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共享发展思想与新时代的共同富裕

奂平清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 北京 100872)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在发展、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依然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根本上要依靠科学发展,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一方面要加强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公平分享;另一方面要注重价值共同性建设,促进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理念成为社会共识。共享发展的实现,需要有相应制度政策的推动和各方面的努力,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在共享发展理念和共建共享机制的研究上,社会学有着重要的学科优势。中国社会学前辈中,费孝通对阶层、城乡、区域、民族乃至全球人类之间共享发展及实现途径等方面有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挖掘、继承和发扬费孝通的共享发展思想,有助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有助于推进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促进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社会平等与阶层共享思想

费孝通早期对中国农村、农民和劳工问题的研究及思想,有浓厚的社会平等取向。他的“乡土复原论”主张阶层共享,希望地主阶级认清时势,放弃特权,放弃农业、开拓工业,与农民共同发展乡土性工业,以应对西洋工业势力对中国乡村的侵蚀。

(一)社会平等思想

费孝通早期的社会平等思想,带有民主社会主义改良思想的性质,主张通过社会改良与社会合作,实现各阶层在财产、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1936—1938年,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该学院是费边社(Fabian Society)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创办的高等学校,是“社会改良主义的大本营”(1)费孝通:《留英记》,见《费孝通全集》(第8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费边社的思想领袖之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托尼(R.H.Tawney)等,对费孝通的社会平等思想有较深的影响。托尼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中指出,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症结是技术停滞、组织松散、政治无能以及知识分子的形式主义。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重建》等著作中对土地问题和乡土重建路径的探讨,可以说是在继承和修正托尼思想的基础上所设计的中国乡村复兴方案(2)参见黄志辉:《托尼的乡土中国重建方案与青年费孝通的三次系统回应》,《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费孝通与费边社主要创始人韦伯等左派人士都有较深的交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他们还每星期为费孝通复制和航空邮寄英国主要报纸的内容,费孝通借助这些资料,撰写了大量代表左派观点的评论文章,因此在国外有很大的影响,美国《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称他是中国最厉害的专栏作家(3)参见朱学勤、费孝通:《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第D27版。。费孝通在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重访英国期间,托尼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其主持了一场国际学术论坛。费孝通1946年所撰写的《重访英伦》等论著中,对英国工党政治有很多介绍和评论,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英国工党新政府社会主义政策的赞赏之情。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剥削和不平等的,但英国工党新政府的福利国家政策强调政府服务于人民,允诺每个人都有工作、医疗、受教育的权利,通过国民健康法、全民教育、住房保障、学生午餐牛奶保障等福利措施重新分配财富和经济权利,这些政策既保障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也给了人们服务社会的机会。英国工党的政治实践使费孝通充满信心,使他认为自由和平等、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可以并存,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政治讨论的途径得以调和。当然,费孝通所主张的自由,不是西方个人主义的自由,在他看来,个人解放和自由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于社会”(4)D.阿古什:《费孝通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156-157页。。费孝通也曾对罗斯福当政的美国抱有与对英国一样的希望,认为由于平民政治运动的兴起,一个政治经济都以普通平民为主、政治与经济同时实现民主的“平民世纪”已经在望(5)参见费孝通:《初访美国 平民世纪在望》,见《费孝通全集》(第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2-520页。。但费孝通对罗斯福之后美国劳资矛盾和劳工运动的观察与分析使他感到失望,认为企业和地主阶级得势的美国,无法解决垄断、经济萧条、劳资矛盾和失业等问题(6)参见费孝通:《美国工潮与工运前途》,见《费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5页。。

