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与沉默：马里亚斯小说的语言之“真”与主体性回归*

冯雨菁

内容提要：西班牙当代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被认为是当代西班牙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近几年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他的小说大量关注当代以语言论哲学为背景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生存，表现了在语言包裹之下个体面临的日益尖锐的生存矛盾，也即语言与人的此在之矛盾，揭示出语言论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于个人生存主体性的消极影响。本文认为，马里亚斯小说实际上对语言通向此在的功能提出了质疑，认为正是当代社会语言泛滥和叙述过剩的现象使得个体的人陷入了对于自身存在失语的境地，而沉默与保守秘密，成为马里亚斯面对上述生存矛盾所进行的文化反思和方法论建构。

西班牙当代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文坛，是西班牙“最新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西班牙自80年代摆脱了高压政治走上民主化道路以来，在文学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现实主义创作风气的新面貌，马里亚斯正是这一时期西班牙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意识流特征，深刻挖掘和表现个人内心世界中的茫然与困惑，反映了当代西班牙乃至全球范围内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之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特别关注了个体的人在后现代文化裹挟下的生存境况，以独特而深刻的视角反思和审视了建立在语言哲学基础上的后现代文化现状。马里亚斯在获得都柏林文学奖后的采访中说道：“无论在文学中还是生活中，有的只是事件，其命运是以某种形式讲述。”①西文：《马里亚斯获lmpac文学奖》，《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2期。在马里亚斯看来，个体的生存可以抽象为一种叙述，而人的叙述方式和被叙述的方式也就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叙述无疑成为当代人生存的关键词。

如果说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是通向存在之“真”的唯一途径，那么在马里亚斯看来，语言在当代却是与存在之“真”背道而驰的异化性力量，语言之“真”尚且值得质疑，又何谈通过语言来抵达人的存在之“真”。在哲学语言论转向的大背景之下，叙述成为当代人的存在方式，而正是这种存在方式使当代人陷入一个悖论之中：我们不断通过叙述剥开遮蔽、接近真实，从而获得意义感，但是事实却是叙述不但不能为人的存在带来意义感，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秘密，这些充斥于生活之中的秘密使真相与表象剥离开来，在语言与叙述建立起来的海市蜃楼中，我们与真实愈行愈远，进而距离我们所不懈追求的本质也逐渐背离。面对如此现状，马里亚斯在他的小说中提出了一个哲学性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不断地叙述下去，还是应该选择沉默，来抵抗这种叙述的陷阱？

一

马里亚斯作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对于语言这一后现代文化关键词的关注贯穿于其小说创作的始终。面对以语言和叙述为核心概念的当代文化生活，马里亚斯看到的是个人在语言和叙述中的迷失以及本质的进一步消解。对于语言以及以语言为基础的叙述的不信任，是马里亚斯作品的普遍主题。马里亚斯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数和语言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是语音抑或是文字，马里亚斯塑造了形态各异的所谓“语言工作者”形象。这里的语言工作者不仅狭义地指将语言作为工作主要内容的一类人，同样包括其工作与语言有极为密切关系的人群，例如小说《如此苍白的心》中的胡安是一名联合国口译员，胡安的妻子路易莎则是一名督译员；《明日战场勿忘我》中的维克多是一个三流的戏剧作家，后来进入幕僚成为一名影子写手，而被称为“Only the Lonely”的政府官员则需要不停地发表演说、阐述观点；《迷情》中的女主人公玛利亚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善良的夫人路易莎则是一名大学英语系的教师等。对于这些“语言工作者”来说，语言是一种谋生手段，叙述则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一种自动化的条件反射。当叙述成为一种机械的习惯，这些语言工作者的角色从对语言的占有者和使用者转为了语言的奴隶，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成为真正的失语者。语言从工具变为本质，而人从目的沦为工具。因此，这些失语的语言工作者的产生，正是人在语言论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主体性不断失落的冰山一角。

