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形象建构与国际传播路径

2023-09-27 03:07马龙杨莉莉
关键词:国家形象国际传播乡村振兴

马龙 杨莉莉

摘 要: 乡村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子系统。乡村是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场域,但以往国际传播多从城市视角出发而聚焦乡村空间的国际传播研究尚付阙如。全球乡村建设实践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聚光灯由城市转向乡村。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现实空间感知、表征空间构想和传播空间实践的乡村国际传播分析架构。首先,乡村空间承载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主体实践,从“自然景观生成”“人文景观传承”“主体生活实践”三个维度感知乡村空间现实。其次,从文化、伦理、景观、产业四个方面表征乡村空间,建构国际受众对于中国乡村“底蕴深厚、乡风文明、景观民居、民富村兴”的认知图式。最后,从寻求乡村建设共识、建构乡村话语体系、贴近国外受众需求、唤起受众情感体验、主体视角下的微观叙事、赋能乡村短视频传播等方面提出中国乡村形象的国际传播策略。

关键词: 乡村振兴;国家形象;国际传播;乡村形象;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3)05-0152-09

收稿日期:2022-08-23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5.16

作者简介:  马龙,男,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

*通信作者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乡村的村容村貌发生巨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强调,讲好中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故事,加大国际国内宣传力度,在国际性平台、全国性重要展会中设置“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专题展区[2]。乡村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子系统,乡村振兴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形象关乎新时代中国形象定位,乡村形象的国际传播是新时代展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的国际传播多从城市视角出发,而聚焦乡村空间的研究尚付阙如。在全球聚焦乡村建设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本研究试图将视角由城市空间转向乡村空间,发掘和保护具有独特文化品质的中国乡村,确证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感知中国乡村空间现实,构想中国乡村空间表征,加强中国乡村形象的国际传播,向世界推介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重塑国际受众对中国乡村的视觉形象认知。

一、从城市到乡村:国际传播的空间转向

由于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主导了国际传播方向,全球普遍面临乡村文化的衰落问题。然而,后疫情时代人们 纷纷探寻田园生活方式以纾解都市生活的压力,重新审视乡村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探索“逆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发展路径,乡村的建设和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性议题。承乡村发展的“空间转向”之势,乡村成为国家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国际传播的聚光灯开始聚焦乡村地区,重新审视“被遗忘”和“被遮蔽”的乡村,重构中国乡村的表征系统。

(一)城市视角:国际传播旧有框架

经由权力关系的投射,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和空间叙事造成了乡村的边缘化,反映出了城市中心、乡村边陲的空间关系,这一研究范式映射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现实逻辑,乡村被虚化为城市的背景,逐渐排除在现代化之外。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和城市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国际传播的方向,城市代表着文明进步、乡村代表着野蛮落后的理念强化了城市中心的傳播语境,城市本位的传播格局进一步强化了城市话语。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囿于城乡发展失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因素,这一倾向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愈加突出,乡村话语被遮蔽。国际传播的落脚点在城市空间,国际化城市形象的塑造和特色城市名片的打造成了国际传播的重要议题,城市中心的叙事框架挤压了乡村话语空间,乡村国际传播处于式微状态。

纵观国际传播实践,普遍将城市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结点,聚焦国际媒体、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影视作品[3]、体育比赛[4]中的城市形象,探讨城市形象与国家形象之间相互建构关系。在中国,首都北京和“魔都”上海两座城市备受关注。费雯俪等从海派时尚文化视角探讨了上海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策略[5]。郭可等以国际主流媒体关于上海城市形象的报道为基础,讨论了城市形象传播的生成机制[6]。邵云以北京为例探讨了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提升城市国际形象[7]。马诗远等研究发现,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北京的政治中心角色凸显,而文化、科技、宜居形象被弱化[8]。唐磊还发现深圳在科技、创新方面展现出良好的国际形象,但宜商、宜居和文化体验性方面有待进一步优化[9]。“江城”武汉、“山城”重庆、“羊城”广州、“蓉城”成都也是国际传播的重要结点。综上所述,以往的国家形象研究多从城市视角出发讨论影响城市国际传播的因素,并探讨提升城市国际形象的策略,但聚焦乡村空间的国际传播研究尚付阙如。

