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的出国与归来
——兼及九十年代的“失踪者”

朱明伟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8)

一、返 城

1968年,阿城告别了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来到山西插队。十一年间,他辗转山西、内蒙古、云南,直到1979年才回到故乡。在新时期的起点,阿城不是没有为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挣扎过、奋斗过。即使不能回京,留在昆明也是良愿。如阿城的母亲张子芳讲述,回京以前的阿城喜欢画画,想在昆明美术办公室工作,“业务上没问题,也因父亲是右派,不予录取。”[1]

在阿城刚下放山西插队之时，便有同伴告诫道，“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2]3阿城的七十年代行旅始终伴随着家庭出身的阴影，而流转边地的插队生涯则加剧了阿城的弃民之感。与阿城一同插队的同伴认为，迁至云南的知青朝夕相对刀耕火种的边疆地带，心理震荡要大于其他地方。此外，云南兵团隶属昆明军区建制，这使云南知青的管理制度具有较强的军事化色彩。便知阿城的云南时期并非全如回忆文字中的天真诗意。

右派家庭的出身,使阿城无论插队、返城,还是谋求工作、安顿身心,无不困难重重。在被“寻根”批评赋魅的道家风度背后,是一个为自己的身世愤怒、憎恶的青年阿城。[3]348-3501978年,全国性的“知青大返城”运动由云南发轫,阿城也参与了云南省内的知青罢工运动。[4]350据知青同伴回忆,阿城曾为云南知青“北上请愿”的总指挥丁惠民出谋划策。[5]终于回城,阿城恍兮惚兮,“站在北京,痴楞楞竟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6]返城之后,阿城先协助父亲编写《电影美学》,或于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校旁听。阿城说之所以放弃高考,是因为看到大哥受家庭成分拖累,成绩很好仍只能被陕西农学院录取。[7]203-205

返城之后，“生计”成为阿城新时期的头等难题。阿城承认，自己“七九年才从乡下山沟里回到北京，忙于生计，无暇它顾。”[8]134这时候，“慌慌张张看电影”是阿城混乱生活中少有的乐趣。[3]95-107阿城先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人，其后改为《世界图书》编辑。1984年，阿城第一次到香港参加图书展览，在几十个人的代表团中难以自处。同行者多是“全国中央一级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阿城虽然已经通过写小说成名，身份却是隶属于街道办事处的“社会闲散劳力”。[9]

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吹响，给许多城市中的待业青年带来了改易命运的曙光。阿城决定从《世界图书》退职，开公司，“透口气”而为“个体户”。[8]21退职后，阿城找到栗宪庭和芒克，一同创办了东方造型艺术中心，自己担任经理一职。公司曾经邀请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的画家曹力，为秦皇岛市设计地标性建筑的凤凰主题大型雕塑，但最终没能被采纳。据芒克回忆，经营活动并不成功，公司终于被阿城解散。[10]多年后阿城未免慨叹：“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11]49阿城的经营活动也是为资助自己的文学志业。他幻想道，“个体户”身份也许“一面可以仍旧做自己的事，一面可以在缝隙中解决生计”。[12]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的经营活动对于体制外青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如阿城记忆中的北岛还开过贩带鱼的公司，阿城自己还做过广告摄影技术研究开发部经理，但这些尝试无不以失败告终。