在马里亚斯的代表作《如此苍白的心》中，主人公胡安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角色，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当代人面对叙述与语言不断侵蚀生存时的精神状态。胡安是一位联合国口译员，这一职业本身就使胡安这个角色带有悖谬性色彩。翻译的目的是在不损失和变动意义的前提下，将一种叙述转换成另一种叙述。一方面，意义不变是翻译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对于原意义单位来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二次叙述，但是在这一二次叙述的过程中，基于语言本身的特性，意义的变化甚至扭曲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与翻译活动的初衷产生了矛盾。于是，夹在这对矛盾中间的翻译员则成为了矛盾的焦点。翻译的目的不再为了意义的传达，而是沦为一种形式，“很多情况下，没有人清楚到底为什么翻译，是谁需要翻译……任何白痴心血来潮地寄送到这些国际组织的任何一段蠢话，都会立即被翻译成六种官方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汉语和阿拉伯语”①Javier Marías.A Heart So White,translated by Margaret Jull Costa.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2000,p.49.。对于小说主人公胡安来说，对于语言的麻木正如同对于生活本身的麻木一样，当语言符号失去背后的所指，意义悄然退场，语言是扁平化的一个始作俑者，深度模式被单一的语言符号所削平。而在这种扁平化的生存模式中，我们由最初试图通过语言和叙述解开世界不可知的表象从而深入本质，逐渐变为通过不断叙述而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存在感。由于意义退场产生的不确定感似乎是每一个当代人的“原罪”，而叙述恰好构建了一个可以抵达意义的假象，使越来越多的人聚焦于叙述行为本身而放弃了对于深层意义的探求。表面上人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安全感，为自身存在找到了某种固定不变的精神寄托，但这种存在感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实际上，恰恰是语言将本质遮蔽起来，破坏了意义与符号的对应关系，我们同时却又将语言当作回归本质的唯一手段，显然最终语言与叙述指向的不是真实，而是谎言。从这个角度上说，语言不再是阐释的工具，而成为欺骗的手段，它制造了秘密与假象，却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存在感和意义感；不断叙述的人反而成为彻底的失语者，马里亚斯正是通过对叙述与失语之间的这种反转来表现人的生存的讽刺性与悲剧性。格雷马斯认为：“时刻生活在比喻的威胁下是一种正常状态，是‘人类的处境’之一。”①［法］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吴泓缈、冯学俊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页。显然我们已经安于这样的常态化威胁，满足于虚假的存在感而使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逐渐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这也是马里亚斯不同于其他作家，从个体的人的存在角度重新审视语言哲学的出发点。对于语言的讨论，从德里达到法兰克福学派都已进行了深刻剖析，但是他们仅仅是就语言本身与意义或本质的关系对语言的异化作用加以阐释，而在语言的异化作用对于人的存在产生的影响方面，却并未提及。马里亚斯对于个体生存的关注使得他在小说中展示了许多个人被叙述所威胁的细节，例如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面对持有同一种官方语言的与会者，演讲人执意要求口译员翻译他的演讲，并刻意地在说话时加入地方口音和方言使自己说的语言与众不同。更“有趣的是，所有与会人士都比较相信通过耳机听到的，意即通过译员而非通过他们自己的耳朵直接倾听演讲者说话，尽管他们完全理解演讲者所使用的语言。奇怪的是，实际上没有人知道译员从他那隔离的同传室里所翻译出来的话是否正确，是否真实。无需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翻译既不正确也不真实”②Javier Marías.A Heart So White,translated by Margaret Jull Costa.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2000.p.51.。这个极具反讽效果的情节折射出我们每一个人对于通过叙述确证存在感的过度依赖，利用不同的叙述方式与策略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用叙述对周围的环境与他人产生影响，从而获得自身生存的确定性。然而，马里亚斯揭穿了普遍存在于人心里的这种幻想，在充斥着谎言与秘密的生存环境下，我们不得不需要重新审视语言对于生存的作用。胡安消极的生活状态是每一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尽管我们在不停地使用语言，不断叙述，然而结果却是胡安在开篇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虽无意探究事实，却还是知道了”③Javier Marías.A Heart So White,translated by Margaret Jull Costa.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2000.p.1.。过度叙述带来了叙述的假象，而叙述的假象也就是我们生存的假象，胡安意识到，我们不过生存在一个被符号所包裹的现象世界，秘密才是世界的普遍形式。人们将存在感与意义感的获得全部依赖于语言的叙述，将手段当作本质，无异于依靠道听途说来证明真相，就像小说中依赖翻译获得发言者的真意一样，这本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然而在当代却成为常态，这正是当代语言本体论和人依靠叙述生存的症候所在。语言和叙述制造出了人的存在感的海市蜃楼，而马里亚斯对于语言与叙述的新的思考试图打破这种海市蜃楼，还原一个真实的生存现状，将人从叙述的狂热和眩晕中唤醒，直面意义缺失与符号爆炸的现实。由于叙述脱离了意义而独立存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叙述与不叙述在阐释意义和表现真实上是没有区别的，过度的叙述反而增加了更多的秘密。

