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无法尽说的谋杀案

2023-10-02 03:48蔡家园
芳草·文学杂志 2023年5期
关键词:鹦鹉小说文本

一个好的小说家就像造物主,能够借助奇妙的语言创造出一个神奇的文本世界。这个文本世界是现实世界的镜像,可是又比现实更加庞杂幽深、神秘莫测,散发着魅惑的光芒,能够激发起读者的窥探欲望。藉由那些隐约的文字路标,读者可以深入语言的丛林小径展开心灵探险,去探测人性,去洞悉存在,抵达理想的自由之境。

这些可供探险的文本看似云遮雾绕、歧路丛生,可是往往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在葳蕤的文字间隐藏着大量空白点和未定点。阅读者可以凭借感觉释放、想象驰骋和逻辑推理,去填充这些空白点,去破译这些未定点,并在这个“探险”过程中获得审美愉悦和智性启示。

短篇小说《谋杀鹦鹉》,故事看似简单,其实欲言难尽,正是这样一篇可供“探险”的文本。

如果以一目十行的方式来浏览这篇小说,可能会感到一头雾水,很难弄清作家究竟要表达什么。可是,一旦沉下心来慢慢品读,一个问题就会不断在脑海中浮现:“我们”为什么要谋杀鹦鹉?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它为小说解码提供了一个路标,沿着这小径可以进入这篇小说的内部。

三个当事人的“谋杀”动机各不相同:

对于“我”而言,是释放心理压力。“我”在酒后叫嚣“杀了你”“杀了你”,是因为儿子遭遇车祸意外死亡,“我”痛恨司机,可是无法报仇,深感对一切无能为力。“我”要“杀人”,是为释放所有积压的仇恶和不快。“我”相信,杀掉了鹦鹉,就“把本属于自己积压的负面情绪塞给了陌生人毕强”。

对于邹周而言,是自我确认。从表面看这是他的“兼职”,可以获得一半报酬;从深层看,幼年的他“既没勇气,也没能力”,罹患心理隐疾;“谋杀”大约是一种治愈方式,他可以获得自我力量的确认。

对于幕后老板而言,其目的颇让人费解。结尾有两个充满暗示性的细节,可是意义并不明晰。一个细节是,“一个戴口罩的中年妇女,躲闪着夹着包,从门里走出,在开门的缝隙里,我瞥见屋子里的墙面挂着很多照片,包括毕强那幅:毕强躺在地上,像抱着那只死鸟。”“戴口罩的中年妇女”为何从老板的房间里“躲闪”而出,她与“谋杀鹦鹉”有关系吗?也许她的功能只是提供了“开门的缝隙”,“我”得以看见毕强躺在地上的那张照片。这张照片有什么意义呢?确证了谋杀成功?!另一个细节是,“窗边站着一个体型匀称的年轻男人,他左手端着红酒杯,右手打着节拍,身体随着音乐晃动着。”这个“年轻男人”显然是快乐的,“快乐”来源于什么?杀戮与剥夺的快感?欺辱弱者的快感?

也许,这些都是“谋杀鹦鹉”的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在于,“我痛恨那个春天,微风和煦般的惨淡,我痛恨毕强,这个苦难的人,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并拥有精神或灵魂的寄托。”“我”的心灵堕入了黑暗深处,找不到救赎之路,邹周和幕后老板亦然。“我们”只有通过杀戮与剥夺来饮鸩止渴,获得短暂而虚幻的慰藉。

谋杀鹦鹉,其实谋杀的是希望,是拒绝救赎。作者通过描写一个虚张声势的谋杀故事,将当代人精神无依、救赎无门的苦难处境揭示得触目惊心。

这篇小说的叙事简练而节制,文本意义显得晦暗不明。王文楚显然是故意为之,他在文字丛林中布下了许多空白点、未定点,诱惑着读者通过想象、推理去填补和演绎。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到底是谁?这是在文本细读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

主人公当然不是“我”。尽管“我”占了不少篇幅,但“我”只是个模糊的配角,是叙事的线索人物。真正的主人公只能是毕强和父亲,这关涉着小说的立意。

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作家以全知视角简笔勾勒了毕强的人生小传:少年时代,他头部意外受伤,智力受损,成了哑巴;成年之后,他跟随父亲学习修车,过着简单而封闭的生活。他与世无争,就像一片叶子悄悄生长在森林里,再也普通不过。毕强的与众不同只在于,他有一位“虔诚”的父亲,父亲有一套完整的处世哲学。他由这套哲学哺育长大,看似岁月静好,其实暗藏险滩漩涡。

