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镜,话语中人:史料话语研究*
——基于对1950年西藏地震呈文的分析

2023-07-15 09:46赵国栋
西藏研究 2023年1期
关键词:西藏自治区救济百姓

赵国栋

地震发生后,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救援、救助是必要和重要的,同时震区受灾的人们也热切盼望着得到救助。1950年(藏历铁虎年)8月15日22时09分30秒,西藏东南部墨脱县域内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以下简称“墨脱地震”),伤亡惨重。据有关史料记载,死亡人数为2486人,牲畜损失为16 738头。(1)赵国栋:《茶叶与西藏:文化、历史与社会》,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5页。大地震发生后,受灾之地的贵族、寺院僧众和百姓向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报送呈文,请求给予相应的救济和帮助,西藏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救济、救助。

无论是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所拨的救济物资,还是贵族、僧众、百姓呈文中所列的需求物资,其中都有茶叶和粮食,并且是所有物资中最重要的部分。笔者简要统计后发现,在《西藏地震史料汇编》中,包含茶叶条目的各类呈文、批文有76条,在总量中占比较高。但是,在这些呈文中有一种特殊的文本,即“百姓”提交的呈文中存在主动拒绝政府进行救济的内容。该呈文为《格恰百姓为减轻差税呈文》(以下简称“拒绝呈文”),于水龙年提交(1952),即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年。

此次地震对格恰地方造成了严重的损毁,仅以格恰谿卡为例,该地共有120户差民,几乎全部受到震害,压毙1000人,伤47人,损失牲口1957头。(2)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2页。在1950年代,由于交通条件限制,震后的第一至三年都是恢复和重建的重要时期,因此提交呈文的时间应是格恰地方重建和恢复的关键时期,百姓正需要大量的救济和援助。但该呈文却明确提出:“我们不愿接受这些物资”。拒绝生活必需品的茶叶、粮食救济,这看起来违背常理,那么,该呈文到底说了什么,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呈文,呈文的文本话语中透露了哪些信息?该呈文又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将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墨脱地震发生时,西藏地区正处于和平解放前夕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至提交“拒绝呈文”的1952年,西藏全境已经和平解放,但根据“十七条协议”相关规定,西藏地方事务仍由旧西藏地方政府管理。直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地方社会制度并未改变。该呈文的内容和递送的目标对象是西藏地方政府,这一点可以从相关呈文均出于《噶厦档案》得以确证。因此,此事件与中央政府没有直接联系。这是“拒绝呈文”事件的历史大背景。

另需说明的是,虽然当时大量函件、呈文以藏文书写,但也基本附有相应的汉文译文。对呈文的话语分析,并非只限于特定文本书写形式,因为无论藏文还是汉文,其对应的名词表述都是明确的,句子和文本逻辑也是清晰的。因此,在词汇、话语分析时,统计出的词汇及其权重,文本的话语逻辑分析等都不会因为文本书写形式而产生大的差异。可以说,文本书写的形式并不会限制话语分析技术的应用及产生的结论。

一、“拒绝呈文”的内容与话语主体

该“拒绝呈文”的文本内容可归纳为八个方面:1.感谢旧西藏地方政府以体恤民生为由进行改革:“尊贵的噶厦来示,为体恤庶民生计,拟作若干改革,真乃恩大无比,感激不尽。”2.地震后,巡视官员到来,旧西藏地方政府“赐给大量茶叶、银两和粮食”,“然政教贵族所属之每个穷苦百姓所得甚微”,所以“我们不愿接受这些物资”。3.把这些物资给寺院可能效果更好,“也许有所裨益”。4.“为使各处差民生活有所着落,请按铁虎年地震损失之大小,尽可能多减免几年差税”。5.要支应催收差税者大量的杂费,而且“来往人员甚多,食品缺乏,酥油昂贵”,远超应征差税之额度,所以请求每年交岁纳时一并上交,不要再派催收官员。或只派一名官员前来,一并收齐税款。6.关于征粮问题,请求减少百姓应支各类杂费和驮畜负担,每年按时征收,“这样将大大减少百姓支应来往官员马伕、厨役、饲料、柴草等杂支费用和乘骑、驮畜等负担。”7.请求避免信差无理索要藏币行为,“以体贴百姓疾苦”。8.把向其他头人缴纳人头税之农奴划归作为差民,“否则,只得请求收回上述已荒芜之土地,全部减免一切内外差税”。(3)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270—271页。