《明日战场勿忘我》中的“Only the Lonely”（孤家寡人）先生是另一类失语者形象。在这一角色身上，能够看到不同于无权创造新意义的口译员胡安的另一种个体失语，马里亚斯赋予这个角色极大的张力：绝对的话语权却对应着绝对的失语。本应处在话语权巅峰的政府首脑却面临着最尴尬的失语处境：“没有一个人相信那些演讲稿是我自己写的，事实上，整个事情是那么荒谬：每个人都认为我不会自己写演讲稿，但是他们又把我说的话当作我自己的观点来讨论。”④Javier Marías.Tomorrow in the Battle Think on Me,translated by Margaret Jull Costa.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01.p.56.如果说胡安的失语反映出的是人对于自身存在与否的质疑与反思，那么Only the Lonely先生的失语则反映的是人对于作为存在的自身的身份焦虑。他没有确切的名字，人们只是用各种代号称呼他，发表演说不仅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更是他传递观点的主要途径，他却恰恰在反复说着别人的话。这个说着别人的话的“我”到底是谁，这是困扰Only the Lonely先生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每一个当代人在内心深处对于自身身份发出的疑问。通过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角色的尴尬处境，我们看到Only the Lonely实际上是一个双重的失语者，一方面对于总统本人来说，他所发表的演说并非表述了自己的真实观点，因此对于他自己来说，在发表演说之时他是失语的；另一方面，从公众的角度，他们的态度将本不属于他的话语强加在他的身上，公众所看到和听到的可以说是一个假象，在他们认识中的叙述者并非叙述者本人，他们甚至明知假象却又不无自觉地去相信假象，这样的Only the Lonely也处于一种被动失语的状态下，在这一正一反之间，作为主体的“我”就这样消失了。前者引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叙述的意义何在，我们还需不需要叙述，或者说，人还应不应该将叙述作为一种存在方式。依赖于语言的叙述行为并未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改善产生作用，相反而是把人抛到了一个充满符号的能指集合中。格雷马斯在分析人类对于意义追求的尝试时表示：“事实上，一切依旧，带着它原有的认知分类和原有的句法组合，同一问题被原原本本地转移到了一个更‘深’或仅仅是不同的层次上。”①［法］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第4页。后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实际上通向的是比符号表层更加复杂的符号系统，而不是符号背后对应的所指。因此，叙述无益于将事物的本质呈现出来，反而给它背后的真实又异化了一层，使之与真实越来越远。那么，叙述与不叙述在阐释意义的角度上是同样的，而在追求本质与事实的角度上，叙述反而是对真理在场的一种遮蔽和扭曲，是人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消极因素。而后者提出了一个当代人面临的严峻问题，被动的接受他者的命名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遭遇，甚至我们每一个当代人都被他者的标签同化，将他者定义中的自己视作存在的真实状态，这种文化病态逐渐成为当代人生活的主流。

以语言为基础的叙述自进入语言哲学阶段以来一直被哲学家认为是本质退场后人类重要的生存方式，但随着对语言的不断剖析，人们认识到语言非但不是叙述或证明了存在，反而是遮蔽了存在。海德格尔向往诗性语言的回归，同时也是对人的此在状态的回归，“去蔽”成为了面对语言异化作用的人类生存的一个新的议题。语言对于人的外在性异化体现在语言对于人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异化，包括意义的生成和真实的呈现等，而海德格尔提出“诗意地栖居”则转向关注语言对于人的内在性异化。在长期的语言中心主义的潜移默化之下，人的内在自我认知被逐渐异化，需要语言和所谓的叙述来完成自我身份的确认，而语言对于人本身来说，无疑是一个“他者”。正因为语言对于此在的遮蔽与歪曲，才使得依赖于语言而存在的每个个体本身充满了生存的悖谬，在语言的包裹和叙述的陷阱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种“非我”的存在，正如Only the Lonely所体会到的那样，“我感到人们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而这种情况或许将一致保持到我死去。但是，只要我活着，就不由自主地去思考事物的规律，我将没有特质地在历史中成为过去，或者更糟的是，我甚至没有任何特征，这无异于说没有个性，没有清晰的、可辨识的形象。”②Javier Marías.Tomorrow in the Battle Think on Me,translated by Margaret Jull Costa.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01.p.72.依靠语言来进行身份确认的尝试在语言哲学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症候的今天，已经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在语言符号的包裹之下，存在着一个个“没有个性的人”，当代文化正面临着一次群体性的主体失落，尽管对于悠长的人类发展历史来说，每个个体的存在仅仅如沧海一粟，但对于个体本身而言，其存在的意义应该是绝对的和不可替代的，我们大量关注了作为群体性的人类概念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困境，马里亚斯却将笔触细腻地集中于作为微观的个体的人在当代社会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无力感甚至病态，“Only the Lonely”的这个代号似乎就隐喻着每一个孤独的个体，在语言无法达成沟通的当代，发出对于自身身份的困惑与追问。马里亚斯想要表达的是，对于个体而言的存在，由于外在叙述的异化已经失去其独立性和意义，也就是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人无异于活死人，马里亚斯引用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台词“睡着的人和死了的人不过和画像一般”正是描述了这种尴尬处境。从这个角度上看，建立在语言异化之上的叙述行为对于人的存在的确证和自我认识是毫无意义的，叙述与不叙述一样。而活着和死去只是人的形态发生变化，从存在的角度上，更确切地说从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角度上并无区别。那么面对充斥着各种叙述、日渐聒噪的当代文化环境，人作为一个存在着的独立的鲜活个体，应该以何种方式生存成为作者着力探讨的问题。

