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双重可视化路径
——基于山西Y县积分制的案例观察

马超峰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作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1]313从聚焦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化振兴在中国农村发展与减贫奇迹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日益被研究者关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3]。日常生活作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领地,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地,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训练场。如何在日常生活领域探寻有效的文化振兴之路,是乡风文明建设研究中的关键议题,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作为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中的实践创新,积分制是联结政策与生活的纽带,也是激活村民参与村级治理[4]、重塑乡村集体经济[5]、提升乡村治理效能[6]的有效途径。实践中的积分制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在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推广积分制,能够将农民群众心中所感、眼中所见转化为具体分值,让文明乡风由无形变有形,使乡村治理的模糊领域变得清晰可见,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共识显性化。已有多数研究往往从“制度运行”与“民众参与”两个视角出发,分析积分制的实际运行与治理效能。一方面强调以“小积分”来撬动村民公共精神培育[7]、基层信用治理提升[8]、传统文化激活,以低治理成本优势实现乡风文明建设的良序运行[9];另一方面通过诊断积分制运行中的梗阻,分析制度安排与实际运行、政策实践与农民声音之间相互脱嵌的原因,从而为积分制实践优化[10]提供建设性意见。上述两个方面的解释丰富了学界对积分制运行的认识,但在理论资源的获取上依然属于政府行为研究中的制度性视角。进一步将以制度为中心的分析转入以人心为基础的分析[11],探究制度与行动之间的脱嵌,需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

积分制不仅是农民群众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国家治理社会模糊领域的可视化方式。作为治理领域的重要概念,可视化并不陌生,因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便是使治理对象清晰化,而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便在于可视化技术。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的起步与可视化技术密切关联。随着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不断应用,治理的可视化视角得到进一步强化[12]226,成为国家权力渗透与国家治理能力测量的重要指标[13]。不过,现有治理视角中的可视化,往往突出自上而下的清晰度,强调国家借助技术看见社会,容易忽视可视化的另一个层面,即自下而上社会本身的自我呈像。因而积分制的实践过程,出现了“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两条不同可视化路径。理解上述差异,需要从双重可视化的视角,分析积分制的运行,即“国家看见社会”的制度型可视与“社会自我呈像”的行动型可视。为此,本文提出“双重可视化”这一分析概念,通过探讨积分制的双重可视化过程,理解积分制运行过程中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的脱嵌困境,为积分制的方案优化提出见解,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新的阐释。

2 双重可视化:乡风文明建设研究的新视角

双重可视化是对可视化的一种拓展,也是尝试分析乡风文明建设研究的新视角。所谓双重性是指可视化的两个向度,一是数字技术下看见社会的制度可视化,二是团结技术下社会自我呈像的行动可视化。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制度可视化,突出国家看见社会的能力维度,较少关注社会自身的呈像能力,以及两种可视化的互构过程。因此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可视化,既需要国家制度化的引领,也需要社会自身不断的激活。

2.1 “看见社会”:现代国家能力的向下扎根

首先,社会生活的数字化是国家治理可视化的基础。在现代国家形成阶段,无论是对人口的管理,还是对土地的造册,获取治理对象的准确信息并使之进入国家的视野,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基础[14]432-434。而将信息进一步可视化的“制图术”,则是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借助数字技术国家将具体社会事实抽象为数字与图表,并以此来开展社会治理实践[15]。可视化的治理图景,在“看见社会”的同时,也使得权力照射到社会生活的诸领域,甚至进入了“私人生活”领域,改变了中国社会中的国家与个人关系[16]。可视化技术不断嵌入社会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生活数字化进程,从而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其次,可视化是国家在技术治理领域的延伸。从总体性支配权力向技术化的治理权力转型过程中,社会诸多主体得到有效激活,但也预示了权力主体会借助治理技术向社会不断渗透。随着数字技术在治理体系中的成熟应用,以及政府自身数字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技术化的治理开始从一个“放活社会的策略行动”逐渐转化为“涵养社会的整合过程”。治理技术整合带来的革新,不仅再造了政府流程,也改变了治理中的主体间关系。技术在治理体系中的延伸,既拓宽了社会信息的广度,也增强了社会信息的厚度。正因如此,政府治理过程不再局限于信息获取,更加强调对信息的加工以及算法优化,可视化便是技术治理的进一步拓展。借助治理界面、媒介平台、客户端口,将治理信息加工为图像化的形式,更加具象化的治理流程展示在了人们面前。

然而,当技术带来治理绩效有效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着可能存在的风险。特别是,工具意义被过度开发和利用,目的价值被弱化,从结构上可能“解构国家治理的多样性、公共性和回应性”[17],从内核上可能导致“技术异化与治理的情感缺位”[18]。而更为关键的是“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时,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影子”[19]。那么,社会何以会在技术照射之下被遮蔽,需要研究者关注社会自身的可视化逻辑。

