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探索
——以殖民地时期朝鲜的丁玲接受为中心

曲向楠 ［韩］任佑卿

内容提要：殖民地时期的朝鲜文坛就已经开始探索丁玲，该时期对丁玲的译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将其作为中国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早期的丁玲形象是五四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因积极地反映社会问题，具有反对封建家庭等革命性因素，受到丁来东、金光洲等朝鲜文人的追捧。第二，认为丁玲是妇女解放或新女性的典范。如李明善提及丁玲时，认为她是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中少有的成功案例；朴天顺曾称赞丁玲作品中的丽嘉可谓是难得的近代女性形象。第三，将其视为国民党打压左翼人士进行文化专制的案例。丁玲失踪后不久，日韩左翼文人都在文章中批判国民党专制的文艺政策时提及丁玲事件，这也表现出东亚左翼知识分子的连带与互助。仔细观察殖民时期朝鲜的丁玲接受可以发现朝鲜文人在面对国家走向这一历史课题时对于文学现代化、新女性等一系列围绕现代性问题所作出的思考。

丁玲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初登文坛不久后其作品就已被译介至海外。她作品中散发出的女性主体意识，随着中国革命史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在经历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使如何评价丁玲、如何解读丁玲的作品成为海内外学者一直关注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后，伴随丁玲的复出，国内出现了研究丁玲的热潮，学者们也着手整理海外的丁玲研究。如王中忱、袁良骏、韩日新、文学武、陆文采、苏永延、赵焕亭等都在各自的研究中考察了丁玲的海外研究，其中重点介绍了日本与美国的研究情况，也涉及东欧、法国、新加坡等国的研究，但都没有提及韩国。

当然国内对于韩国丁玲研究的介绍并非没有，如韩国留学生成箕淑在其硕士学位论文《韩国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1［韩］成箕淑：《韩国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以丁玲、张爱玲、萧红为中心》，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中介绍了1980年以后至2008年期间韩国学界的丁玲、张爱玲和萧红研究。虽然朝鲜半岛对丁玲的关注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在这时就已经有人积极地将丁玲与其他中国现代女作家介绍至朝鲜半岛，但中韩学界受限于语言与早期材料挖掘困难等问题对于朝鲜半岛早期的丁玲接受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不过，鲁迅的域外接受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其中关于鲁迅在韩国的接受与传播，最近中韩两国都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袁良骏曾总结过日本的丁玲研究很像日本的鲁迅研究，如研究与作家作品发表时间同步、论者众多、方面涉及广和形式多样。2袁良骏：《台港、海外丁玲研究巡礼》，《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事实上，韩国的丁玲研究也很像韩国的鲁迅研究，主要表现在接受群体的同一性。如丁来东与辛岛骁既是著名的鲁迅研究者，又是重要的丁玲接受者。但，丁玲的女性身份与其曲折的人生经历使丁玲在韩国的接受与鲁迅相比呈现出更为多样的层面。

最近，随着殖民地朝鲜文人对中国现代文学接受研究的逐渐增加，多位学者发现中国现代女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接受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朝鲜文人对于中国女作家的介绍也渐渐浮出水面，而丁玲则是女作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贺桂梅指出丁玲的一生是中国革命史的肉身形态，也是中国妇女解放史的化身。3参见贺桂梅：《丁玲的逻辑》，《读书》2015年第5期。在丁玲积极参与革命、参与妇女解放的现场，处于同一历史时空下隔海相望的朝鲜文人是如何评价她、如何解读她的呢？早期报刊资料的整理与发现使解答这一提问成为可能。通过海外史料不仅能以此了解韩国对于中国女作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解读与态度随着历史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且能从侧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佐证。同时，相关史料还能折射出两国文人在面对相同的历史课题时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新女性、现代性等一系列围绕国家走向问题所作的思考。正如葛兆光所言“通过周边文献资料和不同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既能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执偏见，也能跳出‘以西方来透视中国’的单一模式”。1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页。因此，殖民地时期朝鲜丁玲接受的史料发掘与考察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进入本论文之前，有必要明确“朝鲜”的定义，朝鲜半岛自1910年8月22日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设“朝鲜总督府”对其实行殖民统治，直至日本战败。19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宣布解放，这天也被称为“光复日”。此后根据同盟国协议，美苏两军以北纬38度为界分别管理朝鲜半岛的以南和以北区域，大韩民国直到1948年8月才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年9月成立。韩国学界称1910年韩日合并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殖民地时期，1945年至1948年建国前这段时期为“解放期”。本文中将以“朝鲜”指代1910年至1948年的朝鲜半岛，“韩国”指1948年成立的大韩民国，为了区别，提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将加以特殊说明。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涉及的史料全部收集于今天的韩国，殖民地时期朝鲜半岛北部的史料有待进一步挖掘。

一 朝鲜半岛的丁玲接受概况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受殖民历史背景影响，朝鲜文化界和学界专注于探究民族解放和近代民族国家建设这一历史课题。自1920年起，朝鲜文人在译介外国文学时，有意识地向民众介绍由受压迫民族所创作的具有反抗意识的文学。该现象正如王家平在总结鲁迅域外传播的特点时所说的，这种译介印证了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一条规则，“人们接触‘他者’，主要不是出于好奇心而寻找差异性，而是为了在‘他者’身上找到与自己相同的共性”2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 —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9页。。不过，此时的朝鲜文坛对欧美文学的译介占主导位置，只有部分文人注意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蓬勃发展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中曾在中国留学的丁来东和金光洲，以及京城帝国大学以辛岛骁为代表的师生等都在译介丁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对丁玲的介绍主要是由具有中国留学经历的朝鲜文人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的译介文章和评论，以及京城帝国大学的中文系师生的研究构成。纵观1930年代朝鲜对丁玲的介绍，可以发现朝鲜文人主要关注其新女性作家身份和受迫害的左翼文人身份。

随着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文化控制变得更加严格，因此1937年后到1945年朝鲜文人较少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文章。到1940年以后，仅有的几篇朝鲜文人对丁玲的提及多受到日本丁玲研究的影响。例如，殖民地时期朝鲜唯一的一篇丁玲小说的翻译，是日本武田泰淳翻译的《他走后》。日本投降后，朝鲜学者终于可以再次自由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甚至被允许公开讨论中国的抗日文学，由此解放期的朝鲜获得了短暂的中国文学介绍热潮。但1950年代由于大韩民国政府的建立以及朝鲜战争后的反共意识形态影响，韩国文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直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才得以重新开启。韩国的丁玲接受也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受篇幅限制，本文将仅详细介绍殖民地时期的丁玲接受。

下面，本文参考常景总结的殖民地时期朝鲜文人对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接受目录1常景：《殖民地朝鲜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接受研究》，成均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整理了有关丁玲的部分。

标题 作者 刊物 发表日期 提及女作家 备注中国尖端女性猛烈的活跃 未详 《东亚日报》5次连载冰心, 庐隐, 白薇, 绿漪, 冯沅君, 陈衡哲, 丁玲, 凌淑华, 陈学昭, 吴曙天, CF女士（张近芬）等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艺观 金台俊 《每日日报》18次连载1930.11.29—12.5 1930.11.12—12.8冰心，丁玲，苏雪林（绿漪），君女士（冯淑兰），陈学昭，白薇，庐隐新兴中国文坛活跃的冰心, 白薇, 丁玲，庐隐, 冯沅君, 陈学昭, 陈衡哲，绿漪, 林兰中国文人的受难与荣誉重要作家 金台俊 《每日日报》17次连载1931.1.1—1.24 1931年上半期文坛秘录 李庆孙 《朝鲜日报》3次连载1931.8.26—8.29 白薇，丁玲，谢冰莹动荡的中国文坛的最近相 丁来东 《朝鲜日报》 1931.11.8—12.1白薇，丁玲，庐隐，谢冰莹现代中国新女性的印象 丁来东 《新家庭》2号 1933.2 冰心, 白薇, 丁玲, 绿漪, 冯沅君, 衡哲蓝衣社干部死的咀呪 未详 《朝鲜中央日报》2版 1933.6.19 丁玲中国的女流作家 丁来东 《新家庭》第1卷第10号 1933.10冰心，石评梅，庐隐，丁玲，绿漪，淑华，冯沅君，白薇，陈学昭等

