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刊授活动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公共性

黄发有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教育研究，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不同时期大学、中学的文学教育，以及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作家培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学校以外各种社会力量主办的多种形式的文学教育通常被忽略。在1980年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文学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文学期刊是万众瞩目的当红媒体，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鸭绿江》到地市级文学刊物都有庞大的读者群体。不应该被漠视的是，当时不少文学期刊不仅是作品发表平台，还是文學教育平台，它们发挥自身优势，创造性地将刊授、函授、面授等方式结合起来，对文学爱好者进行分层次的培训。文学期刊通过刊授平台参与鲜活的生活实践，文学刊授引导并影响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拓宽了文学的公共空间。文学刊授一方面弥补了当时教育资源的短缺，发挥了文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满足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提高文学素养和创作能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办班的文学期刊开辟园地，开设专栏或出版附属性刊物刊发刊授、函授的学习资料与相关信息，并且择优发表学员的习作，培养了一大批执著的作者和高粘性读者，为文学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文学期刊在1980年代特殊的文学氛围中借风行船，顺势而为，构建起纸面上的文学学校，提升期刊的社会价值，拓展自身的文化功能。本文以油印讲稿、结业证、函授或刊授讲义为依据，选择典型案例，重点分析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创作讲习班、《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和以《鸭绿江》《个旧文艺》为代表的地方性文学期刊的刊授活动，由点及面地考察文学期刊深度介入1980年代文学教育的具体情况及其文学史影响。

一、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创作讲习班

十几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旧书店买到一张“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讲习班”的结业证书。有别于通常的结业证件，这份结业证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个讲习班的情况，列出了课程主要内容和主讲人名单，落款单位为“北京文学讲习所”，盖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的公章。这份结业证书上的文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照录如下：

为了繁荣文学创作，培养小说创作人材，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和《北京文学》月刊社联合创办了“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创作讲习班。”本班从1983年4月开始至1984年3月结束，历时一年。

本期讲习班所讲授的课程，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文学的基础知识”，包括：近几年小说创作情况；作家的世界观；中国小说发展简史；形象思维的理解和运用等。第二单元“从生活到创作”，包括：小说素材的积累，题材的提炼，主题的开掘；人物塑造与典型形象；小说的情节、结构；细节描写；想象和虚构；语言风格问题等等。第三单元“学习与借鉴”，主要是讲述向古今中外文学遗产学习的问题。上述课程是聘请在京作家、评论家、教授、编辑分别担任的，他们是：王蒙、秦兆阳、朱靖华、余飘、刘心武、邓友梅、郑国铨、王景山、李准、吴泰昌、从维熙、林斤澜、刘绍棠、孟伟哉、刘梦溪、孙钧政、王愿坚、叶楠、苏叔阳、王金陵、袁良骏、唐因等。许多主讲人都是结合自身创作实践的经验来阐述上述各种问题的。

经过一年的学习，九百余名学员（正式生203名，旁听生700余名）丰富了有关小说创作的专业知识。学习期间，正式学员一般都交了习作。辅导员对每一篇作业都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本期讲习班已结业。我们衷心祝愿全体学员，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指导下，继续刻苦自学，努力进行创作实践，为首都文学创作的繁荣贡献力量。

此证发给王永森同志，

以资纪念（不作学历）。

北京文学讲习所

1984年3月

这张结业证书激发了我深入了解北京文学讲习所的兴趣，通过翻阅1984年前后的《北京文学》《北京日报》所获取的公开材料，我对小说创作讲习班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北京日报》1983年3月12日发表了一条消息：

为了繁荣文学创作，培养文学新人，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与《北京文学》月刊社联合创办北京文学讲习所，对本市业余创作队伍进行辅导。

今年计划举办小说创作讲习班，拟于四月初开学。招收正式学员200名，旁听学员700名。凡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过小说或散文、报告文学作品而有志于学习小说创作者（职业、年龄不限），可持已发过的作品和单位介绍信（或工作证），申报为正式学员；初学写作者或文学爱好者，可持单位介绍信（或工作证）申报为旁听学员。凡经区、局主管部门推荐者，可优先录取。

讲习班将从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比较系统地讲授小说创作的基本知识和创作方法。每两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电影馆讲课一次（均为上午授课），由在京作家、评论家、大学教师和编辑担任主讲，讲稿在《北京文学》摘要刊登，正式学员的习作经辅导后，由该刊择优发表。

报名日期为3月15日至26日，地点在西长安街7号。录取后，正式学员交学费12元，旁听学员交7元。a

1980年初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复办，这是改革开放后作协系统文学创作教育重回正轨的报春花。此后，各省市作家协会和文学刊物纷纷仿效，各种讲习班和文学培训活动遍地开花。1980年4月，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开办了小说创作短训班，此后各省市纷纷开办各种形式的文学讲习班，其中小说文体受到特别重视。《长江文艺》1980年7月与《星火》《青春》在庐山联办了青年作者小说创作讲习班，1980年10月出版了“青年作者小说讲习班专号”。1983年5月，《长江文艺》《湘江文学》《星火》和《福建文学》四刊联动，在厦门鼓浪屿联合举办小说创作讲习班，邀请作家高晓声、蒋子龙和《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清泉、编辑部主任崔道怡来给学员讲课，四省文联负责人和福建省委、厦门市委领导都到讲习班看望学员，堪称一次盛会。b

1983年4月2日，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创作讲习班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开学典礼，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雷加、端木蕻良、王蒙，北京市的专业作家和《北京文学》编委邓友梅、从维熙、古立高、刘心武、刘绍棠、林斤澜等出席。雷加在发言中提到他在延安时期参加基层文艺小组活动时的艰苦条件，刘绍棠回忆了建国初期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业余文艺学习的亲身经历，期望学员们学有所得。《北京文学》副主编苏辛群认为最好的学校应当是社会生活，正规学校里很难培养出小说作家，小说创作讲习班不可能讲授什么“小说作法”，或者传授什么创作的秘诀、成功的捷径，它只能在提供规律性的知识和创作实践经验方面，给学员们一点帮助和启发。c