1986年,编辑赵玫两次来到阿城家中索稿未果。阿城苦恼地表示:“靠写小说挣钱是一件极苦的差事”,“但人没有钱就不能生存”。与八十年代的王朔仿佛,阿城也曾从事具体的经营活动,无奈屡战屡败,才不得不转入“绘画、设计封面、弄弄电影文学脚本、摄制组伙计”之类的工作。[13]朱伟的回忆也显示了阿城混乱的生计活动。据他追述,1984年阿城与贵州的画家尹光中切磋土陶烧制,与南京画家朱新建交流画艺,还参加过1985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的高行健话剧《野人》的舞美设计。1985年下半年,阿城开始“被滕文骥、谢晋拉去写剧本”。[14]体制外的作家身份解决不了阿城的生计问题。在为《作家》杂志1984年第11期写作的《小传》中,阿城自嘲道:写小说只是一种谋生的“手艺”,作家也只是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3]390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是典型的科层社会。阿城的右派家庭出身、边地插队经历,使他在地理上难于由云南返京,在社会-职业层面更难以顺利进入新时期。钟惦棐1957年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被划为电影界的头号右派,[15]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使一家人长期处于政治伤痕之中。从1957年开始,阿城的母亲以一人收入支持家中九口人的生计,成年之后,阿城仍然难以想象母亲的艰辛。[16]少年阿城家境艰难,“连花五角钱的梦也做不出”。[17]谈及自己六十年代的童年经历,阿城沉浸于创伤无法治愈的憎恶情绪之中。父亲钟惦棐的右派生涯使阿城敏感于权力关系:“我七八岁的时候,由于家中父亲的政治变故,于是失去了一些资格,六六年不要说参加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资格都没有。”[8]16阿城自认从七八岁起就“处于进退不得”的境地,[8]21读初中时即有了弃民意识。阿城的家庭成员,除了大哥钟里满,均未见容于单位体制。(1)阿城母亲张子芳回忆道,长子钟里满取得了1977年山西省高考前几名的成绩,却不被允许填报名牌大学。四子钟星座“文革”中通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招生的面试、体检,因政审原因不予录取。小女儿不能升入高中,只好当工人。张子芳接着叙述道,阿城的大哥后于中央电视台从事科技专题片、科技—历史型大型纪录片的制作,作品屡获国家一等奖;三弟钟大陆顺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后从事艺术电影的摄影工作;四弟钟星座先在北影摄影车间工作,后单干拍广告,多年获得国家大奖;五妹于电大法律系毕业后,赴新西兰留学,回国后从事商业事务。据张子芳:电影人物——回忆老钟[J]。电影艺术,2007(03):32-39。据杨肖披露,阿城私学于画家李宗津(1949年后,先后为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教授兼教研组长),插队期间回京探亲亦曾拜访;[7]52李宗津在右派身份尚未平反的1977年自杀,[18]对阿城或有影响。在回答李洋的提问时,阿城认为伤痕文学带有体制内平反、和解的因素,自己并不从属于利益集团,也就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伤痕文学,足见阿城对六七十年代创伤的怨恨之深。[19]

终于逃离了度日如年的云南,也靠《棋王》在文坛中打开了一条道路,但阿城始终未能获得稳定的职业身份。事隔多年,阿城对记者追述自己出国的动机:他以为自己插队十多年以后,在北京已然没有了“社会关系”,在国内没有需要留恋的体制内身份。[4]337出身于高知家庭的阿城,返城之后却还是疲于奔命,“跑来跑去为稻粱谋”。[20]1986年前的北京时期对阿城是一场噩梦,多年以后仍然难以平息孤愤:“这个城市就是容不下你。你十多年不在这个城里,没有人脉,哪去找工作?我一个快30岁的人,什么都没有,在父母家搭个行军床,每个月还要父母给你一块钱两块钱零花钱。耻辱啊!你在这个城市耻辱感特别强,因为你不能独立。音乐绘画小说诗歌,解决的不是安身问题。整天聊天,那是二流子。到美国去,我一看,这地方好,打工不必认识人,好活。”[21]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掀起了出国潮,对挣扎在“耻辱感”中的阿城而言,出国成了最好的选择。

1986年,阿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经聂华苓推荐成为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驻校作家,继而留美、旅居洛杉矶市。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提供全部经费,供其交流、创作。八十年代以来曾受邀前往的中国作家除了阿城,还有丁玲、艾青、王蒙、陈映真、茹志鹃、王安忆等人。[22]阿城出国的起点,即是参加此写作计划。[7]203-205

二、在美国

1993年,改编自曹桂林长篇小说《北京人在纽约》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将既是天堂也是地狱的移民生活景观展现在国人面前。电视剧的主角王启明在国内是大提琴演奏家,郭燕则是中医。然而刚到美国时,他们却只能重新开始,靠打工维持生计。作为电视剧拍摄场景的纽约东村7街52号地下室,也是留美诗人艾未未在1983年到1993年之间的住所,旋即被画家徐冰接手。[23]阿城结束爱荷华写作中心的项目后要如何安身立命,尚茫茫然。彼时的阿城与他的朋友们犹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侨寓青年一般,互相借住,通过恢复八十年代的友情氛围、文化圈子来实现身心安顿。