续表

表格中列举的殖民地时期朝鲜文人对丁玲的提及主要集中在1930年至1937年。除丁玲之外，冰心、庐隐、白薇同样受到了较多关注。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罗列的文章中多为简略提及，以丁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仅7篇（标题加粗）。通过表中的数据可以得知早在1930年代初，丁玲就作为五四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被介绍到朝鲜半岛，其作品因积极地反映社会问题、具有反封建等革命性因素受到朝鲜文人的青睐。1933年5月，丁玲的失踪事件成为中国文坛乃至政治界的热点新闻，报纸杂志争相报道事件的进展，关于丁玲是生是死的谣言四起。同年，鲁迅在接受朝鲜《东亚日报》记者申彦俊的采访时，特意说到失踪的“丁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1转引自［韩］洪昔杓《鲁迅和申彦俊，以及辛岛骁》，《中国文学》2011年第69辑。。1933年至1935年，丁来东、金光洲、辛岛骁等都在文章中斥责国民党抓捕暗杀左翼文人的残酷文化政策时提及该事件，朴胜极这一篇以丁玲为题目的《关于中国女流作家丁玲》主要也在讨论丁玲失踪。上述文人都在批判国民党政府的同时，表达了对左翼文人的同情。事实上，这种批判可视为朝鲜文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下进行抵抗的策略与手段。

考察殖民地时期朝鲜文坛对丁玲的译介可以发现相关提及主要在三个语境下产生。第一，中国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第二，妇女解放或者现代女性的典范。正如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是作为主要议题出现的，朝鲜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同样积极追求妇女解放。第三，国民党政府打压左翼人士进行文化专制的案例。由于1931年的左联五烈士被杀事件与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多位朝鲜文人都在文章中批判国民党专制的文艺政策时提及这两个事件，表达对左翼文人的同情，这一类的提及也是最多的。下文，将以上述三种丁玲形象为中心详细论述殖民地时期朝鲜的丁玲接受。

二 中国现代女作家的代表

1930年代朝鲜文坛公认的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是冰心、庐隐、丁玲和白薇。因此，在殖民地时期朝鲜的以女作家为题目的文章中，丁玲是作为代表之一被提及的，这一形象主要出现在以丁来东和金光洲为代表的朝鲜留学生的译介文章中。

19世纪末，世界政治局势风起云涌，为了改变祖国日益衰落的现状，朝鲜青年远赴美国、日本等地，汲取外国文化。20世纪初，逐渐有朝鲜学生选择到中国留学，到1930年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聚集了大量的朝鲜留学生，上海复旦大学甚至成立了“高丽留学生联合会”，会员达到几百人。1［韩］金芳实：《本世纪20，30年代鲁迅在韩国的影响》，《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0期。在中朝鲜留学生是向朝鲜半岛介绍中国文坛的重要群体之一，其中发表评论文章最多的就是丁来东与金光洲。他们二人是好友，都立志将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到朝鲜，且思想上都倾向于无政府主义。220世纪30年代，《东亚日报》每年都刊登许多有关中国文坛的企划连载作品，其中丁来东和金光洲的文章最多。1934年3月5日《东亚日报》上登载的文章中，金光洲和丁来东作为“在中国朝鲜人文艺术协会”组织的发起人同时出现在报道中。且该协会的目的在于向朝鲜介绍中国文学和向国外介绍朝鲜文学。可以看出，作为协会共同发起人，丁来东和金光洲关系甚是亲密，两人都具有相似的思想倾向与文学追求。两人中丁来东的文章数量更多31971年丁来东出版了自己的文集《丁来东全集》，共三卷，其中第一、二卷分别是与中国相关的评论和学术论文，第三卷是他翻译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如《沉沦》。，从前文罗列的表格中也能看出丁来东是最积极介绍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朝鲜文人。

丁来东（1903—1985）1903年1月出生于朝鲜半岛全罗南道。1918年进入日本明治学院中学，1923年毕业于东京大成中学。1924年到中国北京的民国大学英文系继续学业。在中国求学期间，他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团体，课余时间常到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课。自1927年起，他开始在朝鲜报刊媒体上发表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1930年大学毕业后回国，1932年就职于东亚日报社。1941年以后，他先后担任首尔大学和成均馆大学的中文教授。

丁来东是最早系统地介绍中国女作家的朝鲜文人。虽然梁白华与金台俊提及几位女作家的时期更早4梁白华在1929年编辑的《中国现代小说集》中收录了冰心、庐隐和凌淑华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并没有收录丁玲的作品，金台俊则只是在介绍中国知名作家的连载文上用一句话简单介绍了丁玲的作品名与创作特点。，但都没有详细地评论丁玲及其作品。丁来东在1933年10月发表的《中国的女流作家》一文中，详细列举了丁玲的作品，还评论了其创作特点。文中他介绍善于创作小说的女作家时，以丁玲为例并称赞了她的小说。接着在1934年9月中，他又以《中国女流作家的创作论与创作经验》为题，翻译了丁玲介绍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5这篇丁玲的原文曾被收录于1933年6月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该书收录了多位知名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经验的介绍。下面将详细介绍这两篇文章。

在《中国女流作家》一文中，丁来东首先就为何单独讨论女作家列出了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由于妇女解放的时间不久，女性在社会上受到的束缚更多、知识水平比男性低，因此出现与男性作家水平相近的女性作家时，往往予以更多关注。第二，写作的女性通常是知名文人的夫人或出版商的亲戚，作品更容易出版，且易获得较高评价，所以女性作家的作品很难区分出优劣。第三，中国文坛女作家有三十多名，但能与男作家相比肩的女作家仅有几人。于是丁来东筛选了几位他认为水平不输于男作家的女作家后，按体裁分类逐一进行了介绍。如诗歌方面的代表是冰心和石评梅；小说方面的庐隐、丁玲、绿漪、淑华、元君；戏曲方面的白薇；小品文方面的陈学昭。在介绍中国女作家的长篇小说时，他提到丁玲、陈学昭和庐隐。丁来东首先介绍了丁玲的《韦护》，还提到丁玲的爱情故事。引文如下：

丁玲女士的《韦护》描写了无政府主义者女性和马克思主义者男性之间发生的恋爱关系。本来丁玲女士是无政府主义者，与一个名为胡也频的文人恋爱后，思想上发生了变动。丁玲与胡也频曾在上海发行过《红黑》杂志，后编辑了杂志《北斗》。胡也频死后，丁玲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恋爱的过程中遭遇了上文提到的惨变。丁玲女士的作品特色在于善于描写恋爱时代的女性心理，可能是由于她恋爱经验丰富的关系。其女性心理描写在中国小说界也是不落人后。这一特点同样存在于她的短篇小说中。1［韩］丁来东：《中国女流作家》， 《新家庭》1933年10月号，第152页。

如上文所示，丁来东认为《韦护》是以丁玲和胡也频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众所周知，《韦护》的原型人物是瞿秋白，可见丁来东对于丁玲作品的解读存在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引文中提到丁玲早期是无政府主义者，受胡也频影响思想开始“左”倾，显然他在写这篇文章时参考了同时期中国的报道或评论。同时，他还提到丁玲擅长描写女性心理是因为恋爱经验丰富。由此可知，当时中国报纸杂志报道的关于丁玲的大量桃色绯闻，丁来东也注意到了。关于丁玲小说的特点，丁来东说“她不忽视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且善于描写女性心理”。他一一列举丁玲的《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后称赞丁玲作品的创作水平较高，其作品是中国重要的短篇小说。到1960年代，丁来东回顾中国新文学时，曾提到女性作家中丁玲脱离了个人的自叙式创作，其特色在于创作出了以理性控制感情的女主人公形象。1［韩］丁来东：《丁来东全集2（评论篇）》，（韩国）金刚出版社1971年版，第118页。

丁来东还指出中国现代女作家的作品多为恋爱书简式的创作，小说居多，且多反映男女情感、回忆过去、青年苦恼、家中日常小事等主题，对社会问题、社会运动、女性解放等主题的描述相对较少。他由此引出庐隐、白薇的作品多反映现实问题和社会问题，认为通过阅读她们的作品可以从侧面了解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近的社会问题和流行的主义运动等内容。紧接着他提到丁玲，他认为丁玲很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并对此表示认可。

