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研究

2023-07-26 12:58颜会哲马利华袁秀玲
关键词:被调查者共治居民

颜会哲, 马利华, 袁秀玲

(河北工程大学 管理工程与商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党的二十大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1]。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微观基础[2]。居民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行为参与研究,对社区治理和谐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不仅有助于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稳定[3]。研究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行为可以为打造良好的社区氛围提供决策依据[4]。同时,社区居民参与行为研究也为提升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水平提供理论依据[5]。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共治的参与主体之一,既是社会共治的参与者,又是社会共治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受益方[6]。社会共治能够通过行政机构与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形成优势互补、互动互助的良好局面。对于基层社区治理,基层党组织是市场行为主体、社会自治组织和社区居民在社会共治公共利益上的协调者、监督者和中介者[7]。本文以社会共治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城市社区居民个体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参与认知、参与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影响逻辑探讨,有助于厘清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与影响机制,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社区互动氛围,对提高居民社区治理参与度,提升基层社区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概述

(一)社会共治理论

社会共治(Social Co-governance)是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参与型治理。Bowles等(2010)[9]认为社区治理是一种行动表达方式,通过行动治理社区,为社区良好环境并且为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Steve(2011)[10]则认为社区治理是社会共治的基础,居民的参与度对实现社会共治目的至关重要。Chris等(2008)[11]认为社会治理过程中,重视创新发展,开阔新的视野,不局限于原有的知识,要为城市社区治理真正得到改善。Patricia(2013)[12]则认为基层的社区治理为社会组织带来新的动力,促使社会共同治理的协同发展。

我国学者基于多样化的分析视角,提出了多种可供参考的解决途径。关于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谭祖雪等(2014)[13]以增权论为基础,提出了培育社区居民权责意识的个体主动增权和外力推动增权两种模式,以强化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思路。王思斌(2013)[14]从制度协调性和未来的发展角度论述社区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特殊作用,社区工作稳步前行有助于优化社会管理和共治发展。汤金金(2017)[15]则透过宏观层面强化制度建设、中观整合治理结构、微观层面居民赋权增能等方式,构建“制度—结构—能力”的三维治理架构,确保社区共治有效运作。江小莉等(2021)[16]融合了集体行动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并通过党建引领社区“五位一体”治理格局,提出构建行动共同体,防止“搭便车”行为滋生,解决社区治理中的“奥尔森困境”。

(二)社区治理相关研究

社区治理是一种以具有多主体参与性的公共治理,社区治理水平提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西方,社区治理是一种国家基层常态化管理活动。Capello(2005)[17]将社区治理中心定位为群众,群众是社区治理乃至社会共治的重要主体,积极响应人民号召,落实社会治理的每一步。在构建社会共治的过程中,David(2006)[18]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城市社区治理内在的移动化和变革,在宏观层面为社会共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Steve(2011)[10]将治理引入社区空间,更好地开拓了社区建设的可能,并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加快共同治理的脚步。

我国学者房秀兰(2014)[8]认为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深入改革发展,社区治理能力建设成为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基于现实问题,对居民的参与行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为今后社区治理发展提供有力的依据。王梅(2008)[19]认为,社区治理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过程,即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这种过程直接或间接地与社区的公共利益相关。陈炳辉等(2010)[20]则强调社会共治参与者各方持续互动的社区治理网络化组织流程,在该流程里,社区治理的各参与方都是具有行为能力的主体。王敬尧(2006)[21]则认为,城市居民积极参与的行为可以促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并且认为居民参与程度是衡量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钟金霞(2010)[22]认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时,只有当居民意识到其自身的切身利益与社区治理水平密切相关时,才会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自觉强化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行为。陈丽霞(2009)[23]认为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居民参与行为深度在今后研究社区治理有重大的促进意义。袁方成(2019)[24]基于居民主体这一角度,指出居民参与度也是治理过程中要处理的难题。作为社区的主体,居民整体参与不足,实质参与较少,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进一步地破坏了社会治理的联结。吴莹(2022)[25]在研究中认为社区治理不仅可以提高社区凝聚力,并且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并分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