2019年，我在孔夫子网上淘到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创作讲习班23份油印讲义的合订本，手工制作的封面上有“史柳坡”的手写签名。《北京文学》刊发了其中11讲的内容摘要，但都做了较大幅度的压缩。这些油印讲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小说创作应当尊重艺术规律，创作者应当提升自己综合的文学修养，重视创作方法的探索。秦兆阳的油印讲稿和发表在《北京文学》的版本有较大的出入，他在油印講义中用很多篇幅介绍自己创作长篇小说《大地》的感受：“这样艰苦奋斗的生活，不写出来不甘心，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我们的革命历史，所以心总是放不下”；从准备到写作断断续续经过了将近四十年时间，“全部过程使我尝够了写作的艰难的味道”。他主张对于现实生活，要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去看，并且要透视到一定深度，将三者结合起来，就能较好地认识和把握生活；在观察生活和构思作品时，要抓住特殊性；成功的文学创作“要从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历史的真实、事物的逻辑几个方面考虑问题”d。从维熙以自己的作品《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为例，阐述了“用形象思维发言”e的重要性，创作者只有调动丰富的想象力，以敏锐的艺术感觉明察秋毫，将生活经验转化为属于自己的东西，才能避免主题先行，避免简单的模仿，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林斤澜针对文学界围绕“总体构思”的争议，提出“有了总体构思，我们就能把不重要的东西去掉，把泥沙去掉，留下金子，逼迫你寻找一种没人用过的构思”f。

其次，小说创作应该具有一种历史视野，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从文学遗产中获得启示，重视文化传承工作。王蒙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其前提是清理反现实主义和伪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的突破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文学真实性的恢复”“我们的文学的审美功能有所提高，文学更加多样化，文学不再简单地、片面地从属于政治”“中短篇小说的现实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我们的文学作品扩大了它的继承和借鉴”。王蒙同时指出了当时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有回避矛盾的苗头”“有一种否定革命文学或者是轻视革命文学的革命倾向的现象”“还有一种新的概念化的苗头”。g李准认为主题的深化，要求作家具备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文化积累，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支撑着这个民族延续下来的？中国的精神支柱到底是什么？”h这种努力要求作者对中国有充分的认识。刘绍棠认为语言是文学创作的第一要素，要提高语言质量，“一是要向群众学习，学习人民大众的语言”“二是要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学习”，做到“吝字如金，用字如凿”。i朱靖华在梳理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概况之后，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作家，首先要懂得遗产，了解遗产，研究遗产，如不具备丰富的文学知识和文学素养，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的”j。王金陵在细致分析了屠格涅夫的创作特色之后，主张“我们应该努力吸取最有借鉴意义的部分，以丰富我们的文学艺术”k，做到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再次，小说创作不能单纯从技巧出发，应当从生活出发。刘心武、邓友梅等现身说法，既谈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也谈失败的教训。关于小说创作如何选择题材和提炼主题，刘心武认为文学植根于生活，文学是写人生的，写人的命运的，写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他建议初学写作者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对自己熟悉的生活还必须具备发现力和认识力，对他人要有一种理解的能力，“要多用自己的感情去理解别人，要站在他那一边多为他想想，或者站在你和他之外的立场上，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去观察，要摆脱主观上的观察”“主题要从自己的正义感中，要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当中提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心武谈了切身体会，“我现在的情况很不妙，有很多作品只是应别人之约，硬写出来的，社会活动很多，开会很多，所以读书时间很少，有时读书很被动”l。邓友梅在回忆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之后，意识到“小说所以成为小说而不是别的，恐怕主要是因为小说能提供美的欣赏，从文字到形象都可以成为欣赏对象，要善于把小说和其他读物区别开来”，“要记住小说是审美对象，要去发现生活里美的因素。具有典型意义又具有审美价值的形象，才能作为你的素材，我不会写采访来的小说”。他还对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反思，“凡是我当初抱着要写小说的目的去接触的人，到现在没有一个是写成功的”。关于如何避免公式化和雷同化，写出艺术个性，他的心得是“只有写熟透了的人物，我才能虚构他可能发生而实际上没发生的行为，不然，我就不知道在某种情况下他会怎样表现”m。唐因在讲座中认为，文学创作中的急功近利往往适得其反，“写小说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巧问题，你们千万不要相信那个小说做法之类的书，这类书翻翻是可以，想从这里面找到写小说的秘诀是会落空的”。他还强调文学创作应当“有益于人类进步”，“不是逗人消遣的，不是自我发泄”。n

主讲的作家和学者运用朴素的语言，娓娓道来，围绕小说创作问题展开多角度的、立体性的思考，真诚地讲述文学故事，描述了新时期文学的艺术成就和最新进展，剖析了存在的不足。他们的授课内容和讲述方式，都打上了1980年代中期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讲义也是研究者把握当时文学环境的鲜活材料。与主讲者公开发表的文字相比，这些材料在文体上更加自由，尤其是那些现场发挥的内容，散发出一种毛茸茸的活力，让我们看到主讲者充满性情的另一个侧面。小说创作讲习班以文学讲座为主，以习作辅导为补充，讲授者与学员的互动性较弱。 而且，小说创作讲习班属于一次性行为，缺乏持续推进，其社会影响和文化效益都受到限制。这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主导，《北京文学》提供配合服务，小说创作讲习班对《北京文学》而言只是一首小插曲，文学期刊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人民文学》的创作函授

在1980年代文学期刊的函授活动中，《人民文学》发挥其品牌优势，发动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亲自参与辅导实践，采取多样化的辅导形式，重视提升学员写作水平，始终保持较高的辅导质量。《人民文学》的函授实践注重弘文育人，鼓励自学成才，为文学发展培养了新生力量，而且与《人民文学》的办刊实践形成了良性互动，提升了刊物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号召力。

