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的录像带事件

文 申国强

1

那个采访任务原定是让我和杜娟去完成的。就在我们一切准备妥当即将出发的时候，采访部的王主任却改变了主意。他说这个采访任务有朱市长参加，怕我们这两个刚入行的记者应对不了局面。于是临时安排另外一组老记者去采访，我和杜娟只好把采访设备从采访车上搬了下来。

王主任另行安排的那组老记者，年龄其实并不比我们大多少，安排他们去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有正式编制的记者，而我们是聘用制记者。这组老记者也准备去了，可后来听说这次朱市长是要到很偏远的一个乡镇开展一个调研活动，又远又辛苦，一去一整天，就百般推脱，不想去了。最后，王主任又决定让我和杜娟去采访，我们虽然一肚子怨气，也只好无条件接受。那些采访设备算是倒了霉，又被我和杜娟从办公楼里搬回到采访车上。

那次采访的主要任务，就是跟随朱市长去那个乡调研林业工作，拍摄一些调研时的现场画面，回来后发个调研的新闻就可以了。我和杜娟虽然入行时间不长，但是应付这个采访还是没问题的。按工作分工，这次采访，我负责文字记录，杜娟负责拍摄。她虽然是个女记者，可是也一样要承担这份不太适合女孩子的工作。在这家市电视台的新闻中心，工作上一律男女平等，采访、摄像、编辑，无论男女都要一肩挑。

朱市长一行到了调研目的地，开始了调研活动。杜娟也把摄像机从装备箱里面拿出来，准备开始拍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杜娟有些着急地对我说：“我清楚地记得我把录像带放进装备箱里了，怎么不见了呢？”我说：“别着急，再找找看。”我们又一起把装备箱找了个遍，可就是没有录像带。回台里去取录像带吧，太不现实了，这里离市里大约有一百公里。怎么办？我俩的额头上都急出了汗珠。

“你们两个记者还在那里磨蹭什么？调研活动已经开始了！”工作人员在远处大声地喊我们。我正要问杜娟怎么办，却听她大声地回答：“来了！”然后就像往常一样，扛起摄像机就向朱市长那边跑去。

我也紧紧跟在杜娟后面跑了过去。一切就像往常一样，县里和乡里的同志边走边向朱市长汇报工作，朱市长边走边听，杜娟在他们面前不时地抓取镜头进行拍摄。拍摄时摄像机头部的红灯就会闪亮起来，表示它开始拍摄了。停止拍摄时，红灯就会熄灭。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自然，在场的二十多人，谁能想到那摄像机里面会没有录像带呢。

调研完一个地点后，我们坐上采访车，跟随朱市长前往下一个地点。我在座位上靠近了杜娟，小声地问她：“你就打算这样下去了？这可不是个办法，早晚会露馅呀！”杜娟轻轻掐了一下我的胳膊，示意我不要说话。然后把嘴巴凑近我的耳朵，低声说：“走一步说一步吧。”

我心想，也只好如此了，不然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个调研点很快就到了，杜娟还是故技重演，在朱市长面前跑来跑去，假装拍摄。

那天一早就有些阴，这时候阴得更重了，并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原定三个调研点，因为天气情况，朱市长临时决定，在第二个调研点的任务完毕后就结束。调研虽然马上就要匆匆结束，可我却更着急了，虽然这次我只负责记录，拿个本子和一支笔就行了。可是我和杜娟毕竟是一个采访组的，她出了这种意想不到的采访事故，我也难以独善其身。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在暗恋着杜娟，虽然我从没有向她表白过，但是她应该明白我的心思。就凭这一点，我说什么都要帮她一把呀。

可是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难上加难。难道我英雄救美，对朱市长说：“对不起，朱市长，是我的过错，忘记带录像带了，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就原谅我吧。”可是朱市长能原谅我吗？即使朱市长真的原谅了我，回到台里，台领导知道了真相后，也不会轻饶我。这可是重要采访事故，即使是有编制的记者，也会受到严重处分，而我这个编外记者，只会得到一种结果，被辞退，离开电视台。我可不想出现那种结果。虽然只是聘用制，可我这份工作实在来之不易。

我是一九九二年参加的高考，那时的高考还基本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所在的高中高考升学率还不到百分之十。填报高考志愿时，以我当时的成绩，只能报公费专科，为了能上个本科，我不顾家人和老师的强烈反对，坚决报了自费本科，并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我理想中的一所本科大学的中文系。可是，到了一九九六年，当我大学毕业时，我开始为我的意气用事买单了。那时，无论本科专科，只要是公费毕业生，国家还包分配。我是自费生，和当时一大批自费大学毕业生一样，毕业就傻眼了。父亲无奈地对我说：“你四年自费上大学，已经把咱家掏空了，我没有本事帮你找到工作单位，也没有什么钱，以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去闯了。”我做出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对父亲说：“你就放心吧，我会凭自己的本事吃饭的，等着我闯出一番天地给你看吧！”父亲微笑着对我说：“我相信你会的。”但是我从父亲的微笑里读到了一丝苦涩。不出父亲所料，在接下来找工作的过程中，我连连碰壁。那时，单位用人大多还是由国家分配的，在我的家乡东北那座小城，计划经济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依然根深蒂固，自费生凭自己一腔热情，想找到一份所谓“正式”一点的工作，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一年之后，心灰意冷的我，只好把目标转向南方的几个城市。几经周折，最后我才成了这家市电视台的一名聘用制记者，因此我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

