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认识党性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蒋俊明

虽历经沧桑但始终坚守党性不改，无疑是党长期保持强大战斗力的基本原因，也是党能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是“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1］。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这些论述为我们全面认识党性和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基本依据，为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期，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两种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仍广泛存在，意识形态斗争更是复杂激烈，中国共产党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最为关键的是保持党性的清醒认识和坚定。只有全面准确系统认识党性的内涵意蕴、存在载体、锤炼途径，才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

党性的内涵意蕴应以人民性为根本进行立体解读，由此更加清晰地把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方向

党性内涵的确定是党性判断和初心是否守住的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3］虽然党性的内涵意蕴随时空转化而不断丰富，但是基于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民性，即阶级立场，始终是其原初性和基本性含义，并由此在实践中衍生出其他具体内涵，这是党性的基本基因，须臾不能偏离。正是如此，“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危险。因此从根本上说，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围绕“始终保持党的人民性”这一目标而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对党性基本内涵的理解是一个立体式的结构性体系，而非单一性规定，具体包括：阶级性（人民性）、先进性、科学性、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斗争性）等构成。这一立体式结构是内在和外在、价值和方法、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体，缺少任何一个都是党性不完全的表现。其中人民性是基础和根源，处于本源性的根本地位，其他规定性都是由其衍生而来，并以其为目标指向。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党员来自群众，但是又不同于群众，先进性是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不同于一般群众的特点，也是其能承担领导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必要素质。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及思维能力，组织性和纪律性是政治素养和行动能力，革命性是意志素养和创新能力，这些都属于衍生性、实践性的外在规定特征，既是阶级性（人民性）的体现，也是先进性的具体表现和保证。

在这个党性体系中，阶级性（人民性）是党的初心所在，是和党性直接同一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保持党的人民性，正是党的初心得以坚守的根本，初心丧失，其他规定性既无可能，也无意义。但是初心也需要通过实践实现，党如果没有“先进性、科学性、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中任何一点，初心都容易成为政治口号，也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坚守。

这一立体式的党性内涵阐释既为我们防止对党性理解的“碎片化”“概念化”“抽象化”“空心化”［4］倾向提供了思路，也为我们认识党性生成和判断的逻辑理路提供了启发，并由此确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方向。一方面，内在规定性决定外在规定性，这决定了党性获得的逻辑理路，即价值立场和理想信念的涵养生成是党性形成的基础，使党员保持这一初心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内在规定性通过外在规定性表现自己，通过外在规定性认识内在规定性是党性判断的逻辑理路，因而对一个党员是否具有党性的衡量，可以从是否能起到先进模范作用，是否做到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否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对党忠诚老实，是否敢于同各种违背党的意志的行为进行斗争，敢于担当等具体表现来进行分析和判断，使党员具有这些党性品格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目标，这也是党风党纪的具体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两方面的逻辑理路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主要路径（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依据，也要求党员必须具有内外兼修的政治自觉和行为自觉，这也正是“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的原因所在。

党性的存在载体应从理论、组织和党员等方面去全面分析，由此全面地锚定全面从严治党的对象领域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从自在走向自觉，从而成为阶级的条件是形成该阶级的理论，组成这个阶级的政党，并用思想和组织两种方式不断锻造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理论的党性以政党的组织特征以及党员的政治品性为载体，政党的组织特征以理论的党性为指导并以党员的党性来促成，党员的党性以理论的党性来武装并由政党的组织特性所塑造，三者相互生成、相互依托、相互影响，从而共同构成党性的载体。这决定了党性的维护也应从这三个载体推进，并相互支持和嵌入，并由此构成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三个重点对象领域。苏联的剧变解体及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是一个从思想动摇到组织松散，再到普通党员冷漠的过程，无疑为我们理解这三个载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例子。

