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事求真：在还原历史与认知现实之间
——由傅光明的现代文学研究说起

邵宁宁

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傅光明要算是一位颇有个性的学者。他的学术活动，涉及许多不同的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与流行的学院派作风有所差异。可以说，在他身上集成了现代学人的多种身份——作家、学者、编辑、翻译家、文学活动策划者等等。而就下面所要谈到的一切而言，我更愿意将他看作一个现当代文坛的切近观察者与研究者，当代中国文学“口述史”研究的重要实践者，一系列作家生平疑案的提出者和破解人，所有这一切，总终似乎都可以归结于一种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情感复杂性的独具特色的探究。即此而言，讨论傅光明的文学研究，既可加深对他学术个性的认识，也可为反思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角、方法，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分析样本。

一、文学研究的独到目光与开阔视野

傅光明现代文学研究的独到之处之一，首先就在他的研究视野及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版图中，有一类独具特色的人物，像李辉、林贤治、丁东、韩石山、谢泳、陈徒手、邢小群、杨键、傅国涌，甚至早期的孙郁，他们本来都是编辑、记者、作家，职业上的便利使其获得了寻常学院学者不易获得的视野和材料，出众的写作能力，又使他们的研究能够在揭出事实的同时，获得一种特别打动人心的力量。一个人研究些什么样的问题，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式，固然与他的个人性情、趣味有关，但也常常决定于他的经历、际遇。当这一切凝结成一种学术个性，则无论对他，还是他所从事的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傅光明来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应该是对其一生都有决定意义的事，而更重要的则是其与作家萧乾的相遇。

萧乾是带他走上文学之途的引路人。他受惠于萧乾的，或许不仅有其开放的思想视野和广泛的文坛人脉，而且有其略带记者风格的研究方法。正是因为萧乾，他一开始就接触到了许多人不易接触到的现代作家，并且切近地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正是因为萧乾，他也较早地接触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并对之有了较为深切的了解；也是因为萧乾，他的写作不时带上某种“行走”的特色，并且让与其职业有关的“采访”变得更有人文情味。或许也是因为萧乾，他成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同时，也成为一名翻译家，并且较早闯入诸如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这类在当时还较少有人涉足的领域，通过与人合译美国学者路易斯·罗宾逊的专著《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对正在展开的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推力。舒乙早在20多年前即说过，他的成长之路是一条有特殊意义的路：“老老实实跟随一位大作家，做他的入室弟子，就近学他的人品文品，必然有奇效。”①舒乙：《序》，傅光明：《人生采访者：萧乾》，第2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这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也非每个碰上了的人都能抓住，其中同样有着令人深思的东西。

傅光明文学研究及文化活动涉猎之广，其成果之多，常让人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还在许多年前，他曾将自己的工作概括为：“写散文、评论、传记、翻译和编书”。这当然是没错的，实际却不止于此。前面已说到，作为一名作家，他的文学研究，颇有文人气味。除了学院式论文，他还写作、发表过大量随笔、书评，产生出远超乎学院学术论文的影响。作为文学博物馆馆员和学术刊物编辑，多年来，除了较长时间实际主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辑工作，他还先后编辑出版过为数众多的现代文学选集、文集，如《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13卷）《现代名家经典丛书》（1-6辑）《书海浮槎文丛》（执行主编）《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海外名家经典丛书》《学者小品经典丛书》（执行主编）等，数量之众，影响之广，令人惊羡。他还长期策划主持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学讲演和文学活动，如后来结集为三十余册的“在文学馆听讲座”系列，便是他在文学馆主持同名讲座整十年的讲稿或记录稿的基础上编辑而成，其内容，不但涉及众多中国古典、现代文学名著，且进一步延伸到包括历史、文化、艺术的更为广泛的领域。由于主讲者多为他精心挑选的不同领域代表性的学者，讲座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广泛欢迎，甚而启迪、影响了后来央视“百家讲坛”节目的策划制作，讲稿结集成书后，社会反响更为热烈。