1984年8月，《人民文学》召开第四次编辑委员会，编委们经过讨论决定设立创作函授中心，举办系列文学讲座和创作函授班，并创办《人民文学之友》月刊。《人民文学之友》既是《人民文学》的附属刊物，又是函授学员的辅导教材和发表园地，1987年改名为《人民文学（函授版）》，1990年再次更名为《人民文学副刊》。《人民文学之友》和《人民文学（函授版）》的常设栏目有“文学讲座”“学员新作”“习作点评”“名作欣赏”“新作评价”“作家之路”“文学知识”“函授信箱”等，“文学讲座”刊发创作函授中心在北京举办的文学系列讲座的讲稿， “学员新作”和“习作点评”栏目既选发学员的习作，又配发名家、编辑的点评文章，肯定作品中的优点，委婉地指出作品的不足，提出有针对性的修改建议。

创作函授中心的宗旨是“培养文学新人，繁荣文学创作”，由《人民文学》的编辑委员组成教务委员会，主编王蒙兼任主任，抽调编辑专门从事函授工作，并聘请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担任辅导教师。o每届创作函授的学制为一年，从1987年开始分设普通班和高级班。王蒙在为《人民文学之友》所写的发刊词中，向学员们强调应当“从生活里发现文学”，又从“文学里发现生活”。他认为：“从生活中能发现文学，才有写作的源泉，才有写作的真实货色。从文学中发现生活，才能反过来会生活、会体验生活，会理解和欣赏生活。两个发现，互相发现，生活和文学都成为活泼泼的流水了。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读书，一辈子埋头写作，却无有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这种互相联系和互相发现，结果，生活和写作变成了互不贯通的死水两滩。让我们一起来探讨、来进行这种有趣的发现吧。”p

《人民文学》的函授学员遍及大江南北，还有一些海外华侨和有志于用中文写作的外国友人。一些处境艰难的学员用文学来照亮自己的生活道路，譬如贷款交学费的青年农民刘景昌、瘫痪青年李国程、正在农场改造的蔡厚林等。q辅导老师和学员之间也有不少感人的故事，周艾民在辅导老师周达宝的悉心指导下，创作不断进步，被推荐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周达宝像母亲一样，亲自为他做了一套被褥r；广西学员周战生的辅导老师是特·达木林，他借着到广西参加会议的机会，专门约见周战生，谈作业谈做人，完成了“一次破例的面授”。s

从1984年9月开始，《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在北京举办系列文学讲座，根据《人民文学之友》《人民文学（函授版）》“文学讲座”栏目刊登的整理稿，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名家云集，精品荟萃。《人民文学之友》1985年发表了王蒙、苏叔阳、蒋子龙、陈鼓应、邓友梅、李准、柳鸣九、张贤亮、李陀、张洁、刘宾雁、陈建功的講稿，1986年发表了丁玲、李存葆、韩少华、顾骧、徐怀中、柯云路、黄宗英、张志民、李国文、刘心武、刘再复、谌容的讲稿。《人民文学（函授版）》1987年发表了刘心武、刘绍棠、浩然、陈祖芬、艾克拜尔·米吉提、刘先平、叶廷芳、袁可嘉、蒋和森、姚雪垠、汪曾祺的讲稿。作家介绍的都是他们经过摸爬滚打获得的创作心得，理论家和评论家讲述的都是他们学有专攻的话题。王蒙以他的作品《哦，默罕默德·阿麦德》《灰鸽》《风筝飘带》《惶惑》《春之声》《夜的眼》《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等为例，介绍了把生活加工成小说的方法：一是大致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但是适当对某些部分给予强调或点染；二是把不止一件事情、不止一人捏合在一起，加以新的排列组合；三是在生活里有一点发现和感触，然后需要慢慢地加以补充；四是取生活的形式（外壳），注入新的内容；五是将生活经验“埋藏在心中让它自然而然发酵”；六是改头换面，隐去真事；七是物、情、人的相通。t张贤亮的讲座采用的是答问形式，围绕如何走上创作道路、如何进行知识积累、如何观察社会和人生、如何构思与创作《灵与肉》等提问，畅谈了自己的体会。u刘心武结合他的三部作品《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 《王府井万花筒》，介绍纪实小说的文体特征、创作原则，并从创作实践的角度谈论如何避免急功近利的创作倾向。v徐怀中不仅有丰富的军旅经历和创作经验，也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他在点评具有代表性的军旅文学新作的基础上，对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向进行总体把握。w诗人张志民则用诗的语言，从不同角度谈论“诗的美”。x陈伯吹以自己的创作、出版、翻译、教育实践，为儿童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从儿童文学与文学的关系、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科学文艺的崛起等角度，对儿童文学进行立体的考察。y

二是兼容并包，信息丰富。系列讲座覆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文体，并且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军事文学、儿童文学、电影文学等文学类型。为了开阔学员的视野，讲座涉及文学创作、编辑、传播和阅读等各个环节。汪曾祺讲写作很生动，他将写作和做菜联系起来，从他自己给法国汉学家做的一桌家常菜，谈到作家应当如何认清自己，他认为“写作品也一样要写得有中国味儿，且是普普通通的家常味，但制作时要很精致讲究，叫人看不出是讲究出来的”。他主张“教创作有个重要的条件，即教的人本身必须是作家。现在大学里教写作的都不是作家，他只会讲本本，讲理论。谈作品应该从作品出发，而不该从理论出发”z。这些讲座的主讲者大部分是作家，他们讲自己创作的特色，也讲困扰自己的问题。而理论家则在文学史的视野中衡量作家作品的价值，强调文学创作应该关注人与社会，具有提高审美和引领人心的意义。兼有编辑和学者经历的蒋和森在讲座《漫谈中篇小说创作》中，结合自己参加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选的阅读体会，认为好的中篇小说在“反应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表现人物的复杂性”“塑造典型”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而失败的中篇小说要么“写得不够精炼”，要么有明显的“编造的痕迹”，要么“没有完全摆脱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7艾克拜尔·米吉提作为哈萨克族作家，他对作为文学语言的汉语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认为“一部成功的作品语言，同样应当是有强烈的时代性”，他指出文学语言的大忌是“极力追寻和效仿文坛时髦的语言模式”，倡导作家应当“向人民群众学习，向活生生的生活语言学习”。@8