二

人在语言面前普遍的生存失语否定了语言的本质性，从而阻断了语言通向此在的道路，相反，停止叙述、保持沉默则使真相与意义免于语言的异化，为保存真相、抵达意义与本质提供可能。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曾说：“寻求绝对存在就是寻求绝对真实的认识。”①［德］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吕祥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43页。人类对于真相、真理的追求作为生存的本能从未停止。而面对异化的普遍存在和叙述的泛滥，真理似乎退场，人应该怎样抵达真相，就成为决定人存在方式的关键问题。既然语言与叙述是扭曲和掩盖真相的始作俑者，那么要抵达真相则要避免语言的干扰和叙述的歪曲，获得胡塞尔所说的绝对真实的认识和绝对存在，则需要保持沉默。

沉默不是一种消极的生存态度，相反，它主动地摒弃了外界因素特别是各种叙述对于自身此在的影响，保持沉默是保持一种事物存在的原初状态。保持沉默不去叙述既是对个体存在的坚守，同时也是对他人存在的保护。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来讲，每一个人在为了强化存在感而进行自我叙述的同时，也在对他人的存在方式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干预，“若没有人受到任何强迫，这个世界将会停滞不前”②Javier Marías.A Heart So White,translated by Margaret Jull Costa.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2000.p.61.，“他人即地狱”在主体消失的前提之下又一次成为普遍问题。个人的叙述对于他人存在的破坏以及他人叙述对于自身存在的扭曲和同化，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出语言过剩和叙述泛滥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叙述陷阱，选择沉默、守住自身的秘密，同时停止对于他人的强迫，才是从根源上避免语言异化的根本途径，维护个人主体性。但同时，这种沉默不等同于单纯的沉默不语，它是相对于哲学意义的“叙述”而言的。如果说叙述是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和他者性的言说和存在方式，那么沉默则是基于人本身的一种内在化的言说与存在方式，对于自身来说，主体始终在场，而对于他者来说，主体则始终保持沉默。因此，沉默同样也是一种言说、一种叙述，更是一种话语形式，进而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沉默的生存方式试图取消主体兼性的存在，树立起人的绝对的内在化主体。

