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场域下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机制与舆情引导策略研究

和 钰 陈 政

舆论与民意古今亘存，作为一种社会意见的集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全媒体时代来临，“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来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更易形成舆论合力［1］。突发公共事件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且极易引发舆情。基于此，我国权威层级启动各地区联动机制借助大数据形成了迅速的信息发布反应，广西也结合地方各类信息源进行了快速的联合反应。但“公众对信息的饥渴”及“媒体对事件报道的热衷”，加之“全媒体传播场域的全域性、开放性与虚拟性”，使得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与舆论管理问题日趋复杂化。当下，结合全媒体场域传播特征及广西以往处理突发事件时存在的问题和教训，梳理突发公共事件中舆论各方因素的内隐关联与差异性，深化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模式研究，提出高效的舆情引导策略，对于发挥全媒体传播效能，正确引导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与舆论生成具有现实意义。

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交融博弈形成的传播现状

随着全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多样化的新兴媒体传播方式不断涌现，广西各类媒体平台建设目前正朝着集纳聚合、共同发展的目标有力推进［2］。近年来，广西积极响应中央改革部署，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在全国率先打造了全区媒体融合“一张网”的省级技术平台。如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媒体融合报道上大胆尝试和创新，打造媒体跨界合作；广西云融媒体平台打造的“云上新闻中心”，通过提供虚拟主播、智能剪辑、自动拆条等AI技术，与各媒体携手生产系列融媒体产品等。传统媒体正在积极巩固和扩大主流舆论阵地，借助媒介融合不断集聚实现新作为，共筑媒体传播同心圆［3］。这对于增强传播效能，在全媒体场域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起到了积极作用。

传统媒体发展与转型的同时，以个体或各种组织为单位的新兴媒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自媒体人员、网络大咖、网络达人等围绕自媒体、短视频平台进行各类信息输出。对比广西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报道速度与频率可见，同一突发公共事件传统媒体的报道速度并没有优于新兴媒体，报道更趋向于权威性与专业性，但是表达相对单一，互动性较差，且表现形式不够丰富。自媒体的报道速度较快，尤其是民生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比传统媒体更快、频率更高。且新兴媒体传播的视角更多元、表达更繁杂、形式丰富、评价留言量巨大，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但由于新兴媒体虚拟性、匿名性和开放性的特征，传播的自由度较大，导致这些事件信息传播中，夹杂着很多虚假信息，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如不能有效控制突发公共事件的有序报道，容易引起网络舆情，呈现出“双刃”传播态势。

因此，在全媒体场域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传播中，交织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交融博弈，生成与信息发布的质量、信息传播的行为背后映射着不同主体的潜在利益与诉求指向。基于此，需进一步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主体分层，剖析信息生产者特征，才能提出合理的传播管理与舆情引导策略。

二、突发公共事件舆论主体的多元传播结构

全媒体场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表达更加多样化。传播方式的变化导致线性的传播结构被复杂化、网络化；传播参与的门槛逐步降低，也导致传播参与者的角色关系与传播结构均发生了质的变化。全媒体场域突发公共事件传播主体包含媒介机构与专业媒体人、政府机构、专家学者、公众等多个层面的群体组织，众声喧哗之下，凸显出全媒体场域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多元化结构特征。

首先，媒介机构与专业媒体人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的中流砥柱。广西区内新媒体平台接近3000个，以信息化运营为业务核心的平台企业有500家左右，新媒体从业人员接近3万人，对于突发公共事件传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一方面，专业媒体人拥有丰富的媒体资源和人脉关系，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突发公共事件社会舆情的信息和数据，从而及时分析和研判突发事件的动向和趋势，使报道在突发公共事件、引导舆论热点等方面拥有更高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效地引导公众舆论走向，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专业媒体人往往拥有较高的媒介素养，生产的内容更具专业性和叙事价值，他们能够通过梳理社会舆情中的各种声音和观点，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对全媒体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声统计可见，其在信息发布速率较快的同时也呈现两极化特征。部分激进媒体“爆点”抢发之下存在情绪化叙事、事件过分解读等问题，带偏公众的判断。另一部分保守媒体对同一事件信息发布存在内容同质化、新闻视觉框架单一等问题，最终导致传播效果衰减。

其次，专家学者与政府宣传部门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舆情风控的重要调节阀。专家学者与政府宣传部门能够从专业性和权威性视角，为公众提供科学界定与治理建议，消解负面舆情，引导舆论发展，成为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与舆情风控的重要调节阀。在前期公众对突发公共事件信息认知与接受度的调研显示，虽然媒介机构与专业媒体人，以及公众个人信息发布在突发公共事件传播中占有很大比例，但公众在对事件的态度认知与接受认可度上，更倾向于专家学者与政府宣传部门发布的信息。尤其是在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问题上，公众对于专家与政府宣传部门话语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传播意愿。但在对全媒体中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声统计可见，专家学者与政府外宣机构的信息发布速度、发布频率，话题关注度均不高。且随着社会公信力降低，专家情结被打破，专家学者与公职机关宣传部门的话语声音偏弱，调节阀的作用也在逐步减弱，导致全媒体中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有了更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最后，公众与自媒体平台建构了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的泛混沌层。随着技术的更迭，公众获取信息渠道日益丰富，民意触角无处不在。公众与自媒体平台以自组织的方式参与到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借助媒介技术将现实社会传播个体的关系联结代入网络传播中，形成具有推荐效应的分享式传播与强化效应的关系链传播模式，带动了社会的舆论话题和舆情关注度，公众与自媒体平台也成为舆论主体传播结构中最广泛的层次。人人生产与人人参与的传播模式为公众带来了传播增权，但不同层级、不同背景的传播主体，媒介素养、传播立场、传播行为也有不同考量。传播个体的差异性，也带来了全媒体场域中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真伪交杂、混沌化的传播样态，身份的隐蔽性、巨大的隐性利益、薄弱的责任意识，导致这一层级的传播主体管理难度较大，存在极大的舆情风险。