1990年8月由台湾智燕出版社出版的《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是他第一本书，也是继李辉1987年出版的《浪迹天涯：萧乾传》之后颇得传主认可的又一萧乾研究力作。萧乾是他文学生活的引路人，同时也是他最先着力的研究对象。就像深知他为人与为文的郑实所说，写这本书时的他，“深受萧乾身上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但也冷静地洞悉他身上中国文人式的典型弱点。正是这种客观的态度，使他笔下的萧乾达到了一个复杂的、丰富的人的高度”，避免使它像当时流行的许多传记一样“索然寡味”②郑实：《他的文和人（代序）》，傅光明：《书生本色》，第5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这之后，他还写过关于萧乾好几本书，同时还编辑、编选了包括《萧乾全集》（10卷）在内的许多相关文本，并将萧乾1942年和1944年的英文著作《苦难时代的蚀刻》《龙须与蓝图》译成中文出版。

因为亲近萧乾，又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一个单位，使他的文学研究涉及面既广，又多有许多寻常人难以掌握的切近体验与了解。现当代中国的作家中，让他着迷并花费了不少笔墨的，还有不少。像对凌叔华，他不但完整翻译了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还断续编写过不少像《凌叔华：古韵精魂》这类论著，为这位现代文学早期著名女作家重回读者视野做出不小贡献。对林海音这位出生于北京、又在台湾文学发展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作家，他编辑撰写了包括《林海音文集》（5卷）和《林海音：城南依稀梦寻》在内的不少书籍文章，为大陆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位作家提供了更多途径。对冰心，对徐志摩，对朱自清，以及更多的人，他也都做过不少这样的工作。这一切，虽然并不全都具有突破性的学术意义，但从形塑中国当代文化生活来看，也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二、“口述史”研究与文坛谜案破解

在当代中国，傅光明是最早采用“口述史”方式研究老舍的人之一。他的口述史研究，涉及内容相当广泛，既有对萧乾、老舍这样的历史人物生平问题的探寻，也有对当代文坛的一些领潮人物的切近采访。譬如2005年出版的《生命与创作 ： 中国作家访谈录》一书，收入了他对周涛、余秋雨、余光中、龙应台、张抗抗、叶广芩、李银河、陈丹燕、刘心武、铁凝等不同类型的十位作家的采访，以一种颇具现场感的方式记录了包含在这些“过去的声音”里的“只属于个人的多元、复杂、深邃的精神世界”，在呈现这些作家的“真性情”的同时，为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留下一份有意思的思想史资料①傅光明：《生命与创作：中国作家访谈录》，第3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他从事老舍研究，用力最多的地方之一是有关老舍之死的考察。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老舍之死，具有多种复杂的意涵。这不仅是一个疑义丛生的事件，且辐聚着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社会、伦理、人性问题。在傅光明看来，仅就“八二三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来说，老舍之死就是一场历史的“罗生门”。几十位叙述人在讲述具体细节时，存在着不可思议的言人人殊。“随着时过境迁，历史的当事人可能调整了心态。可能因为当初自己所处那个历史事件当中的角色和立场的不同，到今天重新建构记忆的时候，便很自然地将它重新编排了。”从1993年开始追踪采访，他十余年间调查访问了20多位当事人，先后出版了多本采访实录和研究著作，从不同角度，不断深入老舍研究的这一复杂领域，努力还原老舍自杀前后涉及的一些人和事，为老舍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可信的证据；并力图从一个个案，“看到历史的丰富性、多面性、复杂性和过程性”。就如有学者在有关“口述史”的对话中所指出，他与郑实进行的这项研究，“把握住了‘老舍之死’作为一个历史意象的象征意义”，挖掘出了老舍之死在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复杂历史内涵。在方法上，也“更接近西方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作品，即除了口述的内容之外，还有大量相关的历史档案、原始文件和必要的能说明当时历史情景的其他材料”，从而“构成了完整的历史记忆”，“其方法和视角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都有启发意义”②丁东等著：《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第26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老舍之死是由复杂的因素造成的，既有大的历史背景，又有个人生活和性格中的许多长期存在的因素。如何说清这一切，一直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历史与现实、事实与意义的复杂缠绕。笼统地将这一事件看成一种时代错误，固然不免失之简单、肤浅；过于强调这一事件中的种种细节和偶然，同样有可能造成历史责任的错置或虚悬。主张宽恕与和解固然是老舍在《龙须沟》中就已表达过的主张，然过分宽恕一些不该宽恕的人和事，也有在将人的注意力从历史反思和批判引开的同时，使有关的研究丧失其通过吸取教训，防止历史重蹈覆辙的意义。