2

虽然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可是杜娟看上去却很镇静。她抹了一下被细雨打湿的头发，轻声对我说：“真是天助我也。”我问：“怎么这么说？”她没有回答我，扛着摄像机，走近朱市长，笑着说：“朱市长，对不起，今天阴天，又赶上了下雨，拍摄出来的画面效果可能很差，回到台里，一定会挨领导批评的，您看今天的新闻能不能不发，等天气好了调研第三个调研点时，我一定给您拍摄出更好的画面！”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杜娟的胆子也太大了，她竟然敢撒这样的弥天大谎，如果被朱市长识破，那就死定了。杜娟不知道，这个朱市长以前可是当过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分管过新闻工作的。

朱市长先是微笑着说：“小同志，没关系的，今天真是天公不作美呀，我不会怪你们的，你们回到台里后，就和台里的领导说一下，今天调研活动的新闻就不要发了，就说我同意的。”我听完朱市长的话，真想喊一声“万岁”。我看了看杜娟，她脸上的表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她激动地对朱市长说：“谢谢朱市长，谢谢朱市长。朱市长微笑着说，这有什么可谢的，谁能想到遇见这样的天气呢。”

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看得出，杜娟也是这样，半天来她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得到了缓解，走起路来步伐也显得轻松了。朱市长看起来是个很关心人的领导，他对杜娟说：“你们记者真的很辛苦，尤其是你们女记者，还得扛这么重的摄像机。”杜娟回答说：“不辛苦，你们才辛苦呢！”大家边说边往路边停车的地方走，我和杜娟此时的想法一样，只要朱市长上了车，就万事大吉了，当我们到了朱市长的车跟前，司机却不在，一个工作人员说那个司机方便去了，几分钟就回来。这个司机真可恨，早不方便，晚不方便，偏偏在这个时候方便！他不回来，朱市长就不能离开，朱市长不离开，所有工作人员和我们记者，谁也不敢提前开车离开呀。

就在等司机的这几分钟时间里，让我和杜娟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朱市长对杜娟开起了玩笑，他说：“记者同志，现在闲着也是闲着，让我看看你今天拍摄到的画面怎样，没准儿雨中调研，画面会更有诗情画意呢。”听完朱市长看似开玩笑的话，我猜杜娟的心都要碎了。我赶忙说：“朱市长，在这里怎么看画面呀。”朱市长指着摄像机说：“这款摄像机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是自带回放功能的。”朱市长不愧是内行，我们露馅的时候彻底到来了，看来我们命中注定要栽倒在这件事上。杜娟出事，我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谁叫我们是一组的呢？那就认命吧，大不了再重新找工作。看看杜娟那简直要哭了的脸，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算英雄救美了，我要把责任一个人揽过来。我大声对朱市长说：“朱市长，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跟杜娟一点关系也没有。”

杜娟一定明白我当时想要说什么，我当然更清楚自己要说什么，但是朱市长却觉得我的这句话有些莫名其妙。我看得出，朱市长想要问我为什么说这句话，我也准备继续承认错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手机的铃声响起来，是朱市长的，他从衣袋里拿出手机接听。由于我离朱市长很近，隐隐听到对方似乎有很紧急的事情要朱市长去。接完电话，朱市长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就立即上了车，司机随后就启动了汽车。

我和杜娟似乎傻了似的，站在细雨中看着朱市长的轿车远去。直到电视台里采访车的司机大声地鸣起了喇叭，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我们赶紧上了车，一言不发，像刚刚打完一场大仗一样，又累又怕，全身都瘫在了座位上。我看到泪水悄悄地从杜娟的眼角滑下，我不敢劝她，更不敢在车上谈起刚才发生的事。开采访车的是台里的老司机了，虽然是工勤编制人员，可人家那是正式编制，比起我们这些聘用制的记者来说，他们更有优越感。他如果知道了杜娟丢失录像带的事，跟台里一讲，一切都会玩儿完。

那是一九九七年，我二十五岁，杜娟二十四岁，我和杜娟到这家电视台仅仅半年多的时间。一百多人的市电视台，除了我和杜娟等四名聘用制记者外，其余的全都是有正式编制的记者。那个年代，编制就是身份的象征。杜娟和我一样，读的是自费大学，毕业后就为找工作四处奔波，无法找到有正式编制的工作，最终我们只能选择没有编制的聘用制工作。在南方这座城市里，我和杜娟一样，无依无靠，像是在城市的海洋里漂动的浮萍。在台里，我们小心翼翼地做事，我们怕得罪台里有编制的人，我们被安排最苦最累的采访，加班成为家常便饭。即使这样，我们依然努力地工作，我们怕丢掉这个来之不易的饭碗。