二、研究假设

本文在梳理文献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

第一,社区居民参与认知与参与行为的关系。王若溪等(2022)[26]以宁夏城市社区为例,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了居民参与意愿、参与行为及参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贾鼎(2018)[27]则采用随机和非随机相结合的抽样方式,对选取的有代表性的三个城市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了参与价值、参与态度、参与个体主观行为规范及其具有感觉性行为等方面与参与意愿的关系。郭礼峰(2011)[28]则认为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是社区人员加入到社区活动或公共事务的管理、运营操作或决策中的实际行动。上述研究内容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影响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参与的认知、参与行为因素,而对其深层原因研究不够深入。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社区居民参与认知对参与行为呈正向影响。

第二,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的关系。栗潇远(2021)[29]提出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诉求程度和居民对社区产生的心理感知强度,提升城区常住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目标的现实要求和关键前提。周永根等(2021)[30]认为居民需求为导向,凝聚多方合力,打造社区共同体,有利于推进相关建设,带动居民参与行为。周影(2021)[31]提出了社区参与存在的问题,比如,参与深度不够、参与意愿不强烈、缺乏内生动力、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成本过高等,不断改变和引导社区居民的思想意识,形成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长期运行机制。宋文辉(2013)[32]提出了社区居民参与类型,合作型参与的居民参与活动的影响因素。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形成是建立在居民切实的社区参与意愿之上。一般地,需要更加全面地了解居民参与意愿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才能更为精准具体地了解居民在实际的社区参与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呈现正向影响。

第三,城市社区资源配置与社区居民参与行为的关系。社区资源配置是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一切可利用资源,如人员配备和物资配备,及其各个方面的安排。Assche等人(2022)[33]对社区资源配置与居民参与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文浩宇等(2021)[34]指出社区居民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关乎社会资源配置的组织效能的提升,加强社区资源配置,是社区居民参与行为的客观条件。陈敏加等(2017)[35]指出,根据现实需要适当提高资源、设备配置标准,能够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曲冲冲等(2021)[36]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重点城市应急资源的冗余配置,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多元建设问题,并认为应急物资配置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有积极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社区资源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呈正向影响。

三、案例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在参考现有文献量表基础上[29-30],根据本研究特点加以补充修改厘定了本次研究的调查量表。在问卷调查阶段,以河北工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生暑期社会调查为契机,进行邯郸市主城区的调查研究。为减少被调查者顾虑确保问卷填写质量,在进行调研时除向被调查者详细说明问卷调研的目的和意义之外,郑重承诺此次调查结果不会泄露个人信息且仅用于学术研究。本次研究集中调查了邯郸市主城区的丛台区、邯郸区、复兴区和经开区,共计发放问卷520份,有效回收问卷388份,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问卷发放及回收

(二)变量选取及其描述性统计

首先,利用SPSS22.0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邯郸市社区居民行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社区居民行为参与者性别划分相对均匀(女性46.65%,男性53.35%)。社区居民行为参与者年龄20岁以下42人,占10.82%,其中一半 (50.52%)在21—40岁;40岁以上占调查参与人数的38.66%。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高中/中专、大专以上学历等三个方面对社区居民参与者的调查,其中大学以上学历比例为56.70%,而具有高中、初中或以下学历的社区居民占44.30%,可知本次调查的社区居民受教育水平较好。本社区居住的参与者调研数据表明:3年以上的参与调查者占78.35%,居住3年及以下的参与者占21.65%,该数据能够较好展示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治理基本情况了解及参与行为的相关因素比较熟悉。