三是紧扣时代脉搏，坚持问题导向。《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邀请的主讲者大都是当时具有较高关注度的话题人物，帮助学员们了解文学发展的前沿动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成为一种时兴的创作方式时，《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通过讲座和其他形式，及时回应了当时学员对西方文化思潮与现代派文学的关切，在较为开阔的视野中审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来龙去脉，剖析其特色与局限。柳鸣九对萨特的评价具有辩证性：“总的来说萨特是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作家。他尽管有错误，有他的阶级局限，但从总的倾向看是进步的，在一些问题上甚至是激进的。”@9叶廷芳的讲座介绍了当代西方文学形式的基本特征，即思想主题的譬喻性；表现手段的“间离”主张；思维方式的“非理性”；主人公告别传统英雄，趋向“非英雄”；题材强调现代性；结构趋向松散而复杂；情节淡化甚至被取消；时间被打乱；作者从“全能”叙述地位引退；厌繁求简，趋向朴素。#0对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涌入，李陀认为“它提供了我们一种新的艺术规范，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但也有值得警惕的方面，比如《聊斋》中早就有了打破人和鬼界限的表现手法，“我们一门子扎到欧洲和俄国的文学传统中去。我个人（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这恰恰是我们背离中国自己文学传统的结果”。#1袁可嘉认为“新诗向现代派诗借鉴艺术技巧，总的说来，还是得多于失。它使我们在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得到了一些新的品种，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他还指出了借鉴现代派的新诗的长处与局限，“不大能够直接表现民族和时代的广阔画面，这是它的局限；但这类诗却善于表达深沉的玄思，微妙的意境，细腻的感触，这是它的长处”。 #2这些专家的指引，帮助学员学会鉴别，避免生吞活剥。

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对学员习作的点评不仅对初学写作者富有启发性，对成熟的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也有参考价值。这些作家的点评紧贴习作，既涉及字词运用和细节描写，又讨论写作的结构安排和大局观。点评人不是泛泛地谈论文学创作普遍的理论与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王蒙在点评四川学员邱继烈的短篇小说《高烧病人》时，认为作者写得“不算成功”，强调“拟意识流手法看来自由，似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实际上很难驾驭”，他认为意识流手法应当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要真正写到人的灵魂的深层、心理活动的深层，写出特色，写出深度，而不是一堆浅薄浮面的念头的堆积”，二是“这种写法缺少情节的连贯性，那就需要每字每句的独立的穿透人心的力量和独特的凝练，更需要一种内在的一致性”。他还建议“初学写作不要随便搞什么‘意识流，正像初学书法不要搞什么‘狂草一样”。#3王蒙在点评山东学员阮大华的新作《渔利》时，重点谈到小说的语言问题，“作品运用了不少私鱼贩子們的‘行话、‘黑话，大大渲染了这种行业氛围，也是一种社会知识；但用得太多，给人以堆砌之感，频频加注解，也干扰了阅读的情绪。真正好的小说语言，应该少用一些怪词怪典或生僻的词句，求其纯朴自然”#4。茹志鹃在点评吉林学员王复臻的《第一堂课》时，强调要写好细节，“细节，在小说里的运用，要有层次，要有多种角度，更重要的是一石多鸟。写爱，也许更需要写恨，写恼”，她针对小说中亡母留下的一双雨靴这个细节，指出作者“并未抓住这细节去刻划人物”，“写得过分了，过分得失了真”。#5她还结合《人到中年》里陆文婷在发病时想到儿子的球鞋这一细节，说明成功的细节可以塑造出人物的立体感，让读者感受到陆文婷作为一个普通母亲的愧疚感和责任感。诗人邹荻帆在点评陈染的诗歌《告别森林（外一首）》时，针对许多诗歌作品“过得去”但“过不得硬”的现象，他认为“一篇感动人心的作品是以它的整体而感动人的，不仅仅是一词一句”。#6作家从维熙在点评学员凝溪的小说《在大路林荫下》时，肯定作品“文字干净清爽，人物脉络清楚，是一幅活动的写意画”，“起点不低”，但“有进一步磨练自己艺术功力的必要”，“你对这一主题的开掘不够深。你的这张弓，没有拉圆，因而箭射出去的并不远，当箭头刚刚挨着靶牌时，就已经没有力气了”。#7刘心武结合自己初写小说时“常费老大劲还不能‘成个儿”的经历，对学员武秀“出手就大体上成立”表示赞许，又提醒初学者要“讲究分寸感”，“讲究文字，讲究选词、造句、逻辑、语法”。#8评论家雷达在点评学员何细贵的《选秘书》时，也指出了习作“开掘不深”的问题，强调“‘说明代替不了‘表现”，理性思考不能僭越形象塑造。#9编辑家龙世辉在点评王愈奇的小说《金鱼》时，既肯定作品有浓郁的“京味”，也提醒写作者要警惕误区：“用一些‘京味的词汇，来几句‘京味对话，掌握儿化音的用法，这并不就等于‘京味。只有在叙述、描写特别是大段对话时都不露‘怯儿，那才是真正的‘京味。”$0编辑家崔道怡肯定学员无奈的小说《岸》在写爱情主题时“基本上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的”，也指出“即便作为创作第一关的语言，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精确与凝练”。$1针对学员王简的小说《乡下人》，秦兆阳赞许作者“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社会成份之间的亲和力，生活之中的情趣”，同时不满足于习作“没有写透”“味道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不伤害学员的积极性，他在文末还有这样的反问——“我的想法是不是太‘出格了？”$2

《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还不定期举行改稿会或笔会，多渠道辅导学员的文学创作。1986年9月8日至20日，函授中心在济南举办改稿会，会议的重点工作是审稿面授。会上，刘心武为学员做了题为《小说创作的总体把握》的专题讲座，编辑就学员创作中容易遇到的问题进行座谈与个别辅导。会议期间，函授中心还组织学员游览泰山和曲阜，进行文化考察。$31987年端午节期间，函授中心又在屈原故乡举办了改稿会，指导教师针对学员提交的作品提出修改建议，会议期间学员还参观了屈原故里，游览了长江三峡和三国古战场遗址。针对学员提出的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派、如何表现“自我”、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中的“性大潮”等问题，《人民文学》副主编王朝垠以《提高“自我”精神境界，面对广阔社会生活》为题，进行专题辅导。$41988年8月6日至13日，函授中心在河北省承德市举办了笔会，阎纲、肖德生、陶泰忠、郭秋良、周明、崔道怡、王朝垠为近二百名学员开设讲座，学员相互交流创作经验与体会，与会者还与当地的文学写作者开展联谊活动，并游览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5

