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薛定谔的猫想到

王文胜

《万川归》是作家朱辉新近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万川归》中有一只猫，叫小薛，让我想到薛定谔的猫，感受到朱辉那种理科生的幽默，进而惊喜地发现这只薛定谔的猫乃作者整部小说的暗喻，是帮助我们穿过《万川归》时代故事的表层抵达作者思想深处的密码。薛定谔的猫（Schrodingers cat）是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于1935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它说的是由于量子物理的不确定性原则，密封箱内猫的生死状态存在双重可能，既有可能是活着的猫，也有可能是死去的猫。这只既“活”又“死”的猫就是著名的“薛定谔的猫”。 “薛定谔的猫”关注的是世界的不确定性，简单说来，当你不去打开密封箱的时候，那只猫是“死-活”叠加状态，只有在打开密封箱的那一瞬间的行动中猫才“坍缩”成确定态——死，或者活。我觉得朱辉在他以往诸多的短篇小说里就集中书写了生活中诸多不确定性带来的诡异，亲子关系、两性关系、人性在他的视野中都是那只薛定谔的猫。《万川归》中有不少情节都是作者对自己以往短篇小说文本的互文性叙事，仿佛他在《万川归》这个长篇空间中对自己以往的小说叙事做了一次自我“策展”，故而《万川归》也是他诸多小说文本实践的一次“万川归”。

一

《万川归》中第一个被打开的是万杜松和万风和的亲子关系，万风和通过亲子鉴定证明了妻子杜衡生的万杜松并非自己的亲生儿子，万风和与杜衡的婚姻关系破碎了。亲子鉴定是朱辉在不同小说中重复使用的情节设置，《天知道》 《别人的眼睛》和《万川归》都写到亲子鉴定，《天知道》中当祈天看到亲子鉴定报告上自己和女儿亲子概率大于99.99%时，“那六个‘9，仿佛是一串笑脸，在向他道贺”。表面上看这个细节呈现出了一种重血缘的乡土文化心理，但深层次上作者揭示了当代父权制家庭结构分崩离析的现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及私有制产生后，父权制“这种家庭形式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a。显然朱辉看到如今的社会，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已保证不了子女确定出自婚内的丈夫了，细思量，这种新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当代问题。“现在报纸上亲子鉴定的报道真多，弄得全中国的男人都回家打量自己的小孩子了，真烦”，《别人的眼睛》中年轻女人抱怨着，女教授却接道，“要说烦，烦的是人自己”。欲望的所罗门瓶子一旦被打开，人必为自己受欲望驱使终将被欲望所辖制的状态所烦恼。

朱辉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并不受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束缚，杜衡、李璟然、王芳等等都是具有一定性开放观念的都市女子，她们也代表着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中悄然发生的婚恋文化心理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带给男子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就像《天知道》中祈天感受到的，“总有一个人是他的敌人。他在暗处，祈天在明处。这个人是个窃贼，他偷别人的老婆，却能把罪证留在她丈夫的身上，还让他有苦说不出……”。如果这种失德只关乎夫妻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缘于哪一方的背叛，这种成年人之间的问题在当代都市文化中解决起来都不难，难的是亲子鉴定出来后突然要面对非亲生子的那种复杂心理，很多时候亲子血缘关系虽然是假的，但舐犊之情却是真实的，并不能立刻被鉴定报告涂抹掉。当代都市家庭的一些男性需要面对的撕裂般的隐痛被朱辉揭开了，各自的处理方式却如薛定谔的猫，显出人性的美或丑。

《万川归》中万风和与万杜松两人难得地维系住了父子间的深情，万风和心中的不忍，杜松的乖巧、孝顺、善良等人性中的美好都是这份感情的黏合剂，除此之外，我认为万风和父子身上也投射了朱辉的一种文化心态，那就是他看到了以万风和的爷爷奶奶、父母为代表的乡村文化中温柔敦厚的那一脉传统蕴含着强大的疗愈的力量。万风和最终能完全视杜松为己出，是在他发现自己原来竟然是父母领养的孩子之后。他的回乡之行也是他的疗愈之旅，他在回望中看到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享受到的养父母饱满的爱。

