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内涵与推进路径

杨征征

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构建人与自然共生的和谐关系，坚持绿色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放到了显著位置，并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深化拓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内涵的认知，对于深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而实现以提高生态质量为基础的整体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绿色现代化：回答新时代发展之问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一般规律性也有其特殊性。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规律上来看，现代化发生在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应对、适应转向对自然的开发、掠夺的过程中。它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明进步运动，肇始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进而扩展至欧洲各国乃至北美，最后席卷全球，影响了全世界。这种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至今仍然是很多国家的首选发展模式。在思想推动意义上，“人为自然界立法”让现代人的主体性空前高涨，蓬勃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和大生产，满足了人类的大消费、大需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加速，人们享受到了现代化大工业发展带来的巨大便利，而与大生产、大消费相随而来的是大排放、大污染，因而让自然生态问题变得复杂和尖锐。针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提出了生态现代化，旨在倡导世界现代化的生态转型，但其相关理论和实践始终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寻求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等问题的办法，虽然在局部来看，似乎解决了一些生态问题；但是，从世界整体来看，反而加速了“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让生态危机超越了地域、种族和国家差别，演化成一种影响人类自身物种繁衍和生命安全的新危机。

新时代的发展呼唤着新理论，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从环境危机、生态危机到生态生命危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工业文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也是西方式现代化发展到达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的危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展开的西方式现代化是过去几百年世界发展的最大推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曾毫不吝啬地赞叹资产阶级在工业大发展中的革命性作用，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第 36 页，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敏锐地发现这种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将会对全球生态资源以及人的发展所造成重大危害：“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第 57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高度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指出社会现代化发展必然会转入新的形态之中，这种新形态将是更高的文明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虽然还没有绿色发展的术语和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将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是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并将最终克服资本对人和自然的破坏，“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第 92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同时因着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有着自身特殊性。中国的现代化从1860年洋务运动起步，比英国晚了约100年，她在一种被掠夺状态中，以一种被迫现代化形态开启，这也昭示其必然要经历无比艰辛和痛苦的过程。可以说，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现代化才拥有真正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难探索并不断奋斗前行，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明确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中国在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④《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推进现代化，中国用几十年迸发式地发展创造了众多奇迹，然而我们也深刻知道，在创造奇迹的探索实践中也会存在诸多不足，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的，中国经济增长曾一直依赖低要素成本投入、外需拉动，这种粗放型发展使得中国经济规模“大而不强”，经济增速“快而不优”，所以势必要花大力气展开修复和矫正。面对愈来愈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生态系统问题，特别是水生态问题等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生态三问”，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

生态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新时代的生态治理、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到了政治高度。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早期发展是被动选择的结果，那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总结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在新时代对美好生活向往、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担当新时代中国的大国责任，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主动而且必然的行动。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与发展方式的复杂竞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表现在生态治理上，新时代十年来生态治理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推动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不断厚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第一次在党的报告中得到系统阐释，以一种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迷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内核，融合了中西方生态智慧，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绿色向往作为价值归依，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境界，为中国式现代化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一系列具有整体性、大局性、长远性的工作，创造性地回答了时代发展中如何解决生产和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问题，为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也为解决全球日益突出的生态生命问题贡献了新思路。

二、新时代十年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靓丽底色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评价中国：“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以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①[英]A·J·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第 294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理论创新发展和实践开拓探索的统一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她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般规律和中国国情实际，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让中国在现代史上用比较短的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发展进程，并推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新时代十年的生态文明实践，更是在生态政治责任、绿色实践变革、绿色创新发展等方面系统谋划推进，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让绿色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靓丽底色。

