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怀旧与记忆:当代城市新民谣的空间体验与想象

2023-06-03 23:46陈茫
艺术研究 2023年2期
关键词:空间想象怀旧

陈茫

摘要:在音乐文化产业和新媒体平台助推下的当代城市新民谣,随着大众文化崛起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以城市现代人生活的空间为焦点将城市符号化,在音乐中歌者以流动性的城市体验和怀旧化的审美,将空间中的个体记忆与特定地点、人物、故事关联起来,建构起现代主体流动性、怀旧化记忆和符号消费间的空间想象关系。在音乐吟唱消费中,完成基于情感投射的城市空间想象共同体。

关键词:城市新民谣 空间想象 情感投射 怀旧

城市新民谣一方面秉承了摇滚独有的个体心灵和时代发展共振的批判精神,同时却柔和了摇滚的激烈性和冲击性;另一方面也突破了校园民谣特定的时空,拓宽了其单纯化和理想化的主题风格,将人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它因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了社会时事与城市公共议题,以一种抒情和叙事传达日常化的生活情感,使音乐艺术与文化热点紧密互动,承载并凸显了这个时代的诸多价值期待”①而独立形式一股潮流。

新民谣与当代城市之间关系密切。新民谣中的城市既是现代人生活的物质实景,也是歌者诗性的想象空间,是歌者的城市体验和情感不断加诸于音乐创作,同时在音乐歌词中不断的展开空间想象,并赋予空间意义的双重互构过程。因而,城市孕育着新民谣的兴起和发展,新民谣也在吟唱与消费中建构起对符号化城市的空间情感体验、想象和认知。

一、流动体验与城市景观

鲍曼曾用“流动的时代(Liquid times)”②描述充满着不确定性现代。诗人波德莱尔将现代性定义为“过渡、短暂和偶然。它的特征就是现代城市生活”。③因此,“流动体验”可以成为我们思考现代人自身与城市空间相关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音乐是时代的先声。城市新民谣是聆听现代生活的通道。“流动”的民谣歌者的生活实践和精神品质则透视出城市新民谣的文化内蕴。城市景观也因传递出歌者和听众对城市共通的感触和诉求而变得具体、可亲。通过人群聆听城市,每一类人都能提供一种想象城市的方式。城市便成为了一种个人化孤立的经验。而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景观,它的意义和秩序可借助城市新民谣音乐中所传达的日常生活来表达并与听众互动。在新民谣中,城市景观的空间表象通过歌词文本中一般意象化的地点和具有标识性的地点两类要素来识别和建构。

(一)街道:城市“游荡者”空间连通器

街道是思考城市的布景。而街道上闪烁不定的霓虹灯、高耸如云的摩天大楼、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加上形色匆匆的身影、擦肩而过的车辆、互不相识的行人,又在街道作为实体的地理空间意义上赋予了多一层的社会文化内涵。在此,街道意味着多变和不确定性、混乱和开放性,即“流动( 性)”。1994 年前后,最早城市新民谣歌手以艾敬、黄众、张广天为代表,用一把木吉他和带有民族性的曲风,以独立于音乐商业运作的草根音乐人的姿态,在街头、酒吧、民间小型剧场歌唱。将朴实的情感和原生态的日常生活再现,以敏锐的时代思考撑起新民谣的内容,树立一股新风。艾敬《我的1997》中,歌手将香港回归的历史事件融入个人化的生活日常中,将中国城市化的大背景悄然地嵌入个人化的城市流动的经历中。走南闯北的空间流转背后是改革开放后90 年代社会城市化和个体追逐梦想现实写照,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张广天《一路走一路唱》里不断出现的“走过……”体现着这些新民谣歌者流动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不确定的理想和希望,让他们穿梭于城市中,又一路前行。他们是一群面对城市化浪潮掉头走远,栖居在城市边缘,孤独游唱的异类,拒绝卷入流行音乐和大众趣味的产业化秩序中。因而,在城市里,他们首先应该是一群敏锐的时代观察者,是城市公共空间的思考者,更是街道和城市的“游荡者”④。街道将城市空间的连通,民谣音乐是歌者心灵体验,歌声成了回荡在城市街道中的幽灵,也将歌者和空间打通。

