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家：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李修建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中华文明何以具有统一性？如何理解这种统一性？需要深入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内部，来思考这些问题。

一、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需要统一

中华文明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主要围绕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发展而来。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定居的耕种农业[1]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农业生产仰赖天时地利，有相对固定的节律，正所谓春耕、夏长、秋收、冬藏。正常状态下，人们的活动范围极为有限，他们定居村落之中，围绕附近的土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并不远的固定集市进行商品贸易，因此不必像商业文明那样，需要通过长途跋涉、投机冒险来满足生活所需。

为了保障生活无虞，中国人所渴求者：一是风调雨顺，二是国泰民安。

前者是针对自然的，希望阳光普照，雨水充足，有个好年景，作物有好收成。不过，由于洪涝、干旱、蝗灾等自然灾害屡见不鲜，中国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发展出认识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识与智慧。诸如天文地理、二十四节气以及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谣谚等种种关乎自然的知识，以及祈求雨水、禳除灾荒的仪式，兴修水利的技术，还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与观念，皆产生于人与自然相摩相荡的过程之中。

后者是针对社会的，希望天下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因为维持生计的土地与作物皆无法移动，所以中国人安土重迁，有浓重的乡土观念。一旦烽烟四起，百姓最为遭殃，为了活命，只能流离失所，离开养育自己的土地，投奔前路渺茫的他乡。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争战，魏晋六朝时期的南北对立，宋、辽、金、西夏的并峙，以及其他改朝换代时期的混乱，皆对社会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如汉献帝时期，“遇董卓称乱，大焚宫庙，劫御西迁，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1]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七《食货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4页。，类似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屡有发生。所以，人们渴望和平统一、国家安泰，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与农耕生产方式相伴随的是对水的治理和利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人民生活，都离不开水，世界几大文明都依水而兴。在中国历史上，黄河流域曾经水患不断，史不绝书，大禹治水的故事绝非虚构。治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调用庞大的人力、物力，只有国家统一，才能有效整合力量，上下齐心，完成这一重任。

治水不仅能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还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稳定。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黄河和长江等重要水系基本为东西走向，沿水而行，东西之间的交流与交往较为顺畅。上古时期，位于西部的夏族与东部的夷族处于对立状态，东西对峙与互动成为大中原地区历史主体结构。“此消彼长，往复不断，构成早期大中原族群互动融合的主要趋势，直到汉代基本形成汉族。三国以后，持续数千年的东、西部族群之间的互动大势开始转为南北争斗为主体的形势。”[2]陈立柱、刁华夏：《“敬天”与“射天”：上古夏、夷族群融合之殇》，《史学月刊》2020年第4期。隋代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统一全国后，为了解除南北交往的障碍，隋炀帝调动全国力量，开凿了大运河。运河的开通，不仅解决了南北方的物资交流问题，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体现出重要的政治意义，而这也使得全国大一统的局面更为稳固。

二、礼乐制度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铸牢了文化根基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究其根本是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礼乐制度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铸牢了根基。

上古时期，部族林立，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礼乐制度此时已有初步萌芽。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周公辅政时期，制礼作乐，形成了完备的礼乐制度，这套制度为历代所因循，深入中国人的骨髓，至今仍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简单讲，礼乐制度是一套行为规范：人们在不同社交场合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依其社会身份，皆有所规定；人人依此行事，社会就会稳定有序。礼乐制度又具有道德教化作用，单纯的礼具有等级性和强制性，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对立，而诗乐舞一体的乐可给人带来身心愉悦和美感享受，能起到缓和紧张局面、敦睦情谊的作用，所以礼中有乐，乐中有礼，礼乐相须为用。《礼记·乐记》所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将礼与乐视为天地自然的本然状态，乃天之经、地之义，强化了礼乐制度的本体论内涵及其重要意义。

