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价值内蕴探微

麦宇红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广州 510642）

高校依托学科进行高深学问教育培养、科学研究等高等教育活动。鉴于此，以对学科进行科学评价为价值旨归的学科评估，其指标体系及指标体系所蕴育的理念内涵，须与高等学校的职能和高等教育功能保持一定的适切与契合。笔者以第五轮学科评估一级指标体系变化的轨迹为切入点，通过对学科评估价值遵循的追本溯源，探究学科评估价值内蕴背后的深层逻辑机理，以期为探索学科评估的科学路径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一级指标体系变化轨迹及其价值走向

通常意义上学科的内涵除高深学问知识体系之外，还包纳教师、学生两大不可或缺因素。学科活动也被普遍认同为教师和学生围绕学科所进行的教育、科研、社会服务等。基于此，教育部学科评估一级指标皆含有师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由此而综合形成的学科声誉几大模块。但是，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每轮学科评估一级指标的名称或排序均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透过差异反映的恰是学科评估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发展与更迭。

第一、二轮学科评估一级指标依次为“学术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声誉”。“学术”一词的重复出现表明第一、二轮学科评估侧重于学科知识形态本身，期翼借助知识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及其所从事的知识活动进程探究高深学问知识体系发展规律。自第三轮始，局限于知识体系自身、以知识形态为主要内涵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有所改变，学科与高等学校彼此之间的依存性、学科与学科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其对学科价值体系构筑所产生的影响等开始受到关注，对学科组织建制、制度文化、研究能力等的评价开始与高等学校的职能、高等教育的功能关联起来。第三轮学科评估一级指标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将“学术队伍”改为“师资队伍”，使学科从业人员身份与教师直接等同；将“学术声誉”改为“学科声誉”，并增加“社会贡献”监测点，表明第三轮学科评估对学科的界定已从单一的高深专门知识的学术组织拓展为与高等学校职能密切关联且兼具学术性与社会性的复杂组织，学科的功能认知也从知识生产领域延伸至教育等其他社会领域。此外，第三轮学科评估还将“科学研究”改为“科学研究与创作”，兼顾不同知识体系知识生产方式的差异性，可谓之学科分类评价的肇始。

第四轮学科评估一级指标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排列序位上，不仅“人才培养质量”从第三轮的第三序位上升至第二序位，而且“社会服务”也由第三轮的二级指标跃升为与“学科声誉”比肩的一级指标。至此，学科评估一级指标体系的理性内涵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以及高等教育育人功能、社会功能两大主要功能的意蕴日趋融合，对学科的评价也由仅注重学科知识领域及学术发展规律的单一性评价发展，转而为与高等学校职能、高等教育功能密切相关的整体性、关联性评价[1]。随着对高等学校职能和高等教育功能促进作用的考量逐渐成为学科评价的核心介质，学科已成为承载高等教育建设理念、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载体。而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中“人才培养质量”已跃升至四个一级指标的首位。对“人才培养质量”的突出强调进一步彰显了学科与高等学校、高等教育功能的互融共通，加速推进了学科建设回归通过分门别类高深知识教育使学生被形塑成为具有一定知识修养人的价值本位[2]。

教育部学科评估一级指标体系变化轨迹折射出的正是对学科内涵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即由分门别类知识体系这一表征逐渐深入至其与高等学校职能、高等教育功能实现的逻辑关联上，这也是顺应新时代要求、科学而正确的学科评估价值取向。

二、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框架深层解读

第五轮学科评估一级指标分别为“人才培养质量”“师资队伍与资源”“科学研究（与艺术/ 设计实践）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从指标价值内涵及彼此之间的逻辑关联看，这4 个一级指标实质上可归并为两方面：即以育人价值为核心的价值本位评价、学科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效益评价。第五轮学科评估不仅强化以“生”为中心的学科育人价值，还以知识价值为纽带，促使知识价值、个体价值及由知识转化、个体推动下实现的社会价值等多种价值的合一，真正达成了与促进人身心全面发展育人功能、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功能等高等教育功能的高度契合。

（一）注重以育人为核心的师资与人才本位评价

对“师资队伍”的评价从以往对教师学缘、学历、年龄、层次结构等科研客观视角的评价转变为师生关联视角下、以人的方式和全部的综合素质对学生全面自由发展进行引导、塑造和激发作用的评价[3]。“德育”本位、全面发展“人本”内核的同构、融合将“师资队伍”与“人才培养质量”糅合为一个整体，成为学科育人价值体现的“一体两面”。