小说《如此苍白的心》中，胡安的父亲兰斯是最为典型的沉默者形象。兰斯的身上存在许多秘密，利用工作之便窃取名画，暗地以临摹之作冒充真迹，前两任妻子的离奇死亡等，可以说兰斯一生的经历与成就都与秘密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兰斯在小说中所说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惊喜，也充满了秘密。”③Javier Marías.A Heart So White,translated by Margaret Jull Costa.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2000.p.84.兰斯自始至终保持沉默，甚至在胡安结婚时，兰斯将他私下叫到教堂，叮嘱他：“我只告诉你一件事，若是以后你有秘密，或是你已经有了秘密，千万不要说出来。”④Javier Marías.A Heart So White,translated by Margaret Jull Costa.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2000.p.89.诚然，兰斯的这些秘密中的一部分因为非正义和非道德的原因而不足为外人道，但他选择保持沉默的目的并非为了掩盖罪行，而是避免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生存方式，也断绝了他人对自己的“叙述”。秘密成为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最后一块不被他性所侵染的净土，一旦秘密被揭开，也就是被叙述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他人生存状态的一种侵害，那些作为听众的他者，不论自愿与否，其生活都将受到这个新秘密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马里亚斯认为是绝对的。因为耳朵不像眼睛，不想看的时候我们可以闭上眼睛，但在不想听到别人叙述的时候不能关上耳朵。无论如何，我们没有选择不听的权利。“你只想让耳朵和舌头休息，却事与愿违，即便独自一人，最终还是得听、得说。”①Javier Marías.A Heart So White,translated by Margaret Jull Costa.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2000.p.145.因此秘密一旦被叙述出来，其影响和改变是必然产生的，对秘密的所有者和接收者都是一次主体性的危机。兰斯将他设计杀害第一任妻子的秘密告诉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而这个秘密被叙述出来的结果就是第二任妻子在新婚蜜月之后的自杀死亡。自此，兰斯对于一切秘密讳莫如深。他意识到只有沉默才能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状态，而这种稳定的生存状态正是在后现代文化下充满了无根感和漂浮感的人最为渴望的。因此，他在儿子胡安缔结一种新的关系（即婚姻）之时，特意叮嘱胡安一定要保守秘密。实际上，秘密一词的诞生，本身就建立在一个代表真相的语境之上。秘密往往与表象相对，而表象则往往是具有欺骗性甚至是错误的。既然秘密的实质是真相，那么就让它一直保持秘密的状态，用沉默来确保秘密的性质，而不是用叙述将保存真相的秘密变成谬误的表象，“不去谈论就如同抹去、略微遗忘和抗拒，不讲述故事，可能是一个人可以施与世界的一个小小的恩惠”②Javier Marías.A Heart So White,translated by Margaret Jull Costa.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2000.p.136.。秘密这一意向在小说中成为核心的哲学概念，它包含了对真相的揭露与保守，因此格罗曼指出《如此苍白的心》的主题正是强调“秘密本身、其本质和影响”③Alexis F.Grohmann. Coming into one’s own: The Novelistic Development of Javier Marías. Amsterdam &New York:Rodopi,2002.p.211.重要性的一部小说，卡博尼尔则认为“秘密在《如此苍白的心》这部小说中链接了现实层面上的缺乏与真相和明确性的缺失”④Marta Pérez-Carbonell.Language and Uncertainty in Four Novels by Javier Marías.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London,2014.p.237.。在马里亚斯看来，真相与真理一直存在，关键在于对于我们如何对待真相，叙述或沉默，“to be or not to be”，是人类生存永恒的选择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马里亚斯对于莎士比亚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后现代文化环境之下，以叙述与沉默的选择进行了解答。显然，他选择了不去叙述，而这种不作为并非是对人的异化与真理退场的漠不关心，而是以沉默的方式，用人对于本身的关注和持守来对抗叙述对于人的外在性异化。因此，沉默正是一种完全的自我引导。同时，正如前文提到的，叙述的实质是运用语言的异化。也就是说，是用语言为他者和事物强行规定一个合乎心理预期的逻辑，福柯认为“根据拥有权力的特殊效力的真理话语，我们被判决，被罚，被归类，被迫完成某些任务，把自己献给某种生活方式或某种死亡方式”⑤［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显然，被叙述出来的所谓真理话语就是一种被规定和命名的逻辑，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剥夺。当然，这种逻辑中最典型的便是道德，道德无疑是符合全社会心理预期的一种规则，更是一种惩罚方式，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也是“规训”个体的人的一种手段。不难发现，兰斯的秘密都与违背道德有关，而兰斯的沉默似乎是为了逃脱道德的谴责甚至法律的制裁，但是马里亚斯通过兰斯的沉默并不是要挑战道德底线，而是强调一种内在道德的概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具有主体性的人在内在道德的形成过程中，实际上是拒绝了外部叙述对于自身的干预和改造，由被动规训转为主动克制。而对于广泛意义上的人来讲，如果每一个个体本身都建立起一个不受他者叙述干扰和左右的内在道德，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不存在人人逼迫他人的互害关系，由此每一个人的生存境况得以改善。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认为，人和社会的发展史“是个体如何把自己塑造成道德主体的历史”⑥［法］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其中主体是带有他者性的概念，而建立在内在道德基础上的主体才可称为完全意义上的主体。而这个完全意义上的主体，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只能由沉默来维护。胡安·加布里埃尔认为“叙述者透过窗户看世界，因为实际上那是我们所有人观看世界的主要方式，不管是实际意义上还是形而上地观看。我们从来就不完全了解其他人，哪怕是我们很亲近的人。我们的人生就是不停地观察和解释”①路燕萍：《唯一可能的真实恰恰是没有被诉说的——论如此苍白的心的主题思想》，《欧美文学论丛》，2011年，第67页。。作为个体的人同时也是有限的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是无法穷尽的，因此秘密而非认识才是人存在的常态，从人内部的角度来讲，也就是沉默才是人对待外部世界的常态。“面对生活中大片的黑暗区域……一个人无法对其他人和事做出任何确定，也不可能知道其他人的完整的故事。任何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如果他是真实可信的，则是带有疑虑和猜测的片段式叙述者。”②Furundarena Arantza.Entrevista a Javier Marías.El Semanal.2 de enero de 2000.换言之，只要由叙述主体发出的叙述内容，就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可信，甚至叙述本身就是谎言。我们要做的是保持生活中这些黑暗区域的本来面貌，静待时间来点亮黑暗，而不是依靠人为叙述强加给秘密以特定的意义。

对于秘密的认识决定了只有时间才是解开秘密的钥匙，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则沉默不仅仅代表不发声，同时也包含了对于真实显现的拖延，甚至对于不可知论的默认。《明日战场勿忘我》这部小说让这种拖延贯穿了整部作品。小说主人公维克多与情人马尔妲趁女方丈夫到伦敦出差的时候在马尔妲家中私会，但晚饭过后马尔妲意外发病，死在维克多怀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维克多几乎出于本能式地选择了沉默，他没有做任何事，仅仅是将情妇留在原地，无声无息地走了。事后尽管他一直关注着是否有人发现马尔妲的死，却从未想过要对任何人讲述他所经历的一切。他不知道情妇为什么死亡，并且也不想知道，而显然她的家人也异常平静地接受了她死亡的消息。这一切的不寻常反应都拖延着真相揭晓的时间，而这种拖延实际上也是一种沉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沉默对于真相揭开的拖延，而拖延恰好是维护真相不被叙述的最直接方式，因此在拖延中事物的原初本质得以更长久地持存，而冗长的拖延过程就是人在实践沉默，是一种将所谓的叙述与沉默合二为一的策略。在马里亚斯的小说中，从小说人物到作家本身，都对这种拖延情有独钟，从小说的整体上来看，其形式与哲学内涵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三