在《中国女流作家》的最后，丁来东还总结了当前（1933）中国女作家作品所具有的三个倾向：第一，从浪漫主义渐渐转向写实主义；第二，题材从家庭问题、恋爱问题转向社会问题；第三，不仅要脱离男性和家庭的束缚，而且具有挣脱社会束缚和反抗一切压迫的倾向，庐隐、白薇、丁玲都具有这种新倾向。他认为虽然这些作品表现出中国正在发生的激变，但中国女作家的短篇小说作品多数只能称之为“感想文的延长或是长篇的随笔”，且作品主题仍多与家庭、学校有关，缺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因此女作家们需要继续努力。

1934年，丁来东在《新家庭》上发表《中国女作家的创作论与创作经验谈》，文中翻译了冰心、庐隐和丁玲写的介绍创作经验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开始他就指出中国新文化运动十多年来，五四后代女作家与初代相比思想变化很大。如丁玲、白薇等后代女作家大多因对家庭不满和对男性的反抗而选择离家出走后独立生活，且多数参加了社会运动。因此丁来东问道：“她们为什么不喜欢安逸的家庭生活，一定要经历痛苦成为‘娜拉’呢？”接着他回答道：“她们有摆脱社会、男性、家庭的束缚塑造独立人格的需求。”由此可知，丁来东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与赞许，他通过丁玲的作品看到了女性独立的需要，以及妇女解放的必要性。

文中并没有给出原文的出处，根据丁来东的译文内容，可以确定丁玲创作经验的部分原文来自丁玲创作于1933年4月的《我的创作生活》2丁玲的《我的创作生活》收录于 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该书收集了鲁迅、郁达夫、冰心等知名作家所写的介绍作者本人创作经验的文章。。将译文与原文对照后发现，丁来东着重翻译了原文的前半部分，即丁玲童年、中学时期的阅读经历和写小说的初衷，而丁玲评判自己作品的部分却几乎没有翻译。如她批评《韦护》是一个庸俗的故事，陷入了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陷阱；《田家冲》的失败在于没有写出三小姐从地主女儿转变为革命女儿的步骤；现在仍未克服中农意识等。这种批判是以革命性为标尺的，丁玲对于不被左翼评论家认可的作品也给予了否定性评价。丁来东的不译，也许正是为了规避以革命性为价值判断的批评。这一倾向，在丁来东其他的评论文（包括其鲁迅研究）中也多次出现，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欠缺扎实与系统的体系，因此他更推崇“纯粹文学”。1971年，丁来东在《丁来东全集1》的序言中表示早期日本对中国文学的介绍脱离事实的夸大评价和偏颇的评价较多，因此他本着客观严谨的态度进行了介绍。事实上，殖民地时期日本的左翼文人对中国左翼作家的介绍较多，但丁来东希望自己在介绍时尽力做到符合中国文坛现状的评价并努力涉及各个文学阵营。不过有趣的是，他虽然对于革命文学的评价不高，但他一直在强调文学作品需要积极反映社会问题。

丁来东还在文中提到自己介绍中国知名女作家的目的是给朝鲜女作家提供参考。但这种参考，既包含对优点的学习，也包括对缺点的警惕。他认为中国女作家作品中值得借鉴的部分有反映社会问题，反对封建思想，追求女性独立等方面。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女作家作品中最近含有揶揄男性的倾向，似乎是在报复曾经愚弄自己的男性，这种倾向既无趣又堕落，在创作中需要避免。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哪些作品具有此种倾向，但我们确切地知道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出现了愚弄男性的情节。换言之，丁来东支持妇女解放，也认可女性独立的需要，但对于有损男性尊严与权威的小说情节是坚决抗拒与反对的。丁来东处于开放与保守之间的想法在当时的朝鲜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20世纪30年代处于东亚文化圈的朝鲜半岛依然深受父权家长制思想影响，虽然接受西式教育的朝鲜文人意识到妇女解放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反传统的深度与力度。或者说，以丁来东为代表的朝鲜文人对于何为男女平权、如何实现妇女解放有自己的思考。

朝鲜留学生中除了丁来东，金光洲（1910—1973）也积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金光洲出生于韩国水原，殖民地时期向朝鲜介绍中国文学的同时，也积极地将朝鲜文坛的情况介绍到中国。1933年，他在《新东亚》发表了处女作《夜深时分》。1947年，他参与了多种报纸杂志的创刊，此后还担任京乡新闻的文化部长。韩国建国后，他也一直从事文学创作，是韩国知名小说家。金光洲1920年代末到中国留学，在中国生活十余年，在上海度过大多时光。对于金光洲来说，上海是“让人摆脱殖民地附属身份的自由空间”1［韩］朴南龙、朴恩惠：《金光洲的中国体验和中国新文学介绍、翻译与接受》, 《中国研究》2009年第17卷，第137页。。1929年，金光洲进入上海私立南阳医学院专攻医学。由于医科大学是汉语授课，中文水平有限的他在听课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为了快速提高中文水平，他开始大量地阅读现代文学作品。此后，他选择放弃医学，专门从事文学作品的阅读、译介与创作。对此韩国学者洪昔杓指出金光州的经历与弃医从文的鲁迅十分相似。2［韩］洪昔杓：《金光洲的现代中国文艺批评与鲁迅小说翻译》, 《中国文学》2016年第87辑，第78页。

目前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金光洲上海时期的创作，最近也出现对他中国文学译介的研究。3朱慧敏;《金光洲〈晨报〉文学评论研究》，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王慧：《金光洲的中国体验与中韩双语创作研究（1931-1938）》，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金哲：《旅居与传播：金光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1期。其中，金哲的研究最为深入，他将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1年至1934年初。这一时期金光洲主要翻译了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家的文章，向朝鲜介绍了中国文坛和中国左翼文学。例如，1934年2月在《东亚日报》上连载了贺玉波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的译文。文中极为详细地介绍了丁玲早期作品。第二阶段是1934年至1938年2月。这一时期，金光洲撰写多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金哲认为从这时起金光洲开始反思左翼文艺。但事实上金光洲对左翼文学的反思从一开始就存在。第三阶段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一时期，金光洲主要翻译了鲁迅和曹禺的文学作品。

金光洲对丁玲的介绍主要是翻译了中国现代女作家的评论文。前文提到丁来东1933年以《中国女流作家》为题，对中国女作家总体介绍，但没有详细说明内容。金光洲极有可能希望通过翻译贺玉波的文章对丁来东的文章进行补充说明。1934年2月24日至3月30日，《东亚日报》分21回刊载了金光洲的《贺玉波原著〈中国女流作家论〉》。贺玉波在1931年10月发表《现代中国女作家》一文于《现代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特辑号）杂志，文中详细评价了冰心、庐隐和丁玲的作品，金光洲参考的正是这篇长文。金光洲在译者后记中提到翻译该文的原因。

中国女流作家的作品中未被介绍到朝鲜的居多，未接触过这些作品的人不仅不会产生兴趣甚至有可能产生无聊之感。译者考虑到这一点，本来想以此文作参考简单地介绍其中要领，但由于短时间内无法读完数量如此之多的作品，而且相比于异邦人的观察直接翻译本国评论家的原文也许是更加正确的选择。1［韩］김경남 编：《日帝强占期韩中知识交流的实践案例 金光洲作品集（韩语篇）》，安纳普尔纳2020年版，第138～139、139页。

也就是说，金光洲本想亲自撰写评论文，但是在短时间内无法阅读数量如此庞大的作品，而且他认为中国评论家的叙述肯定比作为外国人的自己理解得更为准确，因为他们明确地知道作品具有什么倾向以及处于怎样的思潮当中。当时中国文坛对女作家的评论非常之多，为什么金光洲非要选择贺玉波的评论呢？金光洲表示：“贺玉波的这篇论文是两三年前的，如今已有久远之感，但没有派别之见，且以诚实的态度讨论作品，译者希望通过译出此文为介绍中国女流作家助一臂之力。”2［韩］김경남 编：《日帝强占期韩中知识交流的实践案例 金光洲作品集（韩语篇）》，安纳普尔纳2020年版，第138～139、139页。金光洲认为贺玉波的评论没有“派别之见”。那么，贺玉波是否提出了派别性见解？