以上内容显示该拒绝救济的呈文并非只是拒绝救济,而是提出了更多问题,指出了问题要害,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要想深入理解这些问题和要求,首先需要了解西藏民主改革前的社会群体等级体系。因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所以在当时西藏地区的某一个行政区域内,当地官府与大寺院一般具有某种一体性,它们共同支配着该区域各类事务。官府、贵族和大寺院拥有自己的“谿卡”,(4)拥有差巴的谿卡(庄园)是西藏领主制度发展到较高程度后的产物,其特点是将土地划分为谿卡自营地和差巴占有的差岗地,领主根据差巴耕种的差岗地对其进行劳役摊派。谿(有的文献中写成“溪”)卡,是藏语音译,意思为“庄园”。谿卡是旧西藏三大领主经营领地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雄谿(官家庄园)、却谿(寺院庄园)、该谿(贵族庄园),内有由领主派驻的管家、监工,设有刑具和牢房,监督领种份地的农奴进行劳动。一般谿卡相当于宗(县)以下的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少数雄谿直属原西藏地方政府。参见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大辞海·民族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55页。譬如墨竹工卡宗共有官府谿卡7个,宗本薪俸地谿卡3个,贵族谿卡12个,寺院谿卡29个。(5)“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56—57页。在各类谿卡中服劳役或无偿劳动的人,主要有三个群体,他们也各自构成三个等级:差巴、堆穷和朗生。差巴指的是“支差的人”,一般是那些有牲畜、有能力支应差役的群体。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差巴分为三等:上等户、中等户和下等户。(6)以西藏和平解放前的甲玛谿卡为例,该谿卡中13家“夏不再”是最大的差巴,属差巴中的上等户。他们占用的差地最多,自己不参加劳动,使用奴隶朗生、堆穷和少量的雇工,过着剥削生活。“雪巴差巴”是差巴中的下等户,其等级地位介于差巴和堆穷之间,即比一般差巴要低,比堆穷略高。中等户介于二者之间。参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第119、121页。堆穷的意思为“小户”,他们地位低于差巴,基本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堆穷的生活条件一般非常差,常常很多人挤在低矮的小房子里生活。朗生的意思是“家中奴仆”,无生产资料,也没有人身自由,甚至可以自由买卖。不仅谿卡可以拥有朗生,大差巴、中等差巴,甚至下等差巴也可以拥有朗生。差巴、堆穷都有可能沦为朗生,朗生所生子女还是朗生,他们的地位是三个群体中最低的。(7)“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第137页。当然,在不同区域也有不同划分方法,但无论如何划分,等级明显的群体关系是相同的。

在遭受地震、暴雪等自然灾害或者差役(包括内差和外差)(8)“内差”指为领主服役和需要缴纳的差役,包括谿卡内为领主支的各种差役。“外差”一般指在谿卡外专门给封建地方政府支的差。参见李德洙、丹珠昂奔主编:《中国民族百科全书: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卷》(6),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5年,第173页。极为繁重之时,官府或谿卡为了拉拢差巴,防止他们外逃,常会采取措施“帮助”差巴解决一些问题,但基本不会考虑堆穷和朗生,或者说把他们排除在任何救济、帮助政策之外,因为堆穷和朗生一般只被领主们看作是给官府、寺院、贵族三大领主服务的工具。

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该“拒绝呈文”中的“百姓”及其所提出的要求了。呈文中的“百姓”所代表的是差巴群体,因为他们担负着繁重的常规差税,而且还有大量额外的差役负担,所以拒绝微薄的救济而要求减免差税则顺理成章。堆穷和朗生不占有生产资料,也无法承担和完成那些差税。呈文中所提的诸方面内容都突出了差巴们希望增加力量,以减轻自身所摊役税的愿望。因此,该“拒绝呈文”所代表的并不是最底层百姓的心声,而是中上层差巴的心愿,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均是基于差巴群体自身利益诉求。

二、呈文书写:话语生成与印证分析

(一)教育视角的呈文书写

从话语分析角度来研究这一份呈文,还需要关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呈文书写者。这关联到几个问题,譬如当时西藏地方什么人可以运用文字知识,或者说文字运用权力掌握在哪些人手里?这些人如何运用这项特定的权力,并以此影响呈文的书写?呈文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无法识字的中下层,尤其是底层社会群体?

运用文字的能力来自教育活动,或者说,教育活动直接影响着呈文的书写者以及他们的身份定位。7世纪藏文字创制后,相应的以文字为载体的教育活动应运而生。8世纪,随着被称为西藏第一座真正的寺院——桑耶寺的建成,佛教经典翻译与学习渐趋广泛,寺院教育随之产生和发展。9世纪中叶佛教陷入低谷,寺院教育也相应减少甚至消失。至10世纪后,随着佛教再度兴起,寺院教育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教育方式。15世纪后,格鲁派取得主导地位,寺院教育进一步发展,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西藏民主改革之前。(9)西藏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西藏自治区志·教育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清代,西藏地区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官办的旧式教育,主要有僧官学校、俗官学校和医算学校。 民国时期,其小学教育有了初步发展。1939年夏,“国立拉萨小学”正式开学。1949年时,该校学生有300人,但藏族较少,主要为汉族。同时,清末至民国,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在西藏进行文化教育的侵略活动,譬如建立教会学校,设立贵族英文学校。