（一）深化提升绿色政治责任，推动生态文明整体性建设

生态环境的治理需要长远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的重大政治任务。新时代十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环境议题的政治化和传统政治的生态化中，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内涵，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影响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成为党和政府各级部门都必须坚决担负的政治责任。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和重大经验就是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从思想、体制、机制、组织、作风等方面全面发力，推动生态文明的整体性建设。党的十八大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明确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把生态文明纳入了中国“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系统部署和安排。着力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全球生态治理等方面贯通党的领导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生态治理逻辑，不断深化推动着党和政府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自觉转化为政策体系、各界共识和行动方案。作为处在并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是解决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根本方法，但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无法再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发展经济，绿色增长必须也必然要成为生态文明整体性建设目标，要求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转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这一政治研判下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他用“三期叠加”精准概括了进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①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 年第 3 期。这是对全国人民的郑重政治承诺，再一次表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使命，已经不仅仅是“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而是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整体性价值下的政治阐释与政策应对。

（二）凸显生态资源绿色价值，统筹推动实践方式全方位变革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新时代十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凸显生态资源绿色价值，把追求发展与建设美丽中国有机结合，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推动增长动力转换，在能源消耗、生态治理、大国绿色形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融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四大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的规定性阐述，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路径机制和目标任务上同时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维度。新时代十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遵循硬约束，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40多项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部署的系统性改革方案，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让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 50-5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012年到2021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4%，成为全球能耗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三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全面转型。在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新发展阶段，“打赢蓝天、碧水和净土保卫战”持续跟进，“十三五”期间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地表水质量以及土壤这三大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得到明显改善，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7.7%，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质量发展，用公共生态产品质量提升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以不断增加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满足为根本前提，党中央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全面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实施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通过顶层设计逐步完善建构起的具有长远性、全局性的政治部署和制度架构，推动着中国生态环境、生态发展、生态制度、生态安全的全方位变革。

（三）着力共建共治共享，创新构建中国与世界相统一的绿色实践场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不仅是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国际世界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中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绿色现代化就是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的重要一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凸显着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伴随这个过程呈现出来的某些逆全球化特征，不断考验着中国对人与自然关系大局处理的定力。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十个坚持”科学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这要求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共建共治共享上统筹国内国际关系，坚持攻坚克难，用绿色发展的方式促进全球经济良性运行；坚持以各国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经济高质量发展到全方位高质量的基础和前提，就是生态质量，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重点突破的课题就是全球共同面临的生态资源环境难题，要求中国必须对工业文明的发展进行反思，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新的布局和长远建构。工业文明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核心发展方式，是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率先现代化的核心手段，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第 59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并凭借其具有的优先物质和技术优势，似乎已经获得了环境治理上的文明。但是真正的生态文明绝不是通过祸水东引而独善其身，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维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并没有缓解全球生态恶化的进度，其优质生态环境的获得更多地是建立在把落后产能、高污染工业、高能耗产品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基础上而已。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绝不可能选择污染转移的办法来谋求发展，着力于共治共建共享就成为促进自身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新路径。新时代十年来中国的绿色实践已经走出国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的种子在共建国家生根发芽，一系列由中国企业提供关键设备、关键技术或承接建设的绿色项目有效帮助和改善了许多落后国家的生态面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国 、确定“双碳”目标建立中国碳市场等全球行动，正持续推动形成面向世界各国的公平公正可持续绿色发展格局与秩序。

三、全面绿色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仅表现为科技之变、经济之变，更表现为政策政治之变和文明之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陆续推行的逆全球化策略、遏制中国发展政策，是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矛盾上升到更高层次的体现，也对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实现生态高质量提出了更大挑战。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实践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中国国情和现实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也为他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型理论和道路参考。面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方面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四个方面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行了战略布局，这需要我们在传统生态智慧挖掘、生态文化弘扬、生态产业发展、生态定力锻炼等方面处理好现实中的矛盾，坚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以中国式现代化更靓丽的绿色成绩推动世界性绿色生态革命。

