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伯温撰并书《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及相关问题考论

2023-10-26 09:09刘祥辉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3年9期
关键词:三川居士墓志铭

刘祥辉

(洛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邵伯温,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之子,字子文,河南府洛阳人。先后任华州西岳庙祠禄事、陕州灵宝知县、永兴军耀州三白渠公事、果州知府、提点成都刑狱等职。著有《邵氏闻见录》《河南集》《皇极系述》等。近年出土的邵伯温撰并书《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奉议郎通判河中军府赐绯鱼袋周公墓志铭》《宋故敦武郎知辰州会溪城公事罗公墓志铭》《宋故朝散郎致仕吕君墓志铭并序》等墓志,为我们研究邵伯温提供了新材料。《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一文记录了志主焦氏的生平家世,并简单介绍了志文撰写的原因。其志文内容不仅可补遗《宋代登科录》,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宋代普通农家生活及乡村教育状况。其志文撰写及书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邵伯温的文风、书法情况,对于宋代墓志书法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一、墓志基本信息及录文

墓志全称《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传出于三门峡,现藏于私家。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收藏有该墓志拓片(见图1、图2)。据拓片可知,墓志呈方形,长约61厘米,宽约61厘米。志文27行,满行26字,全文698字,现将志文移录如下: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

图1 《宋三川焦居士墓志铭》志盖拓片

图2 《宋三川焦居士墓志铭》志身拓片

朝散郎专切管勾永兴军耀州三白渠公事邵伯温撰/并书题盖/

居士姓焦氏,讳士安,字景仁,昔周武王有天下,封神农之后于焦,今/陕县有焦城,盖其国也。故居士之先世为陕人,后迁平陆,唐末避地/又徒灵宝之三川,迨今将十世矣。曾祖讳继能,祖讳崇美,父讳厚,皆/隐于农。妣范氏。居士幼孤,既长事母尽孝,尤勤稼穑,家遂以农。为人/宽厚畏惧,凡征赋调役必先众人。暇日则读经史,能通其诂训,每及/前人义夫节士之行事,必欣慕之,故乐周人急难,宗族亲党乡里故/旧贫乏者,往往依之,丧葬有不能奉者,则为之出力以襄事。疆畔为/人侵占未尝校,久而愧悔,多自归之。乡邻关争,善言和解,人皆悦服。/使之无讼盗入其家,亡失不赀□者得之。怜其母老,纵之使去所居,/在函谷之南,濒鸿胪王城,二水幽远清润,宛转萦带女郎,诸山烟岚/云岫罗列其前,有若图画竹树丛萃,溪流支分,稻畦棋布,望之极目,/如在江乡。乃辟馆舍图书,延乡里四方名士教其子孙,一时贤公/卿亦有过之者,必盘桓称赏或题其壁间,未数岁长子辉以进士登/第,其余皆崭然见头角,孜孜乐善,有士君子之风焉。以政和四年十/二月戊辰,寝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其配苏氏,子男七人。辉奉议/郎后,居士一年卒。炜、焕、炳、灿、爟、烛皆居学校,爟尝以俊进预贡。女三/人,长适王琮,次蚤卒,次适秦州助教皇甫博闻。孙男六人,孙女十七,/人皆幼。辉虽通籍未经郊祀,故居士不及官封。平时为乡人所信爱,/没之日远近吊哭者以千数,至于野人田妇,莫不咨嗟垂涕。余与奉/议为交游,炜等将以政和六年十二月乙酉,葬居士于灵宝县陈何/里先茔之次,请铭其墓,固辞不获而铭之,曰:/贤哉居士!生于田里,艰难起家,义方教子,/郁然儒风,以变后世,我为之铭,可谓无愧。/