费孝通的社会平等思想,虽然受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但更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社会平等理想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费孝通在谈到美国学者阿古什(David Arkush)在《费孝通传》中对自己的评价时指出,该传记最大的缺点是“把我的思想作为一种受了西方影响的思想来分析,从西方的学术发展来评价我”,“不了解我东方的‘底子’,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中国学者”(7)费孝通:《谈写作答客问》,见《费孝通全集》(第1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7-370页。。费孝通对经济共享发展的关注,十分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作用,如他对温州市场经济实践的考察与分析认为,其股份合作是“人的合作而不是资本的合作”,是“经济的结义”,带有东方色彩,是“适合中国农民意识的联合”,是一条“很有劲道”的发展路子(8)参见张冠生记录整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59页。。费孝通的这种分析,也正是倡导要从中国的共同体思想传统出发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9)参见宣朝庆、司文晶:《单位制的共同体思想传统》,《学海》2020年第5期。。

(二)“乡土复原论”的阶层利益让渡与共享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由于国内时局动荡、苛捐杂税、灾荒肆虐和西方工商业经济势力的入侵,农村经济陷入极度萧条之中,农民生活贫困,城乡矛盾空前突出。此外,自民国以来,由于保甲制的推行,乡绅退出历史舞台,拥有土地的乡绅纷纷离开农村到城市,靠在农村的地租过着有闲生活,不事生产,成为寄生阶层。这样,传统基层行政运作的“双轨政治”(10)费孝通:《乡土重建 再论双轨政治》,见《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52页。就发生了严重的断裂或淤塞,自下而上的轨道消失了,自上而下的轨道也“半身不遂”,基层行政陷入僵化(11)参见费孝通:《乡土重建 损蚀冲洗下的乡土》,见《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52-64页。。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加剧了城乡的对立。

费孝通认识到,要解决城市与乡村、绅士与农民的对立关系,根本的出路在于乡土重建。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乡土重建首先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秩序。不过,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地主阶级认清时代趋势,自觉放弃“事实上既不易又不值得维持的特权”,自动放弃地租,“放弃农业,开拓工业”,“将其阶层性质由寄生而变成服务”。否则,就只能在暴力革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特权(12)参见费孝通:《乡土重建 地主阶层面临的考验》,见《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72-81页。。造成中国城乡危机和地主阶层生存威胁的根本外力,是西洋工业势力对中国乡村工业的侵蚀。所以,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来说,地主阶层“不但应当,而且只有以放弃地租为条件来和农民共同克服这危机”,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复兴乡土性工业(13)参见费孝通:《乡土重建 黎明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见《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64-72页。。批评者认为,费孝通的主张是鼓吹恢复豪绅权力和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费孝通回应称,地主阶层是历史的产物,需要消灭的是地主制度,而不是那批人。他希望能以和平的手段推进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要减少改革制度的阻力,就得对地主阶层的生活及出路有一个合理的安排(14)参见费孝通:《乡土重建 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后记)》,见《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137页。。

费孝通的“乡土复原论”主张,与当时各类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一样,是“想在不改变现存社会的生产关系之下,以和平的方式达到农村建设的实现”(15)千家驹:《中国的乡村建设》,上海:大众文化出版社,1936年,第2页。。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费孝通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把握,只是寄希望于特权阶层本着“公心”或“爱民之心”,自觉放弃特权以适应社会变迁和时代的压力。因此,其关于阶层共享的理想与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注定是流于空想,难以实现。

当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贫富分化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费孝通的社会平等和阶层共享思想,对于应对这些挑战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在新时代,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落实公平正义,保证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也要求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形成通过妥协、协商与合作等途径实现资源和发展成果共享的共识。只有通过协商妥协和社会合作实现利益让渡,化解现代化转型中利益固化等阶层矛盾(16)参见王道勇:《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利益让渡与社会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吴忠民:《现代化进程中的妥协与社会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才能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二、城乡共享发展与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

费孝通关于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思想和主张,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趋势相一致,经历了乡土工业论、小城镇论和多元城市化道路论的演变过程。费孝通的主张虽然前后有变化,但让广大农民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是始终不变的核心。费孝通早期的乡土工业主张和改革开放初的小城镇主张,都是符合当时条件并能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共享工业化利益的切实方案,他晚年关于多元城市化的思想,核心也是城乡共享发展成果。