那次采访，成为我和杜娟后来工作中永远的痛。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全都是由这次采访引发的。准确地说，是那盘丢失的录像带引发杜娟的谎言，而谎言又引发了后面的系列事件。但在当时，我们谁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我斜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细雨，想起了东北老家，想起了老爸老妈，想起了当初自己高考填报志愿时倔强的选择。如果当初听从家人的意见，读个公费大专，那么现在，我或许也在某个政府部门或者事业单位，过着有编制的生活，可现在后悔已经没有意义了。不要笑我是个保守的人，那是一九九七年，经历过那个年代找工作的人，会清楚地明白编制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意义有多大。我回头看一看杜娟，发现她已经靠在座位上睡着了，眼角还留有泪痕。

3

回到台里，已经快到中午了，我们把摄像设备搬回楼里的采访部。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台里的记者编辑们都到食堂去就餐，整个采访部就剩下了我和杜娟两人。杜娟趁大家都不在，开始寻找那盘丢失的录像带，她说，她在那盘录像带上用小刀刻上了自己的名字，丢到哪里都会认出来。可是她把可能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连录像带的影子也没看到。

杜娟不想去吃饭了，她心里非常清楚，虽然过了朱市长那一关，但是她还要应对台里这一关，因为是市长参加调研活动，按照惯例，当天晚上的新闻是要播出的。我对杜娟说，不要怕，天塌下来也要把饭吃了呀。

杜娟无奈地看了看我，然后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了配音间，关上了门，里面顿时漆黑一片。我想摸黑去开灯，杜娟阻止了我。她一下子扑到了我的身上，用双手搂住了我的脖子。黑暗中，我们谁也看不见谁，但是我却听得见杜娟沉重的呼吸声。她的胸部紧紧地挨在我的胸前，我明显地感觉到她的心脏在咚咚地跳动。配音间里没有开空调，我浑身开始发热，甚至感到有些窒息。

我不明白杜娟这样做的意图。尽管我暗恋她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但是杜娟却一直没有回应的迹象。我也曾经多少次设想过，如果哪一天她真的喜欢上我了，会是怎样的开始呢？我拉着她的手，到公园里去散步，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到餐馆里去吃小吃，然后慢慢地发展，最后在一个轻风拂面的夜晚，在某棵树下，我们相互拥抱在一起，我轻轻托起她的脸，看着她那双漂亮的眼睛，然后她的眼睛慢慢地闭上，我开始去亲吻她的嘴唇。

可是这次杜娟的举动却让我始料不及，她省略了我先前设想过的那么多的过程。我感觉这有些太过突然，我开始出汗了，我本能地想从杜娟的双臂中挣脱出来，可是她却搂得更紧了，她的呼吸显得更加急促，我陶醉在她呼出的带着体香的气息里，心甘情愿地等待着下一刻要发生的事情。

然而，那一刻却没有到来。黑暗中，我的耳边轻轻地响起了杜娟带着哭腔的声音：“求你了，今天的事千万别对任何人说呀，咱俩要达成一致，就说朱市长同意今天的新闻不用发了。否则如果台里知道了，我就完了，我喜欢记者这个职业，可我是个编外记者，是聘用的，细微的一点差错就会让我被解聘的。”

我感觉到她的泪水流到了我的脸上，热热的，我用手擦了擦她的脸。

杜娟接着说：“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好，今天上午你几次帮我脱离险境，我真的好感谢你，你就再帮帮我吧！”

“你相信我好了，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的。”我开始安慰杜娟。

“你要向我发誓！”杜娟用双臂摇动着我的头。

“我向你发誓，我绝不会对任何人泄露这件事！”我斩钉截铁地说。

杜娟的嘴唇轻轻地触碰了一下我的嘴唇，我期待着下一刻的来临，可是杜娟的嘴唇又离开了，她的身子突然颤抖了一下，声音发颤地对我说：“外面好像有脚步声。”

我们在黑暗中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然后打开配音间的门，外面空无一人，中午用餐的人都还没有回来，其实，刚才我们在配音间里，只是度过了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我对杜娟说：“你太紧张了。”杜娟的脸上还有些微红，半信半疑地笑了，笑得有些让我心痛。

那年杜娟才二十四岁，大学毕业才一年多，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单纯得像一朵初开的水仙花。上午采访时，在朱市长面前能够编出那个谎言，真是难为她了。虽然杜娟用谎言躲过了上午的一劫，可是接下来却要用更多的谎言来弥补，更严重的是，许多用来弥补谎言的细节我们都没来得及考虑。

下午上班后，我和杜娟在采访部里假装忙着工作，可心里都在担心即将发生的事情。很快，部主任走进采访部，对我说：“赶快把稿子写完！”然后对杜娟说：“快点把画面编辑出来，今晚朱市长调研的新闻要上头条播出。”我看了一下杜娟，她站了起来，像个小学生一样，对部主任说：“今天因为下雨，拍摄的画面效果不好，朱市长说今天的新闻就不播了。”部主任站在那里看着杜娟，什么话也不说。杜娟的眼神有些慌乱，她赶快补充说：“今天朱市长只去了两个调研点，朱市长说用下个调研点的采访画面。”说完了，部主任还是没有说话，脸色越来越难看。杜娟有些不知所措，脸色有些发白，用颤抖的声音说：“主任，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就给朱市长打个电话。”

