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构建全球文明的内在逻辑阐释

曹 绿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710119]

3月15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重要讲话，首次郑重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1)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1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全球性危机日趋严峻，全球文明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恰逢其时，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全球文明倡议不仅为应对当前人类文明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而且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指明了前进方向。全球文明的提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价值逻辑的内在规定和本质要求。全球文明以维护全人类整体利益为宗旨，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新质与特点。换言之，全球文明论证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主要特征、内在机制、根本要求，提出了人类文明和谐相处、创新发展、共同繁荣的基本遵循和未来指向。具体而言，全球文明不仅吸取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精华，而且在占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开创人类文明新阶段；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创新发展，而且彰显出世界文明一体多元的根本特征和时代新质。总之，全球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方向，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使然，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反映，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案。

一、全球文明的时代逻辑

习近平指出：“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当前，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下，人类社会加速进入了“一体化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历史时代。放眼世界，人类现代化事业正在经历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或智能社会、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或绿色文明转型的历史关口，一方面享受着生产力变革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遭遇转型期间出现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全球发展失衡等诸多挑战。如果说当前突飞猛进的科技变革从正面催生全球性新文明的诞生，那么，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则从反面倒逼全人类共同培育一种全球性新文明。在此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表征的全球文明顺势而为，应运而生，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应对全球危机的根本要求。

(一)全球文明的时代境遇：顺应“一体化的世界”

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全球危机催生的“一体化世界”，或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无疑是全球文明所处的时代境遇，或曰全球文明生成的时代背景。从唯物史观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全球文明的实践基础必然是全球性经济政治的历史性生成。马克思说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因此，基于唯物史观，尤其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探究，全球文明不仅顺应了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且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征。从全球政治、全球经济、全球文化等多维度来审视，一方面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深度全球化，尤其是全球市场的形成和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在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双边或多边军事和科技组织、全球跨国公司等方面。真正印证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历史洞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那么，随着全球经济、贸易、科技引发并生成的全球性生产力和全球性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必然要求我们构建一种崭新的全球性生产关系。正如《共产党宣言》深刻阐明的那样，“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民族的文学”走向“世界的文学”无疑隐喻或表征全球文明。全球文明本质上就是一种含括全世界、全人类，不分种族、民族，超越国家、区域的全球性新文明。总之，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共同推进人类社会加速走向了全球一体化，因此，顺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构建全球文明无疑是时代逻辑的紧迫任务。

(二)全球文明的时代课题：应对人类全球性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0页。当前，全球问题日益突出，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全球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性生态危机，已经成了全球文明生成的首要威胁；二是全球性发展失衡，已经成了全球文明生成的重大挑战；三是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其他危机，已经成了全球文明生成的巨大障碍。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期，由于资本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双重宰制，也由于人类片面强调生产力和坚持发展至上的理念而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危机。总之，当人类社会在加速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同时，面临和遭遇的这些日益严峻的各种全球问题，给人类文明发展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面对威胁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反观人类自身走过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人们该如何反思过去？人类过去的存在意义和生活理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简言之，问题的实质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长期处于激烈竞争和矛盾对抗的状态。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非常形象地讽刺道：“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7页。当然，除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之外，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3页。直至今日，在全球资本统治的力量推动下，整个人类依然生活在“物的世界”和“异化的社会”，所谓的发展至上、消费主义和工具理性等等，无不使全球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严峻。

由此可见，全球性危机给人类文明构成了最为巨大的挑战，严峻的现实倒逼着全球新文明的孕育和成长。当然，要开创全球文明必然要直面和解决各类全球性挑战，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和全球发展失衡。唯有如此，全球文明才能更好维护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由此可见，全球文明已然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理性规范和价值标识，必然会凝聚起全人类的共同力量和智慧，必将有力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解决各种全球性危机，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为人类文明发展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全球文明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9)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第2版。中国式现代化在变革全球经济秩序和加快科技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而致力于构建一种崭新的全球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构建的全球文明最根本的实践逻辑就在于传承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为本质特性的中华文明，扬弃和超越基于资本逻辑和权力宰制的西方现代文明，倡导社会主义文明坚持的“平等、多样、包容、开放”的新理念。换言之，全球文明的实践逻辑在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不同文明之间和而不同，推动文明共同发展；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实现文明和谐发展。