(二)全球视角:乡村价值回归

2021年12月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近一半的人表示,与COVID-19疫情来临之前相比,美国人不太想居住在城市,更有可能喜欢郊区[10]。繁华热闹的都市充斥着资本主义幻象,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拥挤的城市街道抹平了个体的生命情感体验。伴随紧张、压抑和焦虑心态的弥漫性威胁,后疫情时代人们虽身居热闹都市,却渴望亲近自然,希冀从压抑的都市生活中抽离,将田园村庄视为理想归宿,探寻田园生活方式以纾解都市生活压力,希望置身于恬淡舒适的乡村,摆脱城市生活的羁绊,“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少几分利欲的诱惑与流俗的侵蚀,追求“慢体验”的生活和超然物外的心境,回归恬适宁静的乡野以对抗现代性迷失,以本真纯粹、遁世超脱、天然淳朴的心境消解现代性的威胁。

欧盟委员会认为,乡村地区对今天的欧洲至关重要。乡村是社会经济的心脏,充满生机的乡村中有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为人们提供食物、家园、工作环境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了保护乡村地区并投资乡村的未来,2021年6月30日欧盟委员会为乡村制定了2040年欧洲共同长期愿景,乡村社区公约承诺到2040年使欧盟的乡村地区变得更强大、有复原力和繁荣[11]。《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指出,充分发挥乡村在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特有功能[12]。乡土社会对于应对周期性危机具有安全阀角色,资本和风险同步积聚于城市并规律性地演化为周期性危机,凡能够向乡土社会转嫁危机的就“软着陆”[13]。

(三)中国乡村:国际传播的新视域

赵月枝认为,中国国际传播存在很强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乡村中国故事也有较多的负面色彩[14]。中国乡村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为乡村发展增添了机会。一部分乡村探寻到了现代化转型的发展路径,空心村、老人村、留守村迎来了人口回流,新村民的入驻使得原本沉寂的村庄慢慢苏醒,凋敝、沧桑、落后的村容村貌逐渐发生改变。乡村的渐次递嬗映射了中国乡村动态的发展面貌,浙江余村、安徽西递村入选了“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中国乡村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乡村中的自然禀赋、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地域特色丰满了中国形象。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前院长保罗·赫胥黎在参加许村艺术节时感慨万千:西方艺术家在许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中国艺术家也在许村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现场[15]。中国主动融入全球乡村发展的语境之中,及时更新国际传播理念,以乡村视角审视国际传播实践。乡村形象的对外传播开启了国际传播的新视域,阐释了新时期乡村形象的丰富内涵,传播好中国乡村声音,扭转国际传播的“城市化”偏向,完善着新时代国际传播格局。

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生产的三个维度,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空间[16]58-59,对应着现实物质空间、精神与想象空间和生活实践空间,与三重空间相连结的是身体上的物理空间感知、表征空间构想和空间亲历经验[16]62。列斐伏尔将“空间实践”视为与具体场景相连接的物质生产实践,具有可感知性的社会空间形态特征的集合[16]51。“空间表征”被看作是空间生产中一种重要的支配性和主导性力量,空间表征是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概念化了的抽象空间,通过语言文字、符号表意系统和空间的解码、编码实现其支配地位。表征性空间是空间表征的支配对象,是社会主体生活和体验的空间,也可能是最有活力的空间[16]59。空间中的社会秩序形塑着空间的再生产。列斐伏尔从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转向了对空间生产的批判,不仅仅关注空间中具体物质的生产和生产的物质形式,还关注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中的主体交往和社会关系。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从空间视域审视乡村提供了研究视角。乡村空间不仅是承载乡村物质实体的存在,同时也是乡村中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和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独特的社会关系和乡土文化催生出独具地域特征的乡村空间。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从空间视域探究中国乡村现实及其表征,提出了鄉村的现实空间感知、表征空间构想和传播空间实践的分析架构,关注中国乡村实体空间的形态和特征,聚焦中国村民实践、乡土文化和乡村传播的在地性,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空间表征和符号系统。

