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身体观的历史演变及现代性阐释研究 *

张晓雯 范芸蕾 许 涵

（南京中医药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小语种教研室，江苏 南京 210023）

身体观的研究兴起于西方。西方学者对精神和肉体进行分离后，开始颂精神贬肉体。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认为身体是一切罪恶之源，整个中世纪身体被认为是羞耻的、肮脏的、污浊的，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肯定现世生活思潮的兴起，身体意识方被初步唤醒。19 世纪末，尼采主张“要以身体为准绳”［1］，肯定身体主体性，将身体上升至哲学领域，其得到了深刻、广泛的专业性拓展。之后，身体观成为哲学、医学、文学、体育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西医在中国的不断生长扎根，中国社会开始呈现中西医并行的局面。同时西医主流地位的不断巩固，也让中医与西医的核心观念进入了长期对立、矛盾的状态。学界普遍认为，西医视解剖学层面上的肉体为身体，而中医的身体包含肉体以外的精神内涵，强调形神统一。解剖学下的身体是科学的、直观的，一切研究都有让人信服的科学依据，因而易于被大众接受。相比较下，中医的经络、体内运转的“气”等说法无法用所谓“科学”的方法验证，进而被抨击为“不科学”。中医与西医本身就存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差异，以西医手段来论证中医的科学性是现代融合医学提出的伪命题，并且西医的“科学”并非就是绝对的真理，它只是基于解剖学身体观角度上的科学，而中医学并非基于解剖学身体观，自然无法被西医科学解释。中医具有5000 年的历史，是在5000 年的发展中不断走向科学完善的医学体系，在其发展历程中，中医对身体观的认识在解释其科学性的问题上十分重要，也是亟待研究的关键问题。

然而，在中国现代医学背景下，中医已经进入了西医解剖学和身体学的视野，故很难阐明中医与身体解剖学的关系［2］。但无论如何身体观作为中医的核心观念之一，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色彩。而在中医身体观的代表性研究与分析尚为欠缺的情况下，全面了解中医医家解读身体的过程，有助于清晰地呈现中医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为打破误读与曲解提供可能。有鉴于此，厘清中医身体观从何而来、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方可做好中医身体观的现代性阐释，使其历久弥新，经久不衰，走好中医发展之路。

1 中医身体观的多样性

在探讨中医身体观之前，首先要对身体观有清晰的认知。什么是身体观？《汉语大词典》对“身体”有如下解释：一是指人或动物的整个生理组织，有时特指躯干和四肢；二是健康状况。“观”的内涵为对事物的看法或见解。简言之，对身体的认识和看法就是“身体观”［3］。

在对身体观的研究中，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对身体观做了有益的分析和探讨。葛鲁嘉等［4］在《后人类主义身体观辨析》一文中提到：“后人类主义的身体是一个边界开放的身体，一个动态变化的身体”。从两性角度出发，本质论和构建论是关于女性身体观的2 种认识。本质论视女性的身体为生物学基础上单一恒定的身体；而建构论则在身体上加入社会要素［5］。从儒家思想角度出发，身体是自我的身体，它不仅强调身心统一，也强调身体的主体性。从道家思想的角度出发，气体理论构成身心的整体，系统化的气体理论实现了身心边界的消除［6］。这些学科领域下的身体相对宽泛，缺乏明确的定义，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置于身体的范围、身心关系、身心关系的实现等。换言之，从古至今，身体观在中医的认知活动具有广泛性、多样性特点。

身体观概念之所以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一是历史性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身体的认识和看法受制于当时的实践活动。以中医身体观发展为例，先秦时期经济、政治的初步发展，文化上的百家争鸣，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奠基的时期，此时主张身心一体的身体观。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自觉、学术活跃、社会尚文，重视培养文化素养，文化素养就是身心发展中的“心”。唐朝时期，自由开放、平等重人的风气盛行，武举制的开创强化了社会尚武的风气和文武并举的新局面，人的身心发展得到了平衡。到了宋代，为防止武将专权和拥兵自重，国家尚文轻武，全民体质下降，也造成了国家缺乏武才的局面。清朝末期，内忧外患，大力发展国民体育，使身体的塑造与救亡图存相联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职业化体育得到发展，全民健身的观念深入人心［7］。其二是共时性因素。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身体的认识和看法自然有所不同，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西方雕塑家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从世俗之美与真的方面来表现人，创作了富有立体感和信念坚定的雕塑，他们的作品注重展现女性曼妙的身姿和男性健硕的肌肉，认为人体艺术的中心便是肌肉。同时期，中国人认为身体的力量来自“气”“神”“志”“精”等虚体，同时受到我国封建社会占主导的儒家思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8］的影响，文弱成为脑力劳动者所追求的体魄，体力劳动者则追求五大三粗的体型。

了解一种文化，需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解读，全方位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身体的认识，有助于理解各具特色的医学理论。身体观的多样性对认识中医身体观造成一定的障碍，通过分析身体观多样性的成因，为研究中医身体观提供了研究思路，即中医身体观是历朝历代智慧的结晶，从身体观的历史性入手对中医身体观进行追根溯源，了解其发展进程，方能深入理解中医理论的内涵。

