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2023-07-24 08:46郑耀群杨磊
关键词:城乡流动要素

郑耀群,杨磊

■经济学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郑耀群,杨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城乡融合发展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路径,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与核心。通过建立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我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2009至2020年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城市向乡村的要素流动程度进行了测度,建立基于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信息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在区域上呈现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阶梯型递减的特点;2.要素流动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要素流动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城乡融合;要素流动;异质性;空间溢出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城乡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由此可见,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将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文献综述

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关系的内在逻辑越来越清晰。学者李文宇通过对城乡分割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得出城乡分割必然会逐步走向城乡融合,城乡之间必然存在不平衡的发展,城乡融合绝不等同于平衡发展[1]。学者欧万彬基于理念、方法、过程和结果“四维一体”的整体性视角指出:城乡融合应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共同的发展主体,并实现城乡之间共生协调互惠发展[2]。学者林聚任和刘佳从空间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发展的不平等不仅是区域意义上的不平等,更是空间上的不平等,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城乡空间结构的优化融合,要遵循空间平等开放包容等原则[3]。学者黄锡生指出城乡融合发展应以城乡整体性为基础,形成经济、社会、空间、要素、产业生态等各个方面全面融合的新型城乡关系[4]。总体来看,虽然学者们对城乡融合发展内涵界定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但都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抛弃了过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应将农村与城市放在同等地位,追求经济、文化、空间、生态环境等全方面等值化发展,而非简单的追求城乡同一化发展。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要求[5],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城乡融合发展以城镇与乡村资源要素流动为主线[6]113,城乡要素的势能差及功能互补性使各种要素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城乡间要素流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塑造着城乡关系[7]1306。要素流动受市场配置资源规律的影响,总是持续从农村流向生产率和回报率高的城市,导致农村在城乡要素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成为要素回流的洼地。近年来,随着国家中心城市、城市圈的发展,劳动力、资金等要素资源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聚,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凸显,逐步成为承载资源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大城市病、农村老弱化、农村居民点空心化等问题,使得农村对要素的吸引力更加弱化。加快城乡融合进程,推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已是学界对于中国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共识。只有鼓励推动城市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下乡与农村的土地等资源有效结合,才能解决城乡现有要素配置问题[8]。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与城镇落户制度的开放, 劳动力要素可以根据收入、居住、福利等方面的需求差异在城乡间自由流动[6]115,劳动力流动也能带动其他要素的集聚、扩散和流动;资金流动多半伴随着商品、服务等流动而流动,现阶段城市为农村提供品类丰富的工业商品和服务,农村多提供相对低端的农产品和服务,进而导致资金在城市地区集聚,技术和信息要素的流动大多通过商品和服务来体现,伴随着人口、资金和商品的流动[7]1301。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内在关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定性分析的层面,也有少部分学者做了定量分析[9,10],但大都测度的是省域或市域之间的总体要素流动,缺少关于城市和农村间的要素流动测度研究;其次,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农村要素向城市流动对城镇化的影响,缺少城市要素向乡村流动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研究;最后,鲜有从空间视角研究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要素自由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尤其是要素需要从城市流向乡村以支持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本文对城市流向乡村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情况进行了测度,突破了以往主要关注农村要素向城市的流动;第二,基于空间的视角,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城乡间各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并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空间效应的异质性进行了研究,拓展了城乡融合实证研究的视角和范围;第三,从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角度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指标设置的逻辑

城乡融合是在体制机制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实现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和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多领域、全方位的全面融合概念,需要城乡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实现共建共享共荣,其内涵包括经济融合、人的融合、空间融合、社会融合以及生态环境融合。

城乡经济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选取了城乡经济总体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三方面来衡量城乡经济融合水平。人的双向融合是重构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最为关键的要素[11],选取城乡居民就业结构、人口质量以及城乡人口的互动等指标来衡量城乡人口融合。城乡经济结构的二元对立逐渐演化为社会结构的对立,城乡基础设施差异化、公共服务不均衡、文化认同感缺失等是城乡社会结构不融合的典型特征[4]2209,从城乡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对城乡社会融合进行分析。空间是城乡的共同载体,是城乡关系演变的地理表达,城乡人口和土地的城镇化率、交通便利程度以及信息化水平都能体现城乡在空间维度的融合水平。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民生福祉的增进,城市相关产业的转移会导致乡村环境的恶化,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应当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本文从绿化覆盖率、污染排放、环境治理等方面对生态环境融合水平进行衡量。

2.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以上分析,在遵循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及可获得性原则下,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城乡经济融合、人的融合、空间融合、社会融合以及生态环境融合5个维度共26个测度指标,见表1。

表1:城乡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样本区间确定为2009年至2020年,数据来源于2010年至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各年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个别年份缺失数据根据线性插值法计算补齐。