二、空间现实:中国乡村空间感知

乡村是空间性的存在,是意义、文化和审美的综合体。从空间视角关照乡村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主体实践的共生共构关系,为我们审视乡村社会关系和空间秩序提供了新视角。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促进了非功利性美感的生成,构筑了国际受众对于异域风情的寓居想象。饱经沧桑的古民居、幽深韵味的寨墙蕴涵着乡土空间一脉相承基因密码,守护乡村空间,接续地方文脉传统,巩固乡土社会根基。乡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凸显了主体价值,民俗仪式展演为海外受众提供一个具有“东方色彩”的赛博空间。

(一)空间界画:审美式的自然景观生成

中国乡村景观风貌独特,自然风光美如画,风土人情惹人醉。绿树环绕、山花烂漫、竹篱茅舍、野塘草径勾勒出乡村空间界画,一幅自然恬静、野趣横生的乡村界画渐次展开。自然风物、田园景观和山川地貌编织出乡村美学。乡村空间创构了风物之美、生态之美、民俗之美、环境之美的感知意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造就了切近本原的自然之美;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促进了非功利性美感的生成,唤醒了身体感知,催化出别样的审美体验,生成共通性的审美体验、审美情感和审美心理,赋予审美想象质素,延展审美感知界限。乡间田园成了审美愉悦、情感共鸣、情绪按摩的重要场域。农业文化遗产有道法自然的生境之美、田园牧歌的画境之美和精神超越的意境之美三个层次的审美体验[17]。农家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原生态的乡村生活保留着本真的自然价值、生命经历与情感体验。回归自然和亲近自然的乡野情怀、顺其自然和敬畏自然的人文精神、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探寻着物我合一和超以象外。如李子柒打开了乡村形象国际传播的窗口,描绘了传统意象和乡土意境融合的中国田园风光,构筑了异域情调的寓居想象和异国风情的田野情缘。“美丽中国乡村”成为国际受众皈依的精神寓所。国际受众对纯净的乡野生活心生向往,对清净安逸、意境幽美、安宁惬意的异域乡村充满了期待,中国乡村成为了国际受众暌违已久的场域。

(二)空间守护:在地化的人文景观传承

传统村落、历史名村、文化古镇、民族村寨是孕育乡土文化的空间载体。历经数百年沉淀的古建筑是村庄的记忆载体和本质映像,见证了乡村文明秩序的发展变迁,映射出村落更迭的历史脉络,勾连起乡村的过去和现在。但是具有地域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古村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衰败,古村落的消失意味着根植于古村落的文化、传统、习俗也可能随之消逝。迫切需要修复和传承历史遗存以守护乡村人文景观。古村落建筑的修缮应遵循修旧如旧、因陋就简的原则,最大程度地保护建筑的乡土风韵和本原肌理。盲目照搬城市建筑形态,会造成城市建筑形态对乡村建筑形态的隐性规训,使得乡村建筑“都市化”和人文景观断裂化、碎片化,古建筑便丧失了传统民居的风采。警惕城市空间对乡村空间的现代性移植,避免现代主义对古村落建筑的空间规划,现代资本对乡村空间的占据。渠岩团队开展乡土景观的在地实践,参与到许村古民居的修复和保护行动之中。其主张发现乡村空间的美学特征,在地化地传承传统符号和地域图式,充分留存建筑的外部风貌与文化肌理,将内部腐烂的木制结构替换为坚实的钢筋结构,保留乡村内部空间及其功能,室内空间设计符合现代生活需要。村民使用过的生活器物被回收,重新摆回老房子里,打造出传统与现代互融的空间文化生态,激活了村庄的历史记忆、文化资源和地域特色,守护、传承与延续区域的历史文脉与精神命脉,巩固了乡土社会的根基。