部主任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大吼一声：“我为什么要给朱市长打电话？我是说，这样的特殊情况，采访回来后，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我呢？我还准备让朱市长上头条呢！”整个采访部的记者和编辑们全都愣住了，直直地看着杜娟。

部主任气哼哼地转身离开采访部，杜娟坐在座位上，我向她扮了一个鬼脸，然后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可是就在这时，部主任又回来了，对杜娟说：“刚才我的声音有点大了，你不要介意啊。”杜娟赶紧笑着说：“我一点也不介意，您批评得对。”

“我看一看今天你拍摄的画面吧，看你拍摄的画面到底能不能用。”部主任接着说。杜娟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她没有想到部主任会想看画面。其实上午朱市长想看回放画面时，就已经险象环生了，只是那个意外的电话解救了杜娟。杜娟本来应该想到，接下来可能还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但是她没想到，我也忽略了。那时我们太年轻，想不到那么多。

“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录像带拿出来呀！”部主任催促着。杜娟显得不知所措，把目光投向了我。我有什么办法呀，那录像带丢失了，可我敢说杜娟的录像带丢失了吗？

我低下了头，正好看到桌子上的一盘录像带，那是我的录像带，台里的记者每个人手里都要有一盘录像带，而且都在台里登记过，丢失就会被罚款。

我说：“杜娟的录像带被我用着呢。”

“你的呢？你为什么用杜娟的录像带？”

“我的录像带被我弄丢了，我借她的用一用。”

“弄丢了，那好办，按照台里的规定，罚款二百元。”

我说，我认罚。

“把上午采访朱市长的画面给我看一看吧。”部主任有些不耐烦了。

“我，我……”

“我什么呀，快点呀，小心我扇你！”部主任又大声吼了起来。

部主任的“扇”字提醒了我，我结结巴巴地说：“朱市长说今天的新闻不用播了，我借用杜娟的录像带时，不小心把她上午拍摄的画面给删掉了。”

部主任气得使劲跺了一下脚，说：“你怎么不把自己给删了呢！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然后又气哼哼地走了。

杜娟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

此时，一个记者来安慰杜娟，她叫于娜，也是和我们一起被招聘来的记者。她一边安慰杜娟，一边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被她看得心里有些发毛。

4

一场录像带风波就这样过去了。下班后，于娜把我叫住了，她想约我去吃饭，我说改天再吃吧，今天实在没心情。于娜似乎很不满意，她沉下脸说：“如果杜娟约你，是不是就会去了？我就不明白，你为了杜娟怎么什么都豁出去了呢？”我说：“我怎么为她豁出去了？我今天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呀。”于娜说：“真是个不简单的受害者！”说完转身走了。我被她的话弄得莫名其妙。不过，我心里不得不承认，为了杜娟，我真的能豁出去。

我们那一批一共招聘了四名记者，有我、杜娟、于娜，还有一个叫何成的，全部分配到了新闻中心采访部。其实我和杜娟在来台里报到之前，就有了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

那时春节刚过，我从东北来南方这个城市，参加完这个市电视台的招聘考试，考试完要等待结果，我不想再来回折腾，就租了间旅店住了下来。一天中午，我来到了一个二手书店，书店里面的空间很大，好像是一个库房改造的，我在书堆里转了几圈，找到了几本关于摄像技术的书，顺便就坐在书堆旁的一个小板凳上，捧起一本书漫不经心地翻看了起来。一本书很快就从头翻到尾，我抬起头准备去拿另外一本书，就在这一瞬间，我发现一个女孩儿，就坐在我对面的书堆旁，我们相距不足两米，我甚至能感受到她的呼吸。我静静地看着她，忘记了手里的书。她似乎不经意地抬了一下头，一双漂亮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我的脸不禁一热，赶忙把目光转移到手里的那本书上。我不敢再抬头，但心里却一直在想着她那双漂亮的眼睛。

“啊，救命啊！”

我猛一抬头，只见那个女孩儿已经站起身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下意识地站了起来，那个女孩儿看见我站了起来，似乎见到了救星，一个箭步跳了过来，并顺势扑到了我的身上，那一刻，我感受到她全身都是颤抖的，我本能地用双手轻轻地拥住了她的后背，她的身体似乎更缩成了一团。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问她，怎么了？

“蛇，蛇，后面！”她趴在我的肩头，哭着说出了这几个字。

我往她后面一看，就在她刚才坐着看书的地方，一条大约一米长的蛇在书堆上蠕动着。我大声喊：“老板！在哪里，快点过来，这里有条蛇！”

听到喊声，书店的老板跑了过来，明白发生的事情后，立即找来一根树枝，把那条小蛇轻轻地挑了起来，向书店外面走去。不一会儿返回来说：“没事了，我把它扔得远远的了。”

我说：“你这是什么破书店，怎么会出现蛇呢？”老板面带歉意地说：“这儿以前是个大仓库，附近可能有蛇窝，我一定全面检查一下，保证不再出现这种事了。”