(一)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处世之道、价值导向、精神气质和生存理念。面对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遭遇的全球性困境及其问题，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明，恰恰能够提供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思想价值，为全球文明历史性生成和发展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未来统一全世界的既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恐怕会是中国。”(10)[英]汤因比：《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47页。同时他还强调：“最近五百年来，全世界被西方在除了政治以外的所有领域所统一。恐怕只有中国能够承担在政治上和平统一半个世界甚至整个世界的使命。”(11)[英]汤因比：《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第348页。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日益显露出黑格尔世界历史意义上具有世界精神的民族，必然要勇于承接人类新文明发展的历史指派。当下，中华文明特有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理念之中：

一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理念。在病毒传播、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等全球性危机日益严重威胁人类文明的今天，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理念无疑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最具有启发意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一书中，哈佛大学杜维明提出要重新了解自然，肯定自然，实现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解，人心和天道的合一合德。(12)杜维明：《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6页。在西方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严重冲突的今天，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顺应自然，而不是违背自然；保护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唯有树立这样的新文明发展理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进而有效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及其对文明的威胁。

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1993年的世界宗教会议通过《全球伦理宣言》以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逐渐成了人类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并为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接受。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等人在《全球学导论》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行为体，……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以及崇文不尚武的伦理风范将对全球伦理做出巨大贡献。”(13)蔡拓等：《全球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7页。杜维明提出了人类共存的两大基本原则，其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将此解释为“恕道”原则，即不能将自己的价值强加在别人身上；其二就是人道原则，把人当人看，不要把人当物看，即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4)参见杜维明《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第214、247-248页。由此可见，在当今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矛盾凸显，文明和价值观日趋对立的时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中华文明的思想理念还蕴含着的“伟大的和平主义传统”，世界大同的人类旨趣，刚健有为的个体生活，等等。只要基于上述理念，继承和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站在唯物史观立脚点“社会化的人类”的高度来审视，中华文明的思想要旨和精神实质无疑能为人类历史发展指明方向，不仅能够推动中华文明更好传承和创新，而且必将致力于开创和建构崭新的全球文明。

(二)坚持不同文明之间和而不同，推动文明共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1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4年9月25日第2版。在人类社会走向命运共同体时代，各国文明唯有坚持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才能从根本上推翻不合时宜的旧文明观，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坚持和而不同理念是全球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障，因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应该遵循的主要准则和基本理念。2000年7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全球化过程中坚持“和而不同”的主张。(16)费孝通：《文化自觉和而不同——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民俗研究》2000年第3期。其后，费孝通提出并阐释“和而不同”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继而倡导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17)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的主旨发言》，《思想战线》2001年第6期。他认为，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思想理念中，追求“天人合一”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最高的最理想的状态或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或者说是秩序目标必然是“和而不同”。在与不同民族或国家相处时，必然坚持一种“和”的理念来处理具体事件和相互关系，这就是“和而不同”理念的基本内涵。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所讲的“和而不同”，也是当前人们坚持多元一体理论的另外一种说法。在世界范围内，任何主体必然承认相互之间的区别和不同，但是要坚持“和”为基本理念和准则，这是世界政治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肯定会出现各种纷争和各种矛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各主体之间只强调“同”而不能维持“和”，那文明只能是在斗争，甚至是战争中毁灭。要保证人类文明繁荣兴盛，“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18)参见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的主旨发言》，《思想战线》2001年第6期。江泽民同志在《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一文中指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19)《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2页。尤其在人类文明进入信息化时代，面对价值理念的多元化和不同社会思潮的猛烈冲击，不同文明之间坚持和而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实践准则显得尤为重要，极为珍贵。