整体来说,和平解放前,西藏的教育事业是十分落后的,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很少,全西藏只有6所旧式官办学校和少量私塾馆所,在校学生只有千人左右,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1%左右。寺院教育的情况也不理想,譬如西藏三大寺庙之一的哲蚌寺洛色林扎仓,1949年时有4000多名僧众,其中文盲、半文盲比率高达80%,这表明即使在社会地位较高的僧侣阶层中,占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僧侣也无法接受教育。和平解放前,西藏人口文盲率达到95%以上。因为不识字、不会写字,普通百姓常因此倍受欺凌,譬如在写借据时,常出现借一写十、借十写百的情况。(10)吴德刚:《中国西藏教育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9—54页。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第九条尽管明确写入了“依据西藏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等内容,(11)吴德刚:《中国西藏教育研究》,第58页。但由于过程性、时间性以及区域性等方面限制,其对改变墨脱地震呈文书写并未产生直接影响。

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西藏中下层社会群体,尤其是那些地位低下的差巴以及最底层的农奴、奴隶以及那些被冠以“贱人”、“黑骨头”的群体,是极少甚至不可能接受到教育的。没受过教育,不具备文字书写能力,这也成为底层群体悲惨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真实写照。

因此,该“拒绝呈文”的书写者必然不会是底层的堆穷和朗生以及其他人,也不可能是中层差巴,而只能是格恰地方的谿卡头人、代理人、上层大差巴或者当地官方人员、寺庙中上层人员等,因为只有这些人才具有文字书写能力。基于此,无论格恰“百姓”的诉求为何,由于对文字书写知识和能力的独占,书写者必然会把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取向加入其中。毫无疑问,他们写出的呈文不会包含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或者会把不利的信息技术化、模糊化处理。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写出的呈文和应写的内容——当然,这些内容主要来自那些不识字、无文字书写能力群体的诉求——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至于差异的大小主要在于应写或被请求书写的内容与书写者自身利益的相符程度。若利益相符程度高,则呈文更接近客观应写内容;若程度低,则应写内容中的敏感部分,呈文可能不会充分表达出来。基于前文的分析,从该“拒绝呈文”的书写内容来看,书写者与呈文所代表的差巴群体,尤其是中上层差巴群体之间利益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甚至是一致的,其内容既有利于差巴、谿卡、寺庙、地方俗官,也不会损害西藏地方政府的利益。虽然可能会损害其中涉及的极个别官员的非法利益,但考虑到书写者不可能是“信差”、“征税官”之类的外来者,因此这一点可以不予考虑。

因此,可以相信即使在经过书写者的加工之后,呈文所形成的话语表述仍然能够较好地传达出差巴群体的整体诉求,以完成对自我利益的维护和自我评价与行动意向的展现。这也为本文进一步的话语分析提供了基本保证。

(二)话语印证

当然,教育视角下对呈文书写者的分析仍显单薄,这就需要引入某种话语印证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史料主要来自《西藏地震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该《汇编》较为详细地反映了642年至1980年间642次地震情况,其中藏文档案和古籍记载了112次,仪器记录了529次。《汇编》中所收录的600余件相关史料,绝大部分译自旧西藏地方政府藏文档案和比较权威的藏文史籍,这些史料多属当事人记录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大量的呈文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较为系统的文书话语档案。(12)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1卷,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前言第4—7页。

在《汇编》中,除该“拒绝呈文”外,还涉及其他多份格恰地方的呈文,包括《格恰谿卡百姓申报震灾禀帖》(铁虎年10月10日)、《拉鲁格恰庄园发布减免差役通告》(铁兔年3月23日,1951年)、《格恰卓登寺执事震后请重建寺庙呈文》(震后,具体时间不详)、《格恰谿卡百姓延期支付酥油税具结书》(震后,具体时间不详)等。这些呈文话语与“拒绝呈文”话语表述具有极大的相关性,体现出话语所指问题的连续性。

地震发生两个月后,形成了《格恰谿卡百姓申报震灾禀帖》。该呈文描述了“格恰百姓”面临的严重困境:1.“去年和今年之庄稼连遭淫雨和水灾,腐烂变质,已获之少许粮食,因无处存放,被鸟糟踏,所剩无几”;2.“差民先后破产逃亡,剩余差民本份差税尚无力支付,还要承担逃亡破产户之差税……现已濒于破产边缘”;3.“所承担之各项徭役赋税,确已无力支付”;4.“震灾中残存差民,衣食无着,四处流浪沦为乞丐”。基于此提出了请求:“将常规和额外增派之军政各项大小徭役赋税,最好豁免二十五年,至少豁免二十年”。可见,“拒绝呈文”中的话语表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从震后一开始就形成了相应的话语范式。这样的话语范式持续了两年多仍然存在,表明其表述的内容与现实情况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度,一定程度表明了“拒绝呈文”书写内容的客观性以及对“百姓”的紧迫性,在话语的能指和所指两个维度上达到了统一。地震发生第二年(铁兔年),拉鲁格恰庄园发布的减免差役通告中写道,“今后无论骡和牛羊,凡非人为致死,又献出皮肉可资佐证者,不得再逼迫赔偿。总之,支派各种差役,应念及百姓利益”,(13)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100页。也一定程度表明了相关呈文书写所指的客观性。由是观之,“拒绝呈文”内容受书写者人为因素左右的成分是很小的。