马克思说，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5］。理论的成熟是党性成熟的首要因素，反之理论的动摇和思想的混乱是党性丧失，走向失败的开始。实际上，思想的渗透以诱发思想的混乱也正是各种敌对势力攻击的主要手段。追捧西式“自由民主”，鼓吹“民主化”“公开性”是导致苏共败亡、制度崩溃与国家分裂的重要原因。［6］当前西方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等是“超阶级”理论的当代表现，是党员党性维护最大的思想威胁，是西方分裂分化我国的主要武器。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并坚决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就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作。

哲学与无产阶级是互为武器的，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7］。进一步说，党性不仅存在于理论之中，还必须存在于组织及党员之中，只有转化为政党的组织特征和党员的政治品性，才能形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因此加强组织本身的自我建设、自我革命，促进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8］，是维护党性的必然要求和永恒课题。这种统一、团结和一致的政党特征必然要求党员具有对党组织的绝对服从，对党的决议的绝对执行等方面的品性。对党员这种政治品性的培养，形成“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意识和坚定信念，当然也是党性维护的重要内容，这是“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的具体体现。这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認识，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全面从严治党，把政治建设提升为党的建设统领地位，推动党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所具有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党性的锤炼途径应从思想普及、敢于斗争及实际工作等方面去系统把握，由此更好地运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抓手

党性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如何锤炼党性始终是经典作家们关心的重大问题。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也告诉我们，“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1］。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永远在路上”［2］的政治判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政党头脑，与党内外各种非党性思想进行斗争，是贯穿于列宁一生的重要工作。为了推进党性教育，列宁扩大了党性指向的范围，认为党的出版物和无产阶级著作家也应具有黨性，他直接反对“出版自由”，这是“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9］，“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9］，这些对于我们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普遍性，注重党性教育日常化和普及化，特别是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统一思想认识，与各种错误的思想思潮做斗争，应当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重要内容。敢于斗争历来是共产党人的党性本色，善于斗争则是共产党人的本领。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一个进行斗争的党应当准备应付一切。”斗争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妥协，在斗争中，党可以与敌人结盟，但是必须做到“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10］。与敌人结盟是斗争方法的问题，与“魔鬼”相处的过程中能否“领着魔鬼走”则是党性能否坚持的问题。

党的伟大不仅在于对敌的斗争精神，还在于刀刃向内的党性原则。党内斗争是党自我革命、自我净化的重要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说：“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党“对自己过去的活动进行批判，从而学会更好地工作，这是绝对必要的”。列宁强调：“党内的斗争实质是小组习气和党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只要治疗好这种病，我们党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党。”党内斗争的形式包括批评及自我批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不断强化等。这既能清除各种非党性思想的影响，又能增强广大党员遵守党性的自觉性意识，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整体的战斗力。

无疑党性锤炼还应该表现在应对各种特殊任务及为人民谋利益的过程中。列宁说：“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并密切注意使党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而且要见诸行动。”因此，对党员党性的判断和衡量不能局限于言论、组织关系及组织内的行为，还应看具体行动能否为群众谋利益，也正是在为群众谋利益的实践中，党性才不断得以锤炼和加强。

简言之，思想的普及、敢于斗争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斗争和担当可以概括为党员党性锤炼的主要途径和抓手，即在政治教育中明白理解党性，在组织生活中坚定纯洁党性，在实际行动中历练展现党性，这是“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的具体路径。当前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拥有96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所面临的是更加多元化的价值主张、社会思潮和多样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以及更加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生态环境，党员党性锤炼的要求更高、任务更重、压力更大，必须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所开展的“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红红脸出出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素质考察、四种形态的运用、党内的巡视巡察、群众路线实践、主体责任落实、党史专题教育等可以看做是上述三个途径的具体表现和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后我们应当继续加大党员党性锤炼的力度，最终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党员党性修养提升的立体性体制机制，无疑这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2］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95.

［4］史玉柱.论列宁的党性观及其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6］张树华.政治蜕变、制度崩溃与国家分裂——苏共败亡30周年［J］.政治学研究，2021（5）.

［7］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15.

［8］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0（13）.

［9］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4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研究”（19BKS0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