方文学馆的代表，以及十余位国内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研讨。

李敬泽在发言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站在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高度，深刻阐述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指导我们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中华文明及其突出特性的深刻阐述，既是对中华文明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基所在。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作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根本指引。

与会者中既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也有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的学者，他们共同在跨学科、跨领域的文明视野中展开了对文学的重新思考，围绕讲话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及其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在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及自觉将文学研究与创作作为讲好中国故事、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路径等主题展开了充分研讨。

一 建立总体性视野，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中华文明的特性提炼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如何在中华文明的总体视野中理解上述突出特性，是本次研讨会的讨论重点。多位与会学者就此提出自己的认识，其中又以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两个方面的探讨最为集中、热烈和深入。

李敬泽指出，要以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总体性视野看待现当代文学学科、把握新时代文学的方向道路。不能就文学谈文学，要在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阔视野中认识文学。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打破过去严格的学科划分、僵化的学科壁垒和断裂性的研究范式，总体性地把握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在发展变化中的连续性，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有效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

沈卫荣（清华大学）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于中华文明五大特性的概括，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总结，也是当下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基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每一位文化学者必须担当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从西域历史语言、藏学和佛教学的学科视角来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对本土和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伟大的中华文明，这正是由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所决定的。

梁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强调，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对文化问题所做的一次全面系统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文化发展问题上提出的总的方针、策略，是党的历史上关于文化传承发展问题的又一篇光辉的、里程碑式的文献，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方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第一次以党的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张。回顾历史，欧美学者中致力于人类文明理论研究较为著名的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和美国学者亨廷顿，但无论是文明体系论、文明形态史，还是文明冲突说，西方中心主义仍旧或多或少构成了上述学说的基础，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瞻远瞩地将中华文明放置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主张融合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形态的优长，以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超越文明等级论与文明冲突说，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以宏阔的创新空间。

周展安（复旦大学）主要讨论了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理解，并基于此提出了从历史大势中汲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资源与动力的问题。他将连续性的文明史视野作为认识历史大势、理解现代文学的必要视野，认为中国历史大势呈现为一种“平铺的”“下沉的”趋势，越来越趋近于“人身”和“人事”，曾被视为“愚者、贫者、贱者”的民众也逐渐进入思想视野。这一历史大势具体表现为从封建制到郡县制、从贵族门第社会到平民社会、从礼制到礼教的演化等整体性社会结构的演变，也表现为从经学到理学、从理学到心学、从心学到清代的实学等思想文化的变迁。中国现代文学正是诞生在这一下沉式的历史大势之中。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基于一种断裂的历史意识，但若深入考察，现代文学所具有的断裂性仍是深植于连续性之中的，是中国历史大势中颇为重要的一环。现代文学从诞生之际便关注“社会问题”， 采用现实主义的书写方式，重视民众主体意识的锻造，勾画世俗人生的生死欲求，就是承接了趋近于“人身”与“人事”这一大的历史脉动。20世纪学术史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连续性问题的讨论，如周作人将新文学的源头追溯至明代的公安派与竟陵派，胡适认为白话文的历史应溯源至佛经的翻译乃至汉代民歌等，还主要局限在形式的角度。若深入考察，则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继承的是经过章太炎、梁启超等中介的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传统，是顾、王、黄对“四海困穷”，对“亡国亡天下之辨”，对“小人之欲”，对“理势”和“理事”等等的关心，是王夫之所说“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抱负。中国现代文学不是顺势对清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继承，而是对清代的经史学的继承。因此，对于历史连续性问题的关注，需要从形式、内容、思想、社会等多维度、多层次展开，现代文学所承接的具体传统也需要加以仔细爬梳和辨析。

周兴陆（北京大学）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关中华文明的论述高屋建瓴，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中，是对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特性最为全面、深刻、准确的阐述。他认为，要对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史、文化史作全面、完整、通盘的梳理和总结，打破人为设置的古代、现代的壁垒，呈现连续的中华文明史。纵观历史，中国的思想创新主要有复古以求革新、别求新声于异邦、汲取鲜活的民间传统这三种途径，但无论是哪一种创新路径，都应对所采用的资源加以甄别选择，进行创造性转换或本土化改造，使其成为适应新时代、具有生命力的资源。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则意味着中国数千年的思想文化都统一在“中华文化”这一大的文明体系内，今日需要更为自觉地提倡、更加有力地维护中华文化的“道统文脉”。研究者应将中华文明的特性内化为自身的问题意识，并切实有效地应用在学术研究之中。