(三)空间展演:在地化的主体生活实践

乡村空间是乡村交往和组织建构的重要场域,具体的实践活动和传播活动发生于此,身体是社会空间的生产主体[18]。在地化的空间展演和生活实践是空间生产的重要机制,聚焦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关注乡村中的现实情境、个体经验和日常活动。一方面,从在地化的日常生活出发,新乡贤们发挥实践技能踊跃投身于乡村,扎根基层的大学生村官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网红村干部”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原住民的返乡实践填补了乡村的空心化状态,以实际行动帮助家乡摆脱落后贫穷的面貌。另一方面,从在地化的民俗仪式展演出发,村民的自我表达和自我书写在乡村空间中展开,生活方式、民风习俗、节庆文化以具身传播的方式呈现,民间艺人身着传统服饰表演踩高跷、舞龙灯、走马灯、打铁花等民俗艺术。如和顺许村国际艺术节吸引了当地村民与国外艺术家的互动参与,中国民俗艺术与现代艺术的碰撞激活了许村社火节的传统民族活动,失传多年的“二鬼扳跌”“威风火官”“铁梨花异彩”等民俗活动得以恢复传承[19]。庆典仪式、庙会活动、民俗仪式通过场景布局、环境创设和视听再现的方式开启一场视觉盛宴,打造了“在场”体验,构建了一个具有“东方色彩”的狂欢空间,创设了海外受众的“东方想象”。

三、空间表征:中国乡村空间构想

文化品质决定了文化的传播力和竞争力,非遗文化、手工技艺、乡风文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明证。从文化、伦理、景观、产业四个方面构想乡村空间的意象,形塑国际受众对中国乡村“底蕴深厚、乡风文明、艺术民居、民富村兴”的认知图式,以自然风光之美和人文历史之魅增强中国乡村的国际吸引力,传统符号与现代元素交相辉映,自然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的乡村形象交织于国际空间之中。

(一)文化之维:底蕴深厚的乡村形象

中国以农立国。乡土文化是根源性文化,乡土社会形态是中华民族的原真形态,农耕底色是中华民族的厚重底色。从乡土文化入手,深入探寻中华文化之根,充分把握中华文化之内核。厚重的非遗文化承载着古老的民族记忆,作为中华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乡村空间,乡村文化、民间艺术、民俗文化和非遗文化隐藏于乡村的文化场域和风物人情之中。与城市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不同,偏远的乡村地区较少受到现代化工业的侵蚀,仍保留着手工作坊的形式,传统工艺文化体现出浓厚的乡土风情与地域特色,手艺人传承着陶瓷、雕刻、蜡染、刺绣、剪纸、竹编、泥塑、彩绘、年画等传统手工技艺。云南鹤庆新华村以精湛的银器锻制技艺而闻名,其传统的民间手工艺文化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设计师,鹤庆银匠打制的工艺品远销海外,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景德镇的传统制瓷手工艺体系吸引了歐洲、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设计师和艺术家驻村开工作室。陶瓷艺术家与当地的工匠合作,在乡村空间中开展一场新的文化运动,激活和复兴景德镇本土的文化遗产,共同探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审美要素相结合的陶艺文化发展模式[20]。

(二)伦理之维:乡风文明的乡村形象

乡村不仅是具有地域属性的物质空间和功能属性的社会空间,也是承载了多重价值的伦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乡村空间是一个包含道德观念和伦理传统的时空体系,除了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生产资料方面的差异,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显著区别也体现在深层的文化理念、自然经济逻辑和社会关系的底层逻辑之中。对乡村形象的考察需要从乡村空间的物质性和文化性双重维度展开。乡土社会是一个依靠关系纽带、差序格局和传统伦理维系的熟人社会,传统的文化理念和道德规范构成了乡村伦理的底层逻辑,伦理体系、道德规范、文化观念深深地嵌入乡村的人际网络之中,演变为伦理体系和角色地位相对固定的乡村秩序。孝老爱亲、敬老尊贤、父慈子孝、乡党互助的伦理规范形塑着乡村中的人际关系和乡民的日常行动,乡土关系、人情观念和伦理规范编织于地缘性的乡土社会之中,不仅是悬浮在乡村空间之上的文化符号,更是具有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对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通过表彰模范典型和先进人物激发村民向上向好意识和至善至美情怀,推进乡风文明、民风淳朴、家风清正建设。