《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还将《人民文学之友》和《人民文学（函授版）》中的佳作汇编成书，编辑出版了“系列文学丛书”，包括《〈人民文学〉系列讲座集》 《名家评点新人新作》《作家之路》《名作赏析》《文学知识访谈》五种，由山东人民出版社烟台分社出版。《人民文学》经常性选发学员的优秀作品，“本刊培训中心作家班佳作选”为函授学员的专属栏目。以1987年为例，共有32位学员在《人民文学》亮相，发表的作品覆盖了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6在结业之际，创作函授中心教务处还组织评选优秀学员，并予以鼓励。1985年11月5日至8日，首届优秀学员大会在北京香山举行，本次会议包括开幕式、发奖仪式、编辑与学员座谈会、作家与学员座谈会，王蒙、冯牧、唐达成在开幕式上讲话，作家茹志鹃、刘绍棠、苏叔阳等现场回答了学员的提问，编辑家陈丹晨、崔道怡从编辑角度探讨文学创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崔道怡说他选用的稿件要通过八道关口——“语言、细节、思想、感情、人物、故事、意境、结构”，他认为具有创造性的作家要具备八方面的素养——“灵敏的感受、感情的素质、丰富的想象力、生动的表现力、广博的知识、长期的修养、高尚的人格、艰苦的锻炼”。$7首届优秀学员陈染、毕四海、刘继明，第三届优秀学员刘恪、傅新友后来成长为成绩突出的著名作家或民间文艺家。每一届都有优秀学员被推荐到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继续深造，还有一批学员进入了大学“作家班”，如傅新友、白梦被南京大学作家班录取，伍锡芸、白瑞兰分别被西北大学、河北大学作家班录取。$8

《人民文学》的创作函授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影响最大，持续最久。创作函授成为《人民文学》联系作者与读者的特殊纽带，为刊物培育了一大批后备作者，储备了庞大的作者资源。函授学员通过学习，强化了与刊物之间的精神联系，对刊物产生了一种归属感，他们的反馈也为《人民文学》的办刊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推动刊物及时反映人民心声。也就是说，《人民文学》的创作函授与刊物编辑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

三、地方文学期刊的刊授活动

1980年代的文学刊授活动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教育形式。从东北到南疆，一大批文学刊物曾经担任文学刊授的办学主体，服务的学员数量巨大。不应回避的是，这些刊授活动良莠不齐，办学目的也不尽相同。而且，一些刊物急功近利，盲目跟风，发现势头不妙后又匆促下马。因此，不少刊物举办的刊授活动无法维持三年。在此重点分析两个典型个案，一是省级刊物《鸭绿江》，二是地市级刊物《个旧文艺》，这两家刊物都是文学刊授活动的先行者，1982年就成为这一领域的开路先锋。前者办学效果出类拔萃，后者在举办刊授活动的地市级刊物中别具一格。

《鸭绿江》的刊授活动具有样板意义。《鸭绿江》的源头是1946年12月创办的《东北文艺》，当时是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会刊。1950年2月，再度创刊的《东北文艺》是东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属于大区级别的文学期刊。1982年，辽宁的省级文学刊物《鸭绿江》创办了函授创作中心，编辑出版学员刊物《文学之友》。《鸭绿江》是全国首家举办文学函授活动的省级文学期刊，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付出了辛勤劳动，并且持续十余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十年中，先后有近25万人参加了鸭函学习。有2万余人在市以上刊物发表了文学作品，有数以万计的学员成为本地区、本部门的创作和新闻报道的积极分子。据不完全统计，有140余人被吸收为省级以上作家协会会员。”$9曾经参加《鸭绿江》函授学习的宋学武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学员，其作品《敬礼！妈妈》《干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四川学员魏继新的《燕儿窝之夜》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战士学员柳沄因为诗歌创作成绩突出而受邀参加全军诗歌创作座谈会。钱国丹、杨廷成等学员也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还有近千名学员成为各种报刊的编辑、主编或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后来成为黑龙江民族出版社总编辑的许光一曾经连续五届被评为优秀学员。《鸭绿江》函授活动一直坚持低收费的办学路线，每年给学员发放12本教材，用书信接收学员的稿件并反馈点评意见，1982年至1985年每届收学杂费12元，1986年调整为18元，1992年因为邮费、印刷费大幅度上涨，收费上涨为每年40元，在全国文学函授教育中收费最低。《鸭绿江》函授活动广开学路，让文学爱好者可以不受年龄、性别、职业、健康状况的限制，以灵活的形式学习文学创作。

《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第一届学员的教材印制成书籍形式，共有11本，每一本有一个独立的题目，按照印制时间先后，分别为《路，应该这样走》《我这样走上文坛》《文学百题》《小荷才露尖尖角》《升起吧，新星》《万紫千红》《春江水暖》《希望，在拼搏中实现》《艺海无涯学作舟》《有志者事竟成》《不是终点，是起点》。从第二届开始改成期刊形式，每月一本，标明期号，先后以《〈鸭绿江〉函授創作中心教材》《〈鸭绿江〉函授教材》《文学之友》的名称印行。诗人阿红主持了前两年教材的编辑工作，从第三年开始由于成全负责。《鸭绿江》的函授教材设有“文学讲座”“我这样走上文坛”“花是这样开的”“作家谈创作”“赏花寄语”“发表稿与初稿”“我写这篇作品”“新花赏析”“创作信箱”“小说评点”“散文评点”“诗歌评点”“评论评点”“改稿建议”“手术台”“编作交流”“在自学的道路上”“鸿飞集”等栏目，比较有特色的是“花是这样开的”“手术台”“发表稿与初稿”栏目。“花是这样开的”发表著名作家比较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同时配发作者介绍这篇作品创作经过的文章；“手术台”是为学员尚有不足的习作进行诊断的栏目；“发表稿与初稿”同时刊发学员的发表稿与初稿，让广大学员通过对照与比较，掌握文学创作的技巧，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另外，函授教材还会开设一些专号，譬如1983年第10期集中刊发辅导教师对学员提问的回答，1986年第2期刊发了谢明德专门为学员撰写的《短篇小说艺术探微》。编者有这样的表述：“为把教材编得更好，编者在栏目的设置上和文章的内容上都想了不少办法，同时每期还都尽量突出一个重点的问题，使大家在读教材时能够把握重点地思索创作上的问题。”%0