2.2 照见人心:现代社会活力的自我呈像

社会生活的自我呈像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可视化,它并不强调工具在治理中的嵌入,而是突出人心在社会中的黏合。正如涂尔干对多数启蒙主义哲学家思想的反对一样,原子论倾向的社会学解读,容易忽视“非契约性因素”,进而在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裂痕之上形成社会失范的温床[20]121。因此,与数字技术带来的“看见社会”不同,社会的自我呈像更加突出社会内部的互动与团结,强调数字背后的理性与温暖。

首先,互动是社会自我呈像的基础,也是社会可视化的前提。涂尔干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关系,强调社会在互动中与国家进行关联,以有机的社会秩序作为关系依托。因而他认为,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社会生活的主流中[21]41。正是在“吸纳—团结”的过程中,人们实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进而在社会互动中得到自我呈像。与此同时,当每一个人都按照惯例与其他人互动时,惯例就凝结为一种道德力量[22],成为乡村社会的黏合剂,构筑了熟人社会中的可见性。不过,这种道德力量却不易被数字技术捕捉,这也是为何在大数据的算法与算力之下,有时会存在“后真相”的困境[23]。可以说,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信号“输入—输出”系统,而是在互动中不断完成道德再生产的累积系统。

其次,互动中的强度与密度,是社会自我呈像清晰化的关键。随着个体主义的快速成长,以及流动性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乡村社会中的“道德社区”面临快速解体的困境,社会互动中的自我呈像变得日益模糊。特别是乡村社会中的日常生活领域,“集体意识”所涵养的共同情感在弱化、“礼俗仪式”所联结的共同场域在分化、“无公德个人”所引发的道德领域在重建[24],如何使乡村社会实现团结再造,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的重要议题。虽然数字技术在努力捕捉着社会现实,力图将模糊与碎片的生活领域以数字化图式进行可视化呈像,但对于乡风文明的有效治理而言,为人们提供主要场景的,不是原则和权力的外在世界,而是在其内部[25]165。走进乡村社会的内部,找回主体性[26]需要更多关注社会关系之中的社会资本培育,因为这样的“公民美德是最有力量的”[27]7。只有不断提高互动的强度与密度,才能提升乡村治理中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社会自我呈像的清晰化。

2.3 双重可视化:乡风文明建设的一个解释框架

马基雅维利曾言:应当注意公共广场的思想,而非宫殿之中的思想[28]75。这并不是对两种思想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提醒观察者注意两种不同的思想资源。同样,对于乡风文明的可视化而言,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制度维度的可视化路径,强调对社会的数字化标识,从而能够借助治理技术来“看见社会”,实现对社会道德的显化;而社会维度的可视化路径,强调社会互动中的自我呈像,从而在团结意义上“看见人心”,实现对社会道德的实践。因此,可视化具有双重特性,即“国家如何看见社会”与“社会如何自我可见”,本文将其命名为双重可视化。双重可视化在意涵、形式、特点、效果方面存在差异,如表1所示。

双重可视化视角下的积分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制度可视化视角来看,积分制的实践过程是通过将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行为与分值挂钩形成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量表,从而实现治理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可见。这种积分之术,是积分制在“分”的维度上的实践,借助数字画像使离散化的社会行为实现结构化表达。其二,从行动可视化视角来看,积分制的实践过程是通过将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行为与具体场景关联形成社会生活中的行动示范,从而实现日常生活的自我呈像。这种积善之道,是积分制在“积”的维度上的实践,它不仅使个体行动有了道德方向,而且社会在团结技术下形成了有效黏合。上述两个方面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双向互补。从“分”的维度来说,借助数字与治理关联的技术逻辑,实现积分制运行的制度画像;从“积”的维度来说,通过行动与乡风关联的团结逻辑,实现积分制实践的行动呈像。

3 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制实践案例观察

理解双重可视化视角下的积分制运行,需要走入真实世界,从案例中体察更多细节。为此,本文选择山西Y县作为研究案例展开分析。一方面,积分制作为引入型的治理实践是不成熟案例,与相对成熟案例的经验相比,其内在的张力较为明显,能够为研究议题提供较好的研究场景;另一方面,处于初步实施阶段的案例,有利于跟踪调查,并为研究者提供较长的时间线,从而为研究议题提供较长的研究线索。基于上述考量,本研究从2019年底开始跟踪观察Y县积分制实践。