(三)景观之维:艺术民居的乡村形象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将宅院村落和乡土民居作为创作空间,立足乡村的文化特色和历史文脉,遵循文化性、生态性与美学性原则,将艺术活动融入乡村生活,共同探索乡村民居的艺术化改造路径。作为在地化的创作者,艺术家们结合村庄的地形特点、地域系统和整体形态,挖掘乡村的文化标识、符号原型与价值内涵,将艺术智慧和美学思维用于乡村的创意设计。村民需求被融入乡村景观的规划之中,砖瓦房舍、生活生产空间被打造成艺术化的景观空间。艺术家渠岩认为,艺术乡建不再把乡村当作被现代化否定的对象,而是肯定乡村优秀传统的文化价值,并使之与当今时代与生活相衔接。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艺术家表面上做一个活动、一个表演,或者美化几个建筑、几个外墙,而是用行动、理念和自己富有情感表达的沟通能力,来融合乡村,慢慢使乡村苏醒[21]。渠岩反对脱离乡土文化脉络与主体诉求的“艺术乡建”,在规划和设计青田村之前,综合考虑乡村的整体环境,了解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对其开展了为时一年的社会调查,发掘了青田村的美学元素、文化韵味和艺术魅力,空间规划和设计保留青田村原有的风格和神韵。左靖团队将景迈山下的翁基寨作为民居景观再造的起点,对传统干栏式木结构的民居进行设计,在保持当地建筑结构并强化美学特色的同时,将其改造为展览当地文化习俗的公共或半公共空间。艺术家靳勒将石节子村打造成国内第一个乡村美术馆,每一户居民院落都是一个美术馆,村庄的山水、田园、植被、庭院、农具、日用品都是美术馆的展品,自然风物与周边景观相互映衬,一村一景致,一户一风景,艺术景观、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浑然一体,村民在乡村美术空间中艺术地生活着[22]。

(四)产业之维:民富村兴的乡村形象

产业兴旺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动力,只有发展乡村产业才能强健乡村筋骨,激活乡村经济。因地制宜地调整乡村产业结构,以新科技新技术布局新产业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增强乡村产业的人才支撑,激发乡村的“造血”机能。十八洞村的“山乡巨变”是中国最鲜活的脱贫故事,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地发展猕猴桃、苗绣、山泉水等产业,返乡大学生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直播带货和网络营销,电商助力优质农产品的精准销售,帮助村民实现脱贫致富和持续增收。成都明月村引进陶艺、染织、民居等方面的艺术家作为新村民入驻乡村,艺术家将艺术感与当地的茶、水果资源相结合,构筑了手工业、农业与旅游业良性循环的产业群,艺术与产业的融合改变了明月村的乡村空间实践[23]。

乡村由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单一生产模式,逐渐向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等多元发展转变,将丰裕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为丰厚资产,美丽资源创新性地发展为美丽经济,文化创意产业和生态旅游业提高了乡村产业的聚合能力和经济效益。自然研学、蔬果采摘、农耕体验、怡情度假、康养旅游等新业态依村而生、伴村而兴。余杭青山村探索农旅结合、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新形式,推出了自然教育、农耕文化、休闲露营等研学体验活动,构建集旅游、休闲、观光、住宿为一体的产业格局。乡村由农业生产为主转型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并重,擦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底色,书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中国乡村故事。

四、空间实践:中国乡村形象的国际传播

(一)议题同构:寻求乡村建设共识

共同议题是中国乡村叙事和国际表达之间的重要黏合剂,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嵌入国际社会关切的乡村发展议题,寻求中国乡村振兴与全球乡村发展议题的关联性,寻找乡村建设议题的最大公约数,与乡村发展相关的乡村脱贫、乡村民主、乡村生态、乡村产业等议题进行同构。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到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中国由低层次生存型的脱贫攻坚转向高层次发展型的乡村振兴,随着中国乡村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积累了丰富的乡村建设经验。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经验凝练为具有普适价值的乡村建设模式,向国际推介中国乡村的建设经验和典型案例,服务全球乡村发展事业,为推进全球乡村建设提供借鉴。国际会议、国际论坛是探讨全球乡村建设的重要平台,不同国家交流乡村发展模式和治理经验,建立合作机制和共享机制,在多元的乡村社会中寻求共识,揆测乡村的未来和发展前景,共同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自塑:建构乡村话语体系