作为“游荡者”的新民谣歌者,“街道”既是他们发现和体验城市立足地,是实体的地理景观;也是他们观察并进行创作的音乐素材和内容,是想象的空间。被媒体誉为“具备人文思想的城市民谣歌手”洪启在《城市的黄昏》中唱出黄昏中最能看懂城市的秘密,歌词中“马路和车、人、灯”所建构的城市景观背后,是对城市化中那些渐渐失落的美好的慨叹,也是反思。正如洪启说“城市中那些无奈于生活的边缘人(性工作者)的命运,激发我在酒吧创作这首歌的灵感”⑤。

如果说本雅明笔下19 世纪的巴黎街道的“浪荡子”是诗人、艺术家、知识分子。那么,这里的“游荡者”更多的生活的社会底层、体验着流动性生活的“流浪艺人”,他们是观察者,是体验着,也是创作者。在城市流动和自我的流动体验中,他们深入城市的结构;倾注自己的情感;成就具有空间体验性的音乐。

(二)酒吧:音乐空间中的城市“异托邦”

音乐与酒吧有着天然的联姻,就像城市的夜色和星空。早期中国的原创音乐大都是从这里开始。城市新民谣歌者以原创音乐人的姿态,借助酒吧这种音乐空间开始他们追寻音乐的梦想。再次兴起的城市新民谣热背后,却负载着城市消费文化的隐秘渗透和音乐商业发展的契机与预期。

酒吧是一个“流动”的场域。这里是形形色色的都市人汇聚的空间,短暂的停留后离开。酒和音乐共造酒吧的灵魂。这里是城市消费和艺术想象的混合空间,是歌手生活和创作的重要场景,是音乐接受和传播的重要场域,也是歌词文本中建构的具有地域性城市想象的符号。赵雷的《成都》唱红了“玉林路上的小酒馆”,盲人歌手周云蓬在《绿皮火车》说:“15 年北漂,从街边到地铁到酒吧,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流浪的梦。我的文字、我的歌是比我的身体和我的房子更实在,更具体。”⑥

流動是城市生活的体验;酒吧既是新民谣音乐的空间形式,是城市独特的景观,是城市“异托邦”⑦。福柯认为,“异托邦是琐碎的、不稳定的,它创造的幻象空间比真实空间更真实。”酒吧作为城市“异托邦”,在城市民谣歌者的生活中发挥着“镜子”的功能。作为亚文化的符号能指,借助于酒吧异质文化空间,将酒吧颠覆反叛的文化精神与城市新民谣对城市的反思和批判态度融为一体。同时,城市是经由音乐进行拼贴,歌者以最理想的方式将城市街道、酒馆、车站、楼房、人和事物组合,映照出城市人和歌者自身流动的生活现实和体验。经由演唱的场域“酒吧”这一类似镜子的空间,通过声音对现实空间的进行情感投射。酒吧成为了既真实有虚幻的异托邦,它重塑我们理解和感受城市的方式。

二、空间怀旧与城市想象

意识的失落,是现代人的生命体验,物质生活的丰富与精神的贫乏,使得“怀旧”以一种“精神的诗意栖居”的面孔被大众文化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人们“通达精神家园的捷径”⑧。从早期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到赵雷的《成都》;从“野孩子”乐队的《黄河谣》到李志的《安河桥》,城市新民谣音乐中的怀旧情愫显而易见,也触发和唤醒听众的地方和空间想象。因而,空间是承载记忆的场所,是怀旧得以安放的归宿。

(一)怀旧:城市空间中的“乌托邦”想象

如果说城市新民谣歌曲早期以对城市化、工业化的时代反思与抵抗,承接了摇滚精神并独立出来,那么2000 年后,城市新民谣在社会情绪的抒发、歌词语言的风格、作曲演出的呈现上都另辟蹊径。以民间和底层的立场,通过一种个体化的微小叙事和低调抒情方式,将主题从宏观社会思考逐渐转向对微观个体理想生存空间、情感归属地和家园故土的眷恋。通过将空间中的事物进行意象化的拼贴和符号化的组合,使怀旧化的情绪借助于对故乡或他乡的记忆展开空间建构,通过地方、场景和故事完成记忆中的“乌托邦城市想象”。