由此可见，“和而不同”不仅是消解文明冲突的一剂良药，而且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主要原则和规则。面对当前人类文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不同文明之间必须消除各种中心主义思想的藩篱，培养和树立和而不同的新文明观，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

(三)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实现文明和谐发展

当前，人类文明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建立一种有效的“对话交流”的体制机制，进而推动构建全球文明。新世纪刚刚拉开帷幕，2001年就被联合国确定为“不同文明对话年”(the Year of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致力于不同文明之间展开对话交流。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明对话”列入联合国的重要使命，不仅组建了如世界文明联盟、罗德岛论坛等，而且发布了文明对话的一系列活动报告。在世界文明对话大背景下，以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的中国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2012年5月的第二次大会上提出了《世界文明对话研究报告》，总结了对话在组织、活动和影响上的丰富经验。(20)参见《世界文明对话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2010至今，已举办八届的尼山论坛不仅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而且为世界文明的和谐发展和繁荣兴盛做出了贡献。“文明对话”是对文明冲突论、世界文明一元化、普世文明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重新审视，是全世界所有文明之间交流的根本动力，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根本要求，有利于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包容，推动不同文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果没有文明之间的对话，人类文明就难以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和不信任，就无法走出对抗和斗争的深渊，更无法应对当前全球性危机对人类文明的挑战。杜维明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展“文明对话”项目的研究，并在《文明对话中的儒家：21世纪访谈》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全面阐释和解读。他指出：“‘文明对话’不仅是新轴心文明之间，还包括同原住民、非洲文明之间的讨论、辩难、对话，形成一种共识，这是人类走向和平文化的最重大的问题。”(21)杨学功：《全球化条件下的文明对话——杜维明教授访谈录》，《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因而，只有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思想理念，倡导不同文明对话交流，才能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发展，共存共荣。

“回看历史，中华文明先后同印度文明、西方文明进行对话交流，这推动了中华文明吸取其他文明的精华，实现了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的‘文明共存’。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史说明，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完善、发展的根本要求。”(22)曹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世界意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所孕育的天人合一、仁爱之心、民胞物与、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等深邃思想和价值理念，必然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对话提供借鉴和启示。因此，无论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还是近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无论是基督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教文明，无论是非洲文明还是其他地方性文明，都应展开不同形式、多种层次的对话。通过不同文明之间均衡、有序、和谐、包容的对话交流，形成对话交流的共识和意愿，构建对话交流的机制和体制，继而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

三、全球文明的理论逻辑

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遵从全球文明发展的理论逻辑规定，如何消除文明优越、文明冲突、文化霸权等旧思想旧观念，无疑是世界历史时代全球文明的理论任务和理论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页。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论述，其核心和实质构成了全球文明基础性的理论范式和理论路径。那么，尊重文明多样性，探究文明发展方向，必然要基于全球文明的理论范式和理论路径展开思想性、理论性、实践性研究。

(一)全球文明的理论范式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人类社会需要孕育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范式，进而取代“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等不合时宜的理论范式。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范式不仅反映了全球文明生成的本质特性与时代新质，而且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从哲学层面来看，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差异性和特殊性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本特性。正如古人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实质上是世界文明的根本特征，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内在根源和动力机制。因此，全球文明的理论范式在今天凸显出极为重要的时代价值，就是尊重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而这无疑是21世纪应对人类文明挑战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24)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只有世界各国牢牢坚持文明多样性的根本遵循和价值理念，不同文明之间才能实现包容和谐、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基本目标，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应对全球性挑战，才能再现“轴心文明”时代的历史荣光，才能开创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境界。总之，全球文明的理论范式彰显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根本特征和基本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世界文明多样性首先体现在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方面。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这不仅是自身文明的基本标识，而且是与其他文明进行区别的主要标志。文化价值观反映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特质，展现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和价值取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持续不断地宣扬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妄图以此取代真正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而言，当今世界最为强势的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文化，其价值观的本质特性之一就体现在宗教传播、民主输出、意识形态灌输等方面。”(25)曹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世界意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西方普世价值本质上是将其单一的价值观向全世界渗透和扩张，以此实现其文化侵略和扩张的根本目的。与此相反，中华文明在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中则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等具有自身特质的文化价值观，包含了恕道、仁道、孝道、和合等核心思想，同时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社会主义文明的自由公正，和谐发展，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坚守“和而不同”的人类文明新准则，体现了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总之，不同文明之间理应遵循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历史趋势。