2017年出版的贺玉波《现代文学评论集》的序言中，谭桂林指出，贺玉波坚持立足于唯物主义的立场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3谭桂林：《诚恳态度、严苛眼光与独立自由的思考—贺玉波〈现代文学评论集〉序》，见贺玉波《现代文学评论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比如，贺玉波批评冰心描写的多为家庭日常，对社会现实问题了解不够，不善于分析现社会的组织。但，贺玉波作为丁玲的同学且同在左翼阵营，并没有手下留情，他尖锐地指出了丁玲作品的问题。4如早期作品没有为女性提供明确的选择，某些作品缺乏创作技巧，作品的色调过于悲伤缺乏生机等。且，贺玉波对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同情，对于作品是否反映社会问题的重视，都与朝鲜知识分子在译介外国文学时的初衷一致。同时，虽在1931年以前，张若谷和毅真就发表过女作家评论文1张若谷：《中国现代的女作家》，《真美善（女作家号）》（张若谷编），1929年1月。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妇女杂志》第16卷第7期，1930年7月。张若谷的文章中介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30余位女作家，前三位是冰心、庐隐和CF，丁玲的顺序排在中后位置。毅真则是以是否能代表时代为标准选取了5位作家，将丁玲划分为新女性派。，但贺玉波的女作家评论文相较于前人对于女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评，他涉及的作品更全面，批评也更为鞭辟入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前期的评论文中丁玲的地位属于新进女作家，而在1931年2月胡也频被杀后，左翼评论家发表了大量的丁玲作品评论，贺玉波则更是将丁玲放置于女作家中的前三位代表之列。朝鲜文人在介绍丁玲的时候大多提及了胡也频的遭遇，并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以上大概就是朝鲜文人对贺玉波的评论文较为推崇的原因。

金光洲的译文中有关丁玲的部分从1934年3月8日到30日以《论丁玲女士和她的作品（1-10）》为题目，一共分为十次刊登于《东亚日报》。与原文对照的结果显示，金光洲的翻译除了少数错译2错译的例子如，在原文中，对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主人公不明确地对别人说爱，而是：“她只是忸忸怩怩地用心计”，金光洲把这句话错译为“只是因为害羞而放在心里”。“心计”这个词在韩语中指心里的计划，但汉语“心计”具有否定意味。也许对他来说翻译的难点在于同时存在于中文和韩文中且仅有细微差异的汉字词。和故意改变了几段原文的顺序外，几乎全部照原文翻译。由于当时朝鲜并没有如此详细地介绍和分析中国女作家以及作品的文章，因此金光洲的翻译具有很大的意义。译文最后是贺玉波对丁玲作品的总评，引文如下。

总的来说，丁玲女士的作品具有特殊的风格。她对女性心理状态的分析精确且细密。而且采用新的构想与大胆的描写，汲取的题材大部分是现社会的事实，且萃取出事实中的问题后能非常巧妙地表现出来……（中略）无论如何她是一位值得我们称赞的女作家。3［韩］김경남 编：《日帝强占期韩中知识交流的实践案例 金光洲作品集（韩语篇）》，第137～138页。

引文高度评价了丁玲作品的题材多反映社会现实，这与丁来东的观点相似。先行研究表明，丁来东和金光洲都支持无政府主义，也就是说他们与贺玉波从事文学批评的立场存在不同。1930年前后中国文坛主要论争之一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朝鲜文坛也是如此。金光洲对于该问题在1933年1月7日的《朝鲜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承认艺术应该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但否定了作为政治或政党宣传工具的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1［韩］김경남 编：《日帝强占期韩中知识交流的实践案例 金光洲作品集（韩语篇）》，第137～138、189页。金光洲曾说艺术应该是为万人的艺术。此外，他早在1931年介绍中国左翼文学时，就提到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停滞的原因主要在于国民党的政治压迫以及左翼文学本身“缺乏彻底的理论依据，没有独特的作品内容形式的建构”2［韩］김경남 编：《日帝强占期韩中知识交流的实践案例 金光洲作品集（韩语篇）》，第137～138、189页。。也就是说，金光洲与丁来东都从很早就认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基础薄弱，对于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持否定态度。但有趣的是，他们在进行文学评论时与左翼评论家贺玉波采用了相似的评价标准。

1935年，朝鲜抗日独立运动家李达（1910—1942）也翻译了贺玉波的女作家评论，题目为《现代中国文坛的十大女作家论》，发表于1月16日至1月19日的《东亚日报》。这篇文章参考的是1932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书中贺玉波增加了女作家的数量。李达并没有全文翻译，只是挑取了部分内容，因此相关内容较少。根据常景的研究，李达选取的多为体现出作品革命性的评论。考察鲁迅在朝鲜的传播，可以发现七七事变之前，在中国活动的朝鲜抗日志士是除朝鲜留学生外介绍鲁迅作品的重要力量之一。3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第63页。但抗日志士对丁玲的译介材料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在朝鲜对丁玲作品的介绍中，对其左转后作品的关注并不多，尤其是《水》这部作品。但卢子泳（1898—1940）4［韩］卢子泳，韩国诗人，文学家。191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25年到日本大学学习，同年回国。其作品内容较为浪漫感伤。对于丁玲左转后的作品以及政治追求表现出认可，还着重指出在丁玲多部作品中《水》是最有名的。1934年6月1日，他在《三千里》杂志发表了《中国新文艺的百花阵》5《中国新文艺的百花阵》这篇文章分为中国新文艺发达小史、中国的文艺杂志、新中国的文人群和中国文坛与单行本四部分。作者感叹相比于一本文艺杂志都没有的朝鲜，中国的文艺杂志之多。且朝鲜的杂志出刊一两期就面临被结束的命运，中国的杂志一直出刊也让他感到敬佩。在介绍新中国的文人群时，他分为创造社（郭沫若和郁达夫）、太阳社（蒋光慈）、无政府主义派（巴金和冰心）、女作家、评论家（贺玉波）和批评家（成仿吾和钱杏邨等人）。。文中介绍中国作家群体时提到了女作家，他指出“不能忘记女作家丁玲，她是具有政治热情的作家，她的丈夫被国民党杀害后她在与生活的战斗中精进文艺，创作出非常有名的《水》，除此之外还有《夜会》《在黑暗中》等，可以说她为中国女作家倾吐出万丈气焰”1［韩］卢子泳：《中国新文艺的百花阵》，《三千里》第6卷第7号，1934年6月。。从他的言语中可以发现，他的观点极有可能是参考了茅盾对丁玲的评论文。庐子泳介绍的其他中国文人中具有左翼思想的文人占大多数，可见其对进步思想的肯定。

通过对上述译介的考察，可以看出在这几位接受者的心目中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女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位人物之一，且他们对丁玲的作品是十分认可与肯定的。尤其是金光洲，中国文坛当时出现多位女作家，而金光洲只译介了冰心、庐隐、丁玲三位的评论，并称她们为中国女性作家中最重要的人物。甚至庐子泳在文章中的女作家部分，只介绍了丁玲。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朝鲜文坛，丁玲被公认为中国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向朝鲜介绍中国女作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1933年至1936年之间。这一时期，朝鲜内部关于新女性和女性作家的讨论十分活跃。同时，这也是丁玲失踪事件发生后，关于丁玲是生是死谣言四起的时候。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在中国的文化界、政治界乃至世界范围内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包括丁来东、金光洲在内等多位文人都在文章中批判国民党专制的文艺政策时提及丁玲事件，表达对左翼文人的同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殖民地时期朝鲜唯一的高等教育机关——京城帝国大学的日本教授辛岛骁对丁玲的介绍。

三 受难的女作家：国民党实行文化专制的案例

丁玲于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秘密抓捕，5月17日美商创办的《大美晚报》登载消息《丁玲女士失踪》，于是中国媒体一片哗然，包括外媒在内的众多媒体对丁玲的失踪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6月有报纸发布丁玲被处决的虚假消息。全国报刊索引网上的搜索结果显示，截止到1936年，“丁玲生死之谜”“丁玲被处决”“丁玲已转向”等相关报道达到400篇，其中不乏小报的花边新闻。2具体内容请参见曲向楠《1930年代国共两党政治博弈中的丁玲形象研究》，《中国文学》第111辑，2022年5月。朝鲜文坛对于这一事件的提及也集中在1933年至1935年。

丁来东在该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就在文章中提到“最近有报道称丁玲因为参加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而牺牲（也有报道否认这一事实，因此无法知道真相），但她的作品中并没有显露出这一倾向”1［韩］丁来东：《中国女流作家》，《新家庭》1933年10月号，第150页。。通过这句话可以知道， 其一，丁来东对于丁玲的生死之谜也不知真相为何。其二，丁来东认为从丁玲的作品中看不出她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所以如果丁玲因此牺牲，他认为有被冤枉的可能。金光洲也在其译文后记中提到丁玲事件，他相信了丁玲已死的传闻。1935年金光洲在《中国文坛的现势一瞥》中批判了国民党对文艺运动的打压，还介绍了沈从文的《记丁玲》，他说：“虽然这部作品出版时被削减掉四分之一，但仍然是了解中国受难期女流作家丁玲的重要资料。”2［韩］김경남 编：《日帝强占期韩中知识交流的实践案例 金光洲作品集（韩语篇）》，第241页。从他称呼丁玲为“受难期女流作家”，可见他对丁玲的同情。