这边女孩还趴在我身上，我像哄一个几岁的孩子一样，对她说，不要怕了，那个小东西已经被老板扔掉了。她怯生生地回过了头，一看真的没有了，这才把胳膊从我的身上收了回去，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对我说：“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没想到，第二天，我去电视台报到时，竟然在走廊里遇见了那个女孩，这时我才知道她叫杜娟，也是来报到的。我想到前一天书店的事，就问：“昨天你到那个破旧的书店干什么去呀？”她说：“还不是为了找几本摄像技术的书籍先学习学习，听说咱们这批招聘来的记者，培训一个月后，就要独立上岗，我大学时学的是中文，对摄像可是两眼一抹黑呀。”我说：“我也是中文专业。”杜娟说：“难怪那天你也到那个书店，咱们真是有缘分！”

我笑着说，真是缘分呀。正在这时，身后有人拍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吃惊地叫道：“于娜，你怎么会在这儿？”于娜不冷不热地对我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过真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我说：“我也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你。”杜娟说：“你们认识？”我说：“何止认识，我们是大学同学。”

我刚要向杜娟介绍于娜，于娜说：“我得先到人事部报到。”然后就直接走开了。于娜离开后，杜娟说：“我觉得你们像同学，又有点不像同学。”我问她怎么这样说。杜娟说：“我觉得你们之间有点怪怪的，老同学见面，怎么这么冷啊？”我说：“有什么怪的，不过是我们的关系不太密切而已。”

我对杜娟说出这话时，脸上有些微微发红，我不知道杜娟是否觉察到了。

我和于娜在大学时关系并不疏远。相反，我们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男女朋友。我在大二时就喜欢上了于娜，那时她是中文系的才女，多才多艺，人自然就多了些傲气。追求她的男生一大把，她都不放在眼里，唯独对我表示出了好感，这让不少男生对我生出了妒意。我和于娜从大二交往到大四，虽然在别人的眼中，我们是相爱的一对，可是于娜对我却一直不愠不火，从没有过激情四射的时刻。直到大四时，有一天，于娜对我提出一个要求，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手捧玫瑰向她下跪求爱，我心中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答应了她。可是到了约定的那天，她等在教室里，我也买好了玫瑰花，但是我最终没有勇气走进教室，那可是一九九六年，在我们那所学校，男女生在校园里拉手都已经算是前卫了。于娜一气之下就和我分手了，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没有挽回她。很快她就和另外一个男生打得火热，大学没毕业，就听说她和男友一起到外面租了房子同居了。没想到毕业一年之后，我竟然又和于娜在这里相遇了。

报到后的几天，于娜告诉我，她爸爸是这个市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本来凭她爸爸的地位，在电视台里安排一个有正式编制的工作不在话下，可是于娜不想沾老子的光，要凭自己的本事参加应聘，并顺利通过了应聘考试。

我曾经问过于娜：“你不为你的任性后悔吗？现在咱们都是聘用制记者，和有编制的记者可是相差太多了。”于娜不屑地说：“后悔有什么用，当初台里准备招聘记者时，其实说好了是有编制的，但是后来人事局说电视台已经超编了，不能再增加编制，而台里又缺少记者来干活，于是就招聘了编外记者，什么时候等编制空缺了，咱们才有机会补进去。”我那会儿才知道自己原来是编外记者。

于娜接着又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我又遇见了你。”我说：“那又有什么用，你和你的白马王子早结婚了吧？”于娜说：“早就分手了。”她回答得十分干脆。

从那以后，于娜几次三番约我去吃饭，甚至约我去她家玩儿，都被我拒绝了。最后，于娜彻底跟我摊牌，她后悔当初那么草率地和我分手，想和我重归于好。我说，不可能了。她说：“你肯定对我还是有感情的，不然你也不会从东北跑到我生活的城市来应聘。”我说我来应聘绝对是为了找工作，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于娜又说：“不管怎么说，你既然来了，咱们就可以再续前缘，到时候台里出现空编时，让我爸爸想办法，给你弄个正式编制。”我说，我不在乎什么编制，一切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于娜说：“别自欺欺人了，告诉你，我不想要的，谁也别想强加我身上，我想要的，就一定会是我的，谁也别想抢去！”我明白，于娜这是在对我说，也是对并不在场的杜娟说。

5

深秋时节，部里让我和杜娟去拍些外景，我们来到郊外一条风景秀丽的小河边。那里有一片银杏林，秋霜之后，金黄的银杏叶落满一地，整个银杏林像铺上了一层金色的毯子。我和杜娟走在上面，简直是走进了一个童话的世界里。

杜娟说，真是太美了，你给我拍一段我在银杏林里奔跑的镜头吧。我架好了摄像机，杜娟开始向银杏林跑去，可是刚跑几步，她就返回来了。

“为什么不接着跑下去呢？”我不解地问。杜娟不好意思地说，她怕林间的树叶里面有蛇。我问：“你怎么这么怕蛇呀？”杜娟告诉我说，她怕蛇是有原因的。她说她小时候父母在城里做生意，顾不上她，把她托付给乡下的奶奶带着，她在那里上了小学。乡下的孩子粗野顽皮，在上六年级时，一个男生跟她做了个恶作剧，把一条死蛇偷偷地放进了她的书包里，上课了，她打开书包，准备往外拿课本，却拿出了一条死蛇。她“啊”的一声惊叫，逃离了教室，从此再也没有走进那个教室的门。父母给她办理了转学手续，到城里的一所学校上学。但是，从那以后，“蛇”这个字眼就成了魔鬼，无论听见，还是看见，都会让她浑身颤抖，直到长大成人，还是没抹去心头的阴影。听完她的回忆，我心里觉得很可笑，不过没有表现出来，嘴上说：“这个可恶的男生，玩笑开得太大了，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一定把这条蛇缠在他的脖子上，让他也尝尝害怕是什么滋味。”杜娟听我这样一说，笑了，那笑容竟是那么迷人，尤其是那双眼睛，是那样的清澈透明。