(一)乡土工业论的城乡共享旨向

20世纪20-40年代,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争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学界的费孝通和吴景超就持不同观点。吴景超根据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主张中国要“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吸纳农村剩余人口(18)参见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18页。。费孝通则根据在江村和云南农村的调查,主张发展乡土工业,将能够分散的工业尽量分散到乡村,以实现“乡土重建”。批评者认为,费孝通恢复旧式农村副业的方案,是开历史倒车,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机器工业,乡村手工业的落后生产方式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必然是没有前途的,也不值得惋惜。费孝通则认为,发展乡村工业,符合中国人多地少条件下农工相辅的传统经济模式,符合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城市以消费性为主的现实状况,也是能让农民分享工业化利益和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

费孝通指出,中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相成相克”,在历史的演变中,相成与相克的分量,常有轻重的变化(19)参见费孝通:《关于“乡土工业”和“绅权”》,见《费孝通全集》(第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206页。。传统中国虽然存在城镇对乡村的统治和剥削,但城乡之间总体上处于某种交流和平衡的“相成”关系。但从近代以来,大量乡村知识精英流向城市,土地外流,城市对乡村的索取加大,再加上资本主义工业产品的冲击,乡村手工业衰败,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城乡之间日益陷入“相克”关系。要实现城乡之间由“相克”向“相成”关系的回归,根本之道是要恢复和发展乡村工业。实现耕者有其田,可以避免农民的“反叛”,但仅靠土地改革和平均地权是不够的,要提高贫农的生活,还得开源,增加收入,要“重建西洋工业所摧残的乡土工业”(20)费孝通:《乡土重建 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后记)》,见《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137页。。只有发展合作性的乡土工业,才能使工业利润分配得更广,为广大农民所分享。在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很难实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吴景超等人提出的通过发展都市工业来吸引大量农业人口的出路,在20世纪内是难以实现的(21)参见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见《费孝通全集》(第4卷),第45-58页。。而且,当时中国的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利用国家的力量或慈善的名义等“绕弯的办法”将都市财富重新分散到农村去的(22)参见费孝通:《复兴丝业的先声》,见《费孝通全集》(第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8-260页。。因此,在技术和效率方面难以与都市工业相比的乡土工业,才能为广大农民带来更多的利益(23)参见费孝通:《乡土重建 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见《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81-88页。。

费孝通关于发展合作性乡土工业的主张,既有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反思,也受到当时国内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受到中国本土实践经验的启发与影响。他熟悉姐姐费达生在江苏农村开展的丝业合作社试验——在蚕丝合作生产中,生产资料归合作社农民所有,管理工作由社员掌握,所获利益社员平均分配,合作社关乎农民的工作机会和切身利益,不会有资本主义私营工厂的罢工风潮等困扰。这些试验,在方针上“适合于中国农民的需要”,既能“使工业利润分配得更广”,也能为城市知识青年利用现代技术服务乡村和农民提供最适当的渠道(24)参见费孝通:《内地的农村》,见《费孝通全集》(第4卷),第391-392页。。

(二)小城镇主张的城乡共享理念

费孝通认识到,旧中国城市工商业所提供的机会,只能吸纳一小部分乡村个体劳动力,农民难以举家迁往城市生活,因此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往往以家庭的割裂和农村社区的侵蚀为代价,不像在传统的农工混合下家庭的基本团体不至于被破坏(25)参见费孝通:《城乡联系的又一面》,见《费孝通全集》(第6卷),第278-286页。。这种认识,是费孝通乡土工业主张的现实基础,也成为小城镇主张的认识基础。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发展,激发了费孝通志在富民的学术热情,他“行行重行行”地从实求知,足迹踏遍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许多乡村,探索富民的路径。他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发展基础、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文化传统的致富经验,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和富民主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使“千家万户农民受益的工业”(26)参见费孝通:《压力 时机 对策》,见《费孝通全集》(第1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83页。。费孝通根据苏南社队工业带动小城镇复苏和繁荣的实践,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命题和发展小城镇的主张。他认为,农民进入当地小城镇务工,转移成本较低,小城镇在城乡之间起着人口“蓄水库”的作用,有利于控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从而减轻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中一部分可以“离土不离乡”,到小城镇务工,另一部分可以“离乡不背井”,有组织地定期外出务工(27)参见费孝通:《小城镇再探索》,见《费孝通全集》(第10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9-368页。。依托小城镇来实现工业化,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28)参见费孝通:《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见《费孝通全集》(第10卷),第381-385页。。

