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与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

朱晓进

文学翻译活动传达出的是中国和中国文化向世界敞开胸怀的重要信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文学翻译体现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特质，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译者在跨语言、跨文化研究方面独具的能力，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力量中彰显了很大的优势。青年翻译家作为翻译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中坚力量。全面系统地推进中国青年翻译家队伍的建设，提升新时代青年翻译家的素质修养，助力更多青年翻译家成长，让青年翻译家在文明互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是当前文化强国建设中一项极其重要而非常紧要的工作。

为了全力深入支持青年翻译家成长，提供强大学术和组织力量，由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南京师范大学和译林出版社共建、成立于2021年的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共同举办了国内首届“中国青年文学翻译家论坛”，并计划将论坛持续且富有成效地举办下去，旨在把对青年翻译家的关怀扶持真正落到实处，助推翻译家队伍的丰富完善、迭代发展，以期产生更多富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和翻译作品，为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作出更多贡献，这的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此次论坛围绕“文学翻译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汉语文学如何从世界文学里获得滋养，以及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等主题展开交流和讨论。这些研讨议题的学术指向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与世界文学构建起新型的互动关系，如何使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融入世界文学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聚焦于探讨如何通过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双向译介（进一步做好世界文学的翻译工作，将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介绍进来；同时，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工作，将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推介出去）和出版，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的可供借鉴的资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推波助澜。这些议题的研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当前如何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实现进一步的交流互鉴和互融互通，也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要与世界文学构建起新型的互动关系，要使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融入世界文学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对世界文学的译介引入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推出外译二者不可偏废。我们必须做到“引入”和“推出”双向发力！

只有接纳世界，才能走向世界。大家知道，从“五四”时期起，我们才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语言的新文学。这与接受世界文学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撞击之下产生的，没有这种撞击也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文学自身传统的传承和对世界文学的学习借鉴这两种动力共同作用，才催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对世界文学的大量介绍和翻译出版，外国文学思潮和外国文学创作的深度影响，是促使中国文学实现现代性转换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鲁迅当年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a这段话略显偏颇，但显示出“五四”时期世界文学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所起到的主要作用。“五四”以后产生的大部分新文学社团和重要作家，没有一个未曾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摆到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下去考察，才能够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作家、重要的文学社团、重要的文学现象，以及重要的文学创作。通过学习借鉴世界文学，取得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途径，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当代文学也是如此。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受世界文学影响程度远甚于中国现代文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大多数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经受过世界文学的系统教育；二是新时期以来世界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和出版力度也是此前所难以比拟的，世界文学作品对中国读者和中国作家来说，可及性是相当高的。由此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所受世界文学的影响几率也是相当高的。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受世界文学和文化思潮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有鉴于此，我们要进一步用好世界文学这个宝贵的文学资源，不断加大对世界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介绍以及原著的翻译出版的力度，让世界文学的翻译出版更好地助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

中国文学只有走向世界，才能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如果仅仅停留在向世界文学学习借鉴，而不能够以中国的独创文学奉献于世界，不能做到与世界文学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互鉴”，不能做到为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中国贡献，则中国文学很难在世界文学命运共同体中占据一席之地，更不用说什么“进入世界文学的中心”。自“五四”时期起，我们就有过将中国新文学创作翻译介绍出去的努力，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就曾陆续被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出版，鲁迅本人也曾遴选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编成《中国杰出小说选》和《草鞋脚》等小说集，组织外译，向世界推介。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外译和推介在量上仍然偏少，在推出的目的国（和地区）方面仍然偏窄，在推介出版的力度上仍然偏弱，所以中国文学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也不能说是很大。新时期以来，从国家意志到全民意识，拥抱世界、走向世界的愿望普遍提高，行动的力度和效果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浪潮，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和推介也不断加大力度和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志，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的中国贡献还有待于不断提高。

对世界文学的引入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推出要做到双向发力、相辅相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引入”上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訓，这对做好“推出”工作具有借鉴作用。虽然不同向，但运行的机理却是相通的，可以相互参照，获取启示。

无论“引入”还是“推出”，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引入什么样的世界文学或是我们要推出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许多人喜欢引用鲁迅的话：“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b但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地方色彩”是指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具有独特性的艺术精华，而不是具有独特性的艺术糟粕。如果我们仅以独特性为旗号，误推了文化糟粕，那除了能够满足别国少数变态者的嗜痂癖外，是绝对不会“成为世界的”。要使中国文学真正“成为世界的”，关键要看所推出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否能够产生世界影响力！鲁迅曾阐述过文化影响的“流动势”理论。他认为，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化之间，高位文化对低位文化的影响力、作用力要远远超过低位文化对高位文化。他对中国文化史上常常出现的“文化同化”现象进行过分析，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汉族虽常常是受侵略的，但在文化上却始终未被异族所同化，反而同化了侵略进来的异民族。“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c在鲁迅看来，文化影响力是必须具备特定条件的，即“影响”别人的文化必须比别人的文化文明程度高。这提醒我们，中国文学要走出去，必须不断提升其内含的文化影响力。当今世界，文化影响力的大小是一个国家是否居于世界中心的重要标志之一。谁站在文化文明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那么，这个制高点是什么呢？当然是指先进的文化价值理念。因此，中国原创文学应该是伴随着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而走向世界。我们在选择将怎样的作家作品推介给世界之时，作品所承载的能够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接受所认同的先进的中国文化价值、文化思想观念，应该是重要的考量标准。我们的外译和出版，推介给世界的必须是具有独特性的艺术精华。