古芮张世永模刊。/

二、志主焦世安家世生平考释

(一)焦国与焦氏

《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中提到了焦国与焦姓的问题。志文曰:“昔周武王有天下,封神农之后于焦,今陕县有焦城,盖其国也。”《通志·姓氏略》中可以查证到与此相仿的说法:“焦氏。史记,周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今陕州东北百步焦城是也。左传曰,虞、虢、焦、滑,皆姬姓也,为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1]《古今姓氏书辩证》亦载:“武王克商,下车封神农之后于谯,以国为氏。或云姬姓曹伯,食采于谯。……至晋武公称起曲沃……亦作焦,谯、焦一也。”[2]从上述两引文,我们可以了解到“焦氏”源自“焦国”。关于焦国,历史上有姜姓焦国与姬姓焦国之分。《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3]《史记三家注》云:“神农氏,姜姓也。”[4]按此论,武王所封神农之后于焦为姜姓焦国。那么此姜姓焦国位于何处?《汉书·地理志》云:“陕,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5]《水经注》曰:“河南即陕城也。昔周邵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武王以封神农后于此。”[6]《括地志》载:“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因焦水为名。周同姓所封,左传云虞、虢、焦、滑、霍、阳、韩、魏,皆姬姓也。”[7]上述引文皆认为陕州有焦国,其中《汉书》《水经注》认为焦国为武王所封神农之后,即姜姓焦国。《括地志》征引《左传》认为焦国是姬姓所封。《左传》为春秋时所著,远早于《汉书》《水经注》,其所称姬姓焦国更为可信。查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原文,曰:“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8]此处并未说明焦国所处位置,但从其行文看,此处“焦国”更可能指陕城之焦国。虞、虢位于陕县和平陆,霍、杨、韩、魏位于山西,滑位于河南省睢县(后迁费,今偃师西)。除滑以外,虞、虢、霍、杨、韩、魏皆是晋国周边国家,所以此处焦国应该是晋国附近之焦国,而不是山东嘉祥县之焦城(1)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焦城,在嘉祥县南十五里青山东侧。”或安徽亳州之焦邑(2)春秋时期,为陈国焦邑。秦,为谯县,属砀郡。汉元朔(前128年至前123年)中,谯县改属沛郡。建武十八年(42),谯县改属沛国。唐武德四年(621),为亳州治。。因此,陕城之焦国应为姬姓,非姜姓焦国。志文以及《汉书》《水经注》所云焦国为周武王所封神农氏之后应是后人附会讹传。

(二)焦辉进士登第

《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曰:“未数岁长子辉以进士登第……辉奉议郎……”志文并没有明确焦辉具体登第时间。查阅《宋代登科总录》,亦无此人资料。但我们从志文中还是能找到相关线索。志文曰:“以政和四年十二月戊辰,寝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据此我们可推知志主生于皇祐三年(1051),卒于政和四年(1114)。从志主生卒年月,我们可大体推知焦辉进士及第的时间。宋朝前期举行殿试间隔年限不一,大多根据皇帝意志而定。至宋英宗时,殿试每三年一次成为定制。从皇祐至政和年间共举行过22次殿试,据志主生卒年月推算,焦辉若从十五岁开始参加科举,则可能参加的殿试大致有10次,分别为:元丰八年(1085)乙丑(焦蹈)榜(15岁)、元祐三年(1088)戊辰(李常宁)榜(18岁)、元祐六年(1091)辛未(马涓)榜(21岁)、绍圣元年(1094)甲戌(毕渐)榜(24岁)、绍圣四年(1097)丁丑( 何昌言)榜(27岁)、元符三年(1100)庚辰(李釜)榜(30岁)、崇宁二年(1103)癸未(霍端友)榜(33岁)、崇宁五年(1106)丙戌(蔡薿)榜(36岁)、大观三年(1109)己丑(贾安宅)榜(39岁)和政和二年(1112)壬辰(莫俦)榜(42岁)。北宋初期承五代后唐之制,进士、诸科及第之后,参加关试合格后,方能释褐授官。宋太宗天平兴国二年(977)后,进士、诸科及第不经关试即释褐授官,此后遂成为定制。据志文:“辉奉议郎后,居士一年卒。”即焦辉在授官奉议郎一年后,其父焦士安去世(1114),我们初步推定焦辉进士及第的时间可能在政和二年(1112 )壬辰(莫俦)榜或大观三年(1109)己丑(贾安宅)榜。北宋贡举一般情况于开科场年八月份举行解试,冬集礼部于第二年正月参加省试,省试合格举人于三月再参加殿试,殿试结束后再经过唱名赐第、赐绿袍靴笏、导从前引、朝谢皇帝、赐闻喜宴、赐御制诗、编登科录、立题名碑、释褐授官等恩荣,已近十月之久。如焦辉于政和二年(1112)三月参加殿试起,至释褐授官奉议郎需两个多月的时间,将近六月份才完全结束,所以志文曰:“辉奉议郎后,居士一年卒。”是可信的。但宋代殿试并不是所有人“及第即命以官”,真宗咸平三年(1000)始,除及第一、二、三甲者即授官外,四、五甲“试衔”者皆守选,即需通过吏部铨选合格后方能授官。景德二年(1005)明确规定及第第五甲同出身皆需守选,遂成为定制。守选的时间有长有短,有长至二十年者,亦有短至半年者。志文中并未提焦辉及第几甲,如果焦辉进士及第第五甲,亦需经过吏部铨选,所以焦辉登大观三年(1109)己丑(贾安宅)榜,三年后授奉议郎也是可能的。焦辉所授奉议郎为寄禄官,相当于元丰改制前的太常寺丞、秘书丞、殿中丞、著作郎和校书郎,为正八品官阶。除奉议郎外,志文中并未说明其具体职事官,可能是出于撰文需要。综上,志文中焦辉进士及第事迹可补遗《宋代登科总录》。

