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藏水陆画《往古文武官僚等众》研究

2023-11-25 08:22陈秋阳
新美术 2023年5期
关键词:水陆

陈秋阳

得益于众多中国艺术品的收藏,许多古代艺术收藏机构在美国应运而生,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即其中之一。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始建于1883年,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东南部,是一座大型艺术博物馆。该馆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以及当代艺术五大部分,藏品超过九万件,堪称美国最好的百科全书式艺术收藏地之一。

水陆画是在举办水陆法会之际,按照相关的仪轨而悬挂于道场之中,接受供奉与朝拜,存想变神之用。是“三教合一”的民俗文化产物。根据南宋宗鉴编《释门正统》记载:“我朝苏文忠公重述水陆法像赞,今谓之眉山水陆供养,上下八位者是也。熙宁中,东川杨锷祖述旧规,又制仪文三卷行于蜀中,最为近古。然江淮京淅所用像设一百二十位者,皆后人踵事增华,以崇其法,至于津济一也。”1[宋]宗鉴编,《释门正统》卷四《利生志》,载[日]前田慧云、[日]中野达慧等编集,《卍新纂续藏经》,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130册。第802页。水陆画的表现形式有壁画、卷轴画、版画等。

目前对水陆画进行研究的学者大都从画面的本身隐含的信息进行解读。对于水陆画的研究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前图像志描述[pre-iconography]和图像志分析[iconography],2[美]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页。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介绍水陆画的构图、色彩、线条等图像内容,并将画面中人物辨析作为重点研究。另一种方式是采取图像学[iconology]的方法,3同注2,第48页。针对作品背后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展开讨论。该领域研究的部分学者及其成果为:金维诺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寺观壁画》对现存河北、山西、北京等地的寺观水陆壁画做了介绍;4金维诺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寺观壁画》,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王鹏瑞《明代卷轴式水陆画研究》从水陆法会的起源、明代水陆画的内容和题材、创作技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5王鹏瑞,《明代卷轴式水陆画研究》,载《美术》2008年第2期,第100—103页。苏金成《水陆法会与水陆画的发展及图像分析》一文对水陆法会以及水陆画的起源、发展、题材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探讨;6苏金成,《水陆法会与水陆画的发展及图像分析》,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10期,第105—112页。戴晓云《佛教水陆画研究》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研究,对明清两代的水陆画内容分别进行了阐释;7戴晓云,《佛教水陆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苏金成《信仰与规范:明清水陆画图像研究》对现存的明清水陆画进行了图像层面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属性分析,从宗教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其思想价值与教化功能。他探讨的水陆画范例充分,对壁画、卷轴、道教水陆版画等画种进行全面的分析说明;8苏金成,《信仰与规范:明清水陆画图像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此外,苏金成的另一篇《宗教图像的精神世界:水陆画的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一文中从明代宝宁寺《往古孝子贤孙等众》《地藏菩萨》、毗卢寺《玉皇大帝》入手,分析了传统宗教图像的文化记载,试论了民间水陆画图像的艺术特色,提出了水陆画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的观点。9苏金成,《宗教图像的精神世界:水陆画的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载《美术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6—120页。本文将从画面中的文字和人物形象入手,结合该时期社会背景,分析画面中的具体人物身份以及其创作时间,利用图像学、历史文献学、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与分析并提出合理推断。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藏水陆画《往古文武官僚等众》一幅(图1),工笔释道,绢本设色,根据人物形象和画面笔法等因素可以判断为明代水陆画系列中的一幅。在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官方网站的介绍中,将创作时间定为15世纪,即明代建文二年(1400)至弘治十二年(1499)间。根据博物馆的数据信息,这幅画的画面尺寸是高53-3/16英尺,宽29-7/16英尺,换算成厘米,即是高135.1厘米,宽74.77厘米。关于这件作品的内容和性质,博物馆的官方介绍中提及了其作为水陆画是水陆仪式中使用的一幅,强调了其佛教属性。同时,也突出了旌旗题铭的重要性,但并未提及画面的具体人物。对于画面左上角的三位人物,博物馆的解读突出了其道教神仙和民俗信仰的特色,将鱼同富足、多子和繁荣结合起来,但是并未进行具体解读。

图1 《往古文武官僚等众》,绢本设色,约1500年,纵135.1厘米,横74.8 厘米,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

此水陆画的布局形式为平行式、两层布局。10参见同注7。关于水陆画的构图形式,戴晓云在其文中将其分为拱卫式和平行式两种。画面材料质密,装裱所用锦缎为橙色和紫褐色,装饰金色团纹。橙色锦缎团纹似为花纹,紫褐色锦缎团纹为龙凤纹。画面底色为绿色,遍布云纹,人物分为上下两层,共三十位。上层人物分为两组,左上角三位隐逸人物打扮,透露着道教神仙的身份,其中一位身边还围绕着六位孩童。一位随从持举方天画戟引领着五位大臣,分别头戴梁冠和幞头,身穿朝服和公服,其后有两位持斧、扇的侍者和带着一个孩童的妇人。方天画戟上的旗幡铭文为“往古文武官僚等众”,三角小旗上另有金色文字“太公”“子方”“朱葛”“陈评”“肖何”和黑色文字“天□□”“礼□”。下层旗纛引导下有六位大将军和五位军士,皆为戎装。旗纛的幡上铭文为“往古为国亡躯一切将士等众”。关于画面人物身份的解读一般受到两个铭文的影响,而“往古文武官僚等众”某种程度上又涵盖部分“往古为国亡躯一切将士等众”,这也是画名《往古文武官僚等众》的由来。在人物具体身份的解读上,之前忽视了三角小旗上的文字,下文将结合这些铭文等文字信息,借用图像分析、信仰文化等研究方法解读这件作品的具体人物及其图像来源和文化变化的内在因素。