《鸭绿江》的函授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一度被中国作家协会树立为典型，向全国推广。1984年12月26日，冯牧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会务工作报告中还专门对《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作出积极的评价：“有的分会和刊物编辑部开办了文学函授、刊授中心，如《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创办三年来，深受广大文学青年的欢迎”，“对培养文学新人，发展壮大文学队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具有基本建设意义的作用”。%1

与《鸭绿江》相比，《个旧文艺》的刊授活动难度更大。作为一家身处边缘的地市级刊物，其知名度、影响力都无法与《鸭绿江》相提并论。尽管劣势明显，但《个旧文艺》还是办出了自己的特色。1959年11月，个旧市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个旧市文联宣告成立。由个旧市文联主办的《个旧文艺》于1960年2月创刊，这是云南省继《边疆文艺》之后的第二家文学期刊，也是云南首家地市级文学期刊。1979年11月《个旧文艺》复刊，作为边疆地区的地方期刊，其办刊视野较为开阔，复刊号上发表了秦兆阳的散文《希望》、李乔的文学回忆录《难以忘却的事》、彭荆风的小说选载《囚徒》、王松的小说《天之骄子》、晓雪的诗歌《声声汽笛（外一首）》等名家新作。

《个旧文艺》1983年9月第5期刊载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为杂志复刊四周年所作的题词：“《个旧文艺》能受到读者的喜爱，主要的是由于它的鲜明的边疆特色，由于它坚持反映时代、反映各民族不断变革的现实生活的方向，由于它同各民族广大青年读者所保持的亲密关系。我希望《个旧文艺》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既富有时代精神又富有民族色彩的特点，不断提高作品和评论的思想艺术质量，不断密切和扩大同广大群众和作者的联系，使自己成为边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的园地和阵地。”%2《个旧文艺》在地市级文学期刊中可谓出类拔萃，关注边疆民族和锡城矿山为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沈从文于1982年为该刊题写刊名，著名作家巴金、丁玲、杨沫、白桦、刘心武、公刘、流沙河都曾为该刊撰稿，1982年第2期的杂志印行70000册。%3《个旧文艺》开设了一些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栏目，“滇南散记”“哀牢风情”等栏目刊发的文稿重点介绍云南少数民族独特的民风民俗，譬如贾沙与保和等边远山区彝族的“原始舞蹈”、撒尼人“斗牛”、景颇人的“抢婚”、卜拉人的“跳长”等风俗，以及哈尼族的“埃马傲扎”节、傣族的“泼水节”、苗族的“踩花山”、彝族的“火把节”等节庆仪式，这些栏目独辟蹊径，发表的文章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突出边疆特色，吸引了一大批拥趸。

在这家地市级小刊物的办刊历程中，有一件壮举不能不提。1982年9月，该刊成立面向全国的刊授创作中心，参加学习的学员达到一万一千余名，邀请著名作家李乔、白桦、彭荆风、苏策、晓雪、叶文玲、流沙河、张抗抗等担任特约教师。在《〈个旧文艺〉刊授创作中心招收学员启事》中有这样的内容：“本刊刊授创作中心将通过《个旧文艺》发表有关讲义、印发各种教材、批阅学员作品、回答有关创作问题等方式进行授课，以帮助学员不断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凡参加本刊刊授创作中心的学员，优秀作品可优先在《个旧文艺》发表；《个旧文艺》的‘新苗圃专栏将扩大篇幅刊载学员的习作，并视必要加以点评；学期结束后，本中心除将学员好的或较好的习作选编成《新蕾习作选》赠给学员、采用稿件照章付给稿酬外，对学习成绩优秀、已出创作成果的学员，将邀请到适当地点与辅导作家和特约教师会见并面授。在学期中，无偿赠送《个旧文艺》半年。”%4

1983年3月，刊授创作中心在个旧市举办了结业仪式，邀请全国优秀学员30余人与著名作家见面。在前后六天时间内，丁玲、杨沫、白桦、茹志鹃、晓雪、王蓓、祖慰、王安忆、张昆华等著名作家专门为优秀学员讲课，并安排了一次为学员答疑解惑的“作家答问”，与会人员还在个旧市阴山脚下开辟了“文学林”。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这些作家在授课时重点关注文学立场以及文学与生活关系等问题，譬如丁玲强调“我们的这个根要扎在什么地方呢？要扎在人民里面，越深越好”；她還主张“我们要引导青年对生活发生兴趣”，认为“盲目地认为西洋的什么都好”是“民族自卑感”的体现。%5茹志鹃的《创作和生活的关系》认为应当对生活以诚相待，要学会用心体验生活， 对生活的观念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同，作家占有的生活越多赢得的自由就越大。%6杨沫结合自己创作《青春之歌》的实践，强调“写东西，要写自己深深被感动的，对它非常有感情的；要写的人物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写作也像结婚，没有恋爱的结婚就不幸福”，“我的理解，美主要是真实，我小说中的人物就是抓住了这一点”。%7作家白桦在为学员作品选《文学林》撰写的序言中写道：“我以为培养作家最基本的教科书是生活，只要你经常刻苦地攻读生活这本丰富多彩的教科书，你才有可能写出你自己的书。”%8安徽作家金萍这样回忆参加《个旧文艺》刊授学习的经历：“一本本刊物打开了我心灵的窗子，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不停地写，指导老师不停地改，有批评、有表扬，都是中肯负责的教诲。那一段时间过得充实而丰满。我的儿童小说《两个萝卜》被收入了集子，《个旧文艺》发表了我的长诗《三月的南行》。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了铅字，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从远方寄来的稿费。”“云锡机场礼堂、云锡招待所，茹志鹃、杨沫、晓雪、张昆华、王蓓等老师给我们讲课，循循善诱字字珠玑至今记忆犹新；王安忆、祖慰、白桦、蓝芒老师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谈生活、谈写作，使我们如沐春风。云锡官家乡、云锡冶炼厂的机器轰鸣依然在耳畔回荡。正是这次终生难忘的个旧之行，使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文学青年在文学之路上扬帆起航。”%9