(三)关于郊祀封赠

郊祀封赠是宋代士子或其他官吏获得父祖、妻妾封号的重要方式。郊祀是在皇帝主持下,在正常情况下平均每三年进行一次祭祀天地的重要礼仪,有南郊祭祀天神和北郊祭祀地神之分。其中南郊祭祀为吉礼之首,尤为乞请封赠官员所重视。在举行郊祀时,无论是否参与,事后皆可按照等级和职责情况获得现钱及各种物品赏赐。《宋会要辑稿》载:“国朝凡郊祀,每至礼成,颁赉群臣衣带、鞍马、器币,下洎军校缗帛有差。”[9]宋朝郊祀大礼不仅封赠财物,而且对乞封者的父祖、妻妾封赠相应官职或封号。《宋史·职官志》载:“建隆已来,凡有恩例,文武朝官、诸司使副、禁军及藩方马步都指挥使以上,父亡皆赠官。……使相、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尚书已上、三司使、节度使、留后、观察使、统军上将军、内臣任都知副都知者,赠一官。……东宫三师、仆射、留守、节度使、三司使、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并赠两世。余官或见任,或致仕,并赠一世。”[9]4083,又“凡初除及每遇大礼封赠三代者……凡遇大礼封赠二代者……凡遇大礼封赠一代者,文臣通直郎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一代初封赠父,文臣承事郎,武臣、内侍、伎术官、将校并忠训郎,母、妻孺人”[10]4085-4086。焦辉进士及第授官奉议郎,在通直郎以上,符合乞封一代要求,但因未遇郊祀大礼而无从乞封。我们最终推算焦辉进士及第后授官奉议郎的时间为政和二年(1112),其父去世在政和四年(1114),在这期间均无郊祀大礼(3)宋哲宗、宋徽宗时期的郊祀分别为元祐七年(1092)十一月癸巳、元符元年(1098)十一月甲子、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庚辰、崇宁三年(1104)十一月丙申、大观四年(1110)十一月丁卯、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己亥等。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七至九二。。所以志文曰:“辉虽通籍未经郊祀,故居士不及官封。”