除此之外，多位文人通过介绍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机构蓝衣社从而批判其文化专制与思想控制，丁玲失踪事件就是作为其文化专制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被提及的。1934年11月1日，张继青在《三千里》发表《引人注目的中国白色恐怖蓝衣社解剖》。文中详细介绍了蓝衣社的建立经过、人员构成。作者指出蒋介石借蓝衣社图谋什么人尽皆知， 比如充实军备资金，改善外交关系，实现军队的法西斯化，监视各地将领，以及全力讨伐共产党。蓝衣社制造的恐怖事件少说有数十件，其中的杨杏佛被暗杀、丁玲女士的失踪等事件由于新闻报纸的报道使得众人皆知。他介绍道“被暗杀的丁玲女士是左翼女流文士”。他还批判国民党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与文化建设运动，表面上是要宣传中国固有的文化并融合各国进步文化创造新的中国文化，而真正的目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就是灭绝共产思想。朴胜极在《关于中国女流作家丁玲》中，李陆史在《鲁迅追悼文》中都提到蓝衣社制造的暗杀事件。3［韩］朴胜极：《关于中国女流作家丁玲》, 《朝鲜文坛》1935年第23号。在同一时期，日本在介绍丁玲事件时也非常关注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如《朝日新闻》在1933年6月16日的报道《蓝衣社对共产党的大弹压》。

在韩国历史信息综合数据库中搜索“蓝衣社”出现308条结果。笔者认为朝鲜知识分子对于蓝衣社的关注与日本殖民政府在朝鲜实行的宪兵警察制度有关。日本自1907年驻兵朝鲜开始就建立了宪兵警察制度，主要目的在于治安维持，虽然后期改名为普通警察制度，但其对朝鲜的反抗运动所进行的镇压并没有改变，反而加大了力度。1［韩］姜万吉：《韩国现代史》，陈文寿、金英姬、金学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60页。所谓的“治安维持”，主要是指镇压爱国启蒙运动，停刊、禁售和处分违规书籍，监视和逮捕进步人士。朝鲜共产党自1925年建立后，在三年间遭受到四次大的抓捕，相关人员几乎全部被捕，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朝鲜的共产主义活动也在1928年一度陷入停滞。2［韩］姜万吉：《韩国现代史》，陈文寿、金英姬、金学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60页。因此，这种共同的来自强权的压迫使朝鲜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左翼人士的遭遇感同身受，他们也通过批判蓝衣社的所作所为向殖民政府表示自己的抵抗。

20世纪20年代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世界性的，苏日中韩都组织了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日本的“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直接影响了中国左联与朝鲜“卡普”（朝鲜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建立。正如吴敏所指出的，“共同的文学旨趣和政治向心力使国际无产阶级文学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中日韩左翼文学界也彼此观照，“在情感和文学观念等方面保持了心意相通的姿态”。3吴敏：《论中、韩左翼文学的相互观照》，《东疆学刊》2015年第32卷第1期。而这种心意相通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彼此的苦难予以同情和关注。

日本人辛岛骁（1903—1967）曾多次撰专文控诉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打压左翼文人。在介绍辛岛骁之前，需要先了解他就职的京城帝国大学。1924年日本在殖民地朝鲜设立的京城帝国大学是当地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也是第一所设立“支那文学系”的大学。换言之，京城帝国大学是当时朝鲜半岛唯一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机构。但，当时的中国文学主要指古代文学，甚至京城帝国大学内部并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应被引入课堂。这种情况从1928年4月辛岛骁担任学科教授后发生了改变。由于他关注当下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于是积极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和戏曲，并且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戏曲的相关课程。因此，他虽是日本人，却对丁玲在朝鲜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正因为他是日本人，才能更轻易地触及丁玲的左翼作家身份。

辛岛骁对于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他是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学生和女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曾于1926年、1928年、1933年三次到中国访问鲁迅，并且在1927年到1929年期间与鲁迅保持信件往来。1［韩］周美爱：〈辛岛骁的京城帝国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论研究：以 『朝鮮及滿洲』的評論为中心 〉,成均馆大学一般大学院东亚系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他正是通过与鲁迅的交谈了解到中国文坛的最新动向。1930年他在第二次访问鲁迅后，在《朝鲜及满洲》杂志上分三次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新文艺》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鲁迅受到左翼作家攻击的情况，并表现出对鲁迅的支持。1933年1月23日在两人第三次会面时，鲁迅批判国民政府的同时，向他介绍了文坛关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论争，并将左联的刊物和传单等赠与辛岛骁。2陈梦熊：《〈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而且，鲁迅还详细介绍了左联刊物上登载文章作者的真实身份。凭借当前发掘的资料我们无法得知两人详细的对话记录，但我们可以推测出在鲁迅与辛岛骁的最后一次会面中极有可能提到了丁玲。因为当时，正是丁玲担任左联刊物《北斗》主编的时期。

辛岛骁回到朝鲜后，于1934年末撰写了批判国民党压制左翼思想的文章《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与中国文坛的动向》。他指出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包括所有反共产主义的文化运动，除此之外没有完成任何积极的文化工作。在列举国民党迫害左翼作家的事实时，他提及丁玲的失踪事件。“1931年2月，枪杀上海左联作家事件（当时民族主义统治着文坛），1933年左翼女作家丁玲失踪事件，跟着最近的……等等，暴风雨不断地继续着。”3［日］辛岛骁作：《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与中国文坛的动向》，任钧摘译，引用陈梦熊《〈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除此之外，1935年5月，他在《现代支那的诸思想》中介绍了对抗国民党统治的左翼思想，其中提及丁玲的失踪并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辛岛骁指出“这种思想镇压的暴风必定不会只攻击激进左翼作家，它会席卷文化运动的所有部门。记载于此的两个事件，其一由于被害人闻名于世界使案件在短时间内被大多数人知晓。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残酷虐待仍在持续发生”4［韩］洪昔杓：《鲁迅和申彦俊，以及辛岛骁》，《中国文学》2011年第69辑，第149页。。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辛岛骁批评国民党进行思想镇压，提醒人们要注意国民政府的文化运动中不为人知的“残酷虐待”。辛岛骁对左翼作家的关心和对国民党的批评是在与鲁迅谈话后，极有可能是受其影响所致。1934年，辛岛骁在日本积极参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由于当时日本左翼人士也多次发文批判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积极关注丁玲的失踪事件，可以推测出辛岛骁也受到了日本方面的影响。但洪昔杓指出，虽然辛岛骁从表面上批评了中国国民党的文化镇压和思想压迫，但他的真实面目其实是帮助日本实施侵略政策的“反动派”。中国的鲁迅研究在谈及鲁迅与辛岛骁的交往过程时，多认为两人之间的交往属于中日进步文化交流，因此中国学者大多肯定辛岛骁作为外国友人对于中国文坛的关注。但韩国学者多因为辛岛骁在1930年代后期积极协助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政府进行文化宣传的历史事实，认为他协助日本宣传“国策”侵略朝鲜，因此他对中国文坛的关注与介绍也是虚伪的装腔作势。1比如，尹大石分析了三部以辛岛骁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作品——田中英光的《醉船》（1948）、武田泰淳的《蝮蛇的最后》（1947）、金史良的《天马》（1940）后，指出三部文学作品的共同点就是都将辛岛骁刻画成了军国主义思想的代言人。其中《蝮蛇的最后》作者武田泰淳是辛岛骁的大学后辈。不仅如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创始人竹内好曾在日记中写道，研究会会员们都表示不信任激进地介绍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辛岛骁。详情请参见［韩］尹大石《辛岛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朝鲜》,《仇甫学报》2015年第13辑，第316～317页。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辛岛骁呢？