其二，社会制度的多样性。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从低级向高级，从原始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演变，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再到“自由个性”的真正人的历史阶段。然而，具体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人类社会发展并非整齐划一、直线前进，而是由不同民族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生产力发展现状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并不能否定在特定历史阶段中不同社会制度相处的复杂性。因此，社会制度的多样性成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主要表现之一。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当前，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在进行长期激烈斗争的同时表现出更多的新特质和新趋势，比如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普遍交往与脱钩断链，相互尊重与霸凌霸道等。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视角来审视，人们不仅应该推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从你死我活的斗争转向友好相处，互利共赢。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等生活的地方还存在一些其他社会制度，需要保护少数他者的宗教、文化等具体的社会制度。唯有维护了社会制度的多样性，才能更好发展人类文明，保障人类文明多样性。否则，当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真正实现了“历史的终结”之时，将预示着人类文明走向衰落甚至面临威胁的开始。因为这种文明一元论不仅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必然会阻碍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将依然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表征，人类文明必然在社会制度多样性的发展演变中走向未来。

其三，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27)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明可以模仿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现代化道路而取得成功的。如果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不能把历史发展规律同自身实际结合起来，不能开创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文明必然无法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也就无法应对文明的挑战。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论述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时，专门针对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进行批驳，并强调这样做“会给我过多荣誉，同时会给我过多侮辱”。(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从唯物史观来审视，人类历史发展就不可能有各国都可以不顾自身历史和时代条件就能够走通走成功的“一般发展道路”或“世界历史大道”。就中国现代化而言，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曾经仿照苏联现代化，走苏联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赢得成功，反倒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吸取历史教训之后，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开拓，最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没有采用苏联模式，也没有采用华盛顿共识，而是在学习这二者的基础上开创了一条顺应历史，符合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不仅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兴盛，而且有力地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总之，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同一条发展道路，更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条现代化道路。因此，任何国家不仅要遵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定，而且要把这种抽象的规定性必须同自身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结合起来，才能开创新的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二)全球文明的理论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29)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第2版。全球文明的理论逻辑阐释不仅要坚持和强调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范式，而且要阐明推进和构建全球文明的理论逻辑。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在相互交流中消除隔阂，走向相互交融、彼此包容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近代以来，从哲学家黑格尔到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再到政治学家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论者，无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代表整个人类文明，是全人类文明的主体。这些代表性人物，其思想或明或暗都透射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不仅不利于人类文明的交流，反而更容易造成文明的隔阂。直至今天，“西方文明论者认为西方文明优于或者高于其他文明，西方文明理应主导人类文明的未来。在他们的眼中，非西方文明要么挑战西方文明，要么转向并依附西方文明”。(30)曹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世界意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西方中心主义者，尤其极端民族主义者，大都具有单一性或一元化的文化价值观，而这无疑是人类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

“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隔阂与疏离，中国主张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推崇‘开放包容’而不是‘相互隔绝’的文明观。”(31)国纪平：《推动世界经济迈向包容普惠的新时代——学习习近平主席达沃斯论坛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第2版。当下，无论是面对俄乌战争还是巴以冲突，美国等西方国家无不采取拱火浇油的办法，对全球文明交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比如，美国为了遏制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发展，在全球贸易交往中采取脱钩断链、长臂管辖等措施，甚至基于自身科技优势推行科技霸权政策。在高度全球一体化时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无异于同人类文明发展背道而驰。与此相反，针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中国向世界各国提出“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等三大全球性倡议。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搭建“一带一路”合作交流平台，推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总之，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人类更加需要牢牢坚守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的思想理念。