在《格恰谿卡百姓延期支付酥油税具结书》中,列出了参与呈文书写的各方。主约人有:桑杰(朗多公众代表)、顿珠扎西(达泽公众代表)、乃噶玛(村落代表)、庄来(庞中红噶公众代表)以及红噶庄园(未列出具体人名);保人有:拉曲嘎玛、下脚·仁钦、根达乃。这些人作为格恰地方的代表,以“格恰豁卡所属百姓”的名义,向“执掌政教法规大法王”盟誓,并“信守不渝”,提出的要求是:“切望对我等如弃荒野的婴儿一般之不幸贫民,大发善心,豁免今年之酥油税。如难恩准豁免,恳请延期交纳”,并表示:“如蒙恩准,绝不寻找借口再请求延期,即有复请,亦必难获允。如日后有所责难,概由我等当事人承担,绝不推诿于人。如有违背,甘愿引咎受罚”。(14)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277—278页。这些代表、保人显然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那些普通差巴,更不会是朗生、堆穷、“贱人”。并且,这样的呈文书写也表明了减免税赋以及延期交纳是符合格恰地方中上层群体们的共同利益的,增强了“拒绝呈文”能指与所指的话语逻辑。

墨脱地震发生后,负责调查具体损失情况的人员与相关文书书写者是统一的,或者说是同一话语主体。在《孜岗宗所属寺庙震灾调查报告》中,直接写明了负责格恰地方灾情调查的人员名单:“仁细多德和僧官勒参巴罗桑丹增、孜岗宗仁细吉普巴代表、佐札、羌纳寺执事、卧龙和格恰两豁堆、官府差户俄惹、拉杰等”,他们“着其当事人说明真实情况”,“调查受灾程度时,向公私各方详加询问”,并“逐一登记禀报”。(15)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219页。这份名单清晰地展现了掌握灾情调查与书写话语权的各色人物以及他们的角色,这与笔者从受教育角度呈文书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格恰“谿堆”,该词是藏语的音译,也称为“谿涅”或者“谿本”,“谿堆”类似于谿卡的管理人。在大多数谿卡中,谿堆主要由相关领主委派,被委派者多为领主的涅巴(管家)、强佐或当地的大差巴;也有少数谿卡,由于其地位更高,甚至与宗相似,因此谿堆的任免、职权则与宗本相似。不过,无论谿堆由何人任命、有何职权,由于文字书写在话语逻辑中占据着特有的权威,作为拥有运用文字能力的群体,他们掌握着文字话语权。由此来看,在格恰地方的呈文中,谿堆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三、震灾救济的异化:一种话语逻辑的转化视角

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方面,虽然差巴比堆穷、朗生要好很多,但他们也面临着随时破产、流亡甚至沦为乞丐的危险。各种各样的威胁让他们拒绝那些微薄的救济,同时,在地震救济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让所谓的救济变了味道,出现了严重的异化现象。这就使救济在呈文话语中变得无足轻重,并刺激了话语逻辑重点的转化——减免茶粮税赋话语的生发。

(一)唇不被齿:被摧残的生活

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等级体系下,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差巴面对名目繁多的差役压榨,生活艰辛无望,并没有享受到社会公民应有的尊严。《羌纳寺执事众僧及贫苦百姓公禀》呈文是发自普通僧众和差巴百姓的一份请愿书。虽然呈文强调羌纳寺遭受地震严重破坏而无法重修亦无法维持的情况,但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文中用“被水冲走当成在游泳”来形容巡视工布地区震情官员的冷血无情,同时提出羌纳寺属差民长期担负着“一马两载”的双重乌拉。由于无人管且差役极重,所以出现了“寺属百姓频频逃亡,少数‘唇不被齿’之贫苦户,大都沦为乞丐,无隔夜之粮”。(16)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398页。呈文中提出的最核心要求是希望官府全部承担修复寺庙费用,若无法实现,那么“从孜岗库存官茶中借川茶五十箱,并免付利息,分期偿还”,而且“请令孜岗各乡村派给适当数量乌拉”。(17)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398页。按当时情况,官府承担全部费用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呈文话语要实现的核心要求就是两件事:一是借免息的茶叶,二是要得到更多劳动力。