二

朱辉从里下河走到都市，他的创作可分为乡土和都市两大类别，多年前黄发有曾赞叹《红花地》 《看蛇展去》“作品中显示的扎实的传统叙事功夫，对苏北方言不留痕迹的化用，对民俗风情和市井百态的娓娓講述，都向我们展示了朱辉多样的艺术才华。值得注意的是，朱辉似乎冷落了这条艺术通路”b。《红花地》 《看蛇展去》几乎被所有的评论家一致认为是贴近了前辈作家孙犁、汪曾祺清新、抒情的乡土风格，是朱辉所有创作中难得的让人感觉到人情美的书写。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朱辉出生于1963年，他儿时的乡村世界相比于汪曾祺的乡村世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看蛇展去》童趣童真的画风是以政治批斗场景起笔的，“人家早说过了，不学ABC，照样干革命。”作者戏谑的语言透露了看蛇展故事时代背景的荒唐性。我以为中国乡土抒情性叙事到当代之后极大程度地失去其浪漫化、抒情性的文化土壤了，当代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对传统乡土文化的全面渗透已经使得乡村空间快速地得以祛魅、去地域文化化了，即所谓的乡村城市化，在这过程中市侩气、政治权力对乡绅治理的收编都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乡村文化中的民情、民风和民生状貌。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写实”和“抒情”的两大传统中，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抒情性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原始生态的乡土文化的。在当代乡土文化转型后的乡土书写中，虽然20世纪80年代初期孙犁、汪曾祺、贾平凹、何立伟一度短暂地重现抒情性乡土书写传统，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他们这种抒情性传统已经难以维系，而且这并不是美学风格的选择问题。

朱辉后来的小说的确几乎不见了《红花地》 《看蛇展去》里的那种清新、温情的乡土世界。然而《万川归》中乡土仍旧是万风和不可或缺的家园，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父母的通情达理、隐忍、善良是他与世界和解的精神资源。我以为，乡土对朱辉而言一直有两个“叠加”面，他在早期的《暗红与枯白》文本中就表达了这种感受。一面以爷爷、父亲为代表，他们隐忍、善良，渴望将乡土作为自己生命之根；另一面则是以天忠一家为代表的，他们将乡土作为自己的势力，伺机扩张，极具资本掠夺的野心和能力，他们最为积极地回应政治文化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改造，是乡村城市化最坚定的拥趸者和最大获利者，也渐渐成为乡村文化的主流，乡村温柔敦厚的一面渐渐地被虚伪、算计甚至凌厉的群像覆盖了。《暗红与枯白》中老房子重建遇到重重阻碍，《万川归》中万风和父母坟墓的被盗都隐喻了乡村世界人伦关系的撕裂。

《万川归》中作者塑造的万风和、归霞、丁恩川都是乡下“进城”者的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有不少作家书写过这些“进城者”，他们属于“进城者”中的精英群体。万风和、归霞和丁恩川分别代表着这个群体中的几种类型，一类是被裹挟进入商海的，一类是志在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还有一类是坚持了自己理想追求的。作者透过他们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文化、经济的巨大变革，《万川归》中高歌猛进的社会宏大叙事和个体生命的小叙事交织在一起，立体性地呈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精神风貌。

三

朱辉说他对“关系”最着迷，他引用福楼拜的名言“我们通过裂隙发现深渊”，对关系做了说明，“所谓裂隙，就是距离，是事物之间的关系”。c他的短篇小说大多是凝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产物，可以作为福楼拜名言的注解。其中他写得最诡异的当数《加里曼丹》，在不长的篇幅中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建构和瓦解的不确定性做了最有张力的书写，让人看到当我们渴望和一个他者建立关系的时候，其实难以知道他是谁，他内在生命的幽暗，他的遭遇对他的影响，他的信念，我们更无法预料在这个生命个体身上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每当我们试图走近别人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冒险。