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符合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对农民吸纳能力有限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农民到小城镇相对集中地从事工商业,转移成本低,有助于发展农村经济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也有利于保持乡村家庭和社区的完整与稳定,同时有助于繁荣城镇经济。与乡土工业论一样,小城镇理论也充分反映出费孝通希望让广大农民共享工业化成果的理念,富于人文关怀意识。

(三)多元城市化主张与城乡共享发展

关于费孝通的城乡发展思想,不少人认为就是小城镇道路主张。实际上,这种理解是片面和机械的。费孝通始终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他的城乡发展思想,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实际相一致,经历了“江村经济—乡土工业—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的历程(29)参见费孝通:《我的思路框架》,见《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8-531页。,由小城镇道路转向多元城市化道路的主张。这种转变,一方面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费孝通的研究视角逐步“从农村进了城”有关。

费孝通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乡土中国”起步的,受历史、人口、城镇规模、发展速度等因素和条件的限制,不得不从农村小城镇开始逐步城市化,小城镇作为“防止人口超前过度集中的蓄水池”,可以“最大程度地减低高速现代化和都市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30)费孝通:《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回顾与前瞻》,见《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319页。。在20世纪90年代的系列考察中,费孝通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民不再只是“离土不离乡”式的到小城镇,也开始“离土又离乡”和“离乡又背井”式的到大城市寻求生计和发展机会(31)参见费孝通:《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见《费孝通全集》(第13卷),50-57页。。此外,全球化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产业组织的跨国化,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32)参见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读书》2001年第4期。。因此,中国在工业化这“第一跳”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第二跳”,迈向信息化的第三级。在这种“三级两跳”的过程中,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建设也必然要顺应潮流,经历蜕变与飞跃(33)参见费孝通:《发展如蜕变,说城镇与区域经济》,见《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394-414页。。费孝通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变迁趋势,自觉反思自己以前的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主张。在1988年纪念吴景超的学术讨论会上,费孝通指出,与吴景超相比,自己的不足是“对世界其它各国的情况,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过不熟悉”,“我觉得还应当补课。这就是要同吴先生的学术思想结合起来,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乡土同当代国际相结合”(34)费孝通:《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见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页。。在反思的基础上,费孝通明确提出多元城市化道路的构想,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已进入新阶段的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让广大农民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如何在城乡间合理布局人口并让他们安居乐业。费孝通认识到,在新的发展阶段,吴景超通过都市化和工业化带动农村发展的思想与主张已当其时,中国的城市化,还得走“大、中、小城市和村镇同时并举”的道路,形成“全国多层次、一盘棋的合理布局”(35)费孝通:《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费孝通晚年的多元城市化思想,对于突破把农民限制在农业、农村和小城镇的认识和做法,有重要启示意义,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破解城乡发展困境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36)参见奂平清:《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吗?——费孝通城乡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中国已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逐步调整城镇化战略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提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3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27页。。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3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3页。,并提出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3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2页。。