这份呈文反映出茶叶对“僧众”的稀缺和重要,当然,这些“僧众”主要指的是中层的寺庙僧人和中上层差巴属民,书写者与他们的利益相符度较高。当然,即使是寺庙的中层僧人以及中上层差巴,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可能会因为阶级压榨而滑向生活的深渊。

(二)“愚笨”和“目无法纪”的标签

在对呈文的回复话语体系中,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如前文所述,旧西藏地方政府所接触到的所谓来自“百姓”的话语常常不是出自真正的百姓,而是来自谿卡、寺庙,甚至当地官府、贵族,一些话语表述中可能包含着一些大差巴的诉求。二是在旧西藏地方政府的话语体系中,百姓被定义成低等、“愚笨”甚至无端生事的群体,而把他们自己定义成满怀仁慈的救世者,是“扬善抑恶”的主角。

墨脱地震发生后,西藏地方政府在一份关于《调查工布震灾赈济粮茶事宜》的呈文中提到,其所得到的地震灾情详细情况都是来自觉木、孜岗、雪卡三宗谿官员及所属官府、贵族、寺庙的呈报。也就是说,西藏地方政府了解的信息并不是来自受地震影响最大的百姓,百姓们的诉求根本无法形成文字,更无法进行呈报,也不会被倾听接纳。而西藏地方政府对百姓们的定性是:“(工布地区)百姓本来愚笨,加之又受邻近波密地方百姓长期引诱煽动”,“不象以前那样安分,目无法纪”。(18)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303—305页。这就意味着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把百姓看作“愚笨”的工具,并要利用这些工具获得自己的利益,同时,他们也惧怕百姓们反抗,时刻防备着百姓给他们可能带来的威胁。这样的标签实际上拆分了相关话语的能指与所指,构成话语逻辑下的名实不符。

(三)“救济”加剧了额外差役

救济速度慢、实效差,甚至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些现象在铁虎年墨脱地震的相关呈文中也有大量的体现。

孜岗宗僧俗人等(从文中“小民等是头人和百姓中一两户强者”的自述看,书写者应为宗谿头人和大差巴,笔者注)曾就“救灾官员鱼肉百姓”之事向西藏地方政府递交过呈文。呈文首先表达了对上司的感激:“蒙开鸿恩,赏赐粮、钱和茶叶”,而且灾民上书请求的减免差役之事也获得允诺,所以,“我等将铭记大兜率宫之恩惠,永听驱使,坚贞不渝”。但是,救灾官员虽然带来了茶叶、钱粮,但“未说明道理即封进仓库”,置“忧心如焚”的百姓不顾。同时,“仁细和勒参巴两位大人”,全程花销极大:分作四起由孜岗百姓准备侍候,仆役人等需固定支应;“卧垫、被盖、地毯等类,均需百姓内部租借供给”;为他们“新建住房官邸”;造成百姓欠下大量钱、粮债务,“灾民等个个如同落于门槛上之小鸟,惶惶不安,随时都有远走逃荒之可能”。因此,恳求减免差税,“若不给予减免,只有葬身沟壑,别无他路”。(19)鱼肉百姓的表现在呈文中有记录:“仁细老爷有乘骡二十七匹,勒参巴老爷有乘马三匹,共支应饲草二千二百斤,内部购买价格为每斤四十两藏银,共用八万八千两藏银;烧柴一千余斤,以地方价格每斤六两计,共用六千两藏银;松明木九十斤,每斤按十二两计,共用一千零八十两;清油一百二十筒,每筒按五两计,共用六百两。以上各项总计约用藏银九万五千六百八十两。仁细老爷和勒参巴所需马伕、伙夫和牛官五人,随员马弁、伙夫五人,按地方标准计算,每人以日资十五两计,共用去二万九千五百零五两藏银。另有一僧官,用马弁、伙夫三人,费用藏银数字如上;随员巴布等二人固定用伙夫二人,从三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返程以前,用去藏银六千三百两。佣人中有为其来往经商者,过往时经过羌纳、曲洼、鲁霞三渡口,过渡一百二十次,每次须付藏银十两,共用去藏银一千二百两。除上述服侍支出之外,移驾前往各处视察时所用马佚、伙夫、小工、柴草、松油、器皿等项杂支尚未计算在内。勒参巴老爷用完之物,交点清楚,分毫不差;而仁细老爷使用之什物中较好之垫子丢失几个,不知去向,只得由我等公摊偿还;同时,佣人中为其经商之往返商旅居住吃用,也得准备,驮畜也得按站摊派。”参见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288—291页。从头人和大差巴的角度来说,他们虽然希望得到救济,但是面对派下来的救济官员,他们内心充满了恐惧,这种矛盾心理折射出赈灾对阶级矛盾的激化和西藏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失序状况。