《要你好看》也是一次对人性深渊的发现，这是两位偷情者的常规约会，看起来男方似乎想进一步推进关系，他想有更多的对话，他们并不是妓女和嫖客的关系，然而简单的对话就暴露了他们的陌生。和陌生人产生肉体关系，这大概是当代交际媒介打开的一种关系的可能性，作者将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之间的对话拿捏得很好，有调情，也有调侃，还有张力，“我离了，现在一个人”，“可我连老婆都没有了。我离了”。“我很喜欢她的长辫子，想摸，不敢，想用火燎一燎，更不敢。有次上课，我悄悄把她两根辫子梢绕过椅子背上的木撑，并起来，用细铁丝拧死。后来老师喊她回答问题，她一站起来，呵呵！”这是男子在透露他对喜欢却得不到的事物的一种态度，读者读及此处已经觉得毛骨悚然并为女子捏把汗。但女子却看不见自己面对的危险，还是那么自信，那么贪念情欲，终于在性爱之后的熟睡中被剃光了头发，这时我们才看到男子原来早有预谋。很多时候我们处在一种危险的关系中，却被情欲、盲目的自信和对他人的信任裹挟着推向了深渊。

《万川归》中作者对万风和与李璟然关系的书写既带有《加里曼丹》中的一些诡异，也有类似于他在《要你好看》中对女主的一丝嘲讽，不过这里的对象换作了男主万风和；还有一如作者在《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所做的，对初恋情愫进行解毒。璟然是万风和大学时单相思的初恋。《万川归》中的万风和在高速公路边突然发病失忆时，他神使鬼差地拨打了璟然的电话，开始了他们重逢后的故事，璟然是极其能干的女性，在他们结婚后很快就成了万风和独当一面的好帮手，看起来万风和终于圆了自己的梦，看起来万风和一箭双雕，不仅抱得美人归，还顺带有了一个能干的CEO。一段曾经苦苦追求未果的情愫，一个十八年间从未联系过却能招之即来的人，作者一开始就以传奇的方式开始了这段重续前缘的爱情故事。然而，置身在一个多少传奇都最终被证明是一场红尘故事的当代社会，传奇的出现还有可能吗？在諸多疑点显露端倪的时候，万风和都选择了相信，究其实，这恐怕与万风和对自己、对璟然新的身份的认知有关，万风和已经是事业有成的万总，而璟然只是一位离异的教师。这样的身份差异在当今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应该是给了万风和新的自信。电话聊天时虽然璟然的话语让万风和一吓一怔，但是一方面“我不光是个男人，还是个有阅历的企业家，你别小看我”d宣告了他的身份自信，另一方面璟然话语中追求精彩人生的理念也引起他极大的认同和向往。这些都使得万风和过于简单地忽略了横在他们中间十八年的岁月对生命的塑造。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心理，他的自信，以及他对自己大学时代求而不得的不甘都使得万风和悄然不知璟然才是爱情传奇节奏的掌控者，而且她收放自如，毫不顾及万风和的需要和感受。特别讽刺的是，在他被璟然当作性贿赂送给卓红，虽然卓红丑到无法激起他男性的性趣，但事后回到家中他的头脑中竟然漫飞的是“油菜花，白衬衫”。我认为朱辉虽不乏对万风和的同情，但他对万风和也有很多的嘲讽和批判。

万风和是一个白手起家、自我奋斗的企业家形象，他也是一个“进城者”形象，这样的人生肯定是有很多艰辛的，他要为很多不公现象买单，但他多年来被型塑的必须追求成功的信念也悄然将他的是非观扭曲了，为了获得成功，他只能以无视自己的内心为代价。《万川归》中作者以“换心”作为隐喻性的修辞，对万风和身上呈现出来的当代成功人士身上的失心病症做了尖锐的讽刺，这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高速发展变化、伦理道德失序的中国当代社会中成功男性的审视。