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也在“德育”支撑下发展为对促进人全面发展及学生个体价值全面实现的考量。首先，新增“思政教育”二级指标，铸魂育人成为“人才培养质量”所有指标的灵魂与核心。其次，第四轮学科评估的“课程教学质量”监测点变为“课程建设与教学质量”，“导师指导质量”监测点变为“科研育人成效”，同时新增了“出版教材质量”监测点，这些都意味着对人才培养过程的考量由第四轮侧重于导师指导、教学过程的常态化评价拓展为包含“德”与“智”双重内涵、注重立德树人成效的系统性评价，教材、课程、科研均被纳入立德树人的载体范畴之中。最后，对“毕业生”的评价也在就业率、就业去向的统计及用人单位简单评价的基础上增加了职业生涯规划与职业发展质量评价，以期从毕业后职业发展、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双向互动的视角间接考量在学期间学科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以此开启了毕业生“自然个体”式的客观“冰冷”评价向“自为个体”式主体价值评价的转变。毕竟，每位学生都有其个体价值实现的诸多可能，但这些可能很多时候只是以潜在价值的方式存在，正是高等教育及其载体学科促使学生自身的诸多潜在价值转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从而达成其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4]。充分激发并最大程度开发每位大学生的各项潜质成为衡量学科发展的应然之举。

（二）注重学科价值与社会价值评价的统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被赋予厚望。加大原创性成果的研发、提高成果转化率来切实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理念在第五轮学科评估“科学研究水平”指标中有充分体现。

第五轮学科评估“科学研究水平”下设的二级指标虽主要采取科研项目、科研论文、科研获奖、专利专著等监测点，但实质上已经明确为注重科研产出与成果应用的双重评价。具体表现为将“专利转化”抽离出来，作为与“科研成果”并驾齐驱的同级指标，增加了针对艺术等其他学科实践成果、实践项目与获奖等的监测，科研成果的应用性与实践性成为对科学研究考量的核心。换言之，学科的知识价值应成为其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石，并以“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5]。除理工学科之外，第五轮学科评估针对艺术等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提出了服务社会的目标要求，增加了实践成果、实践项目与获奖的二级监测点，引导人文社会科学走出书斋、走进广阔的社会，在经济和民生需求中寻求研究基点和生长点，“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6]。

“科学研究”以“社会服务”为目的，并为其提供技术支撑；“社会服务”借助各具特色的“科学研究”使不同学科的魅力与能力得以尽情展现。第五轮学科评估“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无论在学理意义上还是实践理路中都因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这一致的目的而呈现出鲜明的统一性与互构性，从而敦促了学科价值评价与社会价值评价的合一。

三、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内蕴及溯源

教育部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嬗变历程折射出学科与高等学校职能、高等教育功能的价值取向。2020 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这既是国家首次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源头对教育的本质与功能进行的深刻阐述，也是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政治论、经济论、价值论彼此交融的郑重宣告。“坚持立德树人，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引导确立科学的育人目标，确保教育正确发展方向”的表述彰显出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的新导向[7]。新时代的高等教育评价尤为注重供给侧改革的视域，即以群众关切、社会关心的问题为切入点，以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为落脚点，指引教育回馈社会和人民。新时代高等教育是在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实现政治论、经济论与价值论的统一，这也正是第五轮学科评估的价值内蕴所在。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取代十几年来偏重学术头衔、科研产能的师资评价；以思想政治意识形态教育作为贯穿与支撑人才培养过程评价的核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意识形态浸润渗透学科建设发展过程始终，督促学科在彰显中国特色的同时完成培养时代新人的重任。而以国家社会需求为基点的“社会服务”评价则可看作是第五轮学科评估的新侧重。自第四轮学科评估开始，“社会服务”监测点就从涵纳于“学科声誉”之内、一跃而为与“学科声誉”比肩的重要指标，对其考量也不似前三轮那样只须简述即可，而要求提供具有实质成效的典型案例[8]。到第五轮学科评估时，则加大了成果转化的权重、强化学科与国家战略社会需求的对接，并首次提及了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切性，用学生就业与职业发展的定性定量分析，间接反映用于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匹配性[9]，建立以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为纽带的学科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政治、经济维度之外还有价值的维度需要遵循。正如高等教育改革绝不能止步于满足政治、经济的需要，还须落实到学生的发展上[10]一样，作为承载高等教育功能核心要素之一的学科，对其评估的最终目的也在于通过以评促建，不断提升以学科为载体的生本教育能力。因此，第五轮学科评估铸魂育人成效凸显，强化思政及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贯穿与引领，甚至以往权重最高的“科学研究”也成为学生成长成才、全面发展的一个支撑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政治论、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的经济论与以人本价值为核心的价值论在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中予以交融统一。