三、全媒体场域下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模式与引导策略

全媒体场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一般包含信息生产、信息发布、信息输出、信息接受、信息反馈五个阶段，关乎“人—事件—媒介—社会”四个层次。而公众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口口相传，专家的科学阐释与界定，政府宣传部门的治理政策，专业媒体人与媒介机构的新闻框架传达，共同作为传播的行动者，通过不同的传播行为，建构了全媒体场域下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模式。该模式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内容生产也包含着UGC（用户原创内容）、OGC（职业生产内容）、PGC（专业生产内容）多种方式，生产方式间虽有明显区别，但又具有密切联系，并可以实现相互转化。因此，结合全媒体场域下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的多元结构与传播模式，提出以下信息生产、发布与引导策略。

（一）全媒体场域对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的建构

正视全媒体场域突发公共事件传播呈现的自组织的泛传播状态，重视信息涌现带来的舆情风险，尊重该场域内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特有的自组织特征、条件、环境和动力学规律［5］，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应对舆情风险，一是增强各级政府宣传机构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反应能力、解释力、与政策调控能力，并提升政府宣传机构的媒介宣传推广能力，打破公众区隔，建立严密的各级政府宣传系统。如及时公开权威信息，向公众传递积极的态度，正确引导舆论；积极与公众沟通，听取并回应大众的声音，加强公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等。二是借助全媒体场域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对于突发公共事件传播议程设置的博弈，既凭借新兴媒体的传播速度快、内容丰富、互动性强的特点，又依托传统媒体公信力强、权威专业的独特优势，两者通过媒介终端融合，形成对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的途径互补与信息内容纠偏，在多极媒介的博弈中实现舆论的引导。

（二）信息质量对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的建构

全媒体场域突发公共事件传播中信息内容质量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尊重传播场域规律，在信息多样化生产的同时，保证生产信息内容的准确性与科学性；二是强调新闻视觉框架的线索全面性，还原突发公共事件的客观性与复杂性。传播个体的媒介素养、传播立场、知识认知匹配决定了其信息生产的能力，而全媒体开放自由的复杂传播场域导致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生产内容缺乏专业把关和自律，导致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生产充满了碎片化与不确定性。因此，除了追求信息发布速率外，要严把信息质量关，增强传播的规范性与实效性。例如，面对公众和自媒体平台，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同时，提升专家学者与专业媒体人的传播责任感，如专家学者对突发公共事件迅速的反应力、权威与准确的科学界定与信息表达能力、积极的传播参与态度；专业媒体人的科学规范与职业道德操守，良好新闻编辑能力、叙事能力等。各个层级在全媒体场域传播规律与变化之上的他律与自主等传播行为促进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走向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多方共筑全媒体场域突发公共事件高效舆情引导力

全媒体的传播中真伪交杂、混沌化的传播样态，常导致传播行动者对突发公共事件形成情绪化的感性传播。加之公众对接收的碎片化信息内容以感性逻辑串联，缺乏缜密的理性思考，就极易形成虚假信息的扩散。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信任与社会共识，带来极大的舆情风险。针对这一情况，一是强化舆情监测系统效能，如对地区主流新闻手机客户端、各类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论坛贴吧等互联网平台的相关舆情信息进行搜集、统计、分析、研判，做好早期预警与实时管理,加大决策化解力度,防微杜渐。二是正确应对信息发布、传播形成的舆论发酵，制定相应的管控、回应政策。如应首先关注事实本身，政府宣传机构正视公众的追问与情绪发酵，尊重公众信息知晓的权利，通过各类媒体平台与公众实现有效沟通，释疑解惑。同时，针对具体敏感问题，组成专家团队进行透彻分析，并联合专业媒体人形成信息的有效传达。针对个人散布谣言行为，及时驳斥，及时追踪，多方共筑全媒体场域突发公共事件高效舆情引导能力，形成理性传播。

四、结语

全媒体场域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提供了宽广的交流平台。突发公共事件由于其突发性，更易造成海量信息的涌现。而传播行动者的合力建构了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圈，让纷杂的信息流动、交互、促生，共筑了舆论生态，也加剧了社会的极化。基于此，合理的传播议程设置、精准可靠的信息质量、高效的舆情引导能力，是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及时、客观、有序传播的重要保障。该策略能够更好地规避“非理性”传播风险，建构传播规范，对全媒体场域下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长效机制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