马里亚斯凭借其代表作《如此苍白的心》获得了1997年都柏林文学奖，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故事本身不算什么。无论在文学中还是生活中，有的只是事件，其命运是以某种形式讲述。在我的一部小说中有一个人物说，故事的好坏取决于它的叙述者。我想，要讲好故事，必须讲求叙述方式。”③西文：《马里亚斯获Impac文学奖》，《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2期。叙述方式决定了事件向我们呈现的方式，也决定了事件对于我们的意义与影响。这是马里亚斯希望通过作品向读者展示的语言观，而他同时也通过对作品在形式上的探索，在读者与作品中进行着一次次的创作实验，用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和陌生化的结构技巧对自己的语言观进行形式上的实践。因此，我们在读马里亚斯小说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情节，而是冗长的“自白”，我们也无法得知情节的因果逻辑，因为凡是确立起来的逻辑最终总会被作者否定掉，留给读者的只剩下表意模糊的开放式结局。与其说马里亚斯的小说是在叙述人和事的荒谬与矛盾，不如说马里亚斯的小说是一个个沉默着的文本，小说通向的不是某种确定的意义和真相，反而是一种对他者存在的静默和对个体外部生存环境的疑问。小说的主人公与作者并非在进行一种充满自信的叙述和判断，而是在不断地进行思考与自省。这种表面上进行叙述而内核却是沉默的语言风格是马里亚斯小说的语言特色，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这一小节集中分析马里亚斯独特的小说形式对于其语言观的体现和小说语言的哲学意味。

马里亚斯的研究者普遍认为，马里亚斯的小说语言天然地就带有一种不确定性，这与他小说表现的主题无关，而是单就小说的语言特色来说，大量地使用长而绕的从句，不断地呼应与重复形成的“回音体系”，在叙述与否定叙述间来回徘徊的“矛盾修饰法”等，都使小说的完整叙述朝向未知与开放的方向发展，语言与其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马里亚斯小说最显著的特点。以《如此苍白的心》为例，从宏观看，小说整体呈现一种“环形结构”，首章讲述自杀事件的细节，自第二章起的中间部分转而写叙述者胡安的婚后生活，结尾则又绕回到自杀事件本身，揭开了这起离奇自杀的原因。同时，在整体上的环形结构之中，在文本中还同时穿插了一种被称为“回音体系”①路燕萍：《唯一可能的真实恰恰是没有被述说的——论如此苍白的心的主题思想》，《欧美文学论丛》，2011年，第69页。的微观结构，即在叙述的过程中不断出现之前叙述的内容，或者重复之前的叙述，从而使看似零散的情节内容形成了一种勾连关系，情节之间相互解释，同时又被解释，整部小说从语言叙述的技巧上，在最大程度上拓展了文字的张力。在看似顺序的叙述之中，作者虽然按照时间的先后排列了情节，但是不难发现，这些情节的时间跨度都很大，整部小说是用一个个时间点串联起来，而非采用一种前后衔接密集的线性叙事。这样就使整部小说的结构更像是一个由铁环组成的套索，各部分之间是松动地勾连在一起的，但整体上又呈现出一个环状的结构。与小说整体在时间上的断裂性叙事相呼应，在小说语言的微观层面上，同样呈现出意义中断、破碎的句法特征，大量出现插入语和从句，延长了意义理解的时间，同时为所表达的语意提供了极大范围的可能性。