一 往古文武官僚等众

画面上层人物因旗幡铭文“往古文武官僚等众”和下层为戎装将军,被解读为文官代表。但是这一解读忽视了三角小旗上的文字。结合小旗文字,可以知道画面中有姜尚(尊为太公)、张良(字子房)、诸葛亮(简称“诸葛”)、陈平、萧何。“子方”为“子房”之误,“朱葛”为“诸葛”之误,“陈评”为“陈平”之误,“肖何”为“萧何”之误。这件作品在首都博物馆还藏有一件摹本,文字亦是相同。仅仅看文字书写,工整细致,出现错字是否是为了避讳不得而知。不过看姓氏都有错误,很难用避讳的理由来解释,或许是画工识字不多造成的,因为画工错写没有范本的文字在其他绘画作品中也有出现。如果是出于这种原因,旗幡上的铭文亦出现在粉本中可以猜测为或是画工所写、以便于识别画中人物。

水陆画中的人物众多,致使可以看到的配饰种类亦是繁多,例如武将配饰、文官配饰、仙子配饰和宗教配饰。11陈日和、万云、尹庆彪,《中国水陆画人物服饰的纹样造型与时装设计应用研究》,载《纺织告》2021年第5期,第47—48页。浅显的解读可以结合文字和图像中的人物服饰,得出上层为文臣,下层为武将的结论。这种解读符合宋代以来文武分流的时代背景,但是忽略了唐代及唐代以前出将入相的人物身份。姜尚、张良、诸葛亮、陈平、萧何在明清文化语境中是良相谋臣,自然被认为是文臣,但是在元代及之前的文化系统中,除了陈平和萧何之外,其他诸位却多是名将帅,是坐镇指挥的帅才。这些人物的组合出现不是简单地代表文武官僚,而是与两个祭祀系统有关:一是这些名臣多是祭祀历代帝王时配享(配飨)的人物;二是在唐代至元代的武成王庙中祭祀以姜太公为主的武将,张良等数十位名将配享,以对应孔子为尊的文庙祭祀。根据三角小旗上的人名排列顺序,可知并非按照朝代顺序,所以可以排除直接使用历代帝王祭祀的配享名臣体系。明代洪武年间,明太祖取消了武庙,将武成王等多名将帅配享于历代帝王庙,结合此幅图中还有陈平和萧何两位非名将的名臣,因此推测画面人物有可能是武成王为主的名将群体。

关于具体人物身份的解读有两种角度:一种是将上层人物当作一个整体,对应三角小旗的文字分析具体人物身份;另一种则是暂时不讨论画面左上角的人物,只是对右上角五位身穿官服的大臣身份进行辨识。三角小旗上虽然有七个名字,但是前五个为金色文字,后两个是墨迹文字,似乎并非统一书写。方天画戟引导的看似是五位大臣,但是根据人物结构和相应人物形象,将上层看为一个整体解读似乎更符合整幅画面人物的关系结构。

那么左上角的三位属于“往古文武官僚等众”的范围吗?如果属于,为何这三位的服饰如同隐士仙人呢?如果不属于他们又是谁呢?最左上方须发皆白的老者头戴巾帻,肩披鹿皮,绿衣紫裳,白裤紫履。左手持树枝制作的鱼竿,右手提着用柳条穿鳃的三条白鱼。值得注意的是绕过鱼竿的丝线下方有一个清楚的直钩,右腋下夹着的蓝色书本也颇有深意。姜太公直钩钓鱼的故事在明清传播非常普遍,尤其是《封神演义》成书前后就有相关的戏曲故事传播,此处的老者应该正是姜太公。隐士装的太公左手一侧有一位道士,头戴道冠,外罩逍遥巾,身穿绿袍,外披蓝缘黄色道袍,左手托绿色水盂,右手持举法剑,可见正在做法事。由于画面描绘的是文武官僚,故而此处的道士身份并不单纯。结合这一时期《三国演义》及其相关戏曲故事的传播,诸葛亮借东风的形象深入人心,此道士最大的可能就是借东风情节中的诸葛亮。处于道士装诸葛亮前方的道装人物形象较为粗犷,头上道冠之外是蓝底白花的逍遥巾,身穿黑边蓝色道服,白裤草鞋。身后背着斗笠和宝剑,左手拿着简板,抱着渔鼓,右手展开正要回击渔鼓。右肩斜挎鹿皮袋和大小六个药葫芦,有红、黄、黑各色。腰系紫色丝绦,另有蓝色丝绦系着两串青铜钱,和宝剑垂下的紫色丝绦及一串红铜钱相呼应。其身边六个童子,着衣裤色彩鲜艳,或胸挂钱串,或手持钱串与铜钱,地上散有多个铜钱,这些钱币皆为黄铜钱。此道士造型与这一时期的钟离权形象相似,结合散钱的形象,又有刘海蟾的特征。钟离权和刘海蟾都曾先为高官后为道士,在此是否体现了富贵之极后转求隐逸的另一条路呢?根据整体画面结构和已经辨识的人物身份以及文字中的人名,这种推测并不合理。虽然此道士形象并不符合张良如美人的相关记载,但是符合张良拟随赤松子游的形象。为了更好地突出道士形象,此张良造型融合了这一时期八仙等诸位仙人的特征,钟离权的造型、吕洞宾的剑、刘海蟾的金钱、张果老的渔鼓、铁拐李的药葫芦等都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也反证了此人非八仙中的人物。其位置的重要性和张良在人名中的位置也契合,故此道士形象为张良像。