设计理论家王受之的回忆显示了一部分阿城在洛杉矶的生活、交往的情况。曾为阿城座上宾的王受之叙述道，阿城独居于洛杉矶市银湖区的一栋独立房子中。阿城常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访问参与暑期工作项目的中国画家。活动结束后，陈丹青搬去阿城住处寄住数月，继续工作。阿城的家里氛围随和，经常举行聚会，渐渐形成了一个旅美画家、学者圈子。一次王受之去阿城家聊天，目睹阿城和陈丹青用铝锅煮挂面，端着锅吃，也不清洗，一边听海顿、亨德尔、莫扎特弦乐四重奏的黑胶唱片。又或如阿城叼着烟斗，陈丹青安静地抽着香烟，三人沉浸在高级音响播放的室内乐中。[24]在为陈丹青一本书所作的序言中，阿城也追叙了这段友谊：“1991年夏天，丹青在南加州的圣地亚哥有个画大画的机会，我从洛杉矶开车一个多小时去看他。”[3]243据阿城回忆，1985年秋在纽约，自己与木心先生在陈丹青家中见面，之后“只再在纽约见过三四次”。[3]394陈丹青是阿城新时期以来的重要友人。出国之前，陈丹青就已与还是“星星画展”成员的阿城结识。两人都是右派之子，一见如故，友谊深厚。陈丹青1982年赴美后，第一封信即写给阿城。据陈丹青回忆，阿城从1983年夏天至此后一年多，陆续向他邮寄数篇小说习作，信件尚保存完好。[25]104-105

阿城第一次去伯克利,住在赵毅衡家,见到了现为社科院中东问题专家的殷罡。阿城曾去哈佛大学参加由陆惠风发起、卞赵如兰女士(赵元任的女儿)在家中主持的粥会(也是讨论会),与张光直、陆惠风、杜维明、陈来、张隆溪、叶扬(或在场)等人坐而论道。阿城认为,张光直先生指点他从自己的知识构成和文化结构出发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路径,这也成了阿城自述没有集中精力再写小说的理由之一。[25]53-54

海外期间,阿城与《今天》同人也有着持续的交往,这也是既往的阿城研究尚未充分发掘的信息。阿城是北京地下圈子中人之一,虽然在交出小说以前,阿城在李陀等人眼中还只是“星星画展”的重要成员,并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文学抱负。[26]1969年在内蒙古插队时,阿城从朋友处传抄郭路生的《酒》,还曾抄录《鱼群三部曲》。据阿城回忆,郭路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常常来到他在德胜门内大街的家里。阿城也曾回忆过自己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北京青年文化圈中的著名诗人叶三午的友谊。在回忆与芒克的交往时,阿城谈到自己曾带着摄影机参加《今天》同人举办的玉渊潭诗歌朗诵会,“爬到一棵槐树上”,俯拍朗诵会。[12]在美国期间,阿城也参与过《今天》的编务工作。1991年7月,阿城参加了《今天》部分编委在美国爱荷华城召开的编刊会,并负责为“当代华语电影现象专辑”主持和约稿。[3]115

赴美后,阿城在李怡主编的《九十年代》月刊上读到张北海的专栏,一下子成为“张迷”。1986年冬天,阿城在纽约结识张北海。[4]75-871992年,于台北认识张大春。[4]91九十年代以来,阿城曾为张北海、唐诺、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李爽、郑也夫、张弛、崔永元等人的新书作序。此外阿城也未中断过写作活动,如1987年9月至1993年11月期间的付费演讲和朋友闲聊事后被作为讲谈系列结集成《闲话闲说 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一书,199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8]11998年,又将自己三十年前“在乡下时无事所写”的笔记体小说集《遍地风流》出版。[2]11999年出版的《常识与通识》是阿城1997年至1998年间在《收获》上开设的专栏“常识与通识”上连载的随笔文章。阿城自述赴美后转入更私密性的个人写作,“一直在写,只是不常发表”。[4]315其他的文学活动,可查的则有编选《中国现代小说选》意大利文版、为1997年台湾《联合文学》中短篇小说新人奖担任评委、为美国洛杉矶《中国日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征文”活动担任评审等。据杨肖统计,阿城写作于出国期间的文谈随笔中仍然密布着同代人作家与作品。[27]可见阿城出国期间,并未中断文坛消息和文学阅读。