三、区域共享与区域协调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费孝通在实地考察过程中,认识到全国经济发展中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严峻性,认为“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40)张冠生记录整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第11页。,区域发展研究是比小城镇研究“更大的问题”,不仅要把全国的经济发展看成“一盘棋”,而且应联系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思考问题(41)参见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在从沿海到西部和中部地区的考察中,费孝通一方面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和致富道路,另一方面根据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要“全国一盘棋”(42)参见费孝通:《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见《费孝通全集》(第13卷),第50-57页。,要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东、西部要据各自优势与传统资源,“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优势互补,配合衔接,互惠互利,同步发展,共同繁荣。他结合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所形成的文化区域和“多元文化一体共生”的格局,提出一系列“多民族经济协作区”的计划和建议,如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西南六江流域民族地区、南岭走廊民族地区、内蒙古农牧结合区等经济协作区,以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费孝通领导民盟中央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区域发展战略的相关方案,如1988年提出“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建议”,1990年提出“关于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设想”和“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初步设想”等方案(43)参见费孝通:《长江三角洲之行》,见《费孝通全集》(第13卷),第326-339页。。费孝通在结合实地考察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建议与方案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牵线搭桥和多方游说的工作。关于中部地区的发展,费孝通积极参加当时几个省区间的“中原经济协作区协调会”,认为“跨省的协调会把被行政区划分开的经济联系接通”,强调要借助协作区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要将黄河南北的“淮海经济协作区”和“中原经济协作区”这两个区连片发展,推动中部经济走廊的兴起(44)参见张冠生记录整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第10-13页。。

1990年,费孝通受邀研究上海浦东开发问题,先后在南京、苏州、南通、上海、杭州等地考察,为浦东如何开发、上海如何定位、如何处理浦东开发与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关系等问题出谋划策。他提出要充分发挥上海的龙头作用,加强上海与周围中等城市之间的配合与互动,形成“职能搭配完好的中等城市群”(45)参见费孝通:《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回顾与前瞻》,见《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314-325页。。费孝通考察珠江三角洲地区后,提出要将“泛珠三角”的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四川、湖南、云南、贵州九个省区,与香港和澳门构成“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域,从而使“泛长三角”和“大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两个翅膀(46)参见费孝通:《我的思路框架》,见《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528-531页。。费孝通也始终重视和强调要通过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腹地农村地区的发展(47)参见费孝通:《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回顾与前瞻》,见《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324页。。费孝通注意到,行政区划和地方主义的做法是制约区域共享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一方面要强调合作精神,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体制改革,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促进跨地区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48)参见费孝通:《发展如蜕变,说城镇与区域经济》,见《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404-405页。。

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在增强,尤其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都取得很大进展。但总体来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许多社会治理层面的问题,也源于这一矛盾。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力支持老、少、边区和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对西北、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强调“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全球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大背景下,我国正在着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重要战略部署,尤其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布局等问题。

四、民族共享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费孝通称自己一生共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第二篇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49)参见费孝通:《两篇文章》,见《费孝通全集》(第10卷),第533-540页。。这“两篇文章”,有着共同的主题,就是城乡各族人民共同发展和共享现代化成果。

费孝通在1935年的大瑶山调查经历,使他认识到瑶族在历史上所受的压迫,因此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尽管他早期“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并不像对汉族地区的农村研究那样深入”,1950年参加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也“往往是走马看花”,没有“进行长期的观察和体验生活”,缺少“作为科学的资料”(50)费孝通:《自序》,见《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3页。,但他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关注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是费孝通民族研究的基本立场(51)参见徐平:《后记》,见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1-593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使费孝通认识到,只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才能真正地实现民族平等。中国革命的烈火,消融了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所制造的民族隔阂,民族间的平等、友爱和合作代替了隔阂和仇视(52)参见费孝通:《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见《费孝通全集》(第8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不过,各民族要真正团结起来,只在法律上规定民族平等还不够,很多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上还比较落后,在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平等,因此要帮助少数民族取得各方面的发展,“每个民族的进步都是各民族共同的利益”(53)费孝通:《学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见《费孝通全集》(第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177页。。