礼乐制度外化为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审美符号和身体美学，富有艺术情味，贯穿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传》），所谓“衣冠文物”[1]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二十六《百官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20页。，皆是指此。古代中国早就形成了天下观，《尚书·禹贡》中讲大禹划定九州，区别华夏与四夷。天下所涵括的区域，包含了华夏与周边少数民族所处地区。所谓“华夷之辩”，不在种族，而在文化。韩愈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韩愈：《原道》，国学整理社编《韩昌黎全集》，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74页。以是否认同礼乐制度，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已是如此，秦汉确立大一统政权，尤其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礼乐制度更为历代所奉行，各民族莫不潜心学习礼乐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皆以中原制度为标准，进行汉化改革，其中尤以北魏的改革最为彻底，如禁胡服、断北语、推行汉字教育、发布汉文书籍、尊孔崇儒和兴复礼乐等。南梁陈庆之曾出使洛阳，并发出这样的感慨：“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3]尚荣译注：《洛阳伽蓝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2页。可见北魏推广汉化政策之成功。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为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宋朝并峙的辽、金、西夏政权亦是如此，辽在文化政策上全面采纳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以儒家学说作为政治文化的主导思想。宋人陈旸的《乐书》提到，契丹“所用声曲，皆窃取中国之伎”[4]陈旸：《乐书》，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1册，第727页。。金同样建立起以汉文化为主干的文化结构，金太祖特别注重对文物典籍的搜求，在征辽之时，他下达诏令：“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5]脱脱等：《金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页。西夏的文化景观及典章制度亦深受汉文化的熏染。元朝与清朝这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尤其清朝，更是奉行儒家思想，推行礼乐制度。

由于共同尊奉礼乐制度，中华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团结并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时至今日，无论哪个民族的中国人，都重礼、明礼、讲礼、守礼，礼乐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传统价值观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古代中国认为“气”乃宇宙本源，万物皆由阴阳二气相合而生，本质上是同一的，所以有“齐物”之论。人是自然之一员，天与人相合无间。中国人早在魏晋时期就发现了自然的独立审美价值，自觉地欣赏自然、热爱自然，主动亲近自然山水、流连花鸟虫鱼。这一时期，山水诗大兴；山水画萌芽，并在唐宋以后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中国人将身体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身心一如，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和天人相副的观念。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为次第展开，却将家国天下视为一体，追求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帝尧说“协和万邦”，孔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梁启超化用顾炎武之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皆为此意。

“和”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阴阳二气只有处于“和”的状态，自然、身体、家国才会健康有序。所谓和而不同，中国文化承认多样性，认为不同的事物、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都是必要的存在；它们交叉融汇在一起，相须为用，才显出生命的活力，使得世界的存在成为可能，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所以，中国文化追求“和”的状态与境界，如民间信奉和合二仙，期待婚姻美满、生活幸福；家庭关系主张“家和万事兴”；国家之间强调和平共处。

我们常将儒、释、道视为中国文化的三大主干。儒家敬天法祖，孔子为其注入了“仁”的内核，将对父母、兄弟的孝悌之情视作仁爱的出发点，并将其推衍至夫妇、朋友、君臣、国家，生成了忠君、爱国、诚信、义气等价值观。《周易》中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道家与道教追求清静无为、与世无竞；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儒、道思想相结合，产生了因果轮回、善恶有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等观念。三教之间并不对立，而是互相融通的，这些价值观念为整个中华民族所共享共尊，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中国历代典籍及文艺作品，都在宣扬上述价值观念，面向普罗大众的通俗文艺和民间文艺尤其如此。宋元以来，尽管普通民众的识字率很低，但小说、评书、戏曲、版画等文艺作品的普及，不仅能够传播各种历史知识，更有效地传达了传统价值观。南宋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将杂剧分为十二科：神仙道化、林泉丘壑、披袍秉笏、忠臣烈士、孝义廉节、叱奸骂谗、逐臣孤子、䥽刀赶棒、风花雪月、悲欢离合、烟花粉黛、神头鬼面[1]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7册，第489页。，这些科目名称传达出民众所期待且认可的价值观。精忠报国的臣子，刚正不阿的清官，行侠仗义的豪杰，才貌双全的男女……构成了中国通俗文艺的人物谱系。包括少数民族文艺在内的此类文艺作品，基本有着大团圆结局，宣扬有情人终成眷属、善恶到头终有报，推崇仁爱友善，高歌爱国奉公，满足了全体中国人的心理期待和审美情感，也使中华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

如今，中国社会已发生巨大变迁，农耕生产方式已被工业化所取代，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所推重的价值观念，依然在当下发挥着重要而持续的影响，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提供着坚定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