通过考察《鸭绿江》《个旧文艺》的刊授活动，我们能够感受到文学和文学期刊在1980年代地方社会中的独特地位。边地的文学期刊以个性化的办刊实践，扬长避短，夯实特色定位。地方期刊做足“地方性”的文章，不仅能够在当地站稳脚跟，还能向周边区域逐渐扩展其影响力。刊授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鸭绿江》《个旧文艺》的知名度，大量涌入的外地学员也改变了其封闭的办刊路线。编辑在遴选作者时不再局限于当地，而是放眼全国，期刊也不再是扎紧篱笆的自留地。如果固步自封，刊物容易陷入坐井观天的境地，视野褊狭，缺乏活力，无法摆脱长期形成的偏见，更无法对自我进行反思与批判。正是在开放性的视野中，八面来风，在激荡中砥砺前行，文学期刊的“地方性”得以彰显。

四、拓展公共性空间的文学行动

文学在1980年代有很高的社会关注度，这跟文学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关，文学成为思想解放的助推器和文化启蒙的主力军。1980年代文学的历史贡献，一方面表现在文学自主性的觉醒，在积极的探索中不断强化自己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另一方面，1980年代文学没有退缩到书斋中，没有在自闭的象牙塔中顾影自怜，而是与时代、现实、人民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其形式探索也在中西汇通的视野之下，从借鉴学习到自立自强，在革故鼎新中寻找中国文学的独特道路。而文学刊授活动在文学公共服务方面影响巨大，眼光向下，贴近读者，融入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之中。非常遗憾的是，文学刊授活动在文学评论实践和文学史研究中长期被遮蔽。1980年代的文学刊授活动是实现文学公共性的社会行动，承担并践行文学的公共使命，我认为其意义与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文学普及与文学提高的有机结合。文学期刊的函授教育以较低的入学门槛，突破时空限制，解决了不少文学爱好者求教无门的困难，推动文学走进基层空间。文学刊授活动在普及文学方面富有成效，刊授活动以自学为主、辅导为辅，辅导的主要渠道是学员刊授和教师批改学员习作，这使得学员可以灵活地安排时间，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为乡村、厂矿、军营、边地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自学成才的新途径。文学普及有利于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用文学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塑造高尚人格，文学成为广大读者观察社会、理解现实的一扇时代窗口。有一部分纯文学作家习惯将文学定位为自我陶醉的精英的功课，其创作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封闭的倾向。而普及性的文学函授开启了一扇面向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窗口，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纯文学创作的这一偏颇。

文学普及尊重读者的爱好和欣赏习惯，让读者能够读懂文学，而文学提高不仅提升读者的文学趣味，还注重激发其创造能力，培育其创新意识。在文学刊授活动中，学员通过系统的学习，成长为有判断力与引导力的读者，其中一部分成长为有独特想象力的作家。以《人民文学》为代表的刊授活动实行分层次教学，普通班开门办学，向所有文学爱好者敞开大门，高级班实行限额招生，要求学员具有较高的文学鉴赏水平和创作能力。从1985年到1988年，《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坚持培养文学新人、繁荣文学创作之宗旨，共招收海内外学员29218人次，有54人被中国作协及各地分会吸收为会员，另有48人被推荐到各类院校进修班、作家班深造。四年来有1032篇作品在《人民文学（函授版）》上发表，有59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上刊登，另有126篇作品经推荐发表在其他报刊上”^0。通过《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刊授活动既惠及众多文学爱好者，也让那些能力突出者脱颖而出，走上了文学道路。经过《人民文学》《鸭绿江》等刊物创作函授活动的洗礼，以宋学武、陈染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家找到了自己的文学坐标，渐行渐远，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迹。

其次，在强化文学互动性的过程中拓展文学的教育功能。文学可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发挥文学的教育功能绝不意味着在创作中进行简单的说教，更有效的方式是用生动的形象感染人，用真挚的情感打动人。1980年代文学期刊的函授活动，为文学名家与文学爱好者搭建了直接进行深入对话的平台。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参与文学刊授活动，尤其是到现场面授，言传身教，躬亲示范，能够让学员近距离感受文学的魅力。通过与学员的深度接触，他们可以了解基层文学爱好者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了解读者不断变化的阅读期待，更广泛地获取来自民间的信息和来自民众的心曲，进而根据读者的反应，在文学实践中进行有效的调整，避免因为脱离生活而陷入闭门造车的精神状态，使得自己的文学行为不脱离沸腾的现实，贴近大地，贴近基层，不断提升自己的责任意识与公共情怀。刊授活动是文学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学主体深入时代现场的桥梁。名家为文学爱好者带来更为可靠的指引，为他们提供开阔视野、提升境界的阶梯，进而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和思维能力。通过刊授活动，文学不再封閉于狭小的精英圈子中，而是与每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不应忽略的是，名家与普通文学爱好者的广泛接触，也有利于读者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的方方面面，推动文学的传播接受，扩大文学的社会影响，促进文学介入时代，发挥文学在繁荣文化和提升人民精神境界方面的积极作用。