费孝通在20世纪50年代参与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单位的设计中,就十分注重区域自治与民族发展的关系,强调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相互融合。他指出,各民族分散的现象,部分原因是过去民族压迫时代的分裂和同化政策所造成的。如果各民族的人民“明白了他们的历史,接触了和他们在民族特征上相同的单位,在经济发展中看到了合并的利益,他们是会自愿合并的。我们应当做工作来促成其自愿合并”(54)费孝通:《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意见》,见《费孝通民全集》(第7卷),第286-287页。。1978年重访大瑶山后,费孝通认识到,要重视研究“少数民族从孤立到合作、从关闭到开放的过程”。过去由于民族不平等,少数民族被迫以关闭为主,在民族平等的条件下,少数民族必须与汉族合作才能取得发展。民族地区需要汉族和国家的帮助才能实现现代化,做民族研究工作的人,要“因族制宜”,创造条件使各少数民族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要发挥民族地区自身优势,充分利用外在条件,寻找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道路(55)参见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费孝通从1984年开始考察研究边区开发问题,分析和总结了民族发展中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如对民族地区发展中“自然生态失调”和“人文生态失调”问题的反思;提出黄河上游和大西南开发的西部开发思路与建议;提出以商带工的临夏模式和“两南”兴藏建议;主张“国家支持,自己走路”,利用民族特长优势,通过庭院经济、家庭企业等途径培育内力,实现共同富裕和协调发展;根据东西差距和各自的优势提出“以西资东”(西部以资源优势支持东部的工业发展)和“以东支西”(东部以智力、财力、人力支持西部的工业化)的东西部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发展思路(56)参见费孝通:《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见《费孝通全集》(第1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115页。;根据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历史上各民族间交往交流所形成的人文资源优势,提出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等“民族走廊”概念,并提出“民族经济协作区”的发展设想与政策建议,以突破政治上的行政区域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限制(57)参见费孝通:《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见《费孝通全集》(第13卷),第517页。。费孝通强调,民族地区开发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巩固边疆和实现民族平等的大事;另外,要注重结合历史经验,如大西北的开发,应该再造一个河西,在欧亚大陆桥上建设一个中心;大西南的开发,则要开辟出一条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通道,激活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58)参见费孝通:《发展如蜕变,说城镇与区域经济》,见《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413页。。这可以说是“一带一路”的早期设想。

在费孝通看来,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繁荣和走向融合于一体,是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的根本道路(59)参见奂平清:《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道路,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包括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开发不能只是当地资源的利用和大企业的发展,一定要“充分吸收少数民族参与”,一定要“符合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要求”(60)费孝通:《西部经济发展和民族共同繁荣》,见《费孝通全集》(第11卷),第143-149页。。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各民族的发展水平不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势,就是要逐步克服民族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状态。要解决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团结,“首先要发展各民族的经济”,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61)参见费孝通:《南岭行》,《瞭望周刊》1989年第11期。。一方面,要先富帮助后富,发达地区要帮扶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另一方面,民族地区也要克服依赖观念,要“打破封闭保守,敢于开放革新”,“找到劳动人民靠自己的力量创造财富的机会”,“加强与先进地区的各种形式联系”,“走共同繁荣的路子,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62)费孝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见《费孝通全集》(第14卷),第35-38页。。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有待于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在这共同的道路上,民族之间“共同的东西必然会日益增加”,“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也必然会日益加深(63)参见费孝通:《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见《费孝通全集》(第11卷),第287-291页。。

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总结多年来民族研究的心得,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64)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阐明由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这一实体形成的过程。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是双向的:中华民族是不同民族文化、社会群体自下而上纳入一种高层次秩序的历史过程;在自上而下的过程中,高层次的秩序从未排斥低层次的民族文化系统,文化之间从未有明确的分界线(65)参见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与西方以种族、血统为基础的“文野之别”不同,中华文明中“有教无类”等文化观念(66)参见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为各民族融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提供了精神基础。

费孝通关于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现代化、共享繁荣的思想,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今天解决各民族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提出“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要求与目标,集中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五、人类共享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分突出,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全球治理与世界和平面临重大挑战的重要原因之一。费孝通晚年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国家如何走出“新战国时代”,走向共存共荣。他在对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中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政治智慧,不但在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发挥了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形成21世纪“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秩序,同样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他通过对“文化自觉”原则的阐述,对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发展,探索和展望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享与世界和平发展之道。