对于“口述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常常有人或隐或显地表示怀疑。然而就如有学者在讨论这一现象时所说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成百上千，为什么读者偏偏青睐这类的文章？“以前人们研究作家，主要是研究其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公开发表的作品人人可以看到，人人可以议论，谁又比谁高明多少？不少学者呕心沥血写出作家专论，也引不起几个读者的共鸣。”不管这样的看法有多少需要校正，其所指出的现象都值得深思。而在这次讨论里，与另一位以写作口述史著称的学者陈徒手一起被讨论的，正是郑实、傅光明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①丁东等著：《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第261-263页。。

类似的还有他对老舍是否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问题的考察。在他看来，这同样是研究口述史“再好不过的范例”②傅光明：《口述史：老舍差点获诺奖》，《文坛如江湖》，第24页，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6。。因为有关这一问题的说法，同样充斥着不少查无实据的传闻和误解，反映着当代中国复杂的文坛生态和世故人心。通过对这一传闻产生经过的追溯，在抽丝剥茧地还原事态的同时，他还力图揭出传闻产生的根源及其文化意义。这无疑是一种严格尊重历史的做法，然而在一些时候，在对老舍抱有无限热爱的人看来，却不免多少有点“煞风景”的意味。这就决定了，从事这项工作的困难，不仅需要耐心和细致，还需要直面真实的勇气。

所谓“口述史”研究，在国内、国外虽然都有较长的形成历史，但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主要还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事。傅光明是最早着力于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在做着这样的采访时，他也在不断吸收、借鉴、反思着这一领域理论、实践所取得的成果，并将之应用到更多问题的研究中去③傅光明：《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长江学术》2008年第1期。。对于口述史的信实度及其应用相关问题，他写过不少探讨的文章，如《“口述史”未必是信史》《“口述历史”就是信史吗？》《口述史的意义》《口述史的发生》《口述史：历史、价值与方法》，其中既有短小评论，也有系统论述。许多文章，仅从标题就可看出，他绝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搬用者。

三、以诚挚的态度探触作家情感世界的隐秘

的主要是他以《骆驼祥子》《月牙儿》为代表的那些为下层人民发声的写作；在另一些时候，注意更多的则是他以《二马》《离婚》为代表的那些有着明显的国民性批判主题的作品；还有一些时候，注意更多的，可能又是像《猫城记》那样的寓言、《茶馆》那样的历史悲喜剧。但无论如何，在更多时候，他都是被作为某个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受到重视。要么是北京市民社会表现者、批判者，要么是京旗文化的隐性代表，要么是“人民艺术家”，要么是幽默大师、反乌托邦书写的先驱。而很少真正触及其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精神个体的复杂情感世界。即便偶然涉及老舍小说的抒情特点及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也只停留在比较表层的梳理，或简单的赞美，而很少触及其中比较复杂的感伤、哀痛等等内容。这样的视角，难免删减了老舍文学意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关老舍与赵清阁关系的探究，一向是老舍研究中不大容易着手的领域。尽管对于这两位著名作家之间的感情纠葛，很早就存在一些传闻，但因缺少切实的佐证及碍于情面的回避，已有的认识多陷于捕风捉影，或根据不足的推断、猜想。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造成对当事人及相关者的形象与情感伤害。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光有资料、证据寻找上的困难，还存在着不少研究观念上的障碍。特别是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之下，这个研究领域长期成为让人望而却步的地方之一。

傅光明的研究，自 自然然地接触到了这样的领域。201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由他与美国作家韩秀的通信写成。本名Teresa Buczacki的韩秀，是一名美国作家。1946年生于美国，1948年来到中国，因其母亲与赵清阁有亲戚关系，一段时期内，其生活与老舍、赵清阁有着某些奇异的交汇。2009年11月，刚出版了《老舍之死口述实