(四)关于居士问题

标题和志文中皆提到了“居士”这个词,可见志主与撰文者对“居士”身份的认同。“居士”一词在先秦文献中意指有德才而未做官的士人,类似含义的词还有“高士”“隐士”“处士”等。如《礼记·玉藻》:“居士锦带,弟子缟带。”[11]《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钜者,齐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齐魏之君不明,不能亲照境内,而听左右之言,故二子费金璧而求入仕也。”[12]佛教传入中土后,佛经译者始用“居士”一词来翻译梵语“迦罗越”(kulapati) ,表示在家奉佛和修道之人,如《广异记》:“钱塘梅先恒以善事自业,好持佛经,兼造生七斋,邻里呼为居士。”[13]同时,先秦时期所形成的“有才德之人居而不仕”含义仍在使用,如《北史·韦夐传》:“夐对玩琴书,萧然自逸,时人号为居士焉。”[14]唐及宋以后,有大量士大夫信佛而自称为居士,如王维、李白、白居易、苏轼、黄庭坚、辛弃疾、范成大、欧阳修等。但传统意义上居士“居家不仕”的含义并没有消失,与“奉佛修道”之意同时并存,如唐欧阳询等所编《艺文类聚》收录《谢惠连为学生祭周居士文》载:“不臣天子,不事诸侯,公辟弗盻,王命匪酬,穷欢极乐,带索被裘。”[15]《东坡文集》载:“张愈,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云溪,自号白云居士。”[16]从《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这篇志文中,我们看不到志主有任何信佛和修道迹象,所以此处的“居士”乃表示焦世安才高德厚居家不仕之意。志文中“贤哉居士”一句,犹如《论语·雍也》中对颜回的称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7]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儒家伦理价值导向:德才高尚,虽身处陋室,但仍不改其乐。

三、撰文者邵伯温及其书法

撰文者邵伯温,是宋代著名理学家邵雍之子,与当时名流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程颐兄弟、蔡确、章惇等人皆有交集。《宋史·儒林列传》中有其传。其传载邵伯温先后任大名府助教、滁州长子县尉、西京教授、永兴军铸钱监、监华州西岳庙、知陕州灵宝县、知陕州芮城县、管永兴军耀州三白渠公事、知果州、提点成都路刑狱等职,最后在提举太平观任上卒,赠秘阁修撰,终年七十八岁。著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辨惑》等近百卷,对于研究邵雍、邵伯温文学成就、易学思想以及宋代洛阳风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对于邵伯温的书法,《宣和书谱》《续书断》《书史》《墨池编》《书小史》等宋人所撰书法史并未著录,《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为我们了解邵伯温书法提供了资料。邵伯温书丹《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总体呈现出宽博严正、潇洒俊秀之风格。从笔画上看,其笔力凝练、铿锵劲健,尤以转折之势最为突出,多为转折之后敛收下,如“景”“昔”“有”横折之笔。从结体上看,结构娴静不滞,中宫收得很紧,没有纵情开张,集一字之中心,看上去非常严整工整。结体多采取纵势,给人一种狭长的感觉,但其笔画精研穿插其间,又觉得字字流畅端庄,毫无倾倒的气势,乍一看它排列得很整齐,但是细看紧凑中又见舒朗,在严谨中又见变化,有安定逸出之美。《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表现出“纵有行、横有列”的章法特点。虽然笔画有长有短,欹侧不同,但点画仍能沉稳坚实、纵横有序地排列组合,给人一种匀称和谐的视觉感受。通过上述对笔画、结体、章法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邵伯温的书法有远追唐楷之倾向。从字形空间结构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有褚遂良书法的影响,在字形结体方面又似乎有魏碑的痕迹。同时,我们从邵伯温书法中,还可以看到宋代“尚意”书风的影响。由苏轼、黄庭坚等所开创的“尚意”书风强调崇神尚意、以神写形,注重直抒胸臆而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在邵伯温书丹的《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尚意”风格:结体谨严之中不失意趣,笔画有力而不失婉润,正所谓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邵伯温书法既远追唐楷,又有魏碑姿态,其用笔、姿态并未受到唐楷法度之羁绊,略有别开生面、颇具个性之美感,实能反映宋代墓志楷书之意趣。