持举方天画戟的绿衣侍者旁又有一老者,须发皆白,头戴梁冠。可见五梁,因是四分之三侧面造型,可以推测为七梁冠或八梁冠。其身穿绿里紫袍,戴方心曲领,着蓝裳,配红色黻纹蔽膝和四色花锦绶,足穿红头白底屣,双手捧着笏板。根据其位置和人物形象,结合三角小旗上的文字,可以推测这位老者应为萧何。萧何左手侧身穿红袍者,头戴交脚幞头,大红袍服胸前补子图案似为麒麟,其左手托笏板,右手抚须。对应武庙祭祀中的位置和三角小旗上的文字,此像应为陈平。其目光所及处为一妇人携带一童子,妇人的手落在童子托举的书籍上。二人比例较小,头有白巾束发,衣袍亦为白色,似着孝服。陈平和这两位妇孺之间应该有关,根据陈平传记等文献资料,推测与陈平盗嫂或与陈平娶寡妇有关。萧何身后大臣头戴直脚幞头,身穿绯色袍服,补子似为仙鹤或锦鸡(长尾)图案,手捧笏板。人物形象除了老者面部略有沟壑外,几位大臣面貌都较为清秀俊雅,无甚差别,两位老者面部造型也颇为相似,所以仅仅通过人物面部形象无法辨识具体身份。根据人物身份位置和三角小旗文字,萧何身后这位大臣应该是“天□□”。结合配祀历代帝王庙的名臣和配祀武成王庙的名臣,以及同音字的情况,“天”或通“田”,推测此人或为田穰苴。陈平身后大臣亦是绯衣,但是其所穿袍服是和萧何相似的朝服,但等级略低,其所戴梁冠似六梁冠。结合人物位置和三角小旗文字,此大臣应为“礼□”。“礼”或通“李”,根据后一个字的痕迹,结合武成王庙“十哲”和历代帝王庙配祀名臣名单,在李靖、李绩、李晟三人中,李靖的可能性最大。最后一位紫袍大臣,头戴直脚幞头,手捧笏板,胸前补子图案无法辨识,或为李绩,或为李晟,具体原因下文讨论。另有两位侍者,一青袍,一蓝袍。蓝袍者手持斧钺,青袍者腰束云锦抱肚,手持障扇,扇面上绘有仙鹤寒林。方天画戟、斧钺、障扇等器物都共同体现了这些大臣尊贵的身份。

二 往古为国亡躯一切将士等众

画面下层共有十一位人物,根据人物主次大小比例不同。身材高大者六人,应为名将帅,其余五人为随行将佐身份不明,却较好地对应了“往古为国亡躯一切将士等众”。此处的六位人物并不容易辨认,因为没有上层具体的文字信息,只能结合上层人物的身份和此处人物形象予以辨认,个别人物的辨认或许会有争议。

画面左下方是一位传令兵,腰间配有圆形令字符牌,左手持令旗,右手托举密封的令盒,着红衣白裤。其所持令盒的一部分、令旗尖部、一足皆因装裱而被裁裂,画面中并不完整。传令兵回首望一身形高大之将军,将军面貌清秀,难以根据面貌辨识。又铠甲护身,围巾和抱肚皆为彩锦,左手持金印,右手持宝剑。腰间带銙,配有剑鞘和弓囊。此将位置位于前列,手中有印,与传令兵有互动,故而出于其身份与行为的考虑再结合武成王庙配祀名将传记,推估为孙武子较为合适。将军的右臂前方为一绿袍将军,也就是位于画面下层最左侧的主要人物,面如重枣,左手抚须,右手持青龙偃月刀,可以断定为关羽无疑。关羽身后将佐,铠甲外罩蓝缘绯袍,双手持举旗纛。旗纛蓝底绿边红帜,绣有金色四爪龙纹,幡带上有铭文“往古为国亡躯一切将士等众”。举旗纛将佐身后一将军,铠甲外罩淡绿袍,浓眉大眼,阔口虬髯,左手箕张,右手抓着扛在肩上的长槊。此人造型粗犷,面色酱紫,与管仲、范蠡、乐毅等人儒将形象绝不相同,或为张飞未可知。此将身后又有一位将佐,身上亦是着铠甲,手持长槊做冲刺状。

画面下层身处较为中心位置的将军,铠甲之外着云龙纹蓝袍,披发束抹额。左手虚抓,右手持三尖两刃刀(三尖两刃戟、三尖两刃枪),刀杆上部挂着一个红巾黄面人首。云形额正和红色抹额配合着披发形象颇类真武大帝的造型,结合其画面下层中心的位置可知此人身份颇为尊贵。在明代文化背景下,能够有此殊荣并在武成王庙配享体系和历代帝王庙配享体系中都有的人物,则为郭子仪无误。三尖两刃刀在明代文学作品中多有描述,《封神演义》《西游记》中二郎神杨戬使用此兵器,《三国演义》中的晏明和《水浒传》中的史进也用此。三尖两刃刀与宋代的掉刀(又称“棹刀”)关系密切,可上追至唐代,其原型或是陌刀变体的两刃拍刀(又称“拍刃”)。虽然现在还不能找到郭子仪的武器就是三尖两刃刀的明确记载,但是宋代描绘郭子仪单骑见回纥的绘画《免胄图》中就有将士持三尖两刃刀。姜太公被周武王尊为尚父,郭子仪也被唐德宗尊为尚父。12册命文中:“伊昔殷辛秦季,万姓愁苦。时则有太公望留侯良,毗武翼高,为之请命。若颠覆而跻,执热斯濯。其在天宝至德之际,二叛称兵,犬戎孔棘,则公投袂电赴,捍我于艰。方其扰乱,化为安靖,然后燮和徐进,清庙安宁,繄公之勋业,盖于张吕矣。”[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一《册郭子仪尚父文》,中华书局,2008年,第334页。郭子仪历经唐代七朝,是唐代中兴名将,战功和福气都被后世将士尊崇。将郭子仪的形象描绘为真武大帝的造型或许还与明代的一位重要将领有关。明代开国功臣营国公郭英在嘉靖十六年(1537)配享太庙,其五世孙郭勋为此出力良多。郭勋在正德年间撰写《三家世典》,把郭家和徐(徐达)、沐(沐英)两家并列,攀附两家,并将郭英比为郭子仪。嘉靖初年,郭勋仿造《三国志俗说》《水浒传》,撰写《英烈传》,书中郭英生擒张士诚,射杀陈友谅,为郭英配享做进阶。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同意兵部所请,重建武成王庙。重建武成王庙和郭英配享太庙体现了嘉靖朝文武关系的变化,或可以作为讨论此画创作时间的一个切入点。