乡村发展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表征,实质上是乡村治理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表现。一直以来,乡村发展的国际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西方国家刻意歪曲中国的乡村形象,制造了“野蛮落后、偏远闭塞、贫穷凋敝”的中国乡村形象。长此以往,在西方抹黑言论的叙事框架下,中国乡村的认知偏见和刻板印象被进一步固化。加强自塑对于破解西方媒介的报道框架、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大有裨益。面对新的国际舆论环境和话语生态,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地应对西方舆论封锁;以乡村建设模式的国际适用性和解决乡村困境的有效性提升中国乡村的话语权;以乡村建设的理念、道路和成就支撑乡村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发展命运的共同性、发展模式的互通性、发展经验的实用性提升乡村问题的发声能力和引导力水平。从西方话语垄断的场域中实现突围,赢得主动权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成效显著,中国反贫事业样本的十八洞村上线了“中国·十八洞”中英文网站,为全球的反贫减贫事业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指出,过去40年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近75%[24],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产业布局等方面的建设的成就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三)分众表达:贴近国外受众需求

注重乡村国际传播语境,细分不同区域和圈层的受众,采用精准传播、分众传播、层级传播等多样化的传播策略。针对美洲、欧洲、非洲、亚太等不同区域的乡村发展特点,调整叙事角度,提供差异化的乡村建设内容,做到“一国一策”和外外有别,精准触达目标受众,对接受众需求。比如针对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保留本真价值的中国乡村对其较有吸引力,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促进了非功利性美感的生成,乡间田园的“慢生活”展现了以文化舒适物为叙事表达的生活哲学[25],“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超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东方智慧”是对现代化弊端的扬弃,对于重新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连接关系具有系统性的启发意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数据显示,全球贫困状况十分严峻,目前仍有 111个发展中国家的12亿人口正生活在严重多维贫困中[26]。对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中国通过发展乡村产业,村民实现了增收致富,过上了幸福生活,中国的脱贫致富、产业兴旺、富民兴村的乡村振兴故事对其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中国通过“硬支持”与“软助力”相结合,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授现代技术,分享实操经验,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代表贝诺特·蒂埃里和马泰奥·马尔基西奥认为,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还通过中国政府资助建立的南南合作设施,在南方国家之间转让知识、技术和发展解决方案,非洲可以从中国的农村发展经验中获益良多[27]。

(四)借力他塑:唤起受众情感体验

“借嘴說话”和“借筒传声”被认为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国际传播方式[28]。旅居中国的外籍博主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外籍网红和外籍留学生群体是沟通中外的重要桥梁。近年来,一些外籍博主尝试以亲身实践的方式走进乡村,深入乡村生活,融入乡村实践,参与乡村生产。包子(原名罗伯特·阿道夫)来自德国,热衷于探索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以“第一视角”探究大山一隅的中国村庄和密林深处的民族部落,身着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参加了水族端节、苗族鼓藏节、侗族婚礼,其亲自担任出镜主持人,计划走遍中国56个民族的原住地,用镜头为中国的56个民族拍摄村落影像,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节日民俗、风土民情和饮食文化。在华外籍博主亲自参观探访中国村落,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将家人和朋友带入到“他者文化”的媒介交往中,以镜头叙事和自我独白的方式将“他者文化”解码为去语境化的真实生活体验,外籍友人的“他者体验”和“他者感知”促进了乡村形象的“他塑”。共情在平台化的世界传播中充当了传播介质的作用[29],外籍友人融通中外的跨文化叙事唤起了国外受众超越空间的情感体验,日常的叙事语态拉近了与受众的情感距离,引领受众从浅层认识转为对中国乡村魅力的深层理解。

(五)回归人本:主体视角下的微观叙事

聚焦乡村微观叙事,触摸乡村生活脉搏,把握乡村空间生产逻辑。主流媒体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令人产生疏离之感,而民间媒体自下而上的微观叙事给人亲切之感,传播主体明显的“官方”痕迹会造成海外受众对中国传播内容的偏见[30]。与主流媒体的宏大叙事逻辑不同,微观叙事于细微之处展现真实的生活图景,透视乡村生活肌理,唤醒日常生活经验,凸显乡村主体价值,淡化了国际传播的政治色彩,弱化了宣传色彩,虚化了意识形态色彩,避免海外受众由于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国乡村产生偏见和抵制。微观叙事关注个体的在地化活动,非遗传承人、工艺匠人、民间艺人、村干部等乡村民众不再是传播的背景,而是自我书写和自我表达的主体,实现了从“被动叙事”到“主动展演”的身份自觉,从“他者建构”到“自我言说”的角色自觉,通过微观叙事和自我展演调动身体感知,身体语言传达了主体意识,重建了乡民的文化自信,唤醒了乡民的文化自觉。微观叙事从细微末节之中体验耕桑渔牧与烟火芳茶的生活“质感”,展现了乡村后台平实质朴的生活图景。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生活不应被过度美化,乡村生活的客观境况既非世外桃源,又非人间乐土,而是田园诗意与艰苦粗粝并存。