傅光明老舍研究的另一着力点，是他对现代作家情感世界的研究。在现代作家中，老舍无疑是被讨论得最多的人之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些讨论的内容也常被某些流行话语所限定。譬如在一段时期，我们看待老舍，注意较多录》的傅光明经朋友介绍，开始与其通信。这些信件内容并不复杂，但却透露了老舍晚年罕为人知的心境，而且也揭开了老舍、赵清阁情感纠结的隐秘一角。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却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提供了一份相当珍贵的史料。该书出版后，针对可能产生的误读，我曾撰写过一篇以《追忆：直面人性的复杂与哀痛》为题的读后记，特别强调：由于事情本身的敏感性和其中所描绘的老舍形象超出了平常人们的了解，难免引起人们对它产生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完全可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之做出不同的判断，而中间也可能存在事实/想象、政治/文化、情感/伦理、世俗/唯美等完全不同的视角，但无论如何，其中涉及的却决非通常意义上的“绯闻”。①邵宁宁：《赵清阁与老舍的情感“秘史”》（原题《追忆：直面人性的复杂与哀痛》），《南方日报》2012年3月25日。

对于文学研究中，以一种“索隐”的方式与态度去探究作家生活与创作中的某些隐秘，我曾颇表怀疑②参见邵宁宁：《鲁迅诗作的屈骚情致与现实寄寓——兼论现代文学研究的索隐、考据及审美诠释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1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该触及和探究某些重要问题。“索隐”的不可取，一在方法上的妄加揣测、捕风捉影；二在趣味上的低俗，思想上的平庸。倘若能立足理解之同情，以实证的方法，采诚挚的态度，掘发出无论对具体的人、事，还是更普遍的历史、人性现象的深度理解可能，则同样是十分有意义的事。不过，这又的确是一件需要很好地把握分寸的事。因为不论研究者有着如何严肃的态度，有关文人情感生活一些方面的论说，一旦被纳入一种世俗化、市场化的语境，就难免面临某种被娱乐化、消遣化的危险。细看傅、韩二人的通信，不难发现，尽管是私人通信，但谈及有关老舍晚年生活情感的一切，双方自始至终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决不让它和某些庸俗的想象产生牵连。傅光明写信给韩秀谈及此事，以“美好与凄婉”为主题；韩秀则表示，希望有一日，这篇文章被编集成书时，可以“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舒庆春”的书名出版，因为“那更纯净、更亲切、更有情义。”③参见2010年1月16日傅光明致韩秀，3月22日韩秀致傅光明信。傅光明：《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第30、3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不难看出，无论是追忆还是解说，突出的都是主人公那一种为物欲时代的人们所不易理解的纯洁、克制和自持。同时也不忘指出，这毕竟只是“站在清阁姨一边”的讲述④傅光明：《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第7页。。然而，临到该书出版时的被命名，以及它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却都并不再这么简单。就连我所写的那篇小文章，临到发表，也还是被人改题为《赵清阁与老舍的情感“秘史”》这样一个充满媚俗意味的名字。在这里，同样有一双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在那里撩拨，使其产生出一些完全出乎本意的意义。而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在面对类似问题时，所可能面临的共同境遇。熟知现代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同样的问题，也一再出现在诸如围绕徐志摩、林徽音、凌叔华、郁达夫、郭沫若、沈从文、萧红、丁玲、茅盾，甚而鲁迅的有关研究之中。

除了采用口述史的方法，与相关当事人通信是傅光明进入现代文学隐秘世界的另一有力途径。正是经由通信建立起来的亲密友好关系，傅光明得以揭开现代文学研究中另一些谜题。除了上面提到的，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还有他与作家凌叔华、陈西滢女儿陈小滢的长期通信，以及因之缘起促成的《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1945—1946）》的出版。不但为探触陈西滢、凌叔华情感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提供了难得的线索，同时为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两位长期遭受冷落的作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资料。一些时候，甚至也为理解一些当代文学现象，如围绕虹影小说《K》的争议，提供了难得的深入途径⑤参见傅光明：《 〈K〉案与司法公正》，《山西文学》2002年第5期；《 〈K〉案的来龙去脉》，《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12日；《虹影是在说谎吗？》，《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26日；《虹影的谎言》，《中国书报刊博览》2002年6月29日。。傅光明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也是很可肯定的。在我看来，即便单就文体而言，《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也堪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典范。