2 中医身体观的历史渊源

中医认识身体的思维方式带有浓厚哲学色彩，中医的身体不局限于肉体本身，而是将身体看作一个与外界有多种联系的开放的系统，强调“天人合一”，将人体与宇宙、自然相结合，在自然领域认为“人身一小天地”“天地万物一人身”［9，10］；在社会领域强调人与国家同构［11］。中医身体观之所以拥有这些特点，是因为中医学是在哲学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体系，这可以从《黄帝内经》中窥见一二。

《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医学典籍，系统性地展示了当时的医学主流思想，被后人称为“医家之宗”，对中医学思想的研究起奠基作用，因而，《黄帝内经》中所展现的身体观可以认为是中医最早的身体观。自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就重视身心一体的概念，身体不仅指肉体，还指有机的生命形式，称为灵肉、身心、形神，认为身体由形、神、志、气组成。《淮南子·原道训》有云：“形神志气，各居其宜……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12］。其中，“形神”的概念极为重要，是中医对一切生命活动认识的根本。《素问·上古天真论》亦有云：“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13］，展现了中医学身体观形神统一的特点。

与此同时，阴阳五行学说的研究也获得巨大发展，成为整合天下万物的重要理论框架。《黄帝内经》以阴阳的概念剖析身体、分离身体，如内脏分五脏六腑，五脏为阴，六腑为阳等。《素问·宝命全形论》中的“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传达了人身的变化离不开阴阳变化的观点。根据五行学说，内脏与五行一一对应，中医以此来阐释5 个脏器各自的功能及彼此的紧密联系［14］。实际上先秦时期解剖就已被用于医学实践，《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提及上古有个叫俞跗的医者，用“割皮解肌，决脉解筋，搦髓脑”的医治手段，扁鹊却说：“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听者大惊，对他十分敬佩［15］。可见古人虽然已经有了解剖的技术，但更加崇尚由外知里。这一点也体现在《素问·八正神明论》中：“工常先见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观于冥冥焉。通于无穷者，可以传于后世也，是故工之所以异也”。也就是说诊断出不显露在表面的疾病才是优秀突出的医者。

先秦学术繁荣，其中阴阳家、道家、儒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理论对医家不断施以影响。秦汉时期社会局面相对稳定，儒家的身体观主张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将身体与自然相联系，用辩证思想来解读身体；医家的身体观更强调人身关怀、贴合实际，提倡“治未病”，保证人们的健康长寿。医家吸收了儒家、道家的理论精华，使中医身体观带有社会化和自然化色彩。《素问·灵兰秘典论》将人体六脏六腑称为“十二官”，并言：“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为天下则大昌”［13］。以此将儒家对君王治理国家的要求与身体的十二器官联系起来。道家关于人与自然的哲学观念对《黄帝内经》影响更甚，其强调顺应自然规律，以形成天人合一的身体观，重视身体和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在诊断中还要结合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两相结合下，《素问·疏五过论》对医者提出的要求是：“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八正九候，诊必副矣”。也就是说医者不仅需要了解人本身的肉体，还要知天地之规律，通人事，以体现中医身体观中的身体并不是单纯指肉体本身，而是联系了外界的一个统一体。此外，因为人体和自然界享有共通的规律，中医非常重视用类比的方法来形成身体观，如《素问·阴阳别论》中：“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即将未知的人体脏腑功能与已知的自然界事物进行类比，四经对应四时，十二月对应十二经。

理学兴起后，大都通晓医学的理学家，期望通过人体认识宇宙，达到致知的目的。与此同时，医学也融入儒学的伦理体系，成为践行忠孝仁义的技能，出现了“医乃仁术”的说法。随着历史发展，中医并没有机会像西医那样成功从哲学中分离，反而与哲学的关系更加紧密［14］。因此，中医学的身体观自然地隐藏在哲学思想之下，难以显现。在中医学中，身体观不仅仅是对肉身的探讨，更加注重一个庞大体系的平衡状态，是将肉体作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也正因此中医在解剖层面对身体的研究较西方而言略有滞后。

反观西方，1543 年，安德烈·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开创了解剖学身体观，为西医学奠定了坚固基础［16］。1569年，传教士在澳门开设医院，是中国直接接触西医身体观的开始［17］。从明末的《泰西人身说概》到民国初年的《解剖条例》，解剖学历经近300 年的时间在中国生根［18］。1851年，传教士合信在广东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医解剖学与生理学的专著——《全体新论》，为近代中医研究者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可以用解剖观察身体，标志着以解剖学身体观为基础的西医理论体系正式传入中国，并开始挑战并动摇中医理论体系的根基［2］。西方医学传入之后，“汇通学派”试图将2种医学体系融合，但终因“汇而不同”宣告失败。晚近的中西医结合只是在技术方面有所并用，中西医并没有对彼此的核心理论产生根本的影响［19］。受西医影响，中医学身体观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中医对解剖学的深入探究，而是为了更贴近西医学的内涵，基于西医解剖学著述，对中医学中相关的身体理论进行再加工［3］，即“参西”身体观［14］，但医家常对这种“参西”身体观是否承袭了它们原本的实质内涵避而不谈。直至现代，中医学身体观仍处于与西方医学相互碰撞下的阐释困境之中。