表2 样本特征数据

其次,利用SPSS22.0进行邯郸市社区居民参与行为分析。邯郸市社区居民参与认知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社区居民参与认知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由表3可知,社区居民参与认知中,“PC1:您通常乐于主动和社区邻居交流参与行为的相关信息”得分最高(4.05);其次为“PC2:您所在社区获得信息的及时性”平均得分在PC1和PC3两者之中(3.98);最后“PC3:您常在线上或线下与社区邻居交流获取参与相关信息”平均得分最低(3.87)。社区居民参与认知的三个题项总体上均值差别不明显(3.87~4.05)。三个题项的标准差分别为0.95、0.87和1.00,由此可见被调查者在社区治理认知PC1和PC3问题上差异不大。

由表3可知,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中,“PW1:您愿意积极加入社区有关活动的志愿者”得分最低(3.80);其次为“PW2:您认可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公司等组织社区居民参与活动方面的工作”平均得分最高(4.07);最后“PW3:你认为社区内部的大多数人在参与活动方面的行为是自觉”平均得分适中(3.86)。参与意愿的三个题项总体上均值差别不明显(3.80~4.07)。三个题项的标准差分别为0.95、0.91和0.94,说明被调查者在参与意愿相关问题上差异程度不大。

由表3可知,社区资源配置中,“RP1:您认为社区的教育引导公众参与行为的人员配备较合理”平均得分在RP2和RP3之间(3.94);其次为“RP2:您认为社区的物资配置较合理”平均得分最低(3.92);最后“RP3:您认为社区资源配备到位”平均得分最高(3.96)。资源配置的三个题项总体上均值差别不明显(3.92~3.96)。三个题项的标准差分别为0.91、0.87和0.93,说明被调查者在该问题上差异程度不大。

由表3可知,社区居民参与行为,“PB4:您总是自觉遵循社区其他居民参与者的活动”得分最高(4.46);其次为“PB5:您总是按照要求积极主动地参与有关各种活动(4.38);“PB3:您说服过所处社区其他居民的参与行为”平均得分(3.71);“PB1:您为社区居民参与行为如捐过资金或物品” 平均得分(3.44);最后“PB2:您经常参与社区的各类参与行为的知识培训”平均得分最低(3.42)。参与行为的五个题项均值总体上差别不明显(3.42~4.46)。PB1、PB2和PB3的标准差分别为1.16、1.06和1.05,PB4和PB5的标准差分别为0.76、0.77,说明被调查者在参与行为问题上PB1、PB2和PB3差异程度不大,PB4和PB5差异不大。

(三)数据分析

首先,进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本研究中主要采用SPSS22.0中的Cronbach Alpha 系数法,进行相关数据分析[37-38]。并用此方法检验量表来考察测量工具的信度情况。通常来说,预试量表的分层面的信度系数在0.5~0.6 之间则为可以使用,在 0.7以上为最好,表中,各分量表的系数均超过了0.6,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因此可以接受。本研究中的关于内容效度方面,首先量表设计查阅各项资料并且参考成熟问卷设计,其次在量表的设计研究的过程中,借鉴了相关学者的成熟量表,并且在问卷的预判和测试的阶段中与受访者进行了互动交流,针对部分量表所存在的缺陷问题进行了修改订正,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设计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本研究在结构效度方面,研究首先进行了KMO检验和Bartlett 球形检验,KMO 统计量为 0.611> 0.5,Bartlett 球形检验 Sig.值等于0.000,所以适用做因子分析。进一步在因子研究分析过程中,采用主轴因子提取法,经过最大平衡值法旋转得出结果(去除小于 0.3 的因子载荷系数)之后,根据原变量所对应的最大因子载荷,将原变量划分为 5类,与量表最初设计的 5个因素基本吻合,说明该量表结构效度较好。效度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效度分析结果

其次,进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分析,如表5所示。

从表5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出,社区居民认知、社区参与意愿和社区资源配置这三个自变量对社区居民参与行为因变量均有显著影响。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的认知情况与社区居民参与行为有明显正向影响(B=0.39,t=7.21,p<0.01),社区治理中参与意愿对社区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B=0.51,t=9.74,p<0.01),社区治理中资源配置对社区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B=0.47,t=9.070,p<0.01)。