对世界文学的引入和对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的推出要更加注重多面性和系统性。对世界文学的引入和出版早在晚清就开始了，但世界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作用却是在“五四”时期才真正显现出来。这是因为在整个近代，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吸收还是零碎的、片断的和不全面的。由于当时资产阶级文学改良主义者们本身的思想局限，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吸收借鉴是保守的、无力的、有保留的。这种零碎的、片断的和不全面的译介和出版，使中国文学创作得以借鉴吸收的面过窄，外来的文学影响一时还很难形成一种强大的冲击波。只有到了“五四”，由于对外国文学予以更多的介绍、给予更多的肯定以及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才真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又一次以改革开放的姿态，更加热烈地拥抱世界文学，大量外国文学思潮的译介，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大量西方现代主义和各种文学流派涌入，受其影响，中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各种探索性文学创作纷纷涌现，直接引发了中国文学的一时的热闹景象。但总体看，新时期以来，我国对世界文学的介绍和翻译出版还不够多面、不够系统。尤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对世界文学的引入基本是一边倒的“西风压倒东风”，译介的作家作品往往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国家，所涉及的文学思潮流派的面也较窄，译介行为止于对单一作家作品的介绍而忽略译介的体系性和系统性，这些都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广泛借鉴，没有让更丰富的世界文学资源更充分地惠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上流星般划过的探索性创作之短命，就显现出了文学借鉴的狭窄，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仍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对中国文学的外译和推介也同样如此，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对中国作家作品的推出都是比较零碎的、片面的和不系统、不全面的，且推出的目的国主要集中于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外译和推介逐步多了起来，在规模上、投入力度上都是此前所不能比拟的。但推出的目的国也基本是一边倒的“西风压倒东风”，外译推介的作家作品所涉及的文学种类、文学文体、文学风格的面也较窄，译介行为止于对单一作家作品的介绍而忽略译介的体系性和系统性，这些都影响到让世界广泛深入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状况，导致世界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可及性较低，阅读中国作品的便捷性不高，未能让丰富的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真正成为世界文学发展可资借鉴的有效资源，未能让中国当代文学形成对世界的影响力，中国当代文学对世界文学发展的贡献未能充分彰显出来。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交流和互融互通必不可少，文学发展也是如此，要广泛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一切进步文学的因素，让世界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艺术养分；同时，中国文学也要以自己甘甜的乳汁反哺世界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发展源源不断地作出中国贡献。这是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出版工作所面临的新的责任与使命。

無论对世界文学的引入还是对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的推出，都要关注资源使用的效益问题。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中说过：中国新文学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d。这就是说，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中，世界文学的影响不是被动产生的，而是主动的“拿来”。鲁迅当年就是希望通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精品，来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和有效的借鉴。他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说，中国文学如果“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e。至于拿什么不拿什么，这必须是有选择的，“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f那么，“自己”又是依据什么“来拿”呢？鲁迅所谓的“由于社会所要求的”，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对世界文学的翻译、介绍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日本求学时期，他便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并出版了与周作人合译的两本《域外小说集》。可以说，鲁迅的文学生涯是从译介外国文学开始的。鲁迅非常热心于翻译介绍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五四”以后，其重点则是俄罗斯文学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鲁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要像普罗米修斯“偷火给人类”一样，一方面“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g；另一方面是“从外国药房贩来一帖泻药”，用以狙击“中国病痛的要害”；再一方面是“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h。这些政治的、思想的、艺术的目的，都是对应着“社会所要求的”。正因为如此，鲁迅对世界文学的有益的拿来和有效的借鉴，不仅为“五四”新文学能够“自成为新文艺”提供了助力，也玉成了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得以取得巨大的成就。与对世界文学的“拿来”一样，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推出也要强化这种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应该体现为，我们的推出，必须是有目的、有选择、有设计、有规划、有系统、有针对性的。我们要考虑好推什么、怎样推、要推出什么样的效果。要让世界广泛接受我们的推出，要让世界读者广泛阅读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使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得以彰显，使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得以实现，我们也要将目光更多地投入到当前不同语种世界“社会所要求的”方面去。我们要关注当前推出目的国“社会所要求的”文化价值，我们要了解推出目的国当前社会的审美期待和审美需求，我们要研究推出目的国当前社会广大读者普遍的接受心理和中国文学被接受的心理，即什么样的中国文学作品在什么情况下被接受、在什么程度上被接受、在哪一类人群中能够被接受或容易受到拒绝，甚至要研究中国文学作品进入推出目的国读者和作家视野的途径，中国文学元素是如何被不同国度作家借鉴吸收并融入其创作实践中的。这样做可以提高中国文学外译出版活动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可以提高中国文学外译出版工作的效率，可以提高中国文学外译出版行业的效益，也才可以促进中国文学的推出、外译和出版，实现“中西文化心理的双向交流与意义互鉴”i，更好地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走向世界。

向世界优秀文学学习，不断汲取世界文学的养分，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永远的需求；用优秀的中国文学反哺世界文学，为世界文学发展作出应有的中国贡献，是中国文学工作者（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学者、出版人、媒体人、文艺工作管理者等等）的文化使命和历史责任。我们要共同努力，为这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和历史责任”作出不懈的努力。

【注释】

a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出小说”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

b鲁迅：《书信·致陈烟桥》，《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页。

c鲁迅：《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

d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ef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39页。

g鲁迅：《坟·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h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页。

i钱毅珺：《余华先锋小说翻译的伦理重构——以安德鲁·琼斯英译〈往事与刑罚〉为例》，《小说评论》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