3 中医身体观的现代研究进程

在对中医身体观的研究进程中，西方学界率先展开研究，日本学界位列第二，随后中国台湾与西方汉学界深入研究中医身体观的发展历史与其思想文化意义。受西方、日本与中国台湾学术成果的影响，中国大陆学界开始从多个角度对中医身体观展开探讨［20］，开始有针对性地对中医身体观进行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台湾学界对中医身体观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1991 年，名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与身体观》的论文集出版，是中文学界全面探讨中医身体观的首个成果。蔡璧名的《身体与自然——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中心论古代思想传统中的身体观》、杨儒宾的《儒家身体观》等论文均是对中医身体观的重要研究，但这些论文的研究视域限制在中医身体观的思想层面，未涉及医学层面。

我国学者在最近几十年开始关注中医身体观，并将之与西医身体观进行对比。周与沉［21］撰写的《身体：思想与修行——以中国经典为中心的跨文化观照》，是有关中西方身体观差异的最早的专著。张桂赫等［22］的《中西文化映照之下的中医身体观》一文，结合中西医文化，从二元论与现象学反思并探讨中医的身体观范式。皮国立［23］的《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一作涉及中医身体观转型问题。此外，也有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医身体观的研究，如费侠莉［24］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将焦点集中在女性身体上，重视中医身体观中的性别建构问题。台湾学者李建民［25］的著述《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梳理古典医学中经脉学说的发展历史并介绍与之相关的工具与身体观。张宁［26］的《脑为一身之主：从“艾罗补脑汁”看近代中国身体观的变化》一文以补脑药品“艾罗补脑汁”为例，分析近代身体观由“心”到“脑”的转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新近，李磊［14］的《<黄帝内经>的身体观研究》则从《黄帝内经》入手，全面解析中医身体观，以上皆为与中医身体观密切联系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整体来看，国内外学者以中国思想文化层面的身体观为起点引入中医身体观的研究，在着重对比中西医身体观差异时，总结中医身体观及其自身特点，追溯中医身体观的发展历史，探索中医身体观的现代性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学界对身体的认识经历了从西医解剖学身体观到中医身体观的质的改观，为中医身体的自我阐释和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

4 中医身体观的现代性阐释

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下，中医身体观如何进行自我阐释似乎陷入两难境地，中医学在宏观的自然背景下构建了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人体哲学，西医学在微观的解剖学背景下呈现了纯物质性的身体，无关哲学。由此，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的融合十分艰难，若接受西医的解剖学身体观，则有丧失中医传统特点的可能；若是坚持不走出中医传统的理论建构，则身体观的现代发展也可能会停滞不前。现代中医学研究者致力于寻求中医身体观独有的自我阐释，既可跳脱传统中国哲学的束缚，又不刻意迎合西方解剖学的身体观。

一些学者认为，中医只有把阴阳五行理论和经络学说等理论体系用现代科学语言阐释出来才能被现代社会所接受［14］，但所谓的现代科学语言是否仍以西方生理学为标尺呢？为了避免这一点，也有学者［3］提出，若要实现中医身体观的自我阐释，首先需要确认中国传统宇宙时空观的意义，及其在诠释中医身体观构造上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强调中医身体观自我阐释的关键在于对生命动态功能的全面考察和理解，不只拘泥于解剖，这就与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身体理论构成鲜明对比［3］。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下解释中医身体观，可以不受西方医学思想的控制，但如何应用中国传统时空观来诠释中医身体观的合理性则略有困难。通过实践经验可以将传统时空观与身体功能进行对应，但还不足以用作评判其合理性的标准。

刘胜利［2］在其《中医身体观现代阐释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主张通过中医现象学研究，运用“对象-现象”这一“现象学-存在学”的区分来对中医身体观进行现代阐释，并认为西医身体观基于解剖学，其根本原则是对象身体，而中医身体观则需要一种新的根本原则——现象身体。由于对象身体是一种纯客观、绝对视角下的身体，这一原则和中医学无法兼容，而现象身体是主客观2个视角下的综合体，具有知觉主体的主观性，对中医身体观来说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自我阐释。他主张让中医身体回归现象世界，让中医身体观的研究未来走向现象身体观，按照“现象身体”这一崭新的、综合主客观世界的身体观原则来重新探讨中医身体观。引入“对象-现象”的概念，对中医身体观的现代性研究来说是一条创新性的出路。

5 结语

身体观在不同视角下有着不同的解释。在中医视角下，身体观有着“天人合一”“形神统一”的特征，注重时空下身体的演变过程，注重身体各部位的功能以及彼此的联系。在历史进程中，以《黄帝内经》为始，中医身体观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上产生、融合、发展，但随着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医身体观受到西方解剖学身体观的巨大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以中医身体观为主题展开研究，力争中医学在时代的洪流中站稳脚跟，抬步向前发展。今天的中医虽仍面临着西方现代文化的巨大挑战，但现象学的引入为中医身体观的现代性阐释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为证明中医存在的合理性及推动其科学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