(四)“救济”而不救人

在旧西藏地方政府给出的相关批文中,可以看到对百姓关怀的言辞表述,但真正落实情况如何呢?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赏赐”、“救济”和“减轻差役”往往只是临时应付,而且差别对待,同时,若要得到所谓的“救济”,百姓们还得担负大量的其他差役。

《噶厦为豁免差税事批复孜岗宗属官家、贵族、寺庙文》中指出:“目前因地震区绝大部分百姓所有财产被埋地下,处于倾家荡产境地。对此岂能置之不理?特此由政府一次偿给救济青稞一千三百克,可从工布政府任何粮库中提取”。(20)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316—317页。但是,这些救济并非公平地分给所有的差民百姓,而是“必须将政府属民同贵族、寺庙百姓分清。上述粮食只许发给政府属民。”同时要求:“所负兵差及沿途对其他各宗过境接待之常差常税等,不得受影响”。(21)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316—317页。所谓“过境接待”主要是要求百姓为官员、贵族和大寺院高级僧侣们在沿途提供的各类差役服务,名目繁多而且数量很大。对那些“拒绝缴纳政府和宗府差税者”,则被要求:“百姓不应不识大体”。(22)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328页。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救济”不是真的要救人,而是为了保证“差税”要有人缴纳,差税比救人重要。

(五)救济监管和验收的欺骗性

茶叶、粮食等救济物资一般根据救济方案发放,但所谓的“救济方案”仍是基于等级制定的,即从官府、寺院、贵族至大差巴、中等差巴、下等差巴,再到堆穷和朗生。当救济物资到达最底层时,是否发放、发放多少都成了问题。

《噶厦对减免差税的若干规定》中明确了各项救济物资的登记、发放以及签收等内容,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各宗谿属下政府、贵族、寺庙百姓之调查登记,将在其登记的姓名下,由各户本人盖章注明收到补助费多少。在各登记本后,要由两位调查救济官员、各宗谿在职官员、各领主所属公众代表、地方头人等签名盖章,说明被地震损坏情形及发给各户主之茶、银、粮确实无误。(23)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301页。

对受灾百姓,尤其是那些受灾严重急需救助的人而言,救济物资是否发放到自己手中理应由他们自己画押(或签字)确认,但偏偏在“签名盖章”的要求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这也就直接排除了他们在救济物资分配中的话语权。“各领主所属公众代表”是否能够代表真正需要救济的百姓呢?显然不能。所谓的这些代表一般是领主的管家或谿卡中的大差巴,他们根本不能代表受灾的中下等差巴,更不能代表堆穷和朗生们。而且所谓发放救济的“收据”,只不过是一种敷衍,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以下是一份《发粮收据》:(24)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322页。

发粮收据

由于去年地震,赐给孜岗地方官府差民之粮食,按规定杰果谿卡有四十二又十二分之一差顿,应分之粮食一百四十七克六升十二分之五合,宗佐头人已如数发放,本人收讫,此据。

铁兔年三月七日呈

“本人收讫”代表的真是“本人”的话语吗?从这份收据来看,既无法看到或者根本不知道是否有“本人”画押签字,也无法证明“宗佐头人”是否真的如数发放。“已如数发放”如何得以证实?“本人”在这份收据中完全成为形式化的摆设,把所有差民的话语权都掩盖在一张收据之下。如若真的表述出本人与收粮的关系,则应每家一张收据,并由每人画押。仅一张收据就打发了,明显以“精确—模糊话语”进行敷衍。“精确—模糊话语”指的是那些看似有大量数据,有关键人物、过程、时间等精确信息的话语表述,但实际上却模糊或转换了话语主体与可能的重要参与主体间的对应关系,这种话语表述具有较强的掩饰作用。

四、呈文词汇分析:一种对比视角

词汇运用可以从话语角度展现核心事件与不同事件之间的关系网络。通过对“拒绝呈文”词汇的词频、权重分析表明:差税问题是事件的中心。其中涉及群体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网络表现为:围绕着差税问题,引发“百姓”、政府、官员因为差税征收所发生的矛盾,粮食是其中的关键;目的也在于百姓的请求上,但却不是请求“给予救济”,而是请求减免差税(见表1)。解读这篇呈文,最关键的是呈文者的身份,即这些话语是来自哪些人,呈文者的身份和最主要需求决定了话语的内容和倾向。从云词分析中,我们看到了自称“百姓”的差民的态度,作为强调差巴身份的“我等”出现频次很高(词频为5,权重为0.9593),也表现出一种潜在的自主意识。

表1: “拒绝呈文”词汇分析简表 (部分,通过云词分析获得)

为了进行话语的对比,笔者选取了另一份此次地震后产生的《觉木宗属僧众乞请救济文》进行简要分析。该呈文文本的表述者是“僧众”,其文本话语权被重要僧侣们掌握,寺院是其文本话语的核心。文本话语的核心事件为:僧人们请求政府赏赐茶叶、膳食、青稞、工具等各类救济物资,或者供给相应物资,以使“民工”、百姓可以尽快参与、完成对寺院的维修工作(见表2)。该呈文主要话语网络为:(25)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280—282页。