被称为现代中国专家的辛岛骁在京城帝国大学任职期间，广泛收集同时期著名的中国白话文文学的相关书籍。可以说，京城帝国大学的图书馆能收藏900多本白话文文学藏书，辛岛骁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2［韩］李允姬：《京城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内白话体文学藏书的构成研究》，《中国小说论丛》2019年第57辑，第60页。他收集的1920年至1940年在中国出版的900多本白话体文学书籍，现藏于首尔大学（其前身为京城帝国大学）图书馆。据韩国学者李允姬分析，收藏图书中革命文学相关书籍占了不小比重。其中被收藏最多的三位作家是蒋光慈、郭沫若、鲁迅。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收藏的书中有5本是胡也频的，丁玲的只有一本，为1933年姚蓬子编天马书店出版的《丁玲选集》3《丁玲选集》是丁玲失踪后，姚蓬子以为丁玲已死，所以选编了丁玲的七部小说以及朋友们为丁玲写的纪念文和评论文后出版的。入选的丁玲小说有《莎菲女士的日记》《过年》《他走后》《1930年春上海》《水》《消息》《奔》《最后一页》。除小说以外，还有丁玲介绍创作经验的相关文章，与丁玲写的文艺大众化讨论。而且，在这本书中收录了两篇评论文，即茅盾的《女作家丁玲》和冯雪峰的《关于新小说的诞生》。。从辛岛骁收集的书籍和对于国民党专制文化政策的批判可以看出他早期对左翼文学和左翼作家的关注与同情。

辛岛骁在1936年发表专文介绍丁玲的小说《母亲》，文中他对丁玲的提及如下：

作者对丁玲早在《改造》上介绍过，她也是1931年春由于参加革命运动而被逮捕后杀害的左翼作家胡也频的妻子。胡也频事件后她也失踪了，当时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在报道这一杰出女作家不可思议的失踪，这作为支那的黑暗问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将介绍丁玲的《母亲》。（中略）她在湖南省出生，《母亲》中刻画的武陵就是她出生的乡村。除了这部作品以外她还出版了单行本《在黑暗中》《自杀日记》《韦护》《一个人的诞生》《一个女人》《丁玲选集》等。在日本她描写洪水的作品《水》非常有名。本来《母亲》是她长篇三部曲的第一部，但刚写完这一部分后她就失踪了，因此小说是未完成的状态。1933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刊行，2百36钱，现在这一梗概是由井上胜君翻译后六西亘君总结归纳的，本人没有细读的机会才借用的。1［日］辛岛骁：《现代支那的小说·丁玲〈母亲〉》 , 《朝鲜及满洲》1936年第344号, 。

根据引文可以得知，他早在日本的期刊《改造》上就介绍过丁玲，而且介绍丁玲身份时，他着重强调了她是“被逮捕后杀害的左翼作家胡也频的妻子”。其实，该称呼与日本的进步文人十分关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有关，在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被杀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进步人士迅速作出了反应。不仅在新闻媒体上谴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同时还翻译出版了“左联五烈士”的作品集，收录于《国际普罗文学丛书》。在该丛书的序言中，日本左翼记者尾崎秀实高度评价了五烈士的创作，同时严厉批判了国民党的暴行。2刘伟：《“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且日本对丁玲失踪的提及也多强调了其胡也频妻子的身份。如井上红梅在1933年发表的《上海蓝衣社的恐怖事—丁玲的失踪与杨铨的遇刺》中也提到“这次被逮捕的丁玲女士，是胡也频的妻子”3《中华民国史料丛稿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原文发表于1933年12月31日的《密勒士评论》。。

其实，朝鲜左翼文人在1930年就已经将胡也频的作品《小县城中的两个妇人》翻译到朝鲜的左翼报刊《中外日报》上。4胡也频作品《小县城中的两个妇人》以《胡也频原作 小县城中的两个妇人》为题于1930年6月8日至14日分五次刊载于《中外日报》，由沈相直译。前文提到的丁来东、金光洲都在1931年介绍中国左翼文学与左联时提及“左联五烈士”，但碍于严格的审查制度，他们只是简单提及左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家遭到了蒋介石的大残杀，没有具体展开。1［韩］丁来东：《运动中的中国文坛的最近相》，《丁来东全集2（评论篇）》，第33页。原文发表于1931年11月8日至12月1日的《朝鲜日报》。［韩］金光洲：《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过去和现在》，《朝鲜日报》1931年4月4日至8月7日（4回）。该文中，金光洲详细介绍了左联的成立、人员构成、刊物、组织纲领以及工作方针。在文章的最后提到柔石等人被捕。除此之外，［韩］李庆孙在《中国文人的受难与荣誉》（《朝鲜日报》1931年8月26日）中也提到了该事件。最为详尽的提及大概是，加入卡普的左翼文人俞镇午（1906—1987）在1931年以该事件为题材创作的短篇小说《上海的记忆》2［韩］俞镇午：《上海的记忆》，原载于1931年 11 月的《文艺月刊》。该文的内容梗概如下：“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我’从朝鲜来到上海，因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三年前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屋徐永祥君。在日本时，徐永祥便常与‘我’谈论文学、政治、社会等问题，回国后成了‘左联’的领导人。那天，‘我们’畅谈离情别绪后，约定后天在徐永祥的住处再见。不料，当‘我’按约到达时，却被埋伏的国民党特务逮捕。‘我’被送进监狱受到非人的待遇。2月17日深夜，‘我’忽然听到了庄严、低沉的国际歌声，接着响起了枪声。此后，这天晚上的枪声时刻敲击着‘我’的耳膜。过了几天，‘我’因为是朝鲜人而被释放，但徐永祥君的安危始终萦绕于心。多方探问始终无果，直到 4 月的一天，‘我’忽然从杂志上看到了‘左联’给全世界进步文艺团体的呼吁书，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2 月 17 日夜间的枪声，是国民党杀害中国左翼艺术界新星徐永祥及其同志们的枪声。”梗概引自吴敏《论中、韩左翼文学的相互观照》，《东疆学刊》2015年第32卷第1期。。俞镇午在小说中提到自己是通过在美国的朋友邮寄给他的杂志上看到了这一事件，当时的震惊之情难以言表。据韩国学者研究该报道是史沫莱特基于鲁迅的文章英译后发表在1931年6月的New Masses上的文章，报道中还刊登了“左联五烈士”加上剧作家宗晖共六人的照片。3［韩］金良受：《俞镇午的〈上海的记忆〉与消失的“国际”的歌》，《中国现代文学》2014年第69号。由此可见，当时左翼人士在世界范围内的互助与共振。也正因此，如朴胜极、卢子泳等“左”倾的朝鲜文人在介绍丁玲时，大都强调她是左翼作家胡也频的妻子。

这种来自日韩的共同关注大概也是辛岛骁收集了五本胡也频著作的原因。作为日本人的辛岛骁，受日本氛围的影响后积极关注中国的左翼运动与左翼文人，并且将这种关注与关怀传播到了朝鲜半岛。虽然他写了关于《母亲》的译介文章，但辛岛骁并没有仔细阅读这部作品，而是借鉴了其他学者的缩略本。不过，需要承认的是他作为第一次在京城帝国大学开设中国现代文学相关课程的人，作为积极收集和介绍左翼文学的人，他确实为打破中国文学对古典文学的偏见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他的讲课引起了朝鲜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李明善和金台俊就在辛岛骁的影响下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介绍。

李明善在1937年考入京城帝国大学，专攻“支那文学”。他从大学时期就发表了评论、小说、随笔等多种体裁的文章。据韩国学者金俊亨介绍，李明善从1938年8月开始向无产阶级思想倾斜。1［韩］金俊亨：《路与希望：李明善的生活与学问世界（上）》，《民族文学史学报》2005年第28期。如果说李明善1938年8月以前的文章都是与政治无关的主题，那么之后则都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与研究。1938年起，李明善在报纸上发表了鲁迅或中国左翼作家的介绍文章。他于1940年以《鲁迅研究》为题提交毕业学位论文。此后，他的思想逐渐“左”倾，到1949年为止，他一直在首尔大学中文系任教，1950年在越境去往北朝鲜时失踪。