可知,首先在信息获取能力方面,被调查者乐于主动和社区邻居交流参与行为的得分最高,而被调查者在线上或线下与社区邻居交流获取参与相关信息的得分最低,而认为对信息很了解和社区信息及时高效的得分处于二者之间。说明邻里关系对公众参与行为的积极性有显著影响。其次在参与意识方面,被调查者对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公司等的组织工作满意度得分最高,而在参与积极性和自觉性方面得分较低。再次在社区资源配备方面,被调查者认为社区物资配置较合理的得分最低。最后在参与行为方面,被调查者在自觉监督其他社区居民参与和按要求参加各项活动得分最高,说明被调查者的遵从行为表现较高,而在参加知识培训方面得分最低。

表5 变量关系分析结果

最后,进行结果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在信息获取能力方面,被调查者乐于主动和社区邻居交流参与行为的得分最高,被调查者在线上或线下与社区邻居交流获取参与相关信息的得分最低,而认为对信息很了解和社区信息及时高效的得分处于二者之间。从组织层面来看,居民社区参与的渠道和平台较为匮乏。同时社区居民获取信息能力对公众参与行为的积极性有显著影响,因此制定相关政策时应立足于良好的邻里关系,而在信息获取、信息有效性上需要进一步优化。

第二,在参与意识方面,社区居民以自身利益为主要部分。调查显示社区居民对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公司等的组织工作满意度得分最高,而在参与积极性和自觉性方面得分较低。因此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以现有组织形式为基础,以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参与公共安全事务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为主。

第三、在社区资源配备方面,被调查者认为社区物资配置较合理的得分最低。社区居民认为支持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物资保障不足。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有针对性地优化社区的资源配置,提升社区物资保障水平。

第四,在参与行为方面,被调查者在自觉监督其他社区居民参与和按要求参加各项活动得分最高,说明被调查者的遵从行为表现较高。而在社区治理中,提供参加知识培训方面得分最低,可知社区居民在相关培训及知识获取方面较欠缺。因此,在制定政策时要基于居民的高遵从行为,加强组织相关业务培训力度。

四、结论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本文以邯郸市主城区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对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行为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之间的驱动关系,即社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及社区资源保障对参与行为均呈正向影响。结合分析结果及相关文献本文提出基于社区共治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提升策略。

首先,在社区治理中,加强党建引领作用,拓宽居民社区参与的渠道和平台。在社区治理中,一方面加强党建引领作用,强化基层组织能力使基层社会治理有了主心骨,另一方面能够强化社区治理信息发布渠道和权威性,让社区居民更容易及时了解国家有关社区治理的大政方针,引导社区居民更好地参与有关社区事务活动,提高其社区归属感和融入度。

其次,在社区治理中,提升社区治理各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引入社区共建单位,实现资源共享和社区共建,加强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公司等在社会共治上的互动,从根本上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社区共建环境,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进而有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再次,在社区治理中,优化社区资源配置,提升社区物资保障水平。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应资源保障,是解决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物质基础,也是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物质基础。社区居民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能够进一步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最后,在社区治理中,提供相关培训,提高相关知识的可获得性。以社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之间的驱动关系为理论依据,一方面以培训为契机营造居民、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公司等社会治理各参与方的良好互动氛围,强化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关培训机会,提高社区共享知识的可获得性,进而提高居民切实的社区治理参与认知与参与意愿,提升居民的社区治理参与行为,进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

猜你喜欢
被调查者共治居民
“多元共治”乐融融
一个可供选择的全随机化模型
石器时代的居民
石器时代的居民
“社会共治”中的话语权争夺战
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意识调查报告
探索代建制 共治团结闸
食品安全共治 各方需依法确权
你睡得香吗?
余姚市民幸福感民意调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