事由:铁虎年发生之前所未有地震灾难,寺庙受损,祈请重修寺庙。

根据:1.该寺(扎西曲林寺)隶属政府管理;2.寺院供品、人员饷资等由觉木宗支付(即作为政府代表);3.按以往惯例,修缮事宜的膳食、工具均由民工自理,但地震及各类差役使民工无法处理;4.寺内的“仅有一点酥油及钱粮”因“施舍支差民工两次饮茶而用尽”。

具体要求:1.“请求政府恢复以往民工自备糌粑、工具之制度”;2.“根据毁坏情形,政府可酌情发给茶叶、银钱和粮食等物”;3.寺庙急于重建,因此“请求上司调查灾情,同时也适当发给修建寺庙之粮食、茶叶及款项等”;4.救灾诸官员在觉木宗封存了青稞和茶叶,请求从中赏赐“装箱茶叶及沱茶”;5.如果不能给予“装箱茶叶及沱茶”赏赐,则请借给一千克青稞,以及箱茶、沱茶各二十驮包。

与“拒绝呈文”相比,虽然均关注救济,但话语的核心要求、内容却有很大差异。一是前者(“拒绝呈文”)更关注粮食,其词频为3,权重为0.8722,“茶叶”的词频只有1,权重为0.7479;后者(觉木宗呈文)中“茶叶”的词频为5,权重为0.8201,“膳食”、“青稞”的词频均为4,权重分别为0.8196和0.8134,说明后者更关注茶叶。二者对比,揭示出以下信息:第一,对寺院来说,茶叶更具重要性,而对普通的差巴来说,粮食更具重要性,进一步表明了茶叶在当时更具有“奢侈品”的意味,作为被剥削阶层的差巴们首先要有饭吃,而茶叶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他们无力消费或消费很少。(26)对堆穷和朗生来说,消费茶叶就是一种奢侈的愿望,他们喝的茶都是低等的,或者是一些茶末、茶锈,甚至以野生植物代替茶叶。如果想喝到真正的茶,除了领主或上等差巴“赏赐”一些,就是亲戚接济一点。他们为了喝一点茶可能会永远为奴,陷入无法脱身的债务,即使那些中下等的差巴也是如此,所谓的“茶债粮”就是一种针对差巴的剥削手段,很多差巴因为无法还清这种高额债务而成为堆穷和朗生,甚至沦为乞丐。第二,呈文者与政府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异。前者既有自我意识的“我等”(权重0.9593),也有无奈的自称“百姓”(权重0.9715),看似杂乱的关键词展现了一个事件中的矛盾关系和特征(即围绕着差税的关系),提示了两类主体关系上的对立或者相对;而后者中“我等”出现2次,权重为0.7405,与政府的对立性或相对性非常微弱,同时,“赏赐”(权重0.8645)、“请求”(权重0.8296)两个关键词的高权重表明了话语事件的强针对性,即强调了话语中的需求性特征,而其中的复杂关系则嵌于需求性特征之内,所以,呈文实际上更是一种寻求利益支持的话语文本,体现了呈文者与接受呈文者(噶厦地方政府)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大的一致性,而非矛盾性、冲突性。

五、探索趋势的可能:预测性话语分析

分析呈文的话语背景、呈文书写、话语逻辑以及进行词汇分析虽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话语分析具有的某些趋势预测功能,话语分析也是了解事件建构以及相关主体心理、态度的重要手段。整体来说,话语分析存在许多维度,(27)米歇尔·刘易斯·伯克、艾伦·布里曼、廖福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百科全书》第1卷,沈崇麟、赵锋、高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0—331页。根据该“拒绝呈文”的文本特征,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对其进一步解读。

(一)呈文的规范

作为呈文,必然体现出制度性的规范,即被“官方化”。该“拒绝呈文”中“尊贵的噶厦”、“真乃恩大无比”、“我等”、“祈怜悯百姓”、“祈官府大发怜悯子民之心”等,读者无法从中直接体会到“百姓”们日常生活下的话语状态。即使我们看到大量诉苦、请求救济类的呈文,但考虑到“官方化”的要求,因此呈文本身也必然掩盖了一些体现日常真实生活状态的话语。也就是说,那些被书写者写入呈文中的文本是经过筛选后形成的,筛选过程即意味着筛掉了不符合“规矩”的话语表述,而这些表述多含有日常生活中更为真实、深刻的内容。不过,即使在这种制度性规范下,书写者对文本话语进行了筛选,但我们也可以从“百姓”谨小慎微的表述中(被压抑的话语)感受到他们可能的真实境遇。