郭子仪身后一将军,头戴裹巾幞头并簪花,铠甲外罩红袍,手持双剑,左右手各一把。以剑为兵器的名将颇多,结合前文讨论的原因此处辨识为韩信较为合适。其身后配有一位戎装将佐,姿势独特。画面右下方的主将顶盔掼甲,铠甲外罩白底金色四爪龙纹战袍,腰间配有带鞘宝剑、弓囊、令牌等。其身后将佐铠甲外罩蓝袍,头戴毡帽,背缠黄巾,肩扛长枪。图中枪与槊形制相同,却与文献记载不一致,应是画者类型化描绘的一种现象。将佐身份不论,此处主将应为岳飞。

三 武庙祭祀对象的变化与借用

武成王庙又称武庙、武成庙、太公庙、太公尚父庙等,13《唐会要》作“太公庙”([宋]王溥,《唐会要(上)》卷二十三《武成王庙》,中华书局,1955年,第435页);《旧唐书》与《唐六典》载为“齐太公庙”([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李纾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1册,第3764页;[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两京齐太公庙署》,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415页);《新唐书》始称“太公尚父庙”,后称“太公庙”([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卷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2册,第377页)。以姜太公为祭祀对象。姜太公自西周以来便在齐国世受尊崇,汉代便在其旧居河内汲地(汲县,即今卫辉市)建有太公庙。14河南省卫辉市城北三十里太公镇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庙。明万历《商河县志》记载:“城东南三里许太公庙,始建于西汉武帝23年。”东汉高诱注释《吕氏春秋·首时》和《淮南子·汜论》时,注姜太公为“河内汲人”。(参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上册,第322页;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中册,第967页)《史记·齐太公世家》记:“太公望吕沿者,东海上人。”([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1477页)西晋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水经注》载:“(汲县)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浚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常钓于此也。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载在《经》《传》。’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竟茂,相传云:太公故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校证》卷九,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226—227页)太公后裔西晋河内郡汲县县令卢无忌,太康十年(289)撰《齐太公吕望表》:“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故宫博物院等处藏有不同时期拓片。东魏武定八年(550)汲郡太守穆子容撰文并正书《修太公吕望祠碑》(即《吕望碑》,卫辉博物馆藏有拓片,《金石萃编》卷三十二载全文),碑文正面刻“迢迢岳胤,蔚蔚姜枝。卢元忌置碑僻据山阜,崔瑗刻石枕康衢”,宋代以来多沿用此说。东汉以后,在渭水之畔和长安周边地区的太公庙则脱离了祭祖的性质,多与太公遇文王的传说圣迹有关。15《水经注校证》记:“如淳曰:‘去长安四十里。渭水又迳太公庙北,庙前有太公碑,文字褫缺,今无可寻。’”([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校证》卷十九,第449页)如淳为三国曹魏人,故而此太公庙至少为东汉时期所立。可参见王博,《论太公信仰与唐代武庙的创立》,载《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6期,第141页。唐太宗贞观年间在磻溪(今宝鸡)建立太公庙,16“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庙。”([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卷十五,第379页)朱溢认为这里的磻溪应该是汲县磻溪。参见朱溢,《论唐宋时期的武庙释奠礼仪》,载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9—193页。尊太公兵家始祖之身份。神龙二年(706),中宗在两京分设太公庙署,后废。17[宋]王溥,《唐会要 中》卷六十五《太常寺》,第1134页;[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十八,第6册,第1247页。开元十八年(730),玄宗先置太公庙令及丞。18[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十六,第415页。十九年(731),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19《山西通志》记:“太公庙在芮城县东二十三里,东吕村。隋弘始间,太守吕凭创置。唐开元间修,县丞赵含光作记,国朝洪武间重修。”目前文献所见开元年间地方修建的齐太公庙仅此一处。参见[明]胡谧,《山西通志》卷五,民国二十二年景钞明成化十一年刻本。配享汉留侯张良,在仲春、仲秋上戊日祭祀。20朱溢认为,随着齐太公庙释奠礼仪的确立,释奠礼仪不再局限于孔庙,而是开启了文庙释奠、武庙释奠并行的二元化局面,这一格局维持了六个多世纪,直到明朝洪武二十年武庙祭祀遭到废除,才回到了孔庙祭祀礼仪的一元状态。参见朱溢,《论唐宋时期的武庙释奠礼仪》,第179—180页。诏诸州宾贡武举人时,按明经、进士之例在太公庙行乡饮酒礼,与武举结合。21开元二十年(732),唐王朝颁布了被后世评价为集大成之作的《大唐开元礼》(后略作《开元礼》),分斋戒、陈设、馈享等方面记载了开元时期祭祀姜太公的详细礼仪(具体可参见[唐]中敕,《大唐开元礼》,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03—306页)。仪礼以礼官“太常卿、少卿、丞三献”,祝文称“皇帝遣某(官姓名)敢诏告”(参见[唐]中敕,《大唐开元礼》,第305页)。《新唐书》原文为“以太常卿、少卿三献”([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卷十五,第379页),据《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可以补“丞”为三献官之一。《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另言“按《开元礼》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齐太公、汉留侯。’”([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第3764页)每当发兵出师或任命将领,都要先拜谒太公庙,22《 开元礼》中祭祀太公庙的仪式分(别出现在卷五十五《仲春仲秋释奠于齐太公》、卷八十八《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齐太公庙》。参见[日]池田温编,《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汲古书院,1981年,第8—10页。以古代名将十人准十哲例配享。23“开元十九年四月,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以张良配飨,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诸州宾贡武举人,准明经进士,行乡饮酒礼。每出师命将,辞讫,发日,便就庙引辞,仍简取自古名将,功成业著,弘济生人者十人,准十哲例霑飨。”[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三《太公庙》,中华书局,1988年,第1483页。天宝六载,诸州乡贡武举人上省遴选,要先拜谒太公庙。24[宋]王溥,《唐会要 上》卷二十三,第436页。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尊太公望为武成王,25[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15册,第7091页。按:中国号武成王者有二,一为战国燕国燕武成王;二为西周姜太公,至唐肃宗时被追封为武成王。此外,神魔小说《封神演义》虚构商朝武成王黄飞虎。祭典与祭孔子的文宣王庙相同。26据《旧唐书》记载:“追封周太公望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庙。”[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十,第1册,第259页。太公尚父庙更名为“武成王庙”,简称“武庙”。以历代良将为十哲,塑像坐侍,列于右者分别为汉太子少傅张良(亚圣)、齐大司马田穰苴、吴将军孙武、魏西河守吴起、燕昌国君乐毅,列于左者为秦武安君白起、汉淮阴侯韩信、蜀丞相诸葛亮、唐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绩。27《唐会要》卷二十三《武成王庙》首言“十哲”在德宗建中三年(782)。而《新唐书》卷十五却记是在玄宗开元十九年、肃宗上元元年两次言立“十哲”,上元元年时又确切提及“十哲”人物,故从《新唐书》。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用礼仪使颜真卿奏请,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六十四人图形从祀。28关于《新唐书》所载“六十四将”,《唐会要》则称为“七十二弟子”,实际为六十四人,无张齐丘,而有李光弼,若加“十哲”则为七十四人;《大唐郊祀录》记载六十人,重复白起一人,少李牧、彭越、卫青、王晙四人。《唐会要》卷二十三记载建中三年五月十五日下诏令史馆准开元十九年四月敕,“宜捡取自古名将充十哲,七十二弟子”,后列有具体名单(参见同注24,第438页)。武庙祭祀体系在唐代多有争议,体现了唐代的文武之争,其中又属唐德宗贞元年间的礼仪之争最为激烈,此后武庙祭祀礼仪规格有所降低。29“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刑部尚书关播奏:‘太公古称大贤,下乃置亚圣,义有未安。而仲尼十哲,皆当时弟子,今以异时名将,列之弟子,非类也。请但用古今名将配享,去亚圣十哲之名。’自是,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诸将不复祭矣。贞元四年(788),兵部侍郎李纾言:‘开元中,太公庙以张良配,以太常卿、少卿三献,祝文曰:皇帝遣某敢昭告。至上元元年赠太公以王爵,祭典同文宣,有司遂以太尉献,祝版亲署,夫太公周之太师,张良汉之少傅,今至尊屈礼于臣佐,神何敢歆?且文宣百世所宗,故乐以宫县,献以太尉,尊师崇道也。太公述作止《六韬》,勋业著一代,请祝辞不进署,改昭告为敬祭,留侯为致祭,献官用太常卿以下。’乃诏以将军为献官,余用纾奏。自是,以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为三献。”《新唐书》卷十五虽记载上元元年武庙“罢中祀,遂不祭”,但其后“祭武成王礼依然照常进行”。参见刘安志,《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唐末天祐二年(905)八月,唐昭宗迁都洛阳后,又重新选址建造武庙,恢复太公祭祀和武成王庙的“制度配享”,供奉白起等亚圣“十哲”。

