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巷口

草巷口坐落在高邮湖西岸一个叫“铜城”的古镇上，这条巷子很长，巷子里的房屋高低错落，住的多是些手艺人家和做小生意的人家。这里的房屋有些杂乱，旧房多，其间夹杂着一两家如同鹤立鸡群的大宅院。房屋的墙壁多是碎砖块砌的，屋顶也不都盖瓦，也有苫草的，也有半边盖瓦半边苫草的。巷子里铺了砖，大概是信奉“修桥铺路积功德”的缘故，路铺得讲究，大板砖竖着一路铺去，铺成龟背型，中间稍高两侧稍低，路的边沿凹下去，呈沟状。路中间铺了青石板。青石板是顺着铺的，一块连着一块。我幼时见过乡下人推着独轮车行走在青石板上，车上一邊坐着妇孺，一边载物。天长日久，石板中央竟然凹了条长长的浅槽，让人不由得触景生情，联想到“水滴石穿”这个成语。

这条巷道的称谓叫“草巷口”，自然与草有关系。

本地一位作家在一篇小说里曾描述道：“每天清早，天上的星星还在闪烁，东乡的汉子们就挑着柴草担子行走在蜿蜒的田埂上，过了小河上的石拱桥，把柴草担子顿在纪大奶奶家门前的空地上等待售卖……”纪大奶奶确有其人，她就是开草行的“草牙子”（中介人）。

草巷口是个喇叭形的巷道，从十字街口向东去，既直且窄，窄得只能通行毛驴车，通不过汽车，要是两辆驴车迎面相遇，擦墙才能错过。巷道到了中端才渐渐地宽阔起来，越向东越宽阔，过了中端后房屋也不相连了，东一家西一家的，房前屋后不是菜园就是空地。纪大奶奶家就住在一块空地上，这块空地很大，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空地向北连着一条小道，向南还连着一条巷道。纪大奶奶家对面住了四五户人家，正对面是一家豆腐店，店里有盘石磨，拉磨的是一头毛驴。豆腐店紧挨着另一条巷道，巷道那一边有一个大院子，里面有两排相连成“T”字形的房屋，这是一家澡堂。澡堂大院内有一棵石榴树，花是红色的，结的果子颜色更红，更深，变成紫红色了，果子熟透了都裂开口子，像是调皮的娃娃们在笑。

这位本地作家还叙述道，“我们那里的民间常用燃料不是煤……平常煮饭、炒菜，都是烧草，烧柴枝。”是的，那时不仅没有煤，也不通电，能买到煤炭和通电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了。通电时我才上初中，那晚，我们全校师生见教室里灯管亮了起来，如同白昼，都兴奋地跳跃起来，“噢——噢——噢——”，欢呼声响彻云霄。

草市专卖柴草，售卖各种农作物的秸秆，也售卖荒草，售卖劈柴和杂树枝。草市是早市，到天色大亮街上行人纷纷走过时，草市上就热闹起来了，一担担的柴草都顿在空地上，买草人看中了某一担草，纪大奶奶就会过来称重，她手里从不离一杆大秤，价钱不由买卖双方说，而是由纪大奶奶定价并结算，我从没见过买卖双方讨价还价，都是纪大奶奶一口价。买草人付了钱，纪大奶奶抽走微薄的一点佣金，卖草人便挑起草担跟着买草人走，送草上门。要是草市这一天疲沓下来，到散市时还有几担柴草没有卖掉，纪大奶奶就会带着卖草人上门兜售，她知道哪一家需要柴草，需要什么柴草。

纪大奶奶一个人住在两小间低矮的棚屋里，我至今还记得纪大奶奶的形象：个头瘦长，脸色灰暗，满脸的皱纹，总是穿着灰黑色的对襟大褂，脑后盘个枯灰色的发髻，嘴里常噙着一管旱烟，一根与人齐高的秤杆或是持在手上，或是背在肩上。

几年以后镇上供应煤炭了，草市还存在。草市仍然存在是人们觉得炒菜煮饭用草烧出来的口味更好。那时候镇上不仅有草市，还有牛市。牛市里不仅卖牛，还卖驴，卖骡，卖生猪和猪崽，到了每年春季，还售卖苗木。

去草市上买草要花钱，为了省钱，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们便常常下乡划草、割草，也有铲草皮的，还有挖树桩的，甚至捣鸟巢的。我和弟弟下乡划过草，割过草，但没有挖过树桩，不是我们不想挖，是挖不动。挖树桩要一把力气，劈树桩更要有力气。牛市那边有户人家是山东人，他家两个半大小子长得人高马大，常常拖着板车下乡挖树桩，挖到几个大树桩回家时胸脯挺得老高，趾高气扬的好像捡到了宝贝。当我和小伙伴们挑着草担回家时心中竟然充满了喜悦，因为有了收获，回家还能得到父母亲和邻里长辈们的夸赞。

草巷口连接十字街头的巷口，北侧头一家是“茶炉”，南侧头一家是烧饼店。

茶炉是二姑家开的，二姑嫁过去就一直烧茶炉。二姑家四间瓦屋沿街建成“L”形，顶头的这间屋里靠山墙砌了个茶水炉，炉上坐着四五个汤罐，正中间开了炉口，是填放燃料的进道，早先烧木屑木刨花，后来烧煤炭。汤罐里总是烧着开水，从早到晚都向外冒水气，骨碌碌地翻泡泡，附近人家都提着水瓶来冲水。冲水时一次性付钱买几根“筹子”，以后再来冲水时付出相等的“筹子”即可。“筹子”是纸片做的，成人的大拇指大小，上面注了“一瓶”“贰瓶”“伍瓶”“拾瓶”的字样，并加盖了私章。

