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的嬗递*
——有关藏文吐蕃史史料的两个传统

2023-07-15 09:37多吉平措
西藏研究 2023年1期
关键词:松赞干布吐蕃史学

多吉平措

目前,藏族历史文献或史料研究依然以单一的史书体例作为基础,以史学的分期与时代风格、史料的分类体系以及史学的写作传统来讨论藏族史学发展。(1)孙林:《藏族史学发展纲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导言部分。换言之,以历史分段或分期作为单元,探讨这一阶段内史学典籍编纂风格和单一史书本身的性质,如教法史、王统记、传记、史册和地方志等,未能把历史沿革作为核心,缺乏以某一完整的历史阶段研究作为切入点来探讨相关史料,很大程度上混淆了文献学与史学的区别。因为,文献学是以文献为本体,(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页。以文献本身的分类、发展历史和特点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史学研究的本体则是对客观历史的发展轨迹本身的探讨以及相关历史文献在这一框架内的反思。

一、记录“人”的历史

研究吐蕃历史的史料中,以吐蕃时期形成的历史文献最为珍贵,但传世也最为稀少。现在我们已知的形成于吐蕃时期的记载吐蕃社会发展状况的史料,在分类上以零散传世的官修类史料、敦煌和新疆等地出土的藏文文献,以及存世较多的吐蕃时期石碑铭刻等金石类为主,对于其完整体例结构和形成的背景等问题的研究较为困难。其中,传世的官修史料目前存量极少,以《韦协》和《弟吴宗教源流》中保存的吐蕃时期史料《桑瓦央琼》《五坚》(3)夏吾卡先:《一部吐蕃王陵的史册——〈桑瓦央琼〉的研究与翻译》,《中国藏学》2016年第3期,第158页。为典型。以《韦协》为例,虽然其体例和内容多少受到后弘初期大环境的影响,但依然保留了部分吐蕃时期的珍贵史料,特别是明确记载了松赞干布时期佛教的传播,包括文成公主将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像供奉于拉萨,松赞干布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的传播等,应是当时吐蕃社会真实的状态。

学界对《韦协》是否为吐蕃时期所作的争论由来已久,目前较为公认的观点是该书形成于12世纪之前(4)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第141页。且参考和引用了吐蕃时期的史料。(5)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91页。学界对《韦协》的研究,以巴桑旺堆与迪恩·博格二人的合译英文本(6)Pasang Wangdui and Hildegard Diemberged,op,cit,Introduction,pp.11-12.及巴桑旺堆的《韦协》汉译本为代表。下面笔者对《韦协》汉译本进行讨论。

《韦协》是首部系统记载佛教传入西藏的早期重要史籍,其原始写本大概成书于8世纪末。《韦协》主要内容为“(一)有关吐蕃赞普拉脱脱日年赞至赤德祖赞时期佛教在西藏最初的传播情形的记述。(二)有关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派使者赴唐朝引入佛经和从印度迎请菩提萨埵(即寂护法师)和莲花生大师前来吐蕃传播佛法的记载。记述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建寺过程和佛经翻译以及佛法在吐蕃传播过程中与苯教的斗争。(三)记述印度佛教中观渐门派和唐朝禅宗顿门派之争。(四)一小段增补的内容,以极其简略的语言记述了9世纪上半叶赤祖德赞时期的弘法业绩。(五)另一段增补的内容,是9世纪初牟尼赞普时期的佛苯之争的一段记述,以往不见于已知的史料。”(7)韦·囊赛:《〈韦协〉译注》,巴擦·巴桑旺堆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前言部分第6页。《韦协》在讲述早期佛教传播历史时,提到了松赞干布与观音信仰的相关记载。其情节是以一段佛经故事的穿插形式描述的,谈到于阗地区流传着松赞干布为观音化身的传说,两名于阗僧人为了亲睹观音圣容,千里迢迢来到吐蕃,到达之后目睹松赞干布正处置犯人的场景,场面极其惨烈,于阗僧人绝望欲归。松赞干布得知消息后,命人将于阗僧人带到面前,并显现观音真身,于阗僧人心生虔诚之信仰。(8)韦·囊赛:《〈韦协〉译注》,第3—4页。这一充满佛教神话色彩的传说与西藏的伏藏典籍记述风格极为相似。《韦协》对这一记载的出处做了明确交代,即“此段文字如实取之于《大授记》也”。(9)韦·囊赛:《〈韦协〉译注》,第4页。《韦协》“保留了诸多原始写本的特点,即吐蕃文史的行为特点和叙事风格,所记述事件与吐蕃时期的金石铭文多有吻合,较为忠实于原著,因而贴近史实,史料价值更大。”(10)韦·囊赛:《〈韦协〉译注》,前言部分第6页。从中可以看出,记述者开始

《贤者喜宴》在选择史料方面,有别于其他的教法史,其对早期史料的运用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作者在选择史料的过程中,对吐蕃社会珍贵的历史材料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可见,在松赞干布“人的经历”与“神的本生”问题上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斗争。《贤者喜宴》使佛教弘传的历史与吐蕃社会的早期史料得以融汇,吐蕃史史料运用的两个传统模式在此得到高度融合。

浩如烟海的藏族史学典籍为研究藏族历史提供了充足的史料依据,但对于吐蕃这一特定阶段历史的研究而言,由于年代久远而材料匮乏。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吐蕃政权崩溃之后,有关这一时期的档案、文献和相关资料的损失程度较大。到11世纪,人们难以了解大约两百年前吐蕃时期藏族社会的基本面貌。随着佛教在西藏地区的第二次传播并得到巨大的发展,宗教史家开始大肆建构“吐蕃历史”。人们对早期历史的建构逐渐变成了描述佛法在西藏的传播。故此,描述或重现客观的吐蕃社会历史之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大多数史家开始放弃了研究或叙述吐蕃历史的初心,转而尊崇佛教教法史。但是依然有极少部分史家秉承著史原则,以吐蕃时期开始流传的小众式的文献资料作为重要依据,借教法史编纂之名,尽量展示吐蕃历史的原貌。因此,讲述吐蕃历史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是主要论述佛教在吐蕃时期的弘传,把赞普等历史人物塑造成为“法王”或者“菩萨本生”,讲述他们弘扬佛法的“功德”;二是运用早期史料讲述吐蕃历史,还原赞普等历史人物的英雄形象,勾勒出他们南征北战、征服四方的历史场面,摒弃大量后期教法史中所虚构的许多细节。直到16世纪,《贤者喜宴》把两个传统进行整合与圆融,为后世史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即编纂通史,特别是涉及吐蕃时期历史时,必须要借助非宗教源流史之外的一切可用之史料。近代以来,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的发现,藏族史家开始重新审视《韦协》《弟吴宗教源流》和《贤者喜宴》所传承、坚持和圆融的思想观念,从而得以正视吐蕃社会的客观面貌和松赞干布作为“人”的历史,这就是《白史》的价值,吐蕃历史的史料重新回到11世纪对吐蕃历史的客观性等问题的讨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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