宋朝建国之初,建隆议升历代功臣二十三人,旧配享者退二十二人。30“宋太祖赵匡胤幸武成王庙,历观两廊所画名将,以杖指白起曰:‘起杀已降,不武之甚,何为受享于此?’命人去之。左拾遗知制诰高锡因上疏论王僧辩不克善终,不宜在配享之列。乃诏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与锡别加裁定,取功业始终无瑕者。乾德元年(963)六月癸巳,昭等议升汉灌婴、后汉耿纯、王霸、祭遵、班超、晋王浑、周访、宋沈庆之、后魏李崇、傅永、北齐段韶、后周李弼、唐秦叔宝、张公谨、唐休璟、浑瑊、裴度、李光颜、李愬、郑畋、梁葛从周、后唐周德威、符存审二十三人;退魏吴起、齐孙膑、赵廉颇、汉韩信、彭越、周亚夫、后汉段纪明、魏邓艾、晋陶侃、蜀关羽、张飞、晋杜元凯、北齐慕容绍宗、梁王僧辩、陈吴明彻、隋杨素、贺若弼、史万岁、唐李光弼、王孝杰、张齐丘、郭元振二十二人。诏塑齐相管仲像于堂,画魏西河太守吴起于庑下,余如昭等议。乙未,秘书郎直史馆管城梁周翰上言曰:‘凡名将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谁当无累!一旦除去神位,吹毛求异代之非,投袂忿古人之恶,似非允当。臣心惑焉。’不报。”[清]毕沅,《续资治通鉴1》,岳麓书社,2008年,第31页。宋真宗时,又追封姜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庆历仪,自张良、管仲而下依旧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31[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八册,第2556页。宋熙宁五年(1072),为抵御外冠入侵,神宗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元丰中,国子司业朱服言:“释奠文宣王,以国子祭酒、司业为初献,丞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太祝、奉礼并以监学官充。及上戊释奠武成王,以祭酒、司业为初献,其亚献、终献及读祝、捧币,令三班院差使臣充之。官制未行,武学隶枢密院,学官员数少,故差右选。今武学隶国子监,长、贰、丞、簿,官属已多,请并以本监官充摄行事,仍令太常寺修入祀仪。”32同注31。政和二年(1112),武学谕张滋言:“诗云‘赫赫南仲’‘维师尚父’‘文武吉甫’‘显允方叔’‘王命召虎’‘程伯休父’,是均为周将,功著声诗,今昔所尊惟一尚父,而南仲、吉甫之徒不预配食,余如却縠之阅礼乐、敦诗书,尉缭以言为学者师法,不当弃而不录,请并配食。”33同注31。博士孙宗鉴亦请以黄石公配。后有司讨论不定,国子监丞赵子崧复言之。宣和五年(1123),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除本传已有封爵者,其未经封爵之人,齐相管仲拟封涿水侯,大司马田穰苴横山侯,吴大将军孙武沪渎侯,越相范蠡遂武侯,燕将乐毅平虏侯,蜀丞相诸葛亮顺兴侯,魏西河守吴起封广宗伯,齐将孙膑武清伯,田单昌平伯,赵将廉颇临城伯,秦将王翦镇山伯,汉前将军李广怀柔伯,吴将军周瑜平虏伯。”34同注31,第2556—2557页。于是释奠日,“以张良配享殿上,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绩并西向,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并东向。东庑,白起、孙膑、廉颇、李牧、曹参、周勃、李广、霍去病、邓禹、冯异、吴汉、马援、皇甫嵩、邓艾、张飞、吕蒙、陆抗、杜预、陶侃、慕容恪、宇文宪、韦孝宽、杨素、贺若弼、李孝恭、苏定方、王孝杰、王晙、李光弼,并西向;西庑,吴起、田单、赵奢、王翦、彭越、周亚夫、卫青、赵充国、寇恂、贾复、耿弇、段颎、张辽、关羽、周瑜、陆逊、羊祜、王浚、谢玄、王猛、王镇恶、斛律光、王僧辩、于谨、吴明彻、韩擒虎、史万岁、尉迟敬德、裴行俭、张仁亶、郭元振、李晟,并东向。凡七十二将云”。35同注31,第2557页。绍兴七年(1137)五月,太常博士黄积厚乞以仲春、仲秋上戊日行礼。十一年(1141)五月,国子监丞林保奏:“窃见昭烈武成王享以酒脯而不用牲牢,虽曰时方多事,礼用绵蕝,然非所以右武而励将士也。乞今后上戊释奠用牲牢,以管仲至郭子仪十八人祀于殿上。”36同注31,第2557页。从之。乾道六年(1170),诏武成王庙升李晟于堂上,降李绩于李晟位次,仍以曹彬从祀。37参见同注31,第2557—2558页。