为了让杜娟放心地在林中奔跑，我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枝，在林中一边四处抽打着，一边大喊：“蛇啊蛇，你快躲开吧，我们的美女记者要在这里跳舞了。”跑了几圈下来，我已经是大汗淋漓了。

杜娟这下就放心地在林中奔跑了，一圈又一圈，最后累了，竟然真的在我的拍摄机前跳起了舞蹈。我被她的舞姿迷住了，我想她这是在为我而跳。这时我想起了那次在配音间里，她拥抱我的情景，那次如果不是她担心外面有人，可能还会发生别的事情。想到这儿，我立刻计上心来，我大喊一声：“当心有蛇！”这话果然见效，杜娟吓得立即停止舞蹈，头也不敢回地扑向我，我就势迎了上去，我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我说：“别怕，我是跟你开玩笑呢。”杜娟听我这样一说，用她的拳头使劲地捶我的后背。我任凭杜娟的捶打，搂紧她的脖子，向她的嘴唇吻了过去。杜娟停止了捶打，双手紧紧地抱住了我。而我们的一举一动，全都录在了我架起的那个摄像机里了。

这次拍摄外景，让我和杜娟的感情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可接下来台里发生的事，又让我和杜娟的关系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人事部主任先是找来我们四个聘用制的记者，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四个是编外记者，市财政不负责给你们开工资，你们的工资都是电视台自筹的，目前台里经费紧张，无法保证你们四个人的工资。电视台和市里相关部门协商，最后争取到了两个正式编制，这就意味着另外两个人要在试用期结束后离开电视台。”后来他又说，“你们四个人公平竞争，我们择优录取，现在就要更加努力地表现，争取得到正式编制。”

人事部主任说完就离开了。我们四个人都沉默，四选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我和杜娟对视着，我俩心里最清楚，被淘汰的将是我们两个。于娜因为她父亲的关系，一定能被留下；何成是新闻学专业的研究生，曾经在一个县级电视台工作过五年时间，基本上是个合格的记者了。这样一排除，论学历，论经验，论人脉，我和杜娟都处于劣势。

那段时间里，杜娟心情非常失落，采访时也经常心不在焉。我就劝导她，就当咱们这次是来实习的吧，还拿着工资，等试用期结束，估计咱们采访、摄像、编辑的本领也练得差不多了，到时候咱们就一起到别处的电视台去找工作。杜娟听我这样解释，心情自然轻松多了。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我们的意料。于娜第一个向台里主动提出，自愿退出这次竞争，她给出的理由是，即使她靠自己的本事争取到了正式编制，台里的人也会认为她是靠老子得来的，那样的话就名不正，言不顺，在台里腰板就不直了。没想到于娜还真是个有志气的人，这点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这下子我和杜娟似乎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可是细一想，这希望其实就是失望。因为何成是必能留下的，剩下的一个名额，就要由我和杜娟来竞争了。我俩千算万算，怎么也没算到最后我们竟然成为竞争的对手。

我想和杜娟好好谈一谈，可是我跟她说什么呢？让她退出竞争，我留下来，这不是找挨骂吗；把这个名额留给杜娟，我主动退出，我又下不了决心。我从毕业到现在，能拥有这个工作毕竟很不容易。我又想为了爱情，和杜娟一起放弃这个机会，像以前想的那样，到别处去重新寻找工作，可就算我愿意这么做，杜娟又会情愿吗？

一年试用期眼看就要结束，我被台里调到另外一个采访部门，偶尔和杜娟在台里相遇，我们都尽量避免谈论这个话题，相处变得小心翼翼的，我们似乎越来越陌生。

虽然春节快到了，可台里的采访任务更多了，我和杜娟已经有两个礼拜没有见面了。那天，我对于娜说：“你这些天看见过杜娟吗？”于娜把我叫到一边，说：“你还不知道杜娟的事吗？”我说：“什么事呀？”于娜说：“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我急切地说：“快点告诉我，她发生什么事了？”于娜沉着脸对我说：“看把你急得，至于吗？咱俩当年最好的时候，也没见你为我的什么事急成这样呀。”

我说：“你不告诉我，我就去问别人了。”于娜说：“告诉你吧，杜娟被解聘了，听说她半年前跟朱市长采访时，把录像带弄丢了，丢就丢呗，却对朱市长撒了谎，又对台里撒了谎，本来以为没事呢，没想到台里最后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台里向她求证，她也承认自己的过错，台里为了给她面子，就没对外声张，让她主动辞职了。”我立即问：“谁对台里说了这件事呢？”于娜说：“那就不知道了，咱们电视台人事复杂，什么秘密都瞒不住的。”