在对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价值内蕴的溯源中可发现，早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以政治、经济、价值（即人的发展）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视角，构建了认识社会现象的三维分析框架[11]，这种三维分析框架也成为人们对作为特殊社会现象——高等教育发展考量的标尺[12]。事实上，高等教育无时无刻不受政治、经济、价值的共同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思想或观念亦无不与政治论、经济论与价值观相互制约并相互作用着[12]。作为高等教育主要场所的高等学校及其功能单元——学科，因与高等教育事实上的共生性、逻辑上的依存性，而在建设发展进程中深受高等教育发展理念的影响，从而在功能表述、评价取向上与之保持价值理念的共振，这也是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变迁的深层原因所在。

四、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价值内蕴的逻辑机理及其蕴示的发展方向

学科具有知识体系与生俱来的知识属性，知识性也是学科与高等学校职能、高等教育功能关联的内在逻辑支点。知识在生产传播的过程中，因教师、学生及彼此之间的多重关系建构，除必须坚守知识生产规律之外，还须同时遵循渗透其间的高等教育规律。同时，学科也以各种组织形态而存在，当学科形成后通常要形诸于外在的社会建制，正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之一的福柯所言：“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13]”因此，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过程并不完全受控于知识逻辑本身，而在成为“社会控制与轨调（regulate）制度的一部分”[14]、融入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细微权力”之中[15]时，“通过知识的生产和知识的传递来影响他人、巩固权力或获取利益”[16]。在这个学科与社会等外在环境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其组织管理与知识生产的耦合机理得以最终建立[17]。

学科所具有的知识、组织二元属性在实践中是以教师、学生等具有双重身份的学科人为纽带，因对知识探索的兴趣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交融共生。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激发了人类对知识领域探求的欲望与不竭动力，而这正是学科知识体系生成和演化的逻辑原点，也是学科组织以及由学科组织所构成的高等学校存在的逻辑前提。随着知识体系的不断累积以及积累程度、积累水平的不断提高，学科组织也随之发生形态和功能的诸多演变，从而能在适应环境、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形成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增长极，并最终达成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愿景的实现。在此学科建构过程中，体现学科自然属性、完成知识系统化使命的内在逻辑与体现学科社会属性、完成知识制度化使命的外在逻辑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18]，而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及其所涵纳的社会功能既是学科知识系统化使命完成的理念先导，也是学科知识制度化使命完成的重要逻辑介质。这既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价值内蕴背后的深层逻辑进行的科学阐释，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寓知识评价于制度建设的学科评估发展走向。

首先，推进以知识体系内涵建设为基点的学科水平增值评价。以铸魂育人成效、人本价值的实现为贯穿学科要素建设的核心，鼓励依据不同学科类别、不同学科特色以及不同学科的组织建设方略主动面向知识创新前沿，在对学科动态发展监测的基础上，以着眼于知识系统质量、结构、效益均衡化的发展性评价为指导，推动学科在兼顾知识发展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中获得层次的飞跃和水平的提升。其次，推进以学科知识性、组织性协同发展为中心的多元价值评价。学科知识和组织的双重形态使其呈现出多元的价值特性，通过推动知识应用、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等评价的不断深入，寻求知识资源与组织建制间的最优匹配，以期达成学科组织建制与社会服务贡献之间的优化平衡，使学科在自组织治理能力、管理成效获得提升的同时，真正实现与高等学校职能、高等教育功能的相得益彰。

五、结语

新时代，高等教育肩负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光荣使命。新时代、新形势要求高等教育须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相适应、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这也是高等学校职能和高等教育功能载体的学科不能回避的责任与担当。基于此，学科评估也须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目标，注重知识体系建构的人本价值、知识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交融，注重知识形态组织建制与外在环境的双向循环良性互动，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对教育的需求为指向，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价值内核，以推动科技创新为动力，力争借助以评促建来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