到了元朝时期,继续奉姜太公为武庙主神,但从祀名将规模大减,只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为从祀。元朝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每岁春秋仲月上戊,以羊一、豕一、牺尊、象尊、笾、豆、俎、爵,枢密院遣官,行三献礼。38“ 洪武元年,中书省臣会官议奏,王者遣将,所以讨有罪,除民害也……其告武成王庙仪,前二日,大将省牲。祭日,大将于幕次佥祝版,入就位,再拜。诣神位前上香、奠帛、再拜。进熟酌献,读祝,再拜。诣位,再拜。饮福受胙,复再拜。彻豆,望燎。其配位,亦大将行礼。两庑陪祀,诸将分献。”[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五七《遣将》,中华书局,1974年,第5册,第1433页。同时民间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姜太公的神话传说。

明朝洪武年间,废武庙,姜太公从祀历代帝王庙,撤去武成王庙。至此,罢武庙祭,并去除吕尚的王号。到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小说《封神演义》,从此,姜太公由人变成了神,民间广为信奉。至清朝时,改称供奉关羽的关公庙为武庙。民国时期,关羽和岳飞合祀的关岳庙亦称“武庙”,同“文庙”相对。

四 三教合一背后的等级文化与文武之争

“往古文武官僚等众”和“往古为国亡躯一切将士等众”在佛教水陆画的体系中属于“往古人伦”系列中的一组。也就是说,在佛教水陆法会中,往古的文武官僚和一切将士都是被超度的对象,其主要职能为超度亡灵,为生者祈福。明代的儒释道三教关系趋于缓和,虽然仍有观念之争和利益之争,但是由于在朝堂上儒家一家独大,在民间三教融合,所以整体体现出的冲突并不明显。当然,这并不代表三教之间是平等的,在不同场合中三教的关系仍存在微妙的变化。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藏《往古文武官僚等众》这幅水陆画体现了佛教将儒家信仰体系中的忠臣良将、谋臣贤士等纳入佛教信仰体系中,但是只是作为为被超度的往古人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佛教的地位。根据明代的三教关系,此幅水陆画中的文武官僚也会出现在道教黄箓画中,但一般情况下,地位比在佛教水陆画体系中更高。而在儒家祭祀体系中,武将的身份虽然在文臣之下,但是武将的祭祀也是被重视的。也就是说,同样的文武官僚的身份,在儒道释三教的信仰中存在不同的等级,在儒家信仰体系中最高,在道教信仰中其次,而在佛教信仰中的地位最低。

就明代儒家祭祀体系而言,除了最初沿袭元代的武成王庙祭祀外,文臣武将又出现在历代帝王庙和功臣庙的两者祭祀上。功臣庙最初只奉明代开国武将,历代武将并不在其中。故而本人将重点分析历代帝王庙配祀的文臣武将并兼顾功臣庙的祭祀,再辅以明代文武官僚的势力分布和利益之争,以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件水陆画背后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明太祖于乙巳(1365)八月辛卯观《宋史》,至赵普说宋太祖收诸将兵权时,评价赵普“功施社稷,泽被生民”。39[明]朱元璋,《宝训》卷四《评古》,载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赵克生,《明朝“历代帝王庙”名臣从祀试探:以赵普、武成王为中心》,载《明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8辑,第49页。吴元年(1367)十一月,朱元璋说:“朕谓建立基业,犹构大厦。剪伐斫断,必资武臣;藻绘粉饰,必资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垩;用武而不用文,是楼宇已就而不加涂塈。二者均失之。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陂。”40《 明实录》卷二十七《吴元年十一月戊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2册,第409页。虽说是文武并列,但此时天下未定,故而实则是“重文”。洪武元年(1368)无武学,南方未定,遣将出师时祭告武成王庙,虽说沿袭传统,实则是形势使然。随后,朱元璋采取一系列“以文化武”措施,要求解甲归田的武臣读书向学,知礼义、守法纪;要求武臣子弟修文习礼。虽然仍常讲武事,总体却以防为主,是收敛性的。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颁布了“神号改正诏”和“禁淫祠制”。“神号改正诏”规定:“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宜革去。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41《 明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癸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3册,第1034页。洪武三年编纂的《大明集礼》中收有《告武成王庙》之礼,其中谈到: “国朝遣将,就命大将,具牲币行一献之礼,其仪具载于后”,42[明]徐一夔奉敕撰,《大明集礼》卷三十四,明嘉靖间内府刊本,叶四。《明史》又载:“初太公望有武成王庙,尝遣官致祭如释奠仪。”43[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五十,第1293 页。可见,武成王祭祀在明初军政方面仍是一项重要的制度,与孔子同样享受特殊礼遇。