文学刊授活动是对学校文学教育的有益补充，我国普通高校的文学教育长期以培养文学研究者为目标，而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培养规模极小，使得大量有志于创作的文学爱好者求学无门。1980年代应运而生的文学刊授活动，部分地满足了这些文学爱好者的精神需求。文学刊授活动丰富了文学教育的形式，使得文学教育不再局限于学院讲堂，办学主体和教学主体也变得更加多样化。文学刊授活动广泛整合社会资源与文学资源，对不同层次的文学爱好者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培育，增强了文学教育的活力，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文学运作的各个环节之间曾经长期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各自为战，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参与文学刊授实践，加强了创作、评论、编辑之间的对话，使得文学创造、文学传播、文学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促进文学各个环节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再次，充分发挥了期刊媒介和书面传播的优势。在媒介形态相对单一的1980年代，文学期刊和文学编辑具有很大的话语权，文学期刊的函授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启蒙实践，或多或少具有理想主义色彩。1980年代文学期刊的创作函授充分发挥了期刊、书信等纸质传播方式的社会功能，联系社会各个方面，传承社会文化。期刊形式的文学教材，一方面及时更新内容，保持了信息的新鲜度，另一方面使得文学爱好者的阅读与学习突破了客观环境的限制。

1980年代文学期刊的创作培训活动，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作者，更是培养了文学期刊的读者群体，让文学在基层读者中生根发芽，实现了文学期刊编、创、读三边互动的良性循环。1980年代文学期刊的繁荣，离不开高质量的作者队伍，更离不开数量众多的热爱文学的读者。文学期刊的创作培训环节成为沟通编者、作者、读者的立交桥，编辑从学员中发掘了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作者，增强了读者的认同感与受众粘性。期刊的培训活动是展示期刊风采的一扇窗口，也是塑造期刊形象的一种重要手段，提高了期刊的美誉度，有力地促进了期刊的宣传发行工作。

不必避讳的是，创作培训是1980年代文学期刊最为重要的创收渠道。文学期刊以自己的服务换取适当的报酬，合理合法，而且大多数文学期刊的收费都会顾及文学爱好者的承受能力，不会狮子大开口。这就像作者凭借创作获取稿酬，经济实力的壮大增强了作家的独立性。无法否认的是，个别函授机构也存在以刊谋利的倾向。正如学员杨志俊在报名信中所言：“各地的函授中心组合起来，便无形中成为一个文学大学校，这实在是一个大好事。但从有些函授中心的广告性简章中，也或多或少显露出一些商业化的倾向，想方设法招徕顾客，运用手段对报名者产生诱惑力。”^1一些函授机构在报名时画大饼，在函授环节敷衍了事，学员除了获得几期刊物和函授材料，收获甚少。随着文学环境的改变，到了1980年代末期，大多数文学期刊的函授机构纷纷停办，硕果仅存的期刊函授勉强维持，不再那么用心。究其原因，其一是在学员之中的口碑下降，其二是期刊把函授视若鸡肋，这样就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进入199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的创作培训活动难以为继，除了《人民文学》依靠期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依然能够吸引学员，省市级文学期刊的创作培训活动陆续停办。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学的边缘化和纸质媒体的边缘化相互促动，使得文学爱好者群体急剧缩小，文学期刊的订阅数普遍下降。在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不少文学期刊为了拓展生存空间，想方设法地增强盈利能力，有的拉赞助，有的增辟彩页刊载商业广告，有的以“报告文学”的名义发表软性广告，还有的以增刊或一刊多版的形式有偿发表论文，为在校大学生获取学位或中小学教师申报职称提供便利。主办机构不再为文学期刊提供财政支持的“断奶”举措，将一大批文学期刊推入困境，使得一部分文学期刊被迫停刊，一部分文学期刊改换门庭。文学期刊与文学的双重边缘化，使得文学期刊的主体性摇摇欲坠，不少文学期刊把生存作为主要目标。在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下，期刊“救亡”的主要途径是让自己变得“有用”，而过度的商业化使得那些希望通过函授提高自己文学水平的读者大失所望，电视、电影、网络媒体的崛起不断削弱文学期刊的吸引力。在多种时代力量的合围下，期刊函授的式微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1980年代的时代潮流为期刊函授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助力，而1990年代的文学环境也为期刊函授的没落唱响了挽歌。

在文学刊授已成往日云烟的今天，我们回望其历史进程，依然会有收获与启示。文学应该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文学应该直指内心，但我们不能忽略文学的公共性。今天的不少文学期刊和文学作品，离普通读者太远，和普通读者缺乏有效互动，往往只在小圈子里循环，一些获得大奖的作品也只是在“发表-转载-评论-获奖-消失”的轨道里流动。在对比的视野中，我们可以更为真切地发现：1980年代的文学刊授活动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上也书写了独特的一页。在文学日渐淡出公共视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文学介入公共生活的过往辉煌，并不只是为了伤感的怀旧，而是应该以此为参照，寻找文学力所能及地介入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注释】

a 高进贤：《北京文学讲习所即将开学》，《北京日报》1983年3月12日。

b魏拔：《我的经历——从〈热风〉到〈福建文学〉》，见魏世英、陈侣白主编：《我与〈福建文学〉》，《福建文学》杂志社2001年印行，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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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舸勤：《一批学员进了“作家班”》，《人民文学（函授版）》1987年增刊。

$9徐光荣：《五彩帆，在鸭绿江上起航——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十年小记》，《鸭绿江》1992年第11期。

%0教务处：《卷首语》，《鸭绿江函授教材》1986年第4期。

%1冯牧：《中国作家协会五年来会务工作报告》，见中国作家协会编：《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文集》，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65-66页。

%2《冯牧题词》，《个旧文艺》1983年第5期。

%3个旧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个旧市志》（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3页。

%4《个旧文艺》刊授创作中心：《〈个旧文艺〉刊授创作中心招收学员启事》，《个旧文艺》1982年第4期。

%5丁玲：《根》，《著名作家谈文学创作》，《个旧文艺》编辑部1983年7月编印，第1、5、7页。

%6茹志鹃：《创作和生活的关系》，《著名作家谈文学创作》，《个旧文艺》编辑部1983年7月编印，第33-49页。

%7杨沫：《长篇小说创作体会》，《著名作家谈文学创作》，《个旧文艺》编辑部1983年7月编印，第13页。

%8白桦：《〈文学林〉序》，《文学林》，《个旧文艺》编辑部1983年3月编印，第1页。

%9金萍：《一座难忘的城市》，《老喘》，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页。

^0《〈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1989年招生启事》，《人民文学（函授版）》1988年第10期，封底。

^1《一颗颗滚烫的心》（函授信箱），《人民文学之友》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