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融合视域下的明代东北诗歌

张萍　徐袁

摘要：明朝是民族文化融合非常广泛和深入的时期。明代东北诗歌作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是在地域文化和汉文化的融合互补下得以不断重构、整合和提升的。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文化风俗的相互借鉴、诗歌艺术技巧的效仿等因素，为文化融合奠定了坚实土壤，民族文化融合也成为推进东北文学对艺术追求与实践的原始动力。

关键词：明代东北；诗歌；民族；文化融合

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相比于中原地区，东北诗歌很难在明代文化研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其诗歌的数量和质量较之中原文学都稍显逊色，大部分文学作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的逐渐遗失，使东北地区的精神文化价值很难得到真实的反映与客观的评价，这不免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缺憾。其实，东北文学以雄健豪迈、清新自然的独特风格，为我国传统诗歌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全面梳理明代东北诗歌，借鉴、反思文学内的民族文化融合，对勾画东北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特征等图景有重要意义，能够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一、明代东北诗歌的生成语境

（一）地域文化為诗歌创作提供了客观条件

莱维托夫把自己的诗歌风格视为“有机形式”，有机的诗歌创作使莱维托夫将写诗看作是对大自然的不断思考，于大自然永恒的律动中找到平衡点。同样，对于东北文人来说，诗歌创作也会受到自然与环境的制约。明代的东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居住的理想之地，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使之成为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底色与精神之源，他们写医巫闾山的巍峨壮美：“卧霏霏之烟霄兮，若鹤飞之崆峒”（《具瞻亭赋》）；他们写塞外的荒凉景物：“紫塞高峰积雪明，黄沙古迹细烟横”（《望辽阳》）；他们写边地的偏僻寒冷：“虽然塞北天多寒，不似辽东地最寒”（《和王世昌韵》）；他们写耸入云间的高山：“苍石孤高几万寻，嶙峋直与碧霄临”。将极地风光绘声绘色地呈现于高远旷达的画面之中，不仅有线条粗犷的涂抹，也有精雕细琢的工笔，形成远中有近、粗中有细的布局，造就出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咏物咏景主题诗歌，培育出东北文学独具特色的民间习俗和审美倾向。

（二）民族战争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外部环境

历史上中国的民族关系具有不平等性，因而民族关系的发展，往往通过民族战争得到进一步推进。明代东北地区的民族关系较为紧张，为了巩固统治，明王朝利用民族之间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分而治之，人为地制造了民族隔阂和争端。阶级压迫和政治剥削，激起东北边民之愤，从而逐渐打破了明廷与各民族部落两百多年来的基本格局。面对这样的情境，明王朝采取武力征讨与镇压的方法，结果遭到各民族更为激烈的反抗，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冲突日益加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中原诗人从军征辽，留下了大量吟唱正遭战争蹂躏的东北大地的作品，或是记录从军出关的塞外之作，如《营中军号》：“贪依水草宁辞远，恐湿旌旗却爱晴”，北征大军日夜兼程地行军，一路上牛马贪恋水草，军队行过处是灯火万点，只愿边境早日安宁，战争早日平息；或是诗人今昔对比的怀古诗作，如《途中览古》：“城郭废多空夜柝，人烟去尽灭秋砧”，沧海桑田变幻，大宁城早已不是旧日风景，如今人烟稀少，夜深时声声夜柝分外分明；或是诗人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如《登医巫闾山绝顶挟一老僧以从放歌》：“何当一埽狼烟息，山巅可勒燕然书”，诗人豪情万丈，期待在辽东边地建功立业，一扫狼烟，最后将功名刻写于山巅，就如窦宪勒石燕然山一样。除上述诗作外，还有刘大谟的《冬至寄广宁付司谏》、毛论的《览秀亭》、许宗鲁的《秋晚闾山登眺》及周斯盛的《阅开原城》等诗。频繁的战事加强了东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为其文学作品的生成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间。尤其是汉文化不断渗透，改变了以往战争诗侧重描写苦难、创伤、灾难的基本格局，将诗歌主人公由被动提升到自觉、主动的地位，展现出报效国家的英雄形象，从而真正地表现出东北地区游牧民族雄壮有力、粗豪刚健的性格特点，为后代东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民族交融是诗歌创作的内生动力