我听完就赶往杜娟的宿舍，同宿舍的人说，她在几天前就离开了，带走了全部东西。她们还说，杜娟走时，留下一封信，我打开一看，纸上只有一句话，用很大的红字写的：“祝贺你，终于得到了你梦寐以求的编制！”

不用细想，杜娟是带着对我的一腔怨恨离开的，她一定认为我为了那个编制，成了可耻的告密者。也不怪她这么想，于娜主动让出了编制，不可能去告密；何成是必能录用的，也不需要去告密。全台里的人，只有我知道杜娟的秘密，除了我还有谁会告密呢？我思来想去也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告密者，但我发誓要把这个人找出来，当着杜娟的面解释清楚。

不过，当务之急，我要想方设法找到杜娟的去向，可是没有一点线索，那时手机还没有普及，我和杜娟当时可怜的工资，都买不起手机，通信工具还是固定电话，可是我和杜娟虽然交往近一年的时间，但是我对她家里的情况了解得太少，没有留她家的电话，只知道她生活在东北某个城市，如果到那里去找，简直是大海捞针，再说，她现在去了哪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6

过完春节，我与何成就变成正式编制的记者了。于娜也开始向我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她每天从家里给我带好吃的，当着同事的面递到我面前。每天下班就会在办公室门口等我，全台人都知道于娜在追我。他们心里肯定都在想，这个穷小子是怎么了，刚刚有了编制，又交上了这样的桃花运，将来前途无量。何成就曾经跟我说：“虽然咱俩今天同样是记者，可是有于娜这层关系，你很快就会成为部主任，然后是中心主任，再将来就是副台长，甚至台长，到时候可别忘了咱们是同患难的兄弟呀。”

我在于娜的穷追猛打下，终于败下阵来，再次成了她的俘虏。我也曾背着于娜偷偷地寻找杜娟的去向，并偷偷地查找那个告密人，我就是想在某一天，如果我和杜娟相遇，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她，我是清白的。我不想让杜娟记恨我一辈子，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心坎上放着一块石头。

半年之后，台里为于娜安排了正式编制。我向她贺喜，我说：“你当初本来就有机会，却放弃了，如今你又得到了这个编制，你爸爸肯定从中做了工作吧？”于娜点点头说：“告诉你吧，只要你对我好，我老爸不会亏待你的。”

很快，我和于娜就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了。我的父母从东北专门来于娜的家，和她的父母见了面，于娜的父母说，什么也不用我家操心，房子是现成的，早已装修完毕，家具也一应俱全。我的父母对我说：“你可不能亏待了于娜，更要孝敬岳父岳母，否则我们可都饶不了你。”

婚期很快就定了下来，那天于娜在家休假布置新房，我照常上班采访，因为要到乡下去采访，我担心录像带不够用，就给于娜打电话，要用一下她的录像带。她在电话里说，在她办公桌的抽屉里就有一盘，让我自己找找。我身上带着于娜的钥匙，就打开了她的抽屉，里面有两盘录像带，我随手拿出了一盘，那盘录像带上面有张记事标签，快要掉下来了。我就把它小心地撕了下来，打算涂上胶水重新粘好。可是就在这时，我看见在粘贴标签的地方，清楚地刻有“杜娟”两个字，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杜娟的笔迹。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匆匆忙忙做完采访，我就去找于娜。我手里拿着那盘录像带，对于娜说：“这是怎么回事？给我解释清楚。”于娜先是一惊，然后做出一副不屑的样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一盘录像带吗，至于这样吗？”我说：“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告诉我，这盘录像带是不是当年杜娟丢失的那盘？怎么到你手里的？”

“怎么到我手里的，你也不用这样问我，我怕你不成！当年我就看不得你和杜娟在一起的样子，我就故意从她的采访箱里拿出了那盘录像带。”

“真没想到，你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我气得脸涨得通红，大口地喘着粗气。

于娜见我这样，扑上来抱住我，哭着说：“一切还不是因为我爱你吗！我就是怕杜娟把你从我这里抢走！”

于娜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我又想到了那个告密者。我推开于娜，大声地质问她：“那么那个可耻的告密者就是你了！”我等待着于娜的回答，可她却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还是那副不屑一顾的样子。看来，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本可以骂她一顿，给她一个耳光，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留下一句话：“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

我转身走开了，身后却传来于娜的声音：“当初杜娟向台里撒谎，你还包庇她，我没有向台里告发你，你应该感谢我！只要我想，我随时都可以向台里说出你的事！”

我的脚步迟疑了一下，然后就快速离开了于娜。我浑身的血液在奔涌，那一刻，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事情来得太突然，我急匆匆走路，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那晚，我一夜无眠，第二天，我没有等于娜告发，就主动向台里提出了辞职，全台的人都对我的做法大为惊讶。于娜知道消息后，跑到我的宿舍。我正在整理行李，看都没看她一眼，只顾忙自己的。于娜抱住了我，哭着说：“我不让你走。”