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指出，中国文化传统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特征，不仅体现在绵延的中华文明史中，更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以不断容纳、消化和整合差异性文化的方式推陈出新，永葆自身的活力。中国传统文化是对世界不同脉络的文化吸纳整合的结晶。中国文化传统的容纳、消化和整合能力，也在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得到空前强度的激发和发挥。正是这一开放包容的气度，使中国社会保持了通过政治运动重建国家的想象力和行动力，在运动发起和展开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知识消化能力，这是中国在百年之间即能在“列强环伺”的格局之下成立人民共和国、重新走向复兴的文化基础。在经验、胆略、胸怀与识见的不断积累过程中，中国变革呈现出极强的自主性，并整合了自身传统，吸纳了全球经验，构成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宝贵探索。

二 迎接中华文化的能动时代，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应当如何巩固文化的主体性，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化的能动性，是研讨会的另一讨论重点。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提出了诸多关于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新论述，既强调传统、守正、坚定的本土立场，又强调现代、开放、包容的世界视野，再度拓展、深化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回望历史，“中体西用”原则的提出，尽管未能给中国的现代化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但其中已隐含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此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说法，同样将世界性、现代化与中国性、本土化并提，是“中国式现代化”逻辑进一步的历史显形。以此回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走向，确乎具有新的战略性意义，可以让我们对以往发生的历史有更清晰和理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应吸纳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构建充满活力的当代文学，将上述论述作为考察当代文学发展历史的新视角，作为理解当代文学，构建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式、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评判体系的指导，进而以此引领当代文学未来的发展。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所走的正是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当代文学的内部存在着某种“平衡机制”，即在获得某种世界视野的同时，立即以一种本土化逻辑回应，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与“文化寻根”运动之间的平衡、先锋文学之后的“现实主义转向”、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的觉醒等，出现了运用新思维来观察和认识传统文化的新思潮，这是基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而发生的，即中国社会和文化需要现代化的转型，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又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坚定文化自信，持续挖掘和借鉴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文化传统；要从总体上加深对中华文化、中国文学传统的再认识，从新的战略高度重新加以思考，找到构建中华文化大框架中“文学共同体”的方向与载体。这是当下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新课题，也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光明前景之所在。

梁展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所重点阐述的“第二个结合”为视角，探讨了“两个结合”间的内在关系，认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解决了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结合这一长期困扰理论界的难题，并为“第一个结合”赋予了历史的维度，是对“第一个结合”的深化。同时，“第二个结合”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因素，以及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的深度契合。“两个结合”意味着中国文化成为一个不断生长和更新的有机生命体，这一点充分体现了讲话的重大创新。以社科院外文所积极推动的中希文明互鉴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文学翻译运动方面的学术工作为例，学界目前正对非西方的、非欧洲中心的、能够表达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心声的世界文学实践展开研究，并以此原则来培育新人，借此进一步提升文化担当意识，为建设中国话语、学科和学术体系贡献力量。

周兴陆认为，准确理解“两个结合”首先要澄清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个论述都可以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符合。历史上，思想界与学术界曾机械地理解、照搬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一些问题。我们应当更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今天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认识中华文化，坚持人民性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作为衡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

周兴陆在剖析“两个结合”的基础上颇具新意地提出了“中华文化的‘能动’时代”的说法。王国维曾将儒学自先秦到宋代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中华文化从“受动”向“能动”的飞跃。20世纪中国勇于向国外学习的百年历史，也是近现代西方文明为我所用的历史，但我们不能甘于“受动”的地位，处于被阐释的地位，而应该主动迎接、创造中华文化的新的“能动”时代。当前党和国家提倡坚定文化自信，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预示着这一中华文化的“能动”时代的到来。但是，这一新的“能动”时代的到来，无法自然而然地实现，而是需要全社会，特别是从事思想理论、学术文化建设的人自觉地担当和努力。要摆脱过去“以西释中”、步趋西方的学术模式，改变过去沉湎于故纸堆、非考据不足以言学问的治学路数，站在中华文化的本位立场，面对当代社会现实，打开视野，以我化人，以中化西，建设性地思考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从中华文化的“天人之际”“家国情怀”“安心立命”的人文思想出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周展安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于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思想研究的学者而言，尤其需要反复咀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法是今天所特别强调的，同时也是具有原创性的，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具有巨大潜能。回溯现代中国的历史，尽管尚未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但对其摸索和探求自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阶段已经出现，并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得到格外丰富的呈现。1908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提出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即是这一探求的起点，也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人的普遍选择。这一历史事实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问题。从鲁迅“取今复古”的角度，也即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落脚点来看，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看似进路不同、分歧不断的论争，实际上可以获得整体性的把握。对立的双方或多方实则都感应着处于生死绝续之中的中国而触发其思想，也都暗含着救亡的忧思与赤诚，旨在谋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文学观念，这一共同的出发点使得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始终呈现为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此外，中国现代文学还创造了以关注底层民众文化表达为核心的“化野为文”的新传统，具体体现为清末对“风”“俗”“风俗”的讨论，五四时期对歌谣、戏曲、儿歌、白话等的关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民间、大众语、方言、地方文化、民族形式等的研究，它们连缀为一条对底层民众文化表达之关注的线索。这些文化表达原本是被排斥在固有的“文”的体系外部的“野”的存在，而在中国现代史的波澜中，这些“野”的文化表达逐步取得了“文”的地位，不仅如此，它们甚至要取代固有的“文”的系统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上述议题普遍而集中地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是当下思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问题时需要时时回顾与汲取的重要资源。