洪武二十年(1387)七月,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建昭烈武成王庙,仍祀太公。明太祖以太公为周臣,认为不应与周天子并称王且文武并重、不应异科为由,否定并取消武成王的封号和旧庙,从祀于历代帝王庙。44参见《明实录》卷一八三《洪武三年六月癸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6册,第2759页。洪武二十一年(1388),随着西南平定,“朔漠一清,无忧北顾”,明太祖正式提出“方将偃武修文”。45[明]谈迁,《国榷》卷九《洪武二十一年五月甲午》《洪武二十一年五月辛丑》,中华书局,1958年,第687—688页。明太祖所规定的武官袭替制度弊端丛生,至明英宗时期,便难以应对日渐出现的军事危机,文武兼备、偃武修文成为空想。46“国家偃武修文八十余年,而武生恒寓教于应天郡庠。师专其训,弟子不专于业,废弛多矣。”[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三十《新建武学夫子庙碑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218页。明英宗正统年间,设立京卫武学,南、北两京和天下边卫也俱设武学。明宪宗于天顺八年(1464)推行武举,正德十三年(1518)出台了更完备的《武举条格》,嘉靖十七年(1538)定武举南北卷。47周致元,《明代武举研究》,载《文史》第52辑,中华书局,2000年,第79页。嘉靖十五年(1536),“北虏南倭”局面的渐趋形成,于是大振武备、扬兵御敌,重新仿唐制立武成王庙。48“嘉靖改建武学,命兵部会同礼、工二部条议事宜具奏……(其中有)“尊崇庙享”:古今言兵者以太公吕望为宗,请仿唐制,立武成王庙……每岁春秋致祭。庶典制不阙,武教有所兴起。上从之。”载[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28—29页。赵克生在文中指出,“在历代帝王庙中,太公与张良、诸葛亮、曹彬、韩世忠、岳飞并列从祀,只是作为劝忠的象征。独立庙祀,受封武成王,太公成为主祀,恢复了他作为兵家之祖的神圣地位……明太祖祭祀历代帝王的政治用心在于构建一种帝王统系,来体现明朝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历代名臣从祀,使帝王庙又有了‘劝忠’的功能。”49赵克生,《明朝“历代帝王庙”名臣从祀试探:以赵普、武成王为中心》,第54页。

《往古文武官僚等众》水陆画创作的时间应该距离嘉靖十五年不远,其人物形象既体现了武成王的尊贵地位,也兼顾了历代帝王庙中从祀的历代名臣,50朱元璋曾亲自到庙中祭祀先代帝王。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诏谕以历代名臣从祀。礼官遵旨拟定了三十七人名单,经朱元璋审查并剔除、增补后,遂定:三皇:风后、力牧;五帝:皋陶、夔、龙、伯夷、伯益;商朝:伊尹、傅说;周朝:鲁周公姬叔旦、燕召康公姬奭、齐太公姜尚(子牙)、召穆公姬虎、方叔;汉朝:张良(子房)、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仲华)、冯异(公孙)、诸葛亮(孔明);唐朝:房乔(玄龄)、杜如晦(克明)、李靖(药师)、郭子仪、李晟(良器);宋朝:曹彬(国华)、潘美(仲询)、韩世忠(良臣)、岳飞(鹏举)、张浚(德远);元朝: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分祀于历代帝王庙东、西两庑。明初于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帝王和从祀的名臣形成定制。参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五十,第1293页。如萧何、陈平的存在就体现了对历代帝王庙从祀名臣的尊重。该水陆画中,文武官僚在上部,为国捐躯的将士在下方,符合明太祖制定的“偃武修文”祖制,下方名将中突出关羽、郭子仪、岳飞也与时代信仰有关。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同意在南京鸡鸣山建立关羽祠庙,与历代帝王庙、功臣庙、城隍庙等并列十庙。51《明实录》《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条中记到:“是月建汉寿亭侯关羽庙于鸡鸣山之阳。旧庙在玄津桥西,至是改作焉,与历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庙并列,通称十庙云。”《明实录》卷二百三十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3377—3378页。在取消武成王庙的情况下建关羽祠庙,为关羽祠庙成为新的武庙提供了基础。朱海滨指出,此为历史上首次由中央王朝在首都建立关羽专庙。52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31页。明初,全国各地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军队大量建设关羽庙,使得关羽庙成为明朝军事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53同注52,86—87页。随着武成王庙的废立变化,关羽信仰得以兴盛,明末方岳贡(天启二年〔1622〕进士)在《序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中言及:“洪武中有司请立武成王庙,圣祖谕以文武之道本出于一,合则人才盛,分则人才衰,遂罢武成王庙不立,自此以后,(关)帝之祀为独隆。”54周畊厓、崔秋谷修,《关圣帝君征信编》卷十一,载鲁愚等编,《关帝文献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3册,第359页。朱元璋曾亲自为岳飞庙书写匾额“纯正不曲”;55冯伟林,《书生报国:新儒生文化散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46页。明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诏书曰:“岳飞仍称武穆。从祀历代帝王庙,配宋太祖享”;56殷时学、陶涛,《岳飞庙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7页。景泰五年(1454),武功伯徐有贞创庙汤阴,御题为精忠之庙;隆庆四年(1570),诏仍谥“忠武”;万历四十三年(1615),神宗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57汤阴县志编纂委员会、汤阴岳飞纪念馆编,《岳飞庙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0—161页。郭子仪虽然在明代也配享于历代帝王庙中,但是并未有过多的推崇,这或许和降低其政治影响有关。