小说的语言特点不仅仅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而是本身就是小说深度模式构建的一个有机部分。马里亚斯有意使用复杂的句式，嵌套的句型，频繁地插入破坏了句子原有的在表达意义上的完整性，模糊了原本可以明确表达和被理解的意义，因此小说整体地形成了一种含混，“你以为是的，可能不是，你以为不是的，却可能是，时空中充满了不定的因素和神秘的气息”②余泽民：《窥望人生的海市蜃楼：西班牙当代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及其作品》，《小说界》2010年第6期，第188页。。作家插入的内容包括回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甚至看似毫不相关的意识流动。在这些插入成分中，有一类值得特别关注，这也是马里亚斯独具个人风格的语言技巧，这种风格被称为“延长的矛盾修饰法”（un pro⁃longado y continuo oxímoron）③Rafael Conte.Corazón tan blanco in ABC literario.ABC Culture.núm 16.21/2/1992.。在小说中，作者在不断地否定之前的叙述，这种否定一部分是立即的，另一部分则体现在前后时间叙述的相互照应之上。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就造成了整部小说都在一种似是而非的价值判断中展开，即使到了小说的结尾，作者仍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结果。这样，真相就被延长了的矛盾修辞隐藏起来，整个文本就成为了一个复义的文本，从表面的字句表达到深层的本质探究都漂浮起来，形成了一个彻底的开放的文本，“相比其解决的问题和做出的回答来讲，反而提出了更多的问题”④Patricia Merivale and Susan Elizabeth Sweeney.Detecting Texts: The Metaphysical Detective Story from Poe to Postmod⁃ernism.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Vol.37.2003.pp.162-163.。马里亚斯的小说语言在语句上都呈现出句子长，且句中多独立的短语或词组，含大量的插入成分，多附加说明等特点，甚至断句方式古怪，以达到“跨行连续”的表达效果。马里亚斯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小说语言更加富有活力，与此同时，“语言指向的仅仅是更多的语言，而不再是现实或真理”⑤Karen-Margrethe Simonsen. Corazón tan blanco-A post-postmodern novel by Javier Marías.Revista hispánica Moder⁃na,Año 52,No.1,1999.pp.193-212.，将小说引向了一个反叙述的语境。马里亚斯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认为小说应该像一口间歇喷泉，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这样才能使小说更具活力和感染力。显然，他认为，这种复杂而陌生化的叙事结构以及前后相互阐释和相互矛盾的句法特征正是小说活力的来源，而最终，小说的活力与感染力并不是对小说本身叙述模式和技巧的褒奖，而是对于小说中的反叙述倾向的体现，叙述与反叙述形成了文本本身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张力。马里亚斯通过这种创作与意图的悖谬性表达着他对于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

毫无疑问，马里亚斯的小说是偏向于精英化的文学作品，通过这样一种陌生化和形而上学的写作风格，马里亚斯充分地证明了自己的写作虽然时常披着通俗小说的外衣，看似描写大量的凶杀、暴力、通奸甚至带有某些政治讽刺，实际上却从内涵到形式无一不渗透着对于本体论的思考和对语言论的反叛。而真正让马里亚斯作品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典的，正是他在作品中对于人的生存境遇和如何面对如此困境的独特思考。他的小说“探索本质、目的以及讲故事的许多要素：故事是如何再现和塑造人的生活的以及通过阅读和翻译故事，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并赋予它存在的意义”①David K.Herzberger.A Companion of Javier Marías.Woodbridge:Tamesis,2011.p142.。语言不能描摹本质，叙述也不能赋予人意义，这正是马里亚斯通过写作技巧传达给读者的深层含义。作品就像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表意符号，但是在这些符号的排列组合中，我们却无法理解世界，反而在符号爆炸的时代迷失了自我。读者就如同小说中手足无措的叙述者一样，或一遍又一遍地否定既有的逻辑，或对长期以来被当作常识的真相提出质疑，而最终指向的都是对语言这一作为生存方式和本质的否定。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路上，而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却需要开始踏上逃离语言的反向之路。这也是马里亚斯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人文学者对于愈发浮躁的文化现状进行的深刻反思，用沉默对抗聒噪的文化环境，从而每一个个体都能到心灵拯救。

20世纪可以说是语言论哲学的世纪，当人们从19世纪的认识论逐渐过渡到本体论的探讨上来之时，语言就成为人在除去了本质之后的本质。但是，语言作为新的本质，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中向我们展示了其并不同于可以提供某种生存稳定性的传统意义上的本质，而是将人置于更加破碎和偶然的境遇中，导致了当代人无法沟通的尴尬境地。正如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描写的那样，生存着的每一个人都是马丁夫妇，也都是史密斯夫妇，熟悉的人却不认识，自说自话，毫无逻辑。而依靠语言维系的各种关系，也在交流的失败中面临破坏，“人最终得知，在他仅仅靠了偶然性才得以出现的宇宙的冷漠无限中，他茕茕孑立”②［比］伊利亚·普里戈金、［法］斯唐热：《从混乱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88页。。语言创造出了秘密，或者说语言本身已经成为秘密，在秘密的包裹之下，人的存在就充满了不可知的恐惧、认同危机和意义的缺失。人的冷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恶、信任的崩塌、道德的缺失等，实际上都是在语言的异化与欺骗之下人的生存境况的具体表现，语言似乎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马里亚斯对于语言的关注是多角度的，无论是从哲学层面还是从私人化的生活本身，他的作品在主题上和形式上都体现着他对于语言的独特思考。他将人的存在方式的各个方面都纳入到“叙述”这一概念的框架之下。语言为无根的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存在感，基于这一事实，20世纪整个人类可以说就依附于语言而存在，“说”成为了人向外在世界展示自我的途径，一切行为抽象到哲学的层面，都成为了一种叙述，因此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叙述的动作，“人的要素在其本质上乃是语言的”③［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4页。。而当人在从叙述主体的角色逐渐退位至叙述本身的过程中，在不断地叙述与被叙述中，人性一步步地走向失落，个体的人从目的沦为手段，而语言从最开始的表达思想、陈述事实渐渐成为创造秘密、掩盖本质的工具。因此，整个20世纪对话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语言的作用之下，对话永远不能达成一致，无法构成交流的对话使叙述无限制地继续下去，而人都成为了“没有个性的人”。在人自身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充斥着叙述，同时在文化的大环境下又存在着所谓的“话语”，人的整个生存境遇被语言所裹挟从而失真，此在消失。马里亚斯笔下大量带着荒谬性的主人公就是被叙述所累，没有个性的人的代表。语言或者说叙述对于人的异化问题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探讨人类生存境况的核心问题，面对这一新的人类的“世纪病”，“问题根部不在于提出一新的语言观，关键在于学会在语言之说中栖居”①［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27页。。那么如何在充满秘密和谎言的语言中栖居，守住存在的诗性，也就是马里亚斯创作的一个核心的主题，他主张用“反叙述”减小或避免语言的异化，人应该所谓“无所作为”地活着。