(六)影像书写:赋能乡村短视频传播

短视频是国际受众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是乡村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形式。短视频以“超域化”的特征跨越了时间与空间藩篱,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交织打破了以往乡村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沟通不畅的局面。经由短视频平台赋权,村民展开了乡村实践的美学表达,从“被动赋能”到“主动采纳”,将地域符号、美学符号、文化符码等“IP”符号嵌入到多元异质文化碰撞的媒介空间中。“新农人”和“乡村网红”等乡村自媒体人通过场景转化、前后台切换、叙事编排、角色调整对乡村空间展开谋划,衍生出新的视觉逻辑。李子柒将短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海外用户通过短视频看到了原生态的中国乡村美景,短视频中流露出的“慢生活”的生活方式为用户带来了舒适感与治愈感,获得了大批海外的粉丝拥趸和喜爱。短视频通过点赞、转发、弹幕和评论构筑了海外空间与中国乡村空间交互的虚拟空间,海内外用户与短视频的合谋重构了乡村的空间秩序。短视频具有微记录片的功能和特性,立足真实的乡村生活,探索将民间原生态的影像资源纳入对外传播体系中[31],提升海外受众对中国乡村的关注度,增强中国乡村的曝光度和知名度,重构国际受众对于中国乡野生活的想象。

五、结 语

乡村作为展现国家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性的重要空间,新型生产形式和生活样态赋予了乡村形象以新的时代内涵,需重新审视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民俗价值,保护和恢复乡村的自然系统和文化脉络,关照乡村中的自然景观、建筑风貌、民俗文化和遗产留存。立足空间维度探讨国际传播的实践转向,空间界画、空间守护、空间展演的多重型构与文化乡村、伦理乡村、景观乡村、产业乡村的多重形象交织,共同勾勒出中国乡村的新图景。但是目前乡村面临着基础设施薄弱、教育医疗水平落后、青年人才缺乏等多重困境,城乡差距拉大、乡村发展滞后、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仍然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激发了中国乡村的发展潜能,慢慢苏醒的中国乡村逐渐走进国际视野,乡村形象的对外传播开启了国际传播的新视域,重新刻画国际社会对中国乡村的地方性想象,生成、淬炼和再塑中国乡村的国际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的国际传播应进一步关注乡村的发展现状、村民的在地经验和村庄的文化肌理,同时考虑不同乡村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文化习俗的异质性和发展阶段的层次性,呈现出动态变化的中国乡村形象,让世界看见真实的中国乡村。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中国特色乡村,让世界听见中国乡村的声音,逐步改变国际受众对中国乡村形象的刻板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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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hinas Rural Image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h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A Long,YANG Lil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Rural image is a subsystem of national image,and an important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image.However,in the pas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ostly started from the urban perspective,and there is no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ocusing on rural space.The practice of glob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ve shifted the spotlight from the city to the countryside. Based on Lefebvres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this paper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real space,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concep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spatial practice.The rural space carries natural landscape,humanistic landscape and subject practice.The rural space reality is perceiv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genera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 “inheritance of humanistic landscape” and “subject life practice”.It represents the rural space from four aspects:culture,ethics,landscape and industry,and constructs the cognitive schema of th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for the Chinese rural areas of “profound deposits,rural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landscape residences,peoples prosperity and prosperity”.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Chinas rural image i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seeking the consensus of rural construction,constructing the rural discourse system,meeting the needs of foreign audiences,arousing the audiences emotional experience,micro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 body,enabl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rural short videos and so 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national image;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rural image;space

(责任编辑: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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