李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的发言围绕着如何认识和实践“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而展开。首先，“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提供了新的评价角度与标准。长期以来，学界曾以革命性、文学性、世界性等范畴评价“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往往各执己见，难以达成共识，而如果将其置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这一视野来看，则会获得全新的、整全的理解。“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都可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在逐步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重要文化形态。这些彼此关联又各有侧重的文学文化形态，使得正在形成中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有了充沛而坚实的基础。也因此，当我们回望和研究“五四新文化”等文化形态时，它们对于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探索，在探索中遇到的困难、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等，就提示着学者考察具体文化形态的尺度，也应成为研究中核心的问题意识。其次，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特别强调的“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这一关键结合，成为生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路径。在这一思路下，“五四新文化”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左翼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如郭沫若的《马克思进文庙》等尝试探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本，就值得重点分析和探讨。再次，“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既不等同于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等同于现代化之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有着一个长期探索、逐步明确的过程。“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也是一种正处于创造与形成过程中的、具有未完成性的文化。“五四新文化”等文化形态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探索过程，也具有未完成性。因此，相比于针对已完成的文化形态所采取的“从源到流”的考察方式，其未完成的特性决定了“从流溯源”的研究方法，也即更需要具备当下性的思考。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既是历史研究，更是形塑“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创造性活动。最后，以“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为视角去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需要进一步思考其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是内在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之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不仅是中华民族探索的结果，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示范意义。文明是一个共同体在经济形态、制度法律、精神信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综合性表现。虽然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是多元的，但如果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只有与这一文明内部的其他元素相适应、相促进、相协调，才是这个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必然需要注意其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部的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强调其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这对于引导当代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形成内在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责任，也是我们“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使命担当。

张翔强调，应重视中国思想现代道路形成的经验，以夯实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的深入系统阐释打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等均提供了理论指南。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呈现出中国变革的自主性，以及中国自主变革对自身传统和全球经验的整合与吸纳。“两个结合”的历史，更体现着广泛的国际性的氛围与基础，即中国在遍及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形成了“世界人民大团结”、共同奋斗和全球合作，在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互鉴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前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应对国际霸权主义的挑战，“两个结合”正提供了应对这一挑战、重建国际新秩序、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论视野，即以文化上的世界视野和胸怀为基础，在推动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形成国际性的团结。从这一角度而言，张翔建议，中国的文学馆与博物馆的建设，也可注重介绍和展陈域外文明，加强对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文化交往互动的文物整理与研究，为展示中国与全球其他文明间的交流积累更多经验。

三 继承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多位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学术方法、学科范式等，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自身研究的启发作了主旨发言，既涉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也包含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通俗“历史小说”、当代谍战题材小说、当下的网络文学等特定的文学类型。

彭春凌（中国人民大学）的思考由“埋首故纸堆”的思想文化史学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承这一切身问题而触发。从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角度，她强调了“求真”在文化传承事业中的重要价值，将“求真”视为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生命线。尽管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元史学理论强调历史学的“叙事”特征，认为历史书写极大地受到书写者主观情境的影响，但这并非宣告“求真”的失败或失效，反而时刻提醒着研究者“求真”之艰难与珍贵。因此，研究者需要时刻对自身思维的惰性和观念的偏见进行反省，力图破除“我执”和“法执”所带来的各种偏弊。同时，追求真理也是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懈追求，唯其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延续数千年至今而仍旧生机蓬勃，某种意义上，正是知识分子的“求真”品质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贡献了力量。