遣使是明代维持与周边国家及民族关系的重要形式。使者即奉命出使的外交人员，是国家文德礼仪的象征。诗赋唱和是使臣文化交流中最为常见的活动，这在明代东北诗歌中多有体现。如封疆辽左大吏许宗鲁的《医闾春望同李户部诸君子》：“山势北来连靺鞈，海云东尽辨朝鲜”，渲染出边地一片宁静祥和之景；朝鲜使者李廷龟的《山海关赵秀才以旌携酒来访走笔为别》：“今朝又作河梁别，共是天涯白发翁”，写出了作者与中国友人的情深义厚；王之诰的《鸭绿江》：“对岸鸟鸣分异域，隔江人语戴同天”，描写出中朝两岸人民相居共处的局面，是两岸人民友谊的概括；吕毖所撰《明朝小史》《赐朝鲜秀才诗》一条，其三《使经辽左》云：“入境闻耕满野讴，罢兵耨种几经秋”“际天极地中华界，禾黍盈畴岁岁收[1]，” 描写出朝鲜贡使友好往来、道路不绝如缕的景象。双方使者的频繁往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发展。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友好发展，不仅推动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物质文明，也促进了东北地区文学的繁荣，表现出民族精神对文学发展的内在影响。

二、明代东北诗歌中的民族文化融合特征

（一）儒家思想的涵化

明代以前，东北地区各民族各有信仰，一度形成全民信教的局面。东北地区的原始信仰习俗表现为古老的祭坛、多种的自然崇拜、执着的图腾崇拜及虔敬的祖先崇拜。随着中原移民的大批进入，儒、释、道等汉族文化也被移植到了东北地区，如流人卞士亨、朱善、黎贞、沈茂等为东北地区带来了大量儒家经典；刘琦“戌沈阳卫十余年，讲学不辍。” 王时中在铁岭卫“日以教授生徒为事”。他们兴办学校，招生徒，培养儒学人才，留下了大量儒家文化典籍。儒家文化的不断渗入，使东北地区的民族信仰逐渐形成以土著文化为主、多种信仰共存的格局。信仰上的互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对东北地区文学的兴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造就出一批通晓汉文化儒家经典的少数民族儒学精英，如贺钦、冯裕、冯惟重等。他们不仅对儒家思想穷究深研，渗透到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而且躬行践履，在孝亲、忠君与自我修养方面也有着高度的自觉。贺钦的《自警》篇“我生幸居儒者流，放心日日胡能收”，他认为走向儒学之道是自己的幸事，能够追求学问真理，一心向学；冯惟重的《光绪临朐县志书·先正上》：“吾家迁广宁，已历三世，闲人邱墓寄焉。今虽复我邦族，瞻望松楸，每饭意未尝不在医闾也。念欲往昔，苦道路修阻，畴克任斯役、慰余意者。[2]” 他匹马出关，一路上历尽艰辛，当时又值战乱，行旅断绝，但终于抵达先人墓地，为之洒扫修葺，可见他的忠孝之心。

（二）文化风俗的认同

宽容的人道精神与民族交往原则使明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统治者“华夷一体” 的民族观念促使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中原诗人进入边疆地区，推开了东北文学的大门，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与力量。这股新的活力主要来源于两大方面：一为使用汉字创作诗歌的东北诗人，较著名的有努尔哈赤、贺钦等。他们热衷于识汉字、读汉书，如努尔哈赤尤为喜欢翻译汉文经典书籍，如《三国》《水浒》等文学作品；二为中原诗人对东北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民族融合的纽带，为官辽东地区的中原诗人，于诗行中呈现出对东北边地文化的身份认同。如程启充的《塞下曲》：“黑龙江上水云腥，女真连兵下大宁。五国城头秋月白，自今哀怨海东青。”这是描写繁衍于黑龙江流域的满族先世女真族南迁辽宁的历史诗歌，表明诗人对女真衰落的感叹。也有歌咏古城辽阳的组诗，张鏊的《辽阳歌》：“胡尘静扫古营州，辽水讴歌亿万秋”“紫极西悬双日月，凌云高起望京楼”“首山西望势崔嵬，黄屋当年驻跸台”。组诗从辽阳的景色、形胜、历史等方面反映了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古城。中原诗人对民族传统的认同和继承，影响着东北诗歌多元格局的形成。这是诗人对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认同，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有助于加强民族联系，推动各民族间文化思想的融通。