早在1986年夏天,阿城便于香港结识导演侯孝贤。1979年返城后,观罢电影《童年往事》便已对侯氏暗自倾心、许为大师,相识即为好友。1987年9月,阿城又于纽约林肯中心观看到胶片版的《童年往事》,之后又在陈丹青家观看了《恋恋风尘》《风柜来的人》翻录带。1989年冬,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悲情城市》在美国上映,阿城在纽约相逢侯孝贤、朱天文等人。[3]95-107编剧是阿城在美国期间的主要工作。据阿城记述,自己曾由张北海介绍,帮忙修改香港导演关锦鹏执导电影《人在纽约》的剧本。[3]87-941985年,阿城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讲演有关中国电影的话题,遇到胡金铨导演。1993年,由阿城、胡金铨共同编剧的电影《画皮之阴阳法王》上映。1996年夏天,阿城为侯孝贤筹拍的电影《海上花》担任美术指导,在上海及附近“转场景和道具”,或于北京“帮着买服装绣片”,做些“参谋问答的事”。[3]1202005年,阿城受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尔科·穆勒邀请,担任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

漫游是阿城在美国的另一种生活。对阿城刊于《收获》杂志的专栏“常识与通识”的写作地点稍稍整理,可知仅在1996至1998年之间,阿城的足迹所到之处,纷纷然为加州洛杉矶、上海青浦、台北、墨西哥等地。然而这些异域经验并未更新阿城的知识结构,反而作为一种他者更加确证了自身的中国经验。1992年阿城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并应邀担任威尼斯的驻市作家,《威尼斯日记》是阿城为期三个月的意大利旅居生活的纪录。虽然意大利方希望阿城写作小说,依例作为威尼斯市的礼物,但阿城彼时的写作习惯已经难以保证能如期交出小说,便写成了“日记”。[4]321阿城动身去意大利之前,记录下美国1992年爆发的洛杉矶暴乱,但是激活的却是自己“文革”中少年伙伴在长春的武斗中中弹死亡的创伤记忆。[11]3旅居威尼斯期间,虽然纵情观看歌剧、电影,但谈论更多的则是《庄子》《老子》《教坊记》《金瓶梅》《红楼梦》《牡丹亭》《茶经》《旧唐书·音乐志》《水浒传》《文房小说》《扬州画舫录》等杂书。如学者杨肖对阿城知识结构的品评:经部“似无深究”,史部“似亦较弱”,西学“有所涉猎”,佛学禅宗“有较深体会”。[27]在回答美国生活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时,阿城不以为意,认为只是验证了自己国内形成的“常识”,并无增加新的认识视角。他认为自己在美国的图书馆中重逢的,还是那些童年就已在琉璃厂旧书店、西单商场旧书店、东安市场旧书店、隆福寺等六十年代北京“旧书店”里打开过的旧书。[25]52

除了这些文化沙龙、文学交往的活动，阿城的经济来源到底如何？据刘索拉回忆，阿城在美国的姿态十分独立，没有申请流行的文学基金，甘以普通人的姿态生活。[25]380阿城技多傍身。王朔曾亲见阿城自己买来一堆零件，装成红色敞蓬的老爷汽车，独自喷漆，装配好的汽车竟还能转手黑人邻居。[28]如唐诺所记，阿城是好厨子；是好木匠，能修护明式家具，曾凭此赚取二千美元旅费横越美国；是好技师，组装过六七部福斯的古董金龟车卖钱。张北海还透露，阿城曾经教学生弹钢琴。[29]阿城在美国的生活状态看似恬淡适意，却仿佛知青返城后的窘态重现。虽然能维持表面和平的作家形象，但阿城依旧没有来源稳定的外部资助。于是出国后志不在于写小说，也在情理之中。北岛的叙述也显示了流亡生活对写作活动的伤害。据北岛对一位记者的亲述，到达美国后生活十分困窘，大学任教的机会得之不易，而被院校解聘、按月付房子的按揭又使北岛狼奔豕突，疲于奔命。迫于生存压力，北岛也不得不用英文教写作、参加朗诵会。[30]30-31九十年代“闯入”美国的中国作家们，如阿城缺少外部资助，如北岛不能融入大学制度；他们与美国社会之间始终是“在而不属于”的关系。通过作家资助这一问题切口，可以探寻这类作家九十年代“失踪”姿态背后的社会动因。