2.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1993年夏季号的美国《外交》(ForeignAffairs)杂志，发表了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一文，提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文明冲突论”。简言之，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范式——“文明的冲突”，将主宰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亨廷顿说道：“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3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充满了西方文化的傲慢和偏见，本质上就是服务于美国文化霸权和输出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工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33)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第2版。文明的冲突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是无法成立的。在理论层面，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无疑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本质，而文明冲突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要旨；在现实层面，整个人类社会在高科技革命推动下加快走向命运共同体时代，而文明冲突论背离了历史实践发展的根本走向。总之，“从马克思唯物史观来审视和观察，文明的冲突不符合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规律，违背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趋势”。(34)曹绿：《习近平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论析》，《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因而，世界各国必将超越和消除“文明冲突论”，还原人类文明最真实的面貌，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总之，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是世界各国为人类文明应负的历史性责任，是人类文明发展兴盛的根本出路。

3.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35)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3版。“文明优越论”背离了人类不同文明都是平等的这一文明的基本观点。“文明优越论”反映了植根于西方文化基因中的傲慢、偏见和自负，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也称“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主要包括黑格尔、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人。其中，黑格尔是“西方中心主义”，更准确讲是“日耳曼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思想和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历史哲学》中宣称：“世界历史由东方向西方发展，因为欧洲是世界历史的绝对终点，就像亚洲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一样。”(3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潘高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77页。直至今天，黑格尔中心主义思想已经演变发展成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但其借文化和文明的思想观点输出和扩张西方文化的本质却是相同的。浙江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对这种中心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后说道：“‘西方中心论’实质上是‘放大化’了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它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的不平衡发展规律。”(37)叶险明：《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时至今日，西方“文明优越论”者经过所谓的理论扩展和逻辑论证，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全球扩张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对人类文明的共存共荣，繁荣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文明优越论”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思想文化，是一种不和谐的思维方式，不仅会威胁世界的和平发展，而且会阻碍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处。相反，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奠定了思想基础。习近平指出：“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38)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第2版。站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及世界历史理论的高度来审视，我们必须跳出各种各样的中心主义思想窠臼，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性扬弃和解构，才能够真正实现“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全球文明的孕育和生成。

四、全球文明的价值逻辑

全球文明不仅是以科技革命为动因的全球一体化时代的理论和实践要求，而且也是当前人类生存和发展困境的价值逻辑规定。全球文明的价值逻辑规定凸显了当前人类价值观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革，凸显了一种以全球、全世界、全人类为价值主体的价值旨趣。全球文明的价值逻辑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互联互通，命运休戚与共。要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站在全人类高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39)《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20年9月24日第1版。那么，站在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立场，超越有形无形的人类思想文化束缚，具体表现就是正在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固有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文化，走向全球层面的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德国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和埃德加·格兰德强调：“日益扩张的全球化，使国家的职能大大超越了它有限的能力，动摇了它行使这些职能的认识论基础。”(40)[德]乌尔里希·贝克、埃德加·格兰德：《世界主义的欧洲：第二次现代性社会与政治》，章国锋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16页。在此背景下，如果任何主体只局限于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继续无条件固守国家主权至上，而不顾全人类的权利，继续无条件固守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维理念，而不顾全人类的利益，甚至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界，坚持文明冲突论，而无视全球一体化和全球性危机的日趋严峻，这不仅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和未来的发展，而且根本无力应对人类文明面对的各种严峻挑战。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等人认为，从民族与国家主体转向人类主体，从人类的整体性角度观察和处理种种社会生活与公共事务，这正是主体的全球性的内涵。(41)参见蔡拓等《全球学导论》，第488页。大致来讲，“直到今天为止，大多数人仍然顽固地维护着这种把社会与民族国家等同起来，将社会想象为有限的领土空间的本体论观念”。(42)[德]乌尔里希·贝克、埃德加·格兰德：《世界主义的欧洲：第二次现代性社会与政治》，第15-16页。如果直接跨越民族国家主体和意识形态藩篱转向人类主题，显然是一种激进的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那么，基于人类文明走向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必然要求人们超越主权国家、民族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转向坚持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双重主体的思维理念，继而培育一种以全人类生存和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全球新文明。总而言之，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变革和全球性危机、全球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威胁，全球文明必须要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唯有如此，人类文明才能更好顺应时代变革和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文明才能更好表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逻辑。