四、立足具体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命运

总体看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版图中，傅光明并不属于那种仅仅从文献中发掘事实、寻找意义的那类学者，他的现代文学研究，最有影响的部分，大都涉及对一些现代文学疑案的探触和破解。这固然和他很长一段时间所从事的职业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和他所要研究的问题本身密切相关。知人论事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要求，然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人生活中，又的确存在着一系列的谜案乃至神话。这些谜案和神话，像萧乾与郭沫若的恩怨、萧乾与沈从文的晚年关系、凌叔华的异国情恋等，乍看似乎边边角角，实际却常常包含着异常丰富的历史和人性内容，在一些地方，久陷迷雾的事实一旦被揭开，除了给人一种涣然冰释、豁然开朗的感觉，还可能引出人们对许多相关问题更深入的思考。譬如他与韩秀通信时提到的那个“随时准备逃家的男人”主题①傅光明：《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第24、31页。，在我看来，就对理解现当代文学中的诸多作家生活现象，乃至理解作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许多人情感/行为的逻辑矛盾，具有十分耐人回味的意义。

我在《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读后记中曾说，一方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老舍生活、情感的每一细节，都已不再具有纯然的个人生命意义”；另一方面，“所有的历史记忆，都是特定角度的记忆”，因而希望“当所有直接当事人都已离世，事情的披露不再会对他们造成现实的伤害的今天，与其让事情的碎片随风传播，不如请更多的知情人出来像韩秀一样鼓足勇气、打破沉默，以更负责、更客观、也更尊重前人及人性本身尊严的态度，对这一切提供更全面的证词。”②邵宁宁：《赵清阁与老舍的情感“秘史”》，《南方日报》2012年3月25日。在那之后，的确又有史承钧、陈子善等学者发表过一些有关的回忆和论说，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复杂性，在这一问题上，至今似乎仍存许多不便言说或说而未尽的地方。如陈思和先生所说，“当人们意识到人类的情感世界比道德世界更崇高更重要时，像老舍跟清阁先生之间的事情，也就没什么好遮蔽的了。”③傅光明：《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第24、31页。这无疑是历史的必然，而说到具体问题，却仍然只能等待材料的进一步发现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必须看到的还有，傅光明的研究，最终并不停留在这样一些具体细节的挖掘讨论中，他所有的研究，一个最终的结果都指向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史的思考与探索。《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对这一切的一个总结。他是颇为认同德国学者耶格尔在《德国历史中的回忆文化》有关“历史就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的说法的④傅光明：《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14、14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在这部书中，他不仅从史料中发掘辩证，指明了在“被授予‘人民艺术家’殊荣的老舍，与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作家老舍”两者之间，并不仅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 历史视角下的两者其实存在着内在的“和谐统一”，新中国成立后那个常常被“意识形态化”了老舍，骨子里其实并没有全然失去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色”⑤傅光明：《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封底。，而且还将问题的反思推及到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思想选择的更广泛的领域，通过对一系列有相似境遇的人分析、对照，进一步论述了这一代人的人生困难和他们的意义各不相同的忏悔意识，从而突出了“唯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⑥傅光明：《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14、14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这看似平常，却含义深厚的思想主题。就此而言，他所做的工作，在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单纯地还原历史，不如说还兼具研究当下中国世态人心的意义。

不过，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他从事这一切研究的过程中，所据以切入的主要角度和方法，又的确是具体的。傅光明的研究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譬如萧乾与沈从文、萧乾与郭沫若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围绕着老舍之死、老舍获诺奖提名传闻，以及老舍、赵清阁情感纠葛，凌叔华的婚姻情感等问题，都不仅涉及学术研究中的真伪，且涉及某些泛意识形态认知和市场炒作中的东西。他所采取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具有明显的解构倾向。