（一）挖掘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生态智慧，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华文明已延续了五千多年，如何永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两个结合”的一个重要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就专门强调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传统，儒家讲“生生不息”“参赞化育”，道家讲“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周易》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无一不体现着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追求和源远流长的生态智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紧密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深刻把握中国发展中的“质”与“量”、“快”与“好”、“变”与“不变”等辩证关系，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角度作出的重大安排，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体系、目标和任务，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同时创新性地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以环境生产力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他四大建设的根基和条件，贯穿并渗透在其他建设之中，从“向自然进军”“改造自然”到“保护自然”再到“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这是党的执政思维和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新时代的问题和任务结合起来，才能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内涵，推动高质量发展实践；只有善用生态智慧，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达成生产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内在融合，才能正确处理生态资源与生态发展矛盾，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弘扬公正公平的生态文化，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

人的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即使有着源远流长的生态文化传统的中国也无法回避工业化的浪潮。得益于日趋发达的现代传媒技术，《寂静的春天》激起了世界的回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的影响被广泛关注，全世界都在寻求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解决之道。日益突出的生态问题生态危机虽然具有全球性特点，但生态危机的现实表现却存在差异性，于本区域、本时期的解释和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错位，这个错位会导致权力的任性和责任的偏差。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可能轻轻松松而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等多种差距会在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可以说就是各种差距之间引发的问题的集中爆发。生态文化在社会建构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这种基础性一方面通过教育的方式呈现，另一方面是将其本质属性的公正公平落实在减少差距的实际行动中。文化和生态密不可分，它和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建设紧密相连，并在其中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不管是“一带一路”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需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地方特色文化的挖掘中，以具有共识性的公正公平生态文化的弘扬，推动形成绿色发展聚合力。业已存在的那些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拨开表层透视内里，可以说都是基于自然资源占有分配而产生的多因一效性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不均衡、不充分问题的一种体现，我们不能够指望某一个单一的力量就能够完美地解决它们，必须在资源整合和区域协调中坚持生态文化共兴，以精神文化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消除不均衡问题。

（三）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的生态产业，建立绿色发展交易制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把生态文明与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与运用作为一对内在联系的关系，为我们推动绿色发展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发展观与境界论内在统一的特点。污染定价补偿制度、碳交易制度等西方传统做法是应对生态文明发展的有效措施，但是依赖外部强制来进行的改良永远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改良，只有在整体上的绿色生态制度才能真正推动高质量发展。绿色生态制度要超越并取代传统工业文明制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只有通过绿色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在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过程中才能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推动生产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上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义所不具备的优势，它能够有效发挥集体智慧，突破资本发展高度物化的价值原则，牢固人类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观念，协调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的关系，推动生态产业发展，并形成全球责任伦理，为全球生态环境承担治理大国责任。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社会必须建立在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基础上。“推动绿色低碳是国际潮流所向、大势所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①习近平：《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求是》2022年第11期。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让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让GDP增长成为绿色的GDP增长。这需要中国政府通过科学的政策引导和制度安排，促进新科技、新模式、新兴生态产业不断涌现，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生态产业，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高品化演进，激发企业和人民创新活力，为社会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生态公共产品，让中国特色的绿色增长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四）坚持绿色高质量发展，淬炼久久为功的生态韧性

生态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来自于传统经济发展或者说资本发展把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的过错。可以说，工业文明200年，世界各国都处在西式文明的同化过程中，资本几乎掌控一切，成为最高权力。在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资本可以创造规则，逃避责任，如果没有更为强力并具有实质性的监督和约束，它们不可能自行改变非生态或者说反生态的行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与权力在博弈中，还可以通过将恶果转移他国而获得暂时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本身就是不公平，也是不可持续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高质量发展意旨体现出将生态公正包括在社会公正之内的全面均衡的整体性高质量发展，这是思想观念在行为上的重大调整。习近平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建设，“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实践，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实践，不能满足于一时一事上的进步，必须加快形成长效制度法规，建立生态问题终身究责机制；通过严格的生态法律制度、生态法规和考核评价体系，让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文化扎根于社会生活，使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理论深入人心。推动高质量发展绿色实践，必须寻求全球化生态治理合作，通过中国高质量发展笃定前行的力量引领带动世界各国人民携手积极行动，为建设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共同努力，开辟崭新的全球生态文明高质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