明末祝寿题材中大量出现郭子仪的故事,并影响到清朝祝寿题材的发展。《往古文武官僚等众》水陆画中尊崇郭子仪与郭勋(1475—1542)58易名,《郭勋生卒年考》,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1期,第15页。关于郭勋的生年,明代沈德符认为是1475年。但据《奏进郭勋案状》,嘉靖二十年郭勋被逮捕时已经六十六岁,推算他的生年当为1476年。参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咸宁侯》,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42页;《奏进郭勋案状》,《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三,嘉靖二十年九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第82册,第5086页。关系密切。明世宗以藩王的身份入继大统,随之便与杨廷和等老臣发生了“大礼议”之争。从稳定政权的角度看,明世宗急需扶植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以平衡政局、树立自己权威,此举不仅培养了一批新的文臣,也扶持了一批勋贵。郭勋即是勋贵中大力支持明世宗的人,也是明世宗扶持的勋贵代表。加之嘉靖朝“北虏南倭”的军事威胁存在,嘉靖朝文武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郭勋是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的子孙。因为处于与相当一部分文臣对立的位置,以至于在《明史》本传中的评价是:“自明兴以来,勋臣不与政事。惟勋以挟恩宠,擅朝权,恣为奸匿致败。”5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三十,第13册,第3824页。嘉靖十五年(1536),郭勋加太师。嘉靖十八年(1539),晋封为翊国公,朝贺班首。至此,郭勋在实务和礼仪上都到达了武臣的最高位。明世宗重用郭勋的原因,学者多有研究,岩本真利绘提出是因为明世宗为了寻求支持者来实现自己的意志。60[日]岩本真利绘,《嘉靖朝勋臣的政治立场:以武定侯郭勋为例》,载《第十六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建文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第180页。郭勋曾说:“文官弄法,武官已被钳制,不得如文武并用之时。”61谢瑜,《劾奸贪骄肆武臣疏》,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皇明嘉隆疏钞 嘉隆新例附万历[二] 皇明留台奏议》,《皇明嘉隆疏抄》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67册,第54页。《往古文武官僚等众》虽然将文武官僚并置,但是却明显更尊重武臣,下方武将的布局也更为尊崇郭子仪。根据张廷玉《明史》卷一百零五《功臣世表一》列出洪武年间所封的公、侯以及其传承情况,可见明太祖时封公侯者共六十二人,爵位一直延续下来的仅三人,郭英就是其中之一。郭勋所撰的《三家世典》中,录云:“郭英开国重臣,其功业之隆、子孙之盛、富贵寿考、始终令节世为罕俪,(‘其功业之隆’,‘隆’原作‘升’,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半页十二行明钞本改。)人以比之郭汾阳云。”62郭勋,《三家世典》赞文,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齐鲁书社,1996年,第91册,第26页。杨荣将郭英和郭子仪相对比,云:“予观前史称,郭汾阳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富贵寿考始终令节,七子八婿诸孙数十人俱膺显仕,唐世荣之。若公励业之隆,子孙之盛,方之汾阳。夫岂多让,皆由公存心一本于仁,故积累之厚愈远愈隆焉。呜呼伟哉!”63[明]杨荣,《文敏集》卷十七《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柱国武定侯赠营国公谥威襄郭公神道碑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40册,第266页。郭勋袭武定侯爵位于正德三年(1508)三月,入狱是嘉靖二十年(1541),《往古文武官僚等众》水陆画或是作于此段时间。这件绘画作品和郭勋的努力有关,但作品的直接产生是否因为郭勋参与宗教活动并无直接证据,只能存疑。结合重建武成王庙的背景,《往古文武官僚等众》绘于嘉靖十五年之后的可能性较大。

五 结论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藏《往古文武官僚等众》水陆画并非简单的“往古人伦”中的一组,而是包含以武成王姜太公为首的武将和萧何等部分文臣。姜太公和萧何等人组成“文武官僚”,是明代历代帝王庙从祀名臣的代表,也融合了武成王庙从祀名将的群体,使得“往古文武官僚等众”和“往古为国亡躯一切将士等众”两系统都描绘了姜太公、张良、诸葛亮、萧何、陈平、田穰苴、李靖、李晟(或是李绩)、关羽、孙武、张飞、郭子仪、韩信、岳飞。武成王庙自唐代设立,经唐宋元三朝,从祀名将多有变动。明初,武成王祭祀尚存,至洪武二十年,随着明太祖推行“偃武修文”政策,武成王配祀历代帝王庙,武成王庙废。关于武成王的祭祀虽在军中仍有延续,但随着关羽信仰的盛行,武成王信仰逐渐民间化。嘉靖年间礼仪之争,郭勋为首的勋贵因支持明世宗而获得重用,文武矛盾随着“北虏南倭”局面的出现而有了新的变化。嘉靖十五年,重建武成王庙。嘉靖十六年,郭英配享太庙,既体现了郭勋等武将的努力,也体现了嘉靖朝文武关系的变化。结合此水陆画画面人物造型和相关身份推测,其制作时间或为正德三年至嘉靖二十年之间,最可能是在嘉靖十五年、十六年及至二十年之间。此图虽然可能用于佛教水陆法会,却又体现了儒家信仰的体系,但并非简单的被超度对象,而是暗含着着重要的政治因素和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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