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马克思恩格斯以“一种世界的文学”形象地说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必然生成一种全球性的观念上层建筑。当下，面对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全球危机日趋严峻，全球文明的价值旨趣必然指向孕育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必要指出，西方现代文明毕竟是地域性文明的全球性扩展，其所谓的普世价值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当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已然发展到了自身的历史限度，其自由贸易、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西方普世价值凸显出理论上和实践的双重局限。只有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完成历史性占有的基础之上，对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行一场批判性改造和扬弃之后，人类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培育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才能从本质上完成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再造。当前，人类文明遭遇的各种危机，尤其是以科技革命和气候变暖为主的全球性危机，以及大国地缘政治激烈竞争引发的民族国家间的战乱冲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资本逻辑和形而上学思维宰制下的现代文明走到了自身的历史限度。历史需要一种超越西方文明，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文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谈录”中共同指出了西欧文明正面临着衰退的观点，而且强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进一步深入探索新的文明孕育、发展繁荣之路则成了当务之急”。(44)[英]汤因比：《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第444页。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为人类社会创造了极其巨大的科技生产力的同时，也使西方现代文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和时代的困境之中难以自拔。

在文明危机的时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当务之急必然是致力于培育一种全球性思想理念，尤其是全人类共同认可和接受的共同价值，即全人类共同孕育和造就的一种全球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45)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规定和实践要求，代表着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哲学指向。当下，必须加快培育一种全球性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进而凸显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总而言之，全球文明反映的是当今时代人类社会为应对科技革命和全球危机的挑战做出的必然选择。

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已然超越先哲的理想国和大同世界的乌托邦描绘和畅想，成为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04页。人类现代化发展至今日，历次工业革命，尤其是科技革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极其巨大的物质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走向高度发达的全球化一体化时代。人类现代化发展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创造了最根本的物质条件，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现实的选择和时代的要求。

当前，以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为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以中美竞争为主的大国矛盾和地缘政治冲突，以气候变暖为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以ChatGPT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为主的科技革命，等等，实实在在地威胁着人类文明的生存与发展。后人类主义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教授，在最新出版的《从元宇宙到量子现实：迈向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一书中，他强调“世界正在塌方”，“这个世界里的文明，正在进入剩余时间”。(47)参见吴冠军《从元宇宙到量子现实：迈向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对此，他号召大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能动者或玩家，“一起来全情以赴地‘沉浸’于攻克奇点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化石燃料资本主义)这个难关险阻”。(48)吴冠军：《从元宇宙到量子现实：迈向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第470页。当前，人类文明遭遇的这一切困境和必须直面的难题，无疑会倒逼整个人类社会加快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藩篱，加快推动构建含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文明、不同国家形态的全球文明。当下，这种全球文明的价值逻辑无疑体现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广泛的交流互鉴，彼此吸取对方的精华，祛除自身的糟粕，共同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在构建全球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其价值逻辑层面必然要求全人类共同致力于应对全球性危机和挑战，加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结 语

构建全球文明基于全球科技革命和全球性危机的客观实在，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逻辑规定，也是人类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旨趣。全球文明发展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推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向全球文明转变，而这不仅仅只是应对全球危机和全球问题，而且关乎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必然要在扬弃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以全球文明为表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守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强调：“在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同时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在把现代文明成果积极地据为己有的同时，使社会主义的定向和重建的传统整合到新文明类型的构造过程之中。”(49)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回望过去，中国式现代化在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基础上正在为整个人类社会创造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而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必然要求呈现为一种全球文明。审视当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必然要求构建一种全球文明。全球文明不仅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方向，而且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进步的一种文明形态。放眼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在建构全球文明的时代洪流中提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