在现有的研究中，李明善转向的原因是受到了辛岛骁的影响。金俊亨指出，李明善的家人明确提出李明善是受日本教授的影响后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另外，其同窗金成七的日记中也提到，大学时期李明善曾担任过辛岛骁的“跑腿儿”。实际上，李明善和金台俊（第三届毕业生）都是辛岛骁在任时期毕业的京城帝国大学文学系的学生。辛岛骁在1930年开始开设的课程名，增设了该学科以前没有的科目“中国小说和戏曲故事”。在这节课上，辛岛骁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小说和戏曲。从辛岛骁发表的论文来看，他在1930年介绍了中国的新文艺，之后对中国的新剧、中国文化政策、中国无产阶级左翼文学和作家进行了研究。1938年10月，即李明善思想变化时期，辛岛骁发表了《日本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的论文。由此可以推测，当时辛岛骁的关注领域在于日本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也许李明善在1938年的第一学期上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课后，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兴趣。

李明善于1938年12月11日在《每日新报》上发表《现代支那的新进作家》，文中介绍了周文、蹇先艾、艾芜和端木蕻良。在介绍端木蕻良的时候，他提到端木最近在“支那西北部以女性作家身份闻名于世的丁玲主导的战地服务团”2［韩］李明善：《李明善全集》2，首尔宝库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参加民众动员宣传活动。正如辛岛骁在1936年写了关于丁玲小说《母亲》的论文一样，认为丁玲是中国著名作家，也是一位有研究价值的作家。因此，李明善很有可能在辛岛骁的讲课中受到启发，产生了对丁玲的关注。

李明善在1946年发表了《中国女性解放》，由于发表时间已经不属于殖民地时期所以未列入表格中。这篇文章从几个方面指出中国的妇女解放陷入形式主义。1李明善在1946年发表的《中国女性解放》中主要介绍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女学生们认为通过断发可以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而发起了断发运动，并波及各个阶层，得到了较为彻底的实行。第二，因出版《性史》一书被北京大学免职的张竞生教授。当局不仅以破坏风俗罪禁止书籍销售，甚至还发出了逮捕令。该事件体现了性解放的失败，张竞生也成了牺牲者。第三，冯玉祥和民国政府都进行了废娼运动，但多为政治家的宣传并无实际成果。民国政府曾在杭州通过抽签在百余名娼妓中选定十几名被解放者，目标是在三年内完成废娼。解放的妓女被收容在济良所，但由于妓院经营者对济良所的进攻，不久后废娼运动就不了了之了。第四，上海某学校为了消除女子的虚荣心实行的废除一切装饰运动，不仅要除去身上的装饰物，师生们还需要洗去脸上的脂粉。除了妇女解放较为形式主义的案例，也有彻底贯彻的成果。比如，投身革命运动、参加北伐的女兵谢冰莹，李明善称赞她为现代的花木兰。他还表示在延安似谢冰莹般的实践家一定数不胜数，曾因出版《母亲》等作品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中日战争以来她在延安的戏剧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可见在李明善的文章中丁玲是作为彻底贯彻女性解放的成功案例被介绍的。

四 现代女性的典范

丁玲在朝鲜被传播的第三种代表形象就是妇女解放或者现代女性的典范。正如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是作为主要议题出现的，朝鲜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同样积极追求妇女解放。朝鲜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妇女运动的开始与救国运动紧密相连，以争取女性受教育权为主要议题。在1919年，朝鲜发生 “三一运动”后妇女解放运动逐渐向挣脱封建束缚、追求性自由以及个性解放的方向发展。当时的新女性逐渐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视为潮流，出现了过度地沉溺于物质享受、满足个人欲望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朝鲜第一代新女性作家大多接受了西式教育，主张摆脱封建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并积极践行“性解放”。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朝鲜出现了强调妇女解放要与社会改革紧密结合的思想潮流，而这种思想也表现出对于沉溺于欲望享乐的新女性群体的批判。如左翼文人金起田在1924年撰文指出女性需要构建独立人格，但当下的新女性过度追求外在的小资产阶级享受型生活，忽略了对于内在的新思想新精神的探索。2［韩］朴容玉：《韩国新女性运动的脉络与历史的性格》，《女性研究论丛》2000年第1期。这种批判性视角在当时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新女性谈论中较为常见。也正因此，朝鲜的第二代新女性作家多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且具有无产阶级倾向。

众所周知，丁玲的早期创作，尤其是《在黑暗中》收录的作品，描写了五四时期向往个性解放的女性迷失于世纪末资产阶级欲望时的压抑与绝望。这种丁玲对于自我郁闷的吐露，不仅反映了“五四”青年共同的时代苦闷，同时，恰好迎合了朝鲜文人对于初代新女性的批判需要。他们也许正是借由丁玲的作品向朝鲜的女性展示，追求欲望的生活不仅不能提供给女性出路，而且会将女性逼向绝望。前文提到，丁来东向朝鲜介绍中国女性作家的目的在于为朝鲜女性提供参考的榜样。丁来东与朴胜极都在各自的文章中提到了丁玲的《我的创作生活》，这篇文章介绍了丁玲从小的教育、阅读的书籍、如何挣脱樊笼成长为女作家的经历。该文与丁玲曲折的人生经历被多次介绍到朝鲜，大概是因为丁玲的创作与人生经历很好地诠释了如何通过积极地争取教育机会来武装自己，如何将个人解放与社会变革相结合后投身于社会实践，最终如何成为具备独立主体性的近代女性。

朴胜极（朴天顺）曾专门撰文称赞丁玲作品中的丽嘉是难得的近代女性形象。1941年12月1日，朴天顺在《三千里》发表了《支那女流作家冰心丁玲的作品》。这里首先可以注意到前文中提及中国文坛时，都用“中国”二字，但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支那”，可见该文作者接受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用语习惯，这与前文中提到的1930年代的评论文有明显不同。朴天顺在文中指出最先倡导男女平等的秋瑾为女子近代化第一人，而“支那女性”的近代化开始于五四运动以后，正是伴随着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反封建反孔教的过程中使妇人参政、妇人从军、妇人兴学一步一步得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冰心与丁玲作为对立的两派代表来介绍。根据朴胜极的观点，与冰心相似的作家是庐隐和绿漪，与丁玲同为一派的是白薇。他认为如果冰心的作品是纤细的感性的，那么丁玲、白薇的作品就是粗线条的，饱含她走过的危险旅途和经历的人生苦难。作者高度评价了冰心的成就，他指出“支那文坛女流作家自谢冰心开始”，“冰心的人气在近代支那文坛中无人可及”，虽然冰心之后也出现了许多女作家，但如冰心般迷倒万千读者的作家很难找到第二个。在介绍丁玲时，他指出其人气并不输冰心，随后简单介绍了丁玲的生涯与作品。他对丁玲作品评价如下：

她擅长描写完全世纪末没有资产阶级苦恼的女性，这些女性因疲困的肉体不断受情绪支配而哭哭笑笑，悲观地看待世界，不断地沉溺于梦想或是享乐于肉欲，因倦怠烦闷心灵备受折磨。可以说她前期的作品像是丁玲的自叙传，其中《韦护》尤其是杰作。这部作品描写了女主人公丽嘉作为被近代化的女性与思想指导者韦护的恋爱与生活的走马灯，是一篇粗线条的作品。由于恋爱与思想相违背，其内心的冲突、苦闷突显而出，最终韦护留给丽嘉一封信后隐藏了自己的下落。丁玲将丽嘉刻画得非常好。丽嘉近代化的生活与性格的表现给读者展示了生动又热情的形象。巧妙地描写出近代女性的作品很难找到。聪明、放任以及操纵男性的方法丽嘉都具备。尤其是韦护与丽嘉的恋爱场面，描写十分优雅，在近代文学中很难找到。1［韩］朴天顺：《（支那女流作家）冰心 丁玲的作品》，《三千里》1941年第13卷第12号。

这篇文章作为专门针对冰心与丁玲的文学评论，以近代女性形象为主旨分析了冰心与丁玲的作品特点。其中对于冰心积极创作白话文作品，表现自己的真实生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冰心开启了“支那女性近代化的黎明期”，对丁玲的称赞则是认为《韦护》创作出了非常典型的近代女性形象丽嘉。由此可见，作者的意图主要是为读者提供表现女性近代化（现代化）的成功案例。而且文中对于韦护身份只是用“思想指导者”一词，对其左翼革命者的身份进行了隐藏。尽管如此，通过这篇文章仍能感受到作者在使用更加迂回的方式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使文章得以顺利刊载。笔者认为，朝鲜文人在文化统治更加森严的时期，将作品的左翼倾向抹去有可能是一种文章发表的策略，以便能通过审查制度使文章传递到读者眼前。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介绍丁玲时，其关注点的转变。如果说早期如丁来东等留学生更加关注丁玲与其他女作家作品中展现的文学性与革命性（反映社会问题，批判社会黑暗），那么到了1940年似乎开始更加关注作品中展现的现代性（女性形象，现代生活）。也就是说，丁玲的左翼文学作品（如《韦护》）不是被解读为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而是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呈现。这似乎也表现出朝鲜文人在日本殖民政府强压之下的某种转变，即在译介文艺作品时将关注的重心从反封建性转移到了“近代性”。