(三)测度结果分析

熵权法是根据指标熵值的权重来评价指标对整个系统的影响程度,熵表示系统中某项指标的差异化程度。整个赋权过程客观准确,计算结果能够反映真实情况。本文采用熵权法对全国及30个省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1.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序演进分析

从全国层面来看,2009年至2020年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呈上升趋势,从2009年的0.133提高到2020年的0.177,增速为33.08%,年均增幅为2.66%。尤其是2009年至2015年,这一期间的城乡融合指数年均增幅为4.53%,是城乡融合的快速增长阶段,这主要是因为“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战略提出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包括健全惠农政策、建设美丽乡村等,促进了城乡间要素的流动,增强了农村发展的活力。2015年之后城乡融合发展的增速明显减慢,年均增幅仅为0.42%,这和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有关。

分维度指数来看,城乡经济融合指数从2009年的0.025增加到2020年的0.040,增长幅度为61.68%。城乡人口融合指数从2009年的0.023增加到2020年的0.028,增长幅度为22.66%。城乡空间融合指数从2009年的0.031增加到2020年的0.032,增长幅度为2.27%。城乡社会融合指数从2009年的0.023增加到2020年的0.046,增长幅度为97.38%。城乡生态环境融合指数从2009年的0.0311到2020年的0.0310,增长幅度为-0.08%。五个分维度指数中,城乡社会融合指数值最高发展最快,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居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投入不断加大,城乡社会保障差距逐渐缩小;但城乡人口融合指数最低且发展相对较慢,说明城乡在人口的共融方面还需要加强。城乡融合结构表现为社会融合、经济融合、空间融合、生态环境融合、人口融合水平依次递减的特点,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图1:2009-2020年城乡融合分维度指数变化趋势

2.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演进分析

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的阶梯型递减的特点。由图2可知,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均值,中部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西部和东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则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大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2009至2020年城乡融合发展平均值的增长幅度分别为48.79%、38.14%、44.77%、16.40%。东部地区的整体经济以及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带动了乡村各方面的发展,城乡差距较小,因此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区域。

从省域维度来看,2020年城乡融合发展指数的排名前五位的地区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其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均大于0.26,排名在后五位的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甘肃、青海,其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均小于0.15。排名靠前的均为经济发展水平高,地理条件优越的省份,这些地区城市对乡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大,县域经济发达,因此城乡融合发展维持了一种高水平稳定均衡的发展态势;排名靠后的则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理位置偏远的省份,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较大,城乡融合水平较低。

图2:全国与四大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三、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一)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传统计量模型遵循样本间相互独立的假设,没有将区域间的空间相关性纳入其中,但是由于区域之间的经济行为会相互影响,这使其存在外部效应,因此忽略空间因素可能导致计量结果的有偏。空间计量经济学将空间关系以空间权重的形式引入模型的设置中,更合理地刻画变量的空间影响。

1.空间相关性检验

表3:2009-2020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Moran’s I指数

由于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无法反映地区之间的异质性,为进一步分析地区之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采用局部Moran’s I指数绘制出Moran’s I散点图来分析各省份城乡融合的局部空间分布特征,如图3所示。

图3:2009年、2015年和2020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莫兰散点图

从图3可以看出,大部分省份分布在一、三象限,2009年、2015年和2020年分布在一、三象限的省份占比分别为76.67%、76.67%、73.33%,说明我国各省份城乡融合发展呈现“高高、低低”集聚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第三象限即低低集聚省份最多,进一步说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仍处在低水平阶段。综合三个时间断面来看,第一象限(HH象限)主要是东部地区省份,即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第三象限(LL象限)主要是西部地区省份,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这体现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两级集聚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马太效应”。从莫兰散点图的空间分布特征变化来看,一、三象限分布省份数量略有减少,二、四象限稍有增加。高-低、低-高聚集由中部省份向东、西部转移,表明我国区域间城乡融合开始出现协调发展的趋势。

无论是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还是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均表明城乡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基于空间维度分析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空间效应。

2.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典型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后面板模型(SLM),研究各变量在区域是否有扩散效应或溢出效应;空间误差面板模型(SEM)关注不包含在解释变量中的遗漏变量或随机扰动项对被解释变量的空间影响;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DM)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反映各个解释变量变化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间接效应反映相邻地区的解释变量会对本地区的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是前两种模型的一般形式。