小说对毕强的父亲着墨不多,可是凡落笔处皆意味深长。他经历过人生重大挫折,似乎获得彻悟,于是重新构建起一种信仰——与所有事物和解,宽容面对一切,顺其自然,不做任何引领与跟随。只要遭遇生活的不堪,他就會说:“孩子,这也并非坏事。”这句口头禅似乎成为治愈一切苦难的灵丹妙药。父亲“不信教派,不拜鬼神,却不逊色任何教众的虔诚”,到了晚年,当他目睹儿子的处境深感“无力”时,不禁“哭泣地问自己,我做了改变,那我的孩子呢?”毕强的畸形生命状态,促使他不得不反思,他“开始怀疑,过去和现在,可能没有区别,硬要说不同的话,仅是自己不再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去冲抵和平衡信仰和现实的逆反。”父亲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大半辈子持守的“信仰”正在崩溃。可是,他已经无法改变毕强。

父亲去世那天,毕强意外地拾到一只鹦鹉。此后的生活中,鹦鹉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父亲,成为毕强固守的某种信靠。鹦鹉被谋杀,对于毕强而言相当于“精神父亲”死亡——宽容和解、顺其自然的人生哲学的破产。他会因此而悲伤、失落吗?抑或是如释重负?“我看到这张照片,毕强嘴半张着,睁大着眼睛,眼角处湿润了,但注视着的好像并不是痛苦。鼻翼之下的轮廓,甚至有一些愉悦。”——这样的描写给人一种感觉,毕强并非受害者,谋杀似乎是他内心的需要……纵然这只是一次“消极反抗”,但终究对人生的“无力感”作出了反抗。那么从此以后,毕强是否会敞开自己,去积极应对生活呢?

关于主人公的最后命运,小说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或暗示。只有一个问题被凸显出来:我们应该如何平衡“信仰”和现实的关系?

现实总是让人产生难以言喻的“无力感”,小说中的所有人都在为消除这种“无力感”而努力,“我”、邹周、幕后老板、父亲、毕强……最终大家都失败了。哪怕像父亲那样自以为找到了“信仰”,可是,它并没有产生支撑起灵魂的力量——因为,它本身并不具备超越性,不过是一种贴地生长的苟活哲学而已。

尽管这篇小说只有短短八千字,却充分显示了一位年轻作家卓异的写作才华。

首先,他对语言有极好的控制能力。小说开头有这样两句话:“碎光上的桥面,几辆慢行的车像皮影戏偶,相互拖拽着倒影。慢雨砸在窗沿,带进一股潮湿铁臭,我打完长串喷嚏,朝窗外再望去,发现桥面已空空荡荡。”寥寥数语交代环境,调动了视觉、味觉,而且富有动感,视角之独特,用词之精准,信息之丰富,呈现了好小说该有的一切语言特质。

其次,他对叙事有娴熟的控制能力。小说的叙述视点一直放在“我”身上,中间通过“蝶”进行视角转换,从全知角度去讲述毕强的故事:“……另一只蝴蝶也同样在毕强的躯壳窜动,并更细腻地具象成无数回忆,伴随着而来的还有希望、惶恐、亢奋,它们涌来的猝不及防、猛且有序,像预感,像暴风雨前夕,蚂蚁或飞鸟的本能。”高度凝练地讲完毕强的故事,再次转换成“我”的视点继续叙述。不同视角的巧妙转化,不仅节省了大量冗笔,也给读者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深谙节制的艺术。诚如伏尔泰所言:乏味的艺术,就是把话说尽了。他懂得惜言如金,懂得欲言又止,懂得王顾左右而言他,绝不多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就像小说结尾的描写:“在门彻底再次关闭前,我看一只彩色蝴蝶从夹缝飞出,掠过我俩,朝光亮的大厅飞去,途经的空中,我闻到了青草的清香。”这句话至少包含四个意象:“彩色蝴蝶”“从夹缝飞出”“光亮的大厅”“青草的清香”。作者只是碎金般地抖落出来,绝不给予铺垫或敷衍,甚至没有暗示。这些符号到底有什么深意呢?只能靠读者去猜想了。

毫无疑问,这篇小说的技巧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好的小说还要给读者提供心灵路标,给予真诚的精神指引,而不是将人引向更深的迷茫……对于一位年轻作家而言,这肯定是比磨练技巧更难的挑战。

(责任编辑:龙娜娜)

蔡家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评论集《重建我们的文学理想》《怎样讲述中国故事》、散文随笔集《松塆纪事》《书之书》等七部。发表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证——武汉“封城”抗疫76天全景报告》(合著)等。曾获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奖、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湖北文艺评论奖等。作品被译成英文、韩文、尼泊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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