彭春凌进而提出，唯有“求真”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而言，只有以更坚强的毅力、更厚实的基本功，扎根丰富的国内国外、中文外文的原始史料，以更开阔的视野去打开优秀传统文化的视界，讲出前人还没有讲过的故事，才能做出一流的学术成绩，并在此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以章太炎的学术与思想为例，彭春凌分析了近代国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进化学说与中国民族革命及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等话题，认为中国近代国学是与时俱进，涵容科学革命以来人类近代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中国近代思想史凸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基于这些历史事实，彭春凌提出了通过理解和理清19世纪以来全球知识流动脉络来研究近代史的新思路，即在建立全球思想流动的图景的基础上，展开讨论镶嵌在其中的近代中国思想学术，打破此前仅在中西、中日之间建立双向关系的“二元性”视野，同时把握知识流通（也包含阻隔、选择、交叉等）全球连锁的社会史途径与近代思想内核延展（也包含冲突、变异、调和等）跨语际流变的思想史途径，绘制出一部流动的人类精神的史诗。因此，在近代以来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中讲好中国故事，是新一代历史工作者面临的艰巨任务。历史研究可在“求真”、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打开诠释近代国学，理解近代中国文化的空间，在深入体察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基础上，以扎实的研究成果，做好文化传承工作。

邵燕君（北京大学）探讨了中国网络文学如何继承与转换传统文化资源的问题，指出中国网络文学虽在全球媒介变革的背景下诞生，但继承与转换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也是其内在需要之一，这主要表现在历史穿越和东方玄幻两个类型中。前者以当代人的视角，借助“穿越”设定，或改变历史轨迹，修复历史创伤，或探索历史原貌，展现历史知识，以古今对话的方式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转换；后者则是将西方奇幻小说、中国武侠小说、电子游戏、日本动漫等世界范围内的大众文化资源熔于一炉，极具包容性和可塑性，具有打造东方新世界和中国人的精气神的潜能。网络文学要想真正有效传承与转化中华传统文化，需要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精神，同时精准地调用网络时代的文化资源。通过创作与世界网络文艺底层逻辑相通的网络文学，达到既有利于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更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扬中国精神的目标。

张蕾（苏州大学）聚焦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中的“历史小说”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指出中国现代文学自身所包含的启蒙传统与人文精神，是当下重要的文化资源，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与传统文化关联最为密切的文类之一，通俗文学继承和改良了传统文化，印证着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创作通俗文学的作者们大多是传统文人气质浓郁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与生活是研究传统至现代转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而通俗小说在市场大受欢迎，关系到传统在普通民众中间的流播、影响情况，值得细致研究。通过梳理古典小说传统延续到现代小说创作中的表现，现代小说吸收传统小说资源并获得创新性发展的脉络，又借鉴艾略特对“传统”与“当代”，“过去”与“现存”的辩证看法，张蕾提出从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语境中研究现代通俗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关系的思路，并以梁启超、吴趼人、曾朴与德龄等人的创作实践与批评主张为线索，讨论了从传统以叙述历史为对象的“演义”转化为现代的“历史小说”的文学史进程，指出古典文学中的“演义”传统作为现代“历史小说”不可回避的文化资源，渗透到作家的创作之中，并在现代语境中被改造和革新。

刘月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讨论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意义。她试图破除把当代文学视为某种域外文学资源的中国化的这一理论预设，以新世纪以来的谍战题材小说为例，认为其产生与中国古典英雄传奇有着隐秘深刻的关联。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方式和技法来看，谍战题材小说继承和发展了古典传奇中对英雄人物身上“勇武”与“美德”兼备的理想化想象。但二者间也存在相当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了当代文学在塑造我们时代的新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古典传奇多赋予英雄人物以“异能”或“超能力”，以夸张手法凸显英雄之勇武，但异而不妖、夸张而不离奇，属于“人力”而非“神迹”的范畴，是民众朴素的对拓展自己身体边界的向往；而中国当代谍战传奇除表现英雄人物的勇武外，还注重其智识的表现与个体的成长，征用了古典英雄传奇中“英雄”与“国家”的同构关系，通过对于“敌方”的选择与设定，展现不同时代的地缘政治格局与民族国家认同。刘月悦概述了从古典英雄传奇到革命英雄传奇再到谍战英雄传奇的发展脉络，认为这一研究有助于挖掘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源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进而坚定文化自信。

研讨会最后，李敬泽总结，文学馆工作和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自觉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提高站位，认领任务，结合工作和研究的实际，深入思考“做什么”“怎么做”。李敬泽强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求我们提高思想站位和政治站位，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肩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这一代人要坚持守正创新，秉持开放包容，不断打开新的视野、拥抱新的经验，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