璟然一去竟无意归来，她早早就为自己打算了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万风和做那么大的“换心”手术时，她作为妻子也没有归来。一通电话就宣布了婚姻的结束，作者透过万风和一个又一个信息的追问表达了对璟然的利己主义态度的侧目。在一个利己主义盛行的语境中，当性资本被视为具有社会资本转化价值的资源时，万风和家、归霞家，哪一家的灯火是被爱情点燃的呢？《万川归》中出现以自己的权力资源换取性享受的女子形象就不稀奇了，但这与女性的解放无关。朱辉在不少短篇小说中，像《吐字表演》 《对方》 《夜晚面对黄昏》等都写到一些女性为了升职、发表文章、职称评审等对潜规则欲拒还迎，甚至主动施展性魅力，希求被潜规则。这些女性看似非常职业化，但事实上就女性意识来看，她们代表的却是女性独立意识的倒退，她们只不过从依附一个男性发展为可以依附握有权力的任意男性，这归根结底还是对权力更深的依附、是女性自身的物化。这一类女子往往还患有上野千鹤子所说的“厌女症”，比如叶嫣（《夜晚面对黄昏》）到马冰河家卧室向马冰河太太孟薇示威。朱辉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写出了社会伦理的失德，写出了人性的堕落速度之快，就好比他另一部小说的题目“自由落体”所形容的，这种堕落还是加速度的。

四

卡尔维诺曾说：“当我觉得人类的王国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沉重时，我总想我是否应该像柏尔修斯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e虽然置身于泥沼的沉重肉身往往就失去了飞翔的翅膀，但是沉重与放飞也构成《万川归》中的复调性叙事，小说文本中一条大的叙事主线是作者书写在世俗化的社会中沉重的肉身无以阻挡地不断下坠。《万川归》的结尾是一个水葬的场景，是生者对死者的祭奠，朱辉以此从生命的本质上思考了生与死的沉重议题 。

《万川归》中有个细节，万风和与璟然在电话聊天中谈论跳水，璟然从跳水看见人生：“所以运动员才要屈体、转体、旋转，穷尽想象，挑战极限。”她嘻嘻笑道，“225B，把数字和英文都用上了。这是为了跳出个性，玩出花样，活出精彩。落水是必然结局，落水前的时间也早已注定，但跳水者各自精彩”。以跳水的隐喻反观《万川归》中的人物，万风和离职进入商海、杜衡婚外怀孕、璟然嫁给万风和、归霞对婚姻和事业的选择、周雨田的忙碌，以及丁恩川投入水利工程事业，莫不是他们在各自人生处境中的纵身一跃，无论成败，落入海中他们都不过是沧海一粟。朱辉的《万川归》也是他对人生的一次仔细打量与思考，如果人类必然要遭遇死亡，归于沉寂，那么对人类而言，那个奋力一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跳跃的姿态是否美丽动人有什么区别呢？小说中不止一处出现了《罪与罚》，书名“罪与罚”应该也是作者对人世间的一种理解。

然而朱辉似乎不是一个悲观者，正如他以一场器官移植手术作为隐喻，以要换心的、换肝的、换肾的和换角膜的四个人，隐喻了人在不同生命状态中的致命性的破损，但是换个角度看，器官移植手术也可以隐喻在今天科技发展的条件下，捐献器官的死者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不过朱辉也不是一个乐观者，他虽然从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窥见人类整体生命延续的奥秘，但是他也注意到就生命个体来说总会有例外的，就像万风和再努力，他的两任妻子要么生下的是别人的孩子，要么就没有怀孕，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例外的，就此来看待生命的存在，难免有些沉重。