我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于娜问：“如果你没发现那盘录像带，你会和我结婚吗？”我没有回答，于娜问了三遍，一遍比一遍急迫。我板着脸，一字一顿地说：“会，可惜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我们彼此沉默了好一阵子，突然，于娜一下子跪到了我的面前，说：“求你了，原谅我这一回吧，跟我回去吧，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

我的心一软，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于娜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她平日里是那样骄纵的一个女孩子，能做出这样的举动，看来她内心忍受的痛苦不比我少。

我拭了一下眼泪，稳定了一下情绪，对于娜说，原谅了你，我就不能原谅我自己，你让我的心死了。于娜听我说完，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只是看了我一眼，就离开了宿舍，没有回头。

7

离开了那个市电视台，我又开始体验四处找工作的生活，几年间，我在报社干过临时编辑，在南方的几个省电视台做过临时记者。时代在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几年时间过下来，我已经不太在乎我大脑中曾经根深蒂固的编制观念了，只要能工作得开心，能挣到满意的薪水，我就能接受，我甚至开始乐于享受这种漂泊的感觉，随着自己业务水平的逐渐熟练，我开始不断地跳槽。

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扩充频道，增加各种栏目，不断地招聘各类记者编辑，待遇相比各省市电视台要高出好几倍，我也心动了。二〇〇三年的春天，通过朋友介绍，我来到央视参加了一个栏目的招聘。朋友介绍，台里的招聘分几种，有台聘的，最难聘了，有频道聘的，也不太容易聘，像我这样的，就是栏目聘了，最简单，最容易，只要有能力，就可以签聘用合同，一切都用节目说话。做出了好节目就拿稿费，做不好节目，就拿不到稿费，不用人赶你，你自己就会主动走人。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那我就是个力工了。”朋友说：“谁不是力工？台里的许多当红主持人也是聘用的，许多栏目部主任也是聘用的。”

经过简单面试，我成功和一档栏目签订了聘用合同。报到第一天，部主任领我去和部里的记者编辑们一一见面，我和大家一一握手。握到最后一位时我愣住了，那人竟然是杜娟。杜娟问我：“你怎么来这儿了？”我反问她：“你怎么在这儿啊？”然后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完后，又都沉默了。部主任说：“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搭档成一组吧！正好今天下午在市内有个采访，你们准备一下吧。”

就这样，我和杜娟开始了在央视的打工生涯。

我想起当年的事，我说：“有件事，我得跟你解释一下，不然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杜娟说：“不用解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后来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辞职后漂泊到这里来了。”

我说：“难道你还和先前那家市电视台有联系，听到我的消息了？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你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呀。”

杜娟说：“自从我离开那里，就再没有联系过任何人。你可能想告诉我，是于娜使我离开了那家电视台的，其实我离开台里时就知道是她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杜娟说：“你不会忘记那盘录像带吧。”我说：“怎么会忘记呢？没有那盘录像带，我也不会找你这么多年，没有那盘录像带，我也不会和于娜分手。”我接着把在于娜办公桌里发现录像带的事告诉了杜娟。

杜娟听我这样说，先是一怔，之后似乎明白了什么。她若有所思地说：“那时于娜就和我说，她想要的，别人就别想得到，可是我说，如果命中注定我会得到的，我早晚会得到的。”

我说：“看来于娜那时对你进行了要挟。”杜娟说：“也谈不上要挟，当时她找到我，只是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你欺骗台里的事，瞒了谁也瞒不过我，我希望你一个人离开这里，如果你答应了，那就万事大吉；如果你不答应，那就要两个人一起离开，因为那件事他也逃不了干系。”权衡再三，我就答应了她。

我说：“杜娟你怎么这么傻呀，哪能那么轻易地答应她呢！”

杜娟笑了：“不答应她，我还有什么办法呢，难道我们两个一起离开不成？当初于娜退出竞争，就是一计，她想留下一个名额让咱俩竞争，然后逼我主动退出，再说，她也是真心爱你的，攀上这根高枝，对你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和我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只能做一辈子编外记者，你们之间的事，我不想做太多的猜想，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最后不是因为那盘录像带，你们可能就真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吧！”

我听得出，杜娟在心里对我有一丝怨气，我也不想做太多的解释了。

因为下午有采访，又是第一天报到，中午吃完饭，我就早早地回到部里，空旷的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一阵孤独涌上心头，我站在窗前向外面张望，看着外面喧嚣的世界，脑海里却在想着杜娟能否会接纳我。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我回过头，是杜娟正在对我笑着，那一刻，我竟然想起当年在书店初次和她相见的一幕。

“傻子，你还有心在这里发呆，赶快准备出发吧，这北京可不像其他城市，堵起车来可不是闹着玩的，耽误了采访可有你好受的。”

我赶紧准备采访的物件。杜娟笑着说：“快走吧，我早都准备好了，你第一天来，我哪能让你准备呢！”我于是跟在杜娟的身后往外走，突然我似乎想起了什么东西似的，下意识地对杜娟说：“你没忘记带录像带吧？”

杜娟停下了脚步，慢慢地转过身来，我看到她的眼里已经充满了泪水，我伸手想帮她去擦，她一下子抱住了我，我们开始亲吻起来，泪水从她的脸上流到我的脸上，我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家市电视台的配音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