野孩子《黄河谣》歌中兰州的铁桥上车来人往;黄河的水里时光飞逝;然而,路边的花、心中的家和想起的她却定格在乌托邦的想象里。加上陕北信天游式干净和纯粹曲风,营造出一片城市中眷念乡土、回归本真的向往。听众说野孩子的“野”,是“野生的、天真的、不被驯化的。他们将自然与艺术完美融合,将故乡和他乡写进歌里,他们的音乐属于大地,属于生活。”⑨城市一方面因造成人与地方环境的情感割裂,使我们成为了“无地方感的”流动空间中的他者,另一方面又因与记忆中表征情感依念的空间符号关联起来,唤醒歌者和听众的空间乡愁。在对新与旧,快与慢,过去与现在的比照回忆中,建构起人与空间情感关联的怀旧化的乌托邦城市想象。

(二)乡愁:空间想象的城市症候

乡愁的空间想象在歌词文本从两个方面中表现出来。一是以“家乡”为意象记忆性的空间。在这里,空间是歌者记忆中地方化的城市,它以情感和血缘为纽带折叠起以“流动”和“行走”为生活常态的民谣歌者的心理时间,突出地方化的特点。将过去与现在,家乡与远方勾连起来,以家乡为代表的符号成为与城市对照的记忆库。以“家”为意象的符号也必然与其它地方化的相关要素结合,一同唤醒乡愁。如家书、父母、家门、小巷、水井、小饭馆、钟鼓楼、文峰塔等。如李春波《一封家书》、何勇《钟鼓楼》里的北京,李晋的《安阳安阳》一系列对前工业化时代的乡土生活方式和情感的怀旧化处理,既折射出基于心理认同对空间的记忆性建构;又成为反观现代城市化中的流动情感的城市症候;成为审视现代城市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心态流变的棱镜。

城市新民谣中常出现的“南方”“北方”“西北”等表征寻找自我和理想的区域性空间能指,在以“梦想”“姑娘”“游走”“远方”等的对未来可能实现的预期话语中,对当下的时空进行干预性重构。正如,没有“离开”便没有“回乡”;没有“失去”便无所谓“怀念”;没有“远方”也无法反照“乡愁”。如曹方《南部小城》、马頔《南山南》、小曦《北方的北方》。這里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通过空间上的呼应与区隔,在歌者的话语和情感的共谋下是易变的,可变的;是想象的,也是真实的;是过去的,也是未来的。城市乡愁也以对当__下的修复和对未来的预期的面孔,完成自我实现和情感回归的预言神话,重构怀旧化的想象。刘晓春认为:“新民谣代表了当代民间的声音,反应了一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的情绪。”⑩因而,怀旧不仅是创作主体个体化的情绪,它更是一种文化乡愁。它不仅仅是消极指向过去的,它也预期着社会积极发展的将来。

三、诗性记忆与符号消费

2006 年,被媒体正式称为“新民谣年”。在文化工业的助推下,城市新民谣摆脱早先的“小众”姿态。2013 年,大型电视音乐选秀节目《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热播;2015年,张磊的一曲《南山南》唱红大江南北;赵雷的一首《成都》斩获大量粉丝。新民谣在消费文化的到来和文化工业的收编下,在保持与其之握手言又洁身自好的独立艺术品格间调适,成为了现代媒介化“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工业的一部分。

新民谣音乐中吟唱的“城市”也已然脱离其具体的空间所指,而成为符合现代消费心理机制的文化符号。音乐中“城市空间”成为快节奏,流动性、怀旧化的生活记忆的符号能指;成为抚慰和连接集体焦虑下的现代人最好的“灵魂良药”和“情感纽带”;成为置身于物质化、娱乐化的现代社会试图通过人文关怀,在听觉世界里,掀起的一场直抵现代人情感和心灵需要,追寻想象中“田园式”诗意生活期许下的音乐世界里的“大众狂欢”。

(一)集体焦虑下的“情感疗愈”