如前所述，傅光明有关文坛疑案的不少探触，不时会招来一些来自不同方面的怀疑和误解。《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发表后，首先就有苏仲湘撰文《也谈沈从文与萧乾之失和》，对他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事实提出怀疑①据该刊编辑部编者按，写出质疑文章的，还有田纪伦，因论据与苏文一致，故未刊登，而只将其转交傅光明本人。对这些质疑，傅在致《纵横》编辑部的信中逐一做了说明。见王珞编：《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第330-339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继而，又有王蒙在《万象》杂志发表《献疑札记》，一方面称“上一代的是是非非非我辈敢于置喙者”，另一方面批评有些研究在“时过境迁之后，以新的海内外Kitsch为标准，制造新的典型新的神话”②王蒙：《献疑札记》，祝勇编选：《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中国读书随笔菁华》，第76、77页，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针对这种疑惑，除了再度申明事实依据，傅光明还在《为王蒙先生释疑》一文中，明确提出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陈述历史是否一定要加裹上道德评判？”在他看来，“要是这样，就不必再去研究什么史实了”。面对王蒙的质疑，他坦言“倘若‘置喙’是指道德评判”，那么他完全赞同王氏所说不去谈“上一代的是是非非”的态度，“倘‘置喙’是指澄清事实本身，则不敢苟同”。他承认，“就文学而言，我喜爱沈还要超过萧。但对人的评判不能只建立在想象中的‘崇高’样子”，而其“所述史实，都是根据萧先生的回忆及其提供的白纸黑字的资料写成”，所要表达的也不过“不正常的意识形态把像沈、萧这样的作家文人给扭曲了”这样的有着总结历史教训意味的认识。同时还不忘指出，类似的情况“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哪个又躲得过”，那种树沈从文为“伟大的孤独”的流行观点，“本身就夹带着强烈的道德倾向”③傅光明：《为王蒙先生释疑》，《文坛如江湖》，第173页。。这不正是对王蒙所说那种“以新的海内外Kitsch为标准，制造新的典型新的神话”的破解吗？虽然只是从一个细小的角度入手，却无意间揭开了新时期文学在现代文学上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此来看，王蒙当时的批评实际针对的，究竟是傅光明还是他的质疑者，也是很耐寻味的。

虽然编辑过像《论战中的鲁迅》这类书籍，撰写过若干介绍茅盾、萧军等左翼作家的文章，但更多时候，傅光明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一些多少有点自由主义色彩的文人身上。这固然与他早期所受萧乾影响有关，但也颇流露出了他个人性情、趣味的一些倾向性的东西。近些年的他，越来越将精力投入了莎士比亚的翻译与研究。对于他人到中年之后的这一转变，也常使人发生疑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也能找出许多复合的因素。但其中之一，无疑也和他对当下文坛生态的某些看法有关。早在2006年，他就将他的一本散文集命名为《文坛如江湖》，封面题语曰：“今日文坛，谁的江湖”，隐隐透露出对文坛生态的某种厌倦。或许正是这样的厌倦，促使他离开熟悉的领域，隐身书斋，开始他倾注后半生主要精力的莎剧翻译与研究事业。他的“注释导读本”《莎士比亚全集》，至今出版20多部，已蔚然大观。除了翻译文本，那些有关莎士比亚的文字，像《天地一莎翁》《戏梦一莎翁》《俗世一莎翁》《莎剧的黑历史》《戴面具的伊丽莎白》等，均产生了不小影响。近数年，“傅译莎”已成为学界一再展开研讨的话题。对此同样常有人发生疑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莎士比亚已有很多影响广泛的译本，除了翻译全集的朱生豪、梁实秋，还包括了像曹禺、卞之琳、曹未风等著名人物，傅光明又并非英语专业出身，再来翻译莎士比亚，还能有什么样的突破？对于这一切，自有更专业的人士来评说。这里要说的只是，在我看来，无论涉及哪个领域，每个学者都应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工作及事业，对傅光明来说，虽然身处当代文坛及现代文学学术中心多年，但其内心渴望的，却始终是一种颇具文人情调的“爱与宁静”④参见傅光明：《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第25-28页。，就此而言，落居于莎士比亚翻译与研究，这一既寂寞又快乐的事业，或许正是一种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