为选择适合本文研究的空间计量模型,先进行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 lag、LM error、 Robust LM-lag、Robust LM-lerror均在1%的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故可以选择空间滞后面板模型(SLM)和空间误差面板模型(SEM);其次,LR检验和Wald检验也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故空间杜宾模型(SDM)不能退化为SLM和SEM,其中LR检验中时间效应固定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远大于空间固定和时间空间双固定模型的拟合优度,同时Hausman检验系数为39.18,且在1%的水平下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采用时间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各项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3.空间杜宾模型的构建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同时考虑了空间误差项之间的自相关关系和其他空间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建立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即本文测度的城乡融合发展指数。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各要素流动规模。要素流动通过改变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比例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现阶段国家鼓励各类要素向农村流入,主张城市资源向农村倾斜,激发农村发展的微观动力,逐步化解城乡之间的失衡。要素优先配置既是乡村优先发展的核心内涵,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保障[12]2206-2207。本文重点关注城市向农村的要素流动,因此将城市要素向农村的流动规模作为解释变量。具体解释变量包括:

(1)劳动力要素流动,采用各省份大学生到农村工作人数衡量,并取对数形式lnlab,城市流入农村的大学生等劳动力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价值,有利于农村产业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2)资本要素的流动,采用各省份财政涉农支出金额衡量,并取对数形式lncapi,资本要素向农村流动填补了农村发展资金不足的短板,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3)技术要素流动,采用主要农业机械年底拥有量测度,取对数形式lntec表示,体现城乡生产技术的流动,技术要素流动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促进农业向现代化转型升级。

(4)信息要素流动(lninf),采用中国各省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数量来衡量,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数量反映了区域城市对农村信息化的投入水平,有利于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和产业升级。

3.控制变量。为了突出核心解释变量的作用,借鉴既有研究结果,增加如下控制变量:

(1)地区开放度(lnfdi):地区开放有利于城乡吸引利用国外要素的流入,扩展了城乡发展的空间,采用各省份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对数形式来表示。

(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gdp):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该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基础,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推动了城乡在社会保障、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和融合,采用地区人均GDP的对数形式表示。

(3)地区产业结构水平(lnind):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促进产业在城乡的合理布局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采用各省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例表示。

(三)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1.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现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进程快、县域经济发达,对要素资源有更强的吸引力。为了观察各地区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差异,基于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对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进行回归分析。表5为各要素流动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空间异质性实证结果。

表5: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全国层面的劳动力要素流动项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劳动力要素流向农村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各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其次,资本要素流动对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中部及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显著为负,说明东部地区逐渐完善的产业结构和制度政策有利于资本要素在城乡之间发挥作用;信息要素流动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作用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06、0.002、0.001,相比传统的生产要素,信息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城乡间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较小,在信息发展较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发挥的作用更加受限;最后,技术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东部地区技术要素流动项系数为-0.101,技术要素流动严重阻碍了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这主要是因为由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对技术流动测度采用的是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变动,目前我国农村农业的发展已经实现了相对高水平的技术机械化,低水平的技术流动已经不足以刺激农村发展,甚至会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产生阻碍作用。

2.空间效应分解

为进一步研究各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需要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6所示。

在全国层面,资本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资本要素流动对本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技术和信息要素流动的间接效应系数均显著大于直接效应系数,说明地区间的技术要素和信息要素流动突破了地域限制,通过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劳动力要素流动的间接效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系数为-0.077,说明当周边地区劳动力要素流动程度高于本地区时,不利于本地区优秀的劳动力资源稳定留存,进而阻碍本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乡间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产生的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0.010和0.150,在城乡融合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劳动力和资本要素进一步向农村流动,使得农村地区能更好的利用其他要素去发展提升自己;东部地区技术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但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说明低水平的技术要素流动已经不能满足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但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发挥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传统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邻边地区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流动对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技术和信息这类新型要素产生的直接效应为正,在技术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低水平的技术要素流动仍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部地区技术要素流动产生的直接效应(0.014)最大且在1%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低水平的技术要素流动对目前中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要素流动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0.046)最大,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邻边地区资本要素流动产生的示范作用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

要素流动的作用在各区域间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东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农村地区的发展条件优越, 能更充分的吸引和利用资源要素,从而促进本省城乡融合发展进而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省份的城乡融合发展。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凭借政策优势吸引了大量传统要素资源,并积极利用周边地区要素通过示范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产生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使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而在技术信息发展本就薄弱的西部地区,技术和信息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并没有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技术和信息要素在西部地区城乡间缺乏更加有效的转化。而中部地区由于以往处于“中部塌陷”,中部各省份人才、资本要素大量流向东部地区,使得中部地区农村无法创造良好的条件利用资源要素,城乡融合发展仍处于依靠低水平技术促进的阶段,传统资源要素的进一步流动集聚反而会阻碍城乡融合发展。

表6: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的效应分解

3.稳健性检验

将空间权重矩阵由邻接权重矩阵改为经济地理权重矩阵对模型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是以经济距离的倒数乘以地理距离平方的倒数来衡量省份之间的邻近程度,其公式为:

表7: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从全国来看,基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中各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效应的大小、符号和显著性与基于邻接权重矩阵的实证结果一致,表明估计结果是稳健可靠的。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模型基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稳健性检验中各要素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基于邻接权重矩阵的估计系数大小和符号大体一致,仅有个别变量检验结果的显著性稍有不同,说明实证分析结果较为稳健,要素流动产生空间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稳健存在。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从时序演变来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呈缓慢平稳增长态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其中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最快,城乡空间融合发展最慢是目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短板。

2.从空间格局来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区域差异性,呈现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依次递减;全国各省份城乡融合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城乡融合发展的高值区基本分布在东部地区,低值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3.要素流动总体上对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的直接效应最大,技术要素流动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区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技术和信息要素产生的直接效应为正;中部地区各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较为有限,把握资本和信息要素流动带来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将是中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破局的关键。

(二)政策建议

1.破除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畅通要素流动渠道激励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现存城乡制度问题的根源在于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逻辑,造成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和集中[12]。深化改革现有制度,加强对要素下乡的支持力度有利于发挥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显著正向空间效应。

(1)在促进劳动力流动方面。拓宽落户渠道,简化落户程序,弱化城乡户籍限制,使得城乡间劳动力可按照自我发展意愿自由流动;通过完善土地制度,使得城市落户农村的居民也能享受相应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权利;完善农村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技能培训,培育有文化、懂经营的高素质农业人才,提高农民就业竞争力,大力发展农村加工业、物流业、旅游业等,争取实现城乡就业机会均等化;通过建立健全结构合理、均衡配置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流动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项制度,使得劳动力要素能长期稳定的融入流入地,更好地发挥劳动力要素流动带来的优势。

(2)在促进资本要素流动方面。建立健全资本下乡的风险防范机制,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发挥农村信贷担保体系的作用来补齐农村产业利润低、经营风险高的短板,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鼓励城市资本回流农村;其次,通过完善农业用地管理政策,落实各类保障农村产业建设用地指标政策,进而减少资本投资农村农业的阻碍,针对符合下乡要求的工商资本,要为其提供人才支撑、信贷优惠、设施配套等多样化服务体系。

(3)在促进技术与信息要素流动方面。完善技术要素的产权保护机制,通过政策补贴减少技术下乡的成本,同时发挥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协同作用,共同促进技术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加大城乡信息资源供给,推动城乡产业深度融合,借力信息要素打通城乡要素流动堵点;拓宽信息和技术应用范围,以科技改造乡村,在提升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探索技术新需求,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等新型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引领乡村数字化转型发展。在提高农村内部基础设施承载力的同时,不断加强城乡公路、铁路、光缆线路等公共设施建设,打破城乡间要素流动的时空壁垒,进一步加速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发挥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

2.关注要素流动产生空间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因地制宜着重解决各地区突出问题

(1)西部地区要重点加强对信息和技术要素下乡的政策支持,积极促进技术要素融入农村场景为农村发展赋能。拓宽农村对信息要素的获取渠道,提高农村光缆线路的覆盖和互联网的普及,构建互联互通的城乡交流环境,鼓励带动农村居民及时获取并有效利用信息和高水平技术,充分发挥信息和技术要素流动带来的正向空间效应,进而提升农村整体发展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2)针对中部地区近几年城乡融合发展的增速远小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且大多要素流动产生负向空间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现象,国家需加大对中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对该地区进行综合性全局规划,通过明确中部地区的发展思路制定符合区域发展特点的政策,从制度上给予中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鼓励人才、资本要素向中部地区集聚进而使得城乡间要素可充分流动发挥作用。

(3)东部地区劳动力和信息要素流动对相邻地区产生了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应充分发挥这种正向的溢出效应,加强省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畅通省际间信息交流,发挥东部地区城乡发展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此外,低水平的技术要素流动对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作用不可忽视,促进高层次高质量要素在城乡间流动或许是东部地区城乡融合走向新阶段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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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patial Effect of Factor Flow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ZHENG YAOQUN, YANG LEI

s: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break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the two-way free flow of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the key to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y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e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30 provinces (c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20. Then measure the flow of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low efficiency and direction, and establish a spatial Durbin model based on time fixed effect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spatial effects of labor, capita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factor flow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ly, the overall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on the rise slowly.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core in the eastern, central, north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s decreasing in steps; Secondly, the flow of factors can promot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is promotion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Labor, capital,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factor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decreasing in order. Thirdly,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spatial effects of factors flow in the east, center and west.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propose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actor Flow; Heterogeneity;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F323

A

1008-472X(2023)02-0030-13

2022-12-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发展理念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与实现路径研究”(20XJL007);陕西省软科学项目“陕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2023-CX-RKX-138);西安市软科学项目“西安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与对策研究”(22RKYJ0066)。

郑耀群(1978-),女,陕西礼泉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经济;

杨 磊(1998-),女,山西保德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本文推荐专家:

白嘉,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与技术创新。

张建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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