(二)可能发生的行动

“拒绝呈文”文本表达了“百姓”拒绝救济,而请求减免差税的愿望。“百姓”选择在呈文中这样表述的原因前文已经做了分析,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仍是他们的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地位和差民身份。同时,他们虽然被压迫,但也掌握着一定的生产资料,凭借这些生产资料,他们又会剥削比他们地位更低的堆穷和朗生。所以,文本暗示了“百姓”为了生存与谋利将要进行的行动,即请统治者减轻对自身的剥削,并准备获取更多的生产资料用于从更低等差巴和堆穷那里谋得更多利益。“将我处向其他头人缴纳人头税之农奴,划归我处作为差民”、“请求收回上述已荒芜之土地,全部减免一切内外差税”,这两处文本话语即可表明其潜在的行动立场。从震灾发生后连续三年(1950—1952)呈报多份呈文的行动也表明了他们这一潜在立场的存在。

(三)“百姓”的处境与正在做的事情

铁虎年大地震发生后,受灾各地方主要依靠自救。由于交通和信息传递的限制,政府的救援到第二年才逐步实施。此时虽然减免了一些差税,但如同前文所述,减税的同时还有其他多项杂税和杂役,加之西藏地方政府所派调查灾情和催收差税官员的鱼肉行为,所以差民群体,尤其是中下层差民群体实际上仍然担负着非常沉重的差税。该呈文中“我等原有差地一百五十九又四分之一顿,先前已逃亡五十九顿,新近又逃亡四十三顿”,表明了差民百姓处境的困难。所以,他们为交纳差税和支应官员的各项开支正游离于破产边缘,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这种文本话语的推进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事件的全景以及百姓表述的真切性。

(四)“为什么”与“想怎样”的问题

话语分析在事件中以“为什么”与“想怎样”的问题为主,但更关注“想怎样”关系的生成。该呈文详细陈述了为什么要拒绝政府给予的救济:“政教贵族所属之每个穷苦百姓所得甚微”以及官员的鱼肉和增加的额外差役,显然,拒绝的原因在于救济功能的弱化甚至无效性。所以,呈文中提出了“想怎样”的问题,用于取代救济,此类表述如:“尽可能多减免几年差税”、“不再另派官员”、“只派一人前来一并征收”,等等。对“想怎样”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当时阶级统治下一种被统治者抗争的表现,但只是停留在一种“口头抗议”的阶段。

(五)话语顺序及其联系

我们可以把所运用的话语视作相关联的一系列活动的预演,从中发现关注重点的转移和事件关系的变化。该呈文主要话语顺序为:“谢恩—拒绝救济—多减免差税—不派或只派一人征税—减少其他杂役—减少信差扰民—把应缴人头税的农奴划归差民—或收回荒芜之土地,免除全部差税”。这种层递加转折的话语运用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基本呈现了各项请求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主要事件的顺序和相关性。文本表述看似主要请求减免常规差税,但重点却集中于后半部分,即大多数话语文本用于描述征税官员、杂役、信差以及因为这些而给百姓造成的困难,提示了潜在问题的积累以及可能爆发的危险性。

六、结语

“拒绝呈文”只是铁虎年众多呈文、函件中的一份,它从另一个视角凸显了当时西藏社会的阶级特征、社会结构,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中下层社会群体的挣扎与无奈。茶叶、粮食是受灾群众的生活必需品,但阶级压迫和剥削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到它们作为救济物资的正功能性,甚至被一些掌握特权者、贪官污吏以及投机取巧的办事人员利用,成为为己谋利、搜刮民财的手段和方法。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话语分析展示了一些易被人们忽视的细微历史,也刻画了特定历史之下不同群体的生存、生活以及社会结构的整体状况。

在西藏地震史料中,还有许多类似内容的呈文,譬如《孜岗宗僧俗人等因救灾官员鱼肉百姓事呈噶厦公禀》,(28)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地震史料汇编》第2卷,第288—291页。其中不乏对一些旧西藏地方政府救灾官员、特权者的控诉,这些人常常通过对受灾百姓的压榨来实现自己作威作福的目的,他们也成为旧西藏特权社会的一个缩影。另外,整体来看,这些呈文话语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些启发:高度重视政策、举措在基层社会的有效落实,使其不走偏、不走样,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治理目标应围绕着普通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群众切身的需求和福祉。

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摆脱了受奴役的生活,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实现了当家作主。在任何灾情面前,受灾群众都能够迅速得到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关心和帮助,齐心协力战胜灾情。这也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示了党和国家在基层组织和社会建设中取得的卓越成就。

总而言之,本文所开展的史料话语研究强调了藏学史料研究中的一种极深研几立场,研究者应充分重视史料中细微之处的价值,尤其是对相关文献史料话语运用的分析,以及对文本书写者、书写背景和书写内容的分析,这样做可以进一步促进海量史料文献的研究,同时也能够为民族学、藏学研究提供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更好地擦亮历史之镜,更好地发现话语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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