二姑中等身材，微胖，常常面带笑容，我去冲水时掏出母亲给的钱要买“筹子”，二姑不收，还塞给我几个硬币，让我买糖果吃。二姑父之前从事什么行业我不记得了。那一年，位于草巷口的粮站搬走时粮库被改造成影剧院，二姑父任经理，带着一个哑巴经营管理着这家影剧院。这已经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事了，文艺活动逐渐红火起来，各种演出层出不穷，这家影剧院的经营业绩十分突出，引起了上级的关注，直至省文化厅来人调研。那时我已从部队退伍，每次回到草巷口总要去影剧院看看二姑父，每次见到我他都很开心，拉着我介绍他的工作业绩，似乎把我当成了领导。

巷道里住了二三十户人家，印象特别深的有几户。

金四老爹是位裁缝，每天在家迎着门踩缝纫机，生意很好。他生了两儿两女，两个女儿都在县城工作。大女婿是北方人，长得粗黑，说话瓮声瓮气，外形极像电影《三国》里的张飞。二女婿则言谈举止斯文，长相秀气。金四老爹中年丧妻，后又再婚。我没见过他的第一任妻子，只见过他的第二任妻子，长得很漂亮，身材高挑，利利索索的。

李老师家是两进房屋，前三后三，两排房子及厢房之间有个天井，房子青砖黛瓦，木门木窗木板壁，颇有淮扬古民居的风格。李老师是我家的宗亲，他辈分高，那时已儿孙满堂。他是我上小学时的美术老师。记得他教我们画静物时画过一面红旗，他把红旗画成迎风飘扬的样子，很有动感。他还画过一盏红灯，就是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提着的那盏红灯，虽然他画的是孤零零的一盏红灯，但是我却看到了红灯射出的光芒。

相邻着李老师家的一户也姓李，夫妻俩与我父母的年龄相仿，男的与我父亲同在一个饭店里，也是白案师傅，他擀馄饨皮的手艺极好，擀的馄饨皮极薄极韧，人也特老实，特和善。他身材魁梧，但走路却慢腾腾的，话语很少，性格平和，没见过他喜，也没见过他悲，不抽烟，不喝酒，不杀生，长年吃素，夫妻俩无儿无女。妻子在家卤豆干卖，她卤的豆干味道极其鲜美。这些年来，我常常想起这对夫妻，想起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人，感叹他们平凡的人生，他们活得像一滴露珠，像一片落叶，像一片雪花，没有喧嚣，也不华丽，他们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又不留痕迹地悄悄走了。

有一户人家每天在门口支一块门板摆摊子，卖些针头线脑的小物件。他家的人和事我几乎都记不得了，唯一能记住的一件事是他家的老母亲，一位枯瘦的小脚老太太看木料的事。每天晚上睡觉前，老太太都在手腕上系一根绳索，绳索的另一头系在窗外的两根房梁上，这两根房梁准备建房用。老太太怕这两根房梁被盗，每天夜里醒来都抬抬手臂拉拉绳索，一直到她逝去，那根绳索还系在手腕上。

草巷口的中端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宅院，因为这座宅院曾经的主人姓陶，人们称之为“陶家大院”。我不知道陶家大院的来历，也无法描绘出陶家大院昌盛时的全景。到我记事时，陶家大院已经破败了。其实说破败并不准确，准确地说应该是一座破败然而又正在兴起的大院，当然，正在兴起的大院全然没有了旧时富贵人家的气势和神韵。陶家大院占地面积大，大得不能用篮球场或足球场来比拟，到我记事时，这座大院被政府征收了，区公所在院内办公，粮站和米厂也开设在大院内，院内还有区公所的干部宿舍和粮站的职工家属区。后来，区法庭也设在大院内，可见，陶家大院的规模之大。

草巷口里还有一座 “周家酱园”，这座宅院位于草市那块空地的南边，这是座没有围墙的极大的宅院，小时候我们去玩耍时常在里面迷路，里面的房屋成排，或纵或橫，院落套院落，房屋都是青砖小瓦建的。大人们说这里是酱园，但是我们没在这里看到酱缸，也闻不到一丝半丁的酱醋味。那时候镇上还有一家酱园，位于南大街，记得那家“王记酱园”里有酱缸，一排排的大酱缸多得数不过来，缸里总是酱乎乎的，师傅们围着蓝围裙成天忙晒酱。天晴的时候早上把盖缸的竹盖子取下来，午后再盖上去。我一直没弄清周家酱园这里曾经是酱园作坊，还是开酱园的周氏家族住在这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石油工人在我们镇勘探出了石油。一天，石油队来报喜，他们开着几辆“解放”卡车过来，每辆车的车厢里都站着一排排头戴柳条帽的工人，他们敲锣打鼓，挥舞彩旗，鸣放鞭炮。车队一直开到区公所的大院里。草巷口这时候已经变宽了。头一年，区公所决定拆迁，拆了巷子北侧的第一排房子。许多老邻居搬走了，二姑家搬到北大街去建了新房，李老师家在巷子东端建了新房。

草巷口从此宽阔了，被人称为东大街，路面更平整了，从头到尾都铺上了水泥路面。十字街口也被拆宽了，铺上了水泥路面，被人称为“圆盘路”。从东大街到西大街，包括南大街和北大街的路边都竖起了电线杆，天色一黑路灯就亮了，光华灿若白昼。草市后来不知不觉地退隐了，再也没有卖草和买草的人们，然而在我的心里这条街永远不变，还是那条叫“草巷口”的巷道，一条买草和卖草人进进出出的喧嚣而热闹的巷道。

作者簡介：李宜祥，安徽省天长市人，系天长市作协名誉主席。在《安徽文学》《边疆文学》《作家天地》《短篇小说》等刊发表小说、散文等作品数十篇。

（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