（三）创作技巧的效仿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学并非在封闭的空间中独立演进，而是在与中原文学不断地交流互动中呈现出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受中原地区诗歌创作的影响，东北诗歌汲取了中原地区诸多名家诗词散文的长处，熟谙其诗文的技巧、构思、形式及境界，表现出一种学习中原诗人的倾向。贺钦的几首诗，如《和沈阳守愚丘先生韵》：“琐闼两年空窃禄，云山十载免包羞”，诗中不问世事、厌弃名利的观念是对东晋诗人陶渊明“幽独” 理想的认同。他把闾山视为桃源，不愿“折腰” 为官，正因为有这样鄙视名利的思想，所以当有人求其推荐时，他在求荐书上写下“半生荣辱断知闻，远处茅堂伴白云。何事利名场里客，却将书扎挠幽人” 的诗句；张鏊的组诗《辽阳歌》：“辽阳春似洛阳春，紫陌花飞不见尘”。[3]平仄相间，韵律和谐，表现出东北诗歌对七言绝句押韵规则的成熟运用；陈循的《山郭朝烟》：“依山附郭居，一片朝烟舍”，以动衬静，山郭与烟雾的动静结合，构造出苍苍茫茫的朦胧之美；杨行中的《华表柱》：“鹤去不来惟鸟语，故乡城郭尚辽阳”，诗人借用古代丁令威在灵虚山学道成仙的典故，流露出人世变迁、世事茫茫的感受；周斯盛的《阅开原城》：“羁客登临多感慨，那堪乡国望中迷”，诗人融情入景，面对香雾缭绕而空阔无人的寺庙，不禁感慨万千，思乡之情不免涌上心头，真情实感令人感动。由此可见，明代东北作家对汉文学的借鉴尤其是诗词形式的审美规范和艺术表现技巧的娴熟和精微，令人赞叹。

三、民族文化融合对明代东北诗歌的影响

（一）文人诗歌的活跃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 最为兴盛的时期。明太祖主张“凡治胡虏，当顺其性”，明成祖也强调“驭夷之道，当顺情以为治”，宽松的文化交流使东北地区的文学活动极为活跃，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竞相举办文人诗会活动，尤其是东北流人诗社，他们作诗著述，吟咏不绝。如程启充、刘琦与徐文达三人同作的《九日联句》：“淹留坐惜年光转，客思萧萧物自摧”，表达出三人客思萧萧的一片愁绪。同时，他们三人又参与《辽东志》的续修，有功于东北文化建设。另外，明代办教育、兴科举的一系列制度和举措，也造就了“科举士子群” 的稳步增长。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年）举办以生员为主的儒生考试，选拔了如范文程、王文奎、杨方兴、马鸣佩、雷兴等一大批文人充实文馆；以自荐和推荐的形式吸收人才，如宁完我的自荐；天聪八年（1634年）开始进科举士，命令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诸贝勒大臣子必须读书。这些举措极大地增强了后金的智囊力量，促进了后金政权第一个文人集团的建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读书士子人群”，便不可能有文人结社的兴盛。

（二）美学风格的多样化

风格多样化是主体审美成熟的标志，也是时代美学成熟的标志。风格多样化的形成源于社会文化的多元，民族文化融合使明代东北地区的文化呈现出百花斗艳的风貌。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诗人根据自己的经历、体悟与情感倾向，逐渐形成个体的创作风格。既有植根于东北地域的塞外文学，如张鏊的《辽阳歌》：“帝扫妖氛紫塞清，龙江渤海洗天兵。橐驼北走奇云散，铁凤城春万柳生”，诗歌语言清劲贞刚、豪放质朴。也有借鉴南方缠绵细腻的文风，如温景葵的《金州观海》：“柳拂鹅黄风习习，江流野绿气皑皑。浮槎仿佛隨云去，飞鹜分明自岛来。”一悲壮，一闲派，可谓阴阳协调、刚柔并济。

四、结束语

明代东北的文化形态是东北各民族和汉文化互为吸收、融合的产物，呈现出东北地区并蓄兼容的民族特性。汉族并不是东北原生民族，但汉族及其先人则已久居于东北部的辽地，使东北少数民族与汉族得以直接接触，因此汉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始终构成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参照系，影响了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无论是东北本土文人的创作，还是文人游历东北的作品，无不表现出东北文化对于汉文化的接受汲纳。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格局丰富了明代东北文化的内容，也拓宽了东北文学的表现领域。

参考文献：

[1] 吕毖.明朝小史，玄览堂丛书（初辑第9册）[M].台北：中正书局，1981.

[2] 何志青.东北文学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8.

[3] 马清福.东北文学史[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