新民谣一方面在展现城市体验中集体所面临的高房价、重污染;空虚的繁华、仄逼的空间;陌生的城市,熟悉的迷茫;流动的异乡人,边缘的新移民等焦虑感受; 如郝云《这个城市》,路上的车越来越多,到处都在堵车,没有童年玩耍地方,城市越来越繁华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我却是像只青蛙;周云蓬《失业者》中,我们活在租来的房子里,在公共汽车里,活在电话的号码里,活在商店的橱窗,活在制造幸福的车间里,活在蜗牛的储蓄里。

时代的焦虑和个体的焦虑在大众对民谣的消费中不谋而合。城市新民谣唱出了流动城市里个体焦虑下情感无从应对真实图景,以娱乐化的“狂欢”积极消解和寻找共情与宣泄的出口,暗合了快速转型社会中集体的情感疗愈。

(二)“大众狂欢”下的诗性向往

作为一种亚文化音乐类型的新民谣从“小众”走向“大众”;从“街道”走向“舞台”;从“酒吧音乐”走向“综艺节目”其背后虽未能幸免被纳入到文化工业的资本运行逻辑中,但却也并非不完全受制于此。城市新民谣的复兴、繁荣与接受的背后,建构起以信息、媒介、阶层、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为单位的城市结构。借助媒介,在音乐的共情中,拉近现代都市青年的心理距离,消解集体焦虑,成为疏导因城市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都市病”的最好精神良药。

城市新民谣又以一种简单的音乐形式和现实化的微小叙事,在浅吟低唱中回望记忆里的“过去”和城市中的“当下”。通过诗意化的“家园”、漂泊中的“理想”和“佛系”的生活姿态,来寻找缓解和疗愈集体焦虑的精神解药。“新民谣热”的背后,不应只是一场场音乐节所制造出的“大众狂欢”城市幻象,也不应是大众传媒节目中“社会文化热点”的缩影。新民谣音乐在点亮“城市空间”建构现代人的城市想象时,也在抵御着现代人的心灵“无家可归”,在反抗着物化的城市神话。是城市人對诗性化生活的家园情感向往和人文关怀的表达,是对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的回应。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回顾新民谣一路走来的音乐轨迹,其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即: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城市化起步时表达流浪歌手的社会反思和批判的兴起期;20 世纪90 年代到新世纪以边缘群体风格化的个体抒情为主调的小众化发展期;2006 年以媒体“民谣年”为标志,在音乐文化产业和新媒体平台的助推下引人瞩目的高潮期,新民谣成为大众文化中艺术与商业合谋的一个文化热点。

城市新民谣是中国都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时代先声。歌词文本通过对城市与时代变迁的介入和关注,对现代人的流动性空间体验,怀旧化意象表达和娱乐化符号消费,将对空间情感想象投射到音乐中,使地点、人物、故事关联起来。在与文化工业合谋的吟唱消费与现代性的情感焦虑与疗愈中,建构起基于主体情感投射的空间想象共同体,传递出对现代城市人生存处境的关怀,对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人文审思。

注释:

①刘斐.日久他乡是故乡:“新民谣”的历史记忆[J].艺术评论,2011(2) .

② 【英】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徐朝友译.流动的生活·序言[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③【德】本雅明,张旭东,魏文生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④民谣音乐人洪启访谈——他们好像从来就没名没姓.http://bbs.tianya.cn/post-books-72550-1.shtml

⑤王颖.民谣诗人周云蓬——在诗意中沉潜,在歌声中怒放[J].记者观察,2019(1) .

⑥【法】福柯,王喆译.另类空间[J].世界哲学,2006(6) .

⑦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⑧余余.大桥上面人来车往,大桥下面歌声依旧[J].风流一代,2020(31) .

⑨刘晓春.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J].新东方,2002(3) .

⑩张慧,黄建波.焦虑、恐惧与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9) .

注: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科科研项目“‘互联网+时代广州非遗活态传承与文创产品转化路径研究”(2019GZGJ2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产品微创新的驱动路径、作用机理及创新绩效研究”(72062011)、桂林理工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GUTQDJJ2004069) 等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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