前文中提到的几篇对丁玲的提及都发表于《三千里》杂志。《三千里》作为综合性杂志创刊于1929年，发行了14年，直到1942年3月改名为《大东亚》，杂志所刊载的多为趣味性、时事和外国文学的翻译文。其主编兼发行人金东焕（1901—1950）是叙事诗人，也曾担任过《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的记者。《三千里》在创刊时确立的核心政治主张是脱离政派与主义从而实现“民族大团结”。1［韩］千正焕：《初期〈三千里〉的指向与1930年代文化民族主义》，《民族文化史学报》2008年第36期，第214页。多数学者认为以1937年为分界，以前翻译者多关注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学现象，之后《三千里》表现出完全的亲日倾向。事实上，早期《三千里》确实对左翼思想和文学非常关注，但是1937年后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左翼文学的关注与支持，至少从对丁玲的提及中体现了这一特点。该杂志非常关注中国文坛，曾多次出现对中国文坛的介绍与中国作家作品的翻译。

对丁玲作品的翻译最为主要的是《三千里》文艺栏在1940年9月1日发表了《世界女流作家名作选》特辑，其中刊载了丁玲的《他走后》韩语译文。丁玲发表在1929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3号上的《他走后》描写了恋人秀冬离去后,女主人公丽婀变幻莫测的恋爱心理。作为丁玲的早期作品，这部作品并没有获得非常多的关注，其中也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与左翼思想。编者选取这部作品翻译的主旨大概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殖民政府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只能选取政治色彩并不凸显的纯文学作品；二是作为世界女作家作品特辑，选择的作品专门挑选了具有女作家创作特征的作品。丁玲早期因擅长女性心理描写而出名，很有可能是因为体现丁玲的创作特点选取了这部作品。韩国自19世纪末出现以追求自由恋爱为主题、以反封建为目的的新小说，到20世纪初逐渐过渡到“追求揭示人的内心生活”的西欧式近代小说。2［韩］赵润济：《韩国文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433页。因此，丁玲的这篇并不被中国文坛熟知的《他走后》，也许正是因其作为近代女性主体创作的对女主人公心理的细致描画，鲜明地表现出近代小说的特征而获得了朝鲜文人的青睐。且这部作品的译者极有可能参考了1940年日本东城社出版的《现代支那文学全集》，其中第九卷《女作家文集》中翻译了冰心、庐隐、丁玲等人的作品，丁玲的作品有《松子》（奥野信太郎译）和《他走后》（武田泰淳译）。武田泰淳在译文“解题”部分指出，丁玲的这篇小说感知到了藏在女性身体中的秘密。

本文凭现有资料还不能断定，朝鲜殖民地时期丁玲相关的评论文多为日本评论文的翻译，但可以确定的是，朝鲜文人从1920年代开始，就在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中参考了日本研究。朝鲜殖民地时期的东亚，虽然中朝都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这一过程中反方向促进了东亚知识分子的交流与互动。五四时期的知名作家很多都有日本留学经历，朝鲜文人受殖民统治影响也多使用日语，因此共处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这一世界形势波诡云谲的历史变动期，以超乎想象的程度在近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左翼运动的互助与连带，以及探索女性近代化等领域都频繁而紧密地发生着共振。针对这一问题，赵京华曾指出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对于普罗文学“世界同时性特征”缺乏应有的重视。1赵京华：《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91页。

结 论

综观上述殖民地时期朝鲜文坛对丁玲的译介可以发现丁玲主要在三个语境下被提及。首先，中国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30年代朝鲜文坛公认的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是冰心、庐隐、丁玲和白薇。换言之，早期的丁玲形象是五四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因积极地反映社会问题，具有反对封建家庭等革命性因素受到韩国文人的追捧。其次，妇女解放或者现代女性的典范。正如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是作为主要议题出现的，朝鲜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同样积极追求妇女解放。如李明善的文章中丁玲就是作为妇女解放的成功案例出现的；朴天顺则称赞丁玲作品中的丽嘉是难得的近代女性形象。最后，国民党政府打压左翼人士进行文化专制的案例。1933年在中国报纸上刊载丁玲失踪消息不久后，一直紧密关注中国文坛的朝鲜文人都在文章中批判国民党专制的文艺政策时提及丁玲事件，表达对左翼文人的同情，这一类的提及也是最多的。

仔细观察殖民时期朝鲜的丁玲接受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第一，胡也频被杀事件和丁玲失踪事件在日韩均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丁玲在中国女作家中的地位迅速攀升至代表人物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胡也频被杀的影响，且早期丁玲在日韩受到关注也是因为她是胡也频的妻子。但在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胡也频常以“丁玲的第一任丈夫”之身份出现，但曾几何时他是修饰丁玲的前缀。尤其是日韩进步人士对丁玲的提及，多称呼丁玲为“被逮捕后杀害的左翼作家胡也频的妻子”。日韩的左翼文学运动都如中国一样，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在殖民地时期的朝鲜丁玲左转后的作品被较少提及，也是因为朝鲜经历了1920年代对无产阶级运动的镇压，于1931年和1934年对左翼的两次大搜捕后，左翼文人都逐渐在文坛销声匿迹了。这种对丁玲事件的关注也体现出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进步人士在极端环境之下的联动与互助。

第二，丁玲曲折又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她处于新女性话题论争的暴风眼。20世纪初处在历史的变动期，何为近代女性、女性如何构建独立自主的主体性等新女性相关话题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如前文所述，朝鲜文人在介绍丁玲的人生经历与她的作品时，将她作为近代女性的榜样。韩国学者金秀珍指出新女性这一话题为不同的政治立场、思想主义提供了针锋相对的场域。丁玲也正是因为她的失踪，为1930年代的各方势力提供了论争的阵地。丁玲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舆论界存在“女伟人”与“荡妇”两种极端对立的形象，根据金秀珍对新女性话语的考察，这种极端对立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女性讨论中是普遍存在的。1［韩］金秀珍：《新女性现象的世界性次元与社会性差异——以英国、日本、印度及中国为中心》，《韩国女性学》2006年第22卷第1号。朝鲜对于丁玲负面形象的提及较少，不过丁来东曾说过丁玲擅长描写女性心理是因为恋爱经验丰富。笔者认为极端对立的形象背后隐藏着对“现代性”不同的价值判断，但受篇幅限制，对于这一问题，将作为后续研究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第三，由作品引发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1920年代末中韩知识分子都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赵润济指出1933年以后，随着时局日益险恶，朝鲜文人为了避免发生祸端，文坛上逃避于纯文学的倾向日渐浓厚。2［韩］赵润济：《韩国文学史》，第593页。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搜集到的朝鲜早期对丁玲文学作品的评论，多是如丁来东、金光洲等不谈其左转，而是支持“纯文学”的观点。尽管如此，他们也都重视作品的反封建与反映社会问题等特点。对此韩国学者张东天指出，部分韩国的接受者在接受中国现代文学时带有一种矛盾心理，他们警惕并批判中国新文学的“左”倾化，同时对其所带有的反帝倾向一直非常关心。1［韩］张东天：《日据末期韩国期刊登载中国现代文学韩语译文的背景及特点——以〈三千里〉月刊为中心》，《中国语文论丛》2009年第43期。正如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反帝反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过程，韩国文学同样肩负着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重使命。这也是为什么上文介绍的丁来东、金光洲、李明善，以及《三千里》杂志出现的文章作者虽然持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但大都认可丁玲作品对社会问题的反映与反抗。因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背后隐藏着朝鲜文人期望通过引入中国的文学革命促进本国文学实现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第四，从丁玲在朝鲜引发的一系列评论文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文学现代化、新女性话语以及左翼运动的联动这三股潮流，而三股潮流的源头其实正是围绕国家走向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因此，探索丁玲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知识分子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而丁玲在其中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是新女性作家的榜样，是妇女解放的先驱，也是对统治阶级文化专制的控诉，甚至是现代文学女性形象的代言人。

谨以此文，纪念即将到来的丁玲诞辰1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