反叙述的倾向并非马里亚斯所独有，在碎片化加剧、表达欲膨胀的现实之下，许多学者都对人越来越强的表达欲感到了担忧。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女学者苏珊·桑塔格提出了“反对阐释”的观点。桑塔格认为，“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是反动的和僵化的”②［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8页。，是对艺术和世界的一种毒害和报复。我们提到对某一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容的理解是，常常使用“挖掘”一词，的确，阐释就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③［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第7页。。阐释将真实的世界用认为创造的另一种价值符号掩盖起来，建立了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于是，把世界转换成了“这个世界”。人与其说是生存在客观世界中，不如说是生存在意义的阴影之下，从而不断贫瘠，不断枯竭。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观点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此时文化激进主义正如火如荼。可以说，桑塔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着激进的思想倾向，而在反对阐释这一问题上，桑塔格却并非反对阐释本身，而是反对使世界单一化的阐释，也就是反对唯一的阐释。她更倾向于对于世界多元化的理解，以期充实世界之存在和人之思想。但是，世界的多元化能否一定能带来人精神的充实与满足，却仍然值得探究。显然，马里亚斯对于多元化的叙述表示了质疑，在他看来，不仅仅是单一秩序化的阐释需要被反对，乃至叙述本身都应该被消除。多元化的叙述反而加剧了人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任何阐释都是恐怖的和暴力的，就和发生在身边的身体暴力一样，对人的存在进行着常态化的侵犯。

马里亚斯的反叙述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作品内涵上，对于叙述和语言的异化作用的揭示和对叙述本身的消极态度；而另一方面，则是他身体力行地在小说的创作手法上对于传统意义的叙述进行形式上的解构，从而否定了叙述的功用。在马里亚斯看来，存在的发展和宇宙万物的存在方式都是由偶然性支配的，因此对于个人来讲，叙述与不叙述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改变外在世界的存在方式，同时在宏观的时间轴上，也同样不能改变外在世界对于自身的影响。正如在记忆中被等待召回的一个个事件一样，叙述并不能阻止其被淡忘的脚步，不叙述也不会使它永远消失，最终只会在某一个偶然的契机下将往事带回到人的生活中，然后再次尘封到记忆中等待下次偶然性的召唤。而每一次被叙述，就意味着距离所谓的真相更远离了一步，在被等待召回的过程之中，让记忆远离真实的，并非是时间的侵蚀，而是叙述的异化。而保存真实的方法，恰恰是不去叙述，保持沉默。“静默赐予物而使物满足于在世界中栖留。”④［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第22页。沉默在马里亚斯看来或许是海德格尔一直在寻觅的“诗性语言”，反叙述则是人“诗意地栖居”在世界上的方式。正如叙述是一个有概括性的抽象概念一样，反叙述同样也是抽象的，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沉默，也是在存在上的“无所作为”。“无所作为”就是不去用人所谓的“理性”去干预和试图阐释、改变存在的现有状态，反叙述同时也是反理性的一个实践，反对人用理性来制定世界的秩序和规则，以保持存在的本初状态。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性的代名词，一种观点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实际上是对古希腊语“人是会说话的动物”的错误翻译，这样的错误导致了理性的扩张。当20世纪召回语言的本质属性时，哲学家们逐渐发现，语言论的转向既是对理性的一次批判，同时又是对理性的一次重建，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才产生了人的如此尴尬和悲剧性的生存状态。在看似势不可挡的解构中，解构本身又成为的新的权威，这就使所谓的解构无限地持续下去，成为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因此，只有当保持沉默，不去用语言影响外部世界，也就不会受到来自他者叙述对自身的异化，从而使存在之真的保存成为可能。这样的反叙述倾向看似是对当下语言哲学境况的一种消极反应，但实际上恰恰是一种拯救此在，捍卫意义的积极的“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