三、“失踪者”归来

阿城归国的动机,在随笔《思乡与蛋白酶》中似有所托。从亚历桑纳州开车回洛杉矶,阿城选择在路上带一袋四川榨菜,以示对味觉的“挑剔”。沿着十号州际高速公路往西开,即使饭罢了三明治早餐与麦当劳午餐,阿城一旦发现中餐馆便要拐下高速公路。阿城遍举食材掌故与味觉记忆:从云南的鸡枞菌说到到广东的龙利鱼,从北京涮羊肉念到浙江菜。阿城不认为自己文化上有着某种牵引感情的蛋白酶,却又殊为矛盾地铺陈出大段味觉经验,承认“思乡”就是“思饮食”,母语可能是自己的“蛋白酶”。言词闪烁之间,阿城其实托出了一派乡情。[31]

只凭作家自述,那么留美为故人,归国因思乡,似乎都只是感情因素的驱使。[25]48但能如此轻易地出国、归国,也反映了阿城以美国为中心的漫游生活难以为继。在查建英问及自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生活状况时,阿城回答道,他的经济来源是在“体制外”做点电影电视的事。[25]48在美国,阿城也没有稳定的职业身份,他的“生计”活动有赖于国内的人际资源。阿城大方承认过自己的人际资源:“我是一个资源很多的人……比如给田壮壮写剧本,那也是资源之一,我可以做这样的那样的事情。”[25]48阿城此时对人际资源的看法,与前文所述中对“社会关系”的敏感呼应,但具体态度又殊为矛盾。在无法获得稳定的体制内身份时,阿城对“关系”充满了憎恶情绪,也契合于其右派之子的身份劣势。但阿城留美期间的经济来源,却正是置身于国内的导演、编剧圈子而得来的编剧工作。1998年开始,阿城为电影编剧渐渐往返于两国之间,2000年左右在刘小淀帮助下,终于定居北京。[4]49

这时可下断言:阿城在美国仍未解决资助难题。依埃斯卡皮的概念,作家生计一般依靠内部资助和外部资助。据阿城的一面之词,来源于版权收入的内部资助无法支持其写作活动,也是以此收入为标准,阿城将自己划为“作家”,而将王朔分为“畅销作家”。[4]338阿城因为没有来自体制内单位的收入,只好追逐埃斯卡皮所谓的“自我资助”。而阿城的出国与归来,影影绰绰之下也是一段寻求自我资助的作家故事。在阿城的自述、对谈等文字资料中,出国前的阿城处于求一收留单位、谋一稳定职业而不得的境地。兼比照阿城由北京到云南、从云南回北京,再从北京及洛杉矶、又由洛杉矶归来的身世行旅地图,可见缺乏资助的生活状态在出国以后妨害了本应稳定、连续的写作活动。试看阿城曾赴美访问的同代人王安忆、韩少功们,短暂外访后莫不继续着体制内专业作家的工作,而阿城终于消失在了九十年代。

如洪子诚先生所论,作家的生存方式与精神结构具备着文学史研究的潜力。[32]也是在此意义上,阿城的“出国”与“归来”、“失踪者”们的“缺席”与“重返”便具有了文学史问题的空间。阿城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失踪”不仅是个人生活史的升沉,也牵动着文学的地缘政治、文学史的叙事规则等问题。除却阿城、北岛、李陀,还有刘索拉、徐星等八十年代在场者的出走异国,渐渐堆积成一种结构性的文学现象。此现象当然能以数学中“微分”的方法不断分层下去:毕竟每个作者的生活、写作状况必然带有个体性的差异。不过本文关心的是什么造成了阿城的出国与归来,阿城们由作家出国引发的文学史“失踪”能否归并为一种代表性的作家姿态。

阿城的“出国”与“归来”,不仅是阿城的个人生活史,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国热、留学潮、移民潮等较大社会结构变化之下的较小叙事。以阿城为例,右派子女的家庭出身使阿城难以顺利走进新时期,他的赴美首先是一类无法融入中国单位制度的个人为解决生存问题的选择,他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增添了做出这一选择的视野。阿城的出国,也与他从文学到影视的转场几乎同时,这些来自体制外的临时收入是支持他生计的自我资助。

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史而言,阿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编剧活动与远走异国,当然不像王朔及王朔现象更能显示“个人化”历史叙述的兴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拨,即使它更能显示八九十年代转折中的某些连续性。北岛的海外写作,无论“事件”层面还是诗艺层面,似乎都不具备评述的价值。至于八十年代北京批评圈的中心人物李陀,也在出国之后失去了自己文学场域中的位置。相较于同代人,阿城们受制于“中国一海外”的物理空间区隔,无法与同代人共一种时空经验,这也影响了他们的问题意识、观念调整和创作转型,只好在充满差异的个人经验下继续某种写作探索,而由一种空间性的缺席沉积成了时间性的遗忘。