在21世纪末,面对世界“新战国”时代的“文明冲突”,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和命题,强调生活在每一种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都要有自知之明,一方面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并根据新环境加以调适,另一方面要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并吸收其精华。只有各种文化都有这种自觉,我们所处的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相互融合,形成一种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与能和平共处的共同守则(67)参见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见《费孝通全集》(第1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他倡议中西人类学者要为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68)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见《费孝通全集》(第16卷),第439-469页。做出贡献,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69)参见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见《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163-176页。。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命题,既建立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上,也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费孝通在比较分析中西文化的特点、历史经验与教训中,探讨人类和平相处和共享发展之道。与西方文化中天人对立、文野之别、文明冲突、民族主义等观念所造成的人类冲突和困境相比,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所孕育的天人合一、有教无类、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思想及其历史实践,将为摆脱现代世界人类困境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兴起,国家或民族间的冲突加剧,亨廷顿等西方学者以对立思维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通过渲染文明冲突来加强文明和国家内部的凝聚。费孝通认为,文明冲突的世界观、文化观和民族观必然会加剧世界的纷争,而中国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则有利于各民族和各文化之间和谐相处,有助于防止人类在文化冲撞中同归于尽(70)参见费孝通:《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见《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236-242页。。要达到“和”的局面,离不开承认不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71)参见费孝通:《论“和而不同”》,《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1月15日,第3版。。正是中国文化中大同天下的理想,激励人们“不断为改善现实世界作进一步的努力”(72)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16页。。费孝通期待出现人类“新时代的孔子”,能“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的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世界上不同文化、历史和心态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73)费孝通:《孔林片思》,《读书》1992年第9期。。

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所体现的文化关系,虽然有着中国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空间限定,但对认识变化中的世界、对超越全球民族国家分化格局也有重要意义。世界上各种文明,“无不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多元一体’这样一个基本形态构建而成的”(74)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见《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544页。。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建立世界范围内文化之间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75)参见费孝通:《文化自觉 和而不同——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民俗研究》2000年第3期。。

费孝通关于人类共享与和平发展的相关探索与思想,对推动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7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页。。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目的在于让全世界人民合作共赢,共享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

结 语

费孝通关于共享发展及其实现之路的社会学探索,形成了丰富的共享发展思想,对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借鉴意义。费孝通的社会平等、阶层利益让渡与共享思想,对探索建立社会现代化转型中各阶层各群体间通过协商妥协与社会合作实现利益共享机制,从而形成活力与秩序兼具的社会局面有重要启示;其让广大农民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果的城乡共享发展思想,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处理好乡村振兴与城市化的关系,加快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合理布局城乡人口,让城乡人口共享城市化和现代化成果有极为重要理论认识和实践指导价值;其区域共享发展思想,对化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与矛盾有重要指导意义;其各民族平等、共走现代化道路、共享繁荣的思想,对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其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人类共享与和平发展思想,对当今世界人类面临极度不稳定与和平挑战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启迪。

费孝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乡土重建之路的讨论中认识到,要实现乡土重建和共享发展的蓝图,必须要“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77)费孝通:《乡土重建 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后记)》,见《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140页。。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区域协作发展、中央统一部署下的对口支援模式等重大战略和举措,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做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共享发展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扎实推进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民族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解决。党的二十大更是明确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7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7页。。

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是一个综合性复杂问题,涉及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政策、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等各个层面。中国社会学者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加强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研究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制建设的研究,深入探索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效能的途径和机制;要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享共建和共同富裕的机制与途径的社会学研究;要加强费孝通晚年所强调的“社会心态”研究,充分挖掘和创造性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思想资源,探索全体人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条件与机制研究;要加强对世界共享共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研究。这些研究,将在推动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的同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和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