四、墓志所见宋代农家生活及私塾教育

宋代乡村中下户的主体是拥有自己土地并亲自耕种的农民,从墓志文中可以看出志主焦世安就属于这种中下户。志文曰:“曾祖讳继能,祖讳崇美,父讳厚,皆隐于农。妣范氏。居士幼孤,既长事母尽孝,尤勤稼穑,家遂以农。”“皆隐于农”“尤勤稼穑,家遂以农”体现了宋代农民“以农为本”“勤于稼穑”及世代为农的情况。“凡征赋调役必先众人”句,描述了一个顺民形象,不仅反映出撰文者对其品德的认可,同时也反映出宋代官方对于普通农民的某些评价标准。“宗族亲党乡里故旧贫乏者,往往依之,丧葬有不能奉者,则为之出力”句,反映出宋代家族内部之间存在一种互助机制,这种互助行为有利于加强宗族内部团结,延续宗族发展势力,同时也是维系个体与家族之间依附关系的有效途径。“乡邻关争,善言和解,人皆悦服”“平时为乡人所信爱,没之日远近吊哭者以千数,至于野人田妇,莫不咨嗟垂涕”几句,描述了志主与周围亲邻之间和睦关系,体现出一种侍亲睦邻的儒家伦理价值观。从《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乡村中下户农民的墓志书写形象:焦世安家族世代为农,勤于农业生产,事母尽孝,睦邻友好,团结宗族,符合宋代社会所倡导的儒家伦理价值观。

宋代不仅官学教育发达,而且由社会贤达所开设的私人书院及由宗族组织的族塾义学也十分兴盛。即便是偏僻的村庄,也往往会设有“冬学”,有些地区甚至达到了“五步一塾,十步一庠”的程度。这种现象不仅在志文“乃辟馆舍图书,延乡里四方名士教其子孙”中有所体现,在《宋故承事郎王君墓志铭》“辟屋构室,前后凡数楹,蓄聚图史,延纳名儒,俾授诸子”[18]中亦有体现。同时,宋代私塾很多都选在山水秀丽、环境幽静的地方。如志文所言:“有若图画竹树丛萃,溪流支分,稻畦棋布,望之极目,如在江乡。乃辟馆舍图书,延乡里四方名士教其子孙。”使得“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虽穷乡僻壤,亦闻读书声”[19]。宋朝是一个重视教育、崇尚知识的时代,即便是尤勤稼穑的范氏也暇日通读经史。“暇日则读经史,能通其诂训”,这不仅反映出范氏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对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更是从侧面体现出宋代统治者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即使是普通农民家庭亦鼓励子女读书,其背后主要原因是科举制度对他们的影响。科举制度发展到宋代,读书求学进而登科入仕成为普通民众实现阶层跨越、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因而大大激发了民众读书求学的积极性,志文中“未数岁长子辉以进士登第”正是此种现象之反映。

五、结语

志主焦居士虽为宋代普通农民,但能以勤于稼穑、事农为本养活家人,反映出宋代中下户的实际生存状况。辟馆舍,延请名士教育子孙,显示了宋代科举制度对乡村私学教育的深远影响。焦世安之子焦辉以进士及第并授奉议郎,可以佐证宋代农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以实现阶层跨越的具体事例,其事迹亦可补遗《宋代登科总录》。焦辉进士及第未经郊祀封赠而导致焦士安未获赠官之情况,反映出宋代父母一辈可以通过其子女官职等级获取赠官的事实。志文对于志主“居士”称号以及道德品性的良好描述,反映出宋代社会针对一个中下等农户的伦理判断标准。同时,墓志文的书写亦反映出邵伯温书法既远追唐楷,又受到了宋代“尚意”书风之影响。总之,《宋三川焦居士墓志铭》,为我们了解宋代中下层农户的生活状况、私学教育、伦理价值,尤其是进一步了解邵伯温的文风、书法提供了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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