当查建英问及北岛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状况的看法时,北岛回答道:“九十年代我不在中国,没有什么发言权。”[25]79身体的不在场使北岛无法具体地谈论九十年代的诗歌甚至思想与文化状况。在李陀那里,对八十年代的“友情”氛围、地下圈子、文学活动的怀旧成为口述回忆的主体。八十年代经验也是李陀反思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以及分析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文化状况的认识装置。阿城的九十年代感觉同样简单:对他来说,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没有信用”的社会,虽然他的所指可能只是政府权力缺乏契约精神。[25]21当然,阿城的海外经验多少也会作用于其知识感觉。对阿城来说,他与八十年代出国留学者所共同目睹的,乃是西方社会的“第二次现代化”;而九十年代的中国国情,还是第一次现代化尚且远未完成。[3]344-352但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眼光得出的抽象结论也反映出阿城对于九十年代还是缺乏具体的身体感觉。

“归来”之后,阿城们持续着重回文学现场的努力。遗憾的是,阿城的《遍地风流》系列短篇小说未能引起《棋王》在八十年代一般的轰动。新世纪以来的阿城再未捡起小说的语气,近年面世的《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只是一本以个人性的知识结构为框架、综合了云南插队时期的美术观察和极端体验而成的“学术专著”。如一位评论家所委婉指出的,该书“扩大了文学本身的容量”,堪称为一本“奇特的文学作品”。[33]北岛流亡归来之后,他写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散文也在新世纪进入研究视野,那些“失败之书”的公开出版召唤着批评家们重写北岛论的雄心。2007年底定居香港以来,北岛一直致力于创建“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国际诗人在香港”等诗歌活动,试图通过翻译、出版、朗诵等一系列方式,逐渐改变香港的文化生态——诗人北岛仍在不断探索文学介入社会的方式。[30]30-31阿城继续做电影编剧,北岛侥幸被大学教职收留,李陀则执迷于重返批评现场,从九十年代转向大众文化研究,2001年发起“纯文学”讨论,到新近创作批评家小说《无名指》,李陀始终未能跳出八十年代的文学激情与理论局限。以2005年与吴亮在陈村主持的网站“小众菜园”上的发帖、回复为例,李陀对九十年代文学问题的陌生在吴亮面前被尤其放大,多少也显示出“失踪者”与在场者的不同位置所带来的观念歧见。对于2005年左右的“纯文学”争论,郜元宝也以为现场中的李陀有为文生情、简化问题的嫌疑。[34]阿城、北岛、李陀等人归国以来的文学活动,也是“失踪者”们重回文学场的自我赋权。当然,在较短时段内还难以对他们的文学表现进行历史化的评价,但是当下的可见正对位于九十年代的不可见,当下的在场正对位于九十年代的失踪。相较于从未离开过国内的同代人们,阿城们迟到的努力则再难赢得掌声。当阿城不断重述自己六十年代的文化构成,北岛坚持强调七十年代的“地下”起源,李陀一直怀念八十年代的文学圈子时,未尝不是一种指向九十年代“失踪”的修复型怀旧:须知在八十年代的精神“飞地”上,他们手持文化资本,是骄傲的在场者。

九十年代的失踪者们,显示了作家的生活状态与其文学活动的应然关联。九十年代的文学史叙述已经成了分隔我们与阿城们的迷障,这时如果还试图在原来的框架内整合他们的文学经验、重写他们的文学史位置,已无多少实质的意义。如米尔斯所论,无论人还可能是什么,他首先是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行动者,因此必须在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中来理解人。[35]在此意义上,阿城的出国和归来,北岛的流亡与安定、李陀的重回现场等现象均可作为理解作家心态的入口;由这些入口出发,一些新世纪以来尚不具备历史化时机的文学现象也能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史中,发掘出一因多果、多因多果般的起源性痕迹。阿城们的生活史,除了作家论层面的外部研究价值,也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旁注。由此观之,“一体化”的文学组织方式在八九十年代虽然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但在作家资助的层面尚未式微。在九十年代的延长线上,阿城们的故事远未结束,北岛们的歌声仍在长吟。此外,北岛出国前后的诗歌比照,阿城《遍地风流》的文学史重评,李陀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活动,以及那些尚待回收的文学现象与需要分辨的历史怀旧姿态,仍然是未成结论的文学史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