朱辉在悲观与乐观之间是中庸的，他在《万川归》的叙事中也力求一种平衡。《万川归》一开头，“太阳已经偏西，周围的云彩都像镶了金边。彤云漂移，长空万里，时明时暗的光线投射在大地上，景物似乎也在漂浮”。明暗相交一开始就定下了复调的调性。小说开始部分，作者写到“千禧年过去六年了”。“禧年”是犹太历史中重要的时间节期概念，犹太人每隔7年有一个安息年，每隔49年就是禧年了，禧年是奴隶要被释放的日子，是人们之间要互相免除债务的日子，是物归原主的日子，所以禧年又被称为恩年。在犹太人的律法书《旧约·利未记》的25章有禧年相关的规条记载：“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这禧年，你们各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千禧年过去六年了”暗示着又一个安息年快到了，作者是在对禧年所代表的安息、自由、公义的呼唤中开始他的叙事的，他呼唤疲乏的人进入安息。

这就是作者在《万川归》“罪与罚”叙事之外的另一条叙事脉络，即救赎的故事，这便是李弘毅的故事，他救下了很多想自杀的人的生命，他还申请了捐献器官，在他遭遇车祸不幸死亡之后，他的器官还救助了四位患者。李弘毅这个人物形象的纯真会令人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诗金公爵，《万川归》也是一部向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致敬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的复调叙事也是《万川归》的选择，作者在《万川归》的第八章采用了亡灵叙事，和作者对活着的众生的叙事一起，构成一种明暗交替的复调：

明月的清辉就是我的视线。

月亮很大，很圆，那是我的眼睛。我一下也不眨，飘过的云翳是我的眼帘。这个城市没有几个人注意到我的眼睛，遍布全城的点点灯火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有灯就够了。他们忽略了月亮。我从今天下午就看着他们，直到黄昏，直至现在。我看见他们在玄武湖泛舟，看到他们的车来到我家的那条街。看到他们停车，问路，上楼。

……

五个人。四男一女。有两个是完全健康的人，我没有帮过这两个人，一个叫周雨田，一个叫万杜松，我帮的是他们的亲人。一颗心脏，一个肾脏，一块角膜，他们都来了……

这些人跟我算不算有血缘？说不清。我知道这世界上一定有人苦熬着等待着帮助，但我并不知道他们会是谁。生而为人，谁都需要帮助。这世上有多少人在等待帮助，又有多少人在帮助别人，数也数不清。

……

我帮到了他们。我看见我的心、肾和角膜重新聚集，在晦暗中飞行，它们在这个夜晚聚拢了，幻化成一个完整的人。

亡灵叙事的修辞提供了一双亡灵俯瞰大地的眼睛，它叙述的是给予和帮助，经由这双眼睛，大地上的苦难被看见，很多时候人处在匮乏中，能够被看见就是得到一种安慰。《万川归》的结尾似乎也呼应了这种情感，像首安魂曲，“这是一个完满的循环，亿万年来永无止息。江月年年望相似，人生代代无穷已。西边红霞漫天。正上方的天空出现了一轮圆月。淡淡的，像一块不发光的薄玻璃”。

总体来看，由于作者并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宗教信仰，他的世界观并没有给超验性留下可能的空间，文本中作者幻化出的类似于复活的想象，在唯物论世界只能简约为一种精神性因素，他并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信奉的那种超越性的善必然会胜过恶的信念，因而他所谓的善和恶都并存于世俗范畴内，让我再一次想到了薛定谔的猫。以此理解他在《万川归》中对“人”所做的思考，《万川归》既塑造了善良的李弘毅、单纯的杜松和对事业极度专注的丁恩川，也呈现了万风和、归霞、周雨田等一些不完全的好人或不完全的坏人，这些在生命的不同瞬间表现出善/恶的人，他們在世俗化的世界里，德性和智性瞬间的缺失或充盈会让他们表现出不同的生命状态来。我们无法判断他们的是/非，我们惟有期待当密封箱打开的时候，他们可以显示出生命的美丽部分，尽管我们也会失望，但薛定谔的猫的不确定性让我们也永远有选择相信美好的理由。

【注释】

a[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5页。

b黄发有：《心理现实主义的探索——朱辉小说读札》，《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

c朱辉：《从抓痒到点穴（代序）》，《要你好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d朱辉：《万川归》，《钟山》2023年第1期。本文所引原文皆出自此版本，不一一作注。

e[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