3.1 案例选择与基本背景

Y县是山西省北部T市的下辖县,全县辖7镇4乡,共有197个行政村,全县总人口为265 947人(1)资料来源:Y县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由T市市委组织部遴选,69位中青年干部参加了“乡村振兴战略专题培训浙江行”的学习班,Y县8名干部参加了本次培训,目的在于“提高乡村振兴理论水平,借鉴浙江乡村治理经验”。在培训过程中,主办方在常规化的课堂教学之外,还组织了6场现场教学,分别考察了智慧乡村、未来社区、枫桥经验、“三治”融合等现场教学点。培训班结束后,T市市委组织部又召开了“学员分享会”,并要求学员结合自身岗位与区县特色,以浙江案例为蓝本转化学习成果,推出本区县乡村振兴的实践创新案例。在此背景下,Y县经过实地调研后,初步形成了在全县乡村开展积分制的治理实践。之所以选择积分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乡村是Y县社会治理的重心,特别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有了大量的项目投入,如何保持政策的持续性、项目的稳定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是Y县地方治理创新的落脚点;二是Y县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二人台、鳌石赛戏、晋北鼓吹、高家笙管、恒山道乐等,如何将这些文化元素融入地方治理,一直是Y县地方治理创新的思考点。Y县的积分制实践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如表2所示。

表2 案例过程的三个阶段与可视化张力

3.2 积分制的引入:经验移植与细则优化

Y县的积分制实践是从“经验蓝本”学习开始,因此“制度临摹”是Y县积分制实践的第一个特征。与发达地区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相比,后发地区的治理创新动力往往不足,多数实践推行受自上而下政治势能的影响较大[29]。Y县积分制实践的促发机制,便是2019年8名干部赴浙考察学习的结果。清晰化的经验蓝本能否适用于Y县乡风文明建设,是积分制落地的关键,而具体实施方案的细化成为工作重点。在实施方案的设计过程中,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结合经验蓝本,由工作组制定草案,形成积分制实施的初步方案;二是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对草案进行修订,形成积分制实施的最终版本。

第一,以工作小组为核心,通过对经验蓝本的学习与讨论,形成积分制的实施草案。虽然浙江经验的制度蓝本有明确的实施方案,但蓝本的临摹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过程,而是对经验的在地性转化。以工作组为核心,建立“积分制微信工作群”,协商建构适合县情的实施细则。微信群最初核心团队由16人组成,包括4名组织部干部、2名宣传部干部、2名乡村振兴办公室干部、8名中青年干部。8名中青年干部为团队核心,主要解读积分制的内容与分享考察体会,其余8位成员分析方案在Y县的可行性。

经过反复的讨论协商,2019年12月工作组形成了《Y县乡村治理全域推广运用积分制的实施方案(草案)》,交Y县组织部上报县委会议。可以说,将浙江积分制的学习经验转化为Y县积分制的在地实践,关键在于设计出有效的实施方案。“办公室的头脑风暴”意在以基层干部的工作经验与生活体验,批判性地修正经验蓝本,形成适合Y县自身特色的乡风文明量表。

第二,征求相关部门意见,通过对草案的完善,形成积分制的最终版本。从意见稿到正式方案,Y县积分制实践方案既是合法性的获取过程,也是实施细则不断优化调整过程,而实现上述环节的重要途径便是征求意见。积分制方案草稿提交后,Y县县委会议肯定了这一议题,并确定宣传部作为牵头单位,正式成立积分制工作小组。2020年1月在工作组牵头下召开了5部门(组织部、宣传部、民政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局)与乡镇相关负责人的协商会议,对积分制方案的细则展开意见征求。

与草案形成中的“头脑风暴”不同,意见征求则是部门利益与治理风险的权衡过程[30]。这种意见往往以“执行困难”的形式出现在协商会议之中。在3次征求意见会议中,民政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局等部门较为重视资源困难,组织与宣传部门强调考核的有效设置,乡镇负责人则是介绍本区域的现实情况。在三方协商中,最大的问题是“积分兑换”的资源配套。不过,协商中的意见虽然能够反映执行中的困难,但更多地是在考验领导决策的信心。在部门意见之上,实施方案的细则做了一定修改,于2020年3月交由县委会议进行讨论。

在经过多方考虑之后,积分制被正式列入了Y县的政府工作议程,保留工作小组作为推进机构,牵头领导为Y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从议题生成到实施细则修订完成,一项有关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正式进入Y县政府议程。但相比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议题在Y县往往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最终全域推广积分制并没有列入Y县2020年的中心工作。作为探索性试验,Y县对积分制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探索规划期,初步建立积分制的运行框架,Y县全域各乡镇逐步开始探索有效的实施方案;第二阶段为巩固运行期,完善积分制运行机制,重点乡镇推出积分制实践的样板案例;第三阶段为考核验收期,完成积分制评估验收工作。

作为引入型的治理创新,积分制在Y县一开始便存在实践张力,这是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开展治理创新中的第一困境。由于本地区创新动力的不足,治理实践的展开往往需要通过学习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因而大量基层干部到东部发达地区学习取经。带回来的先进经验,常常需要经历从“水土不服”到“入乡随俗”,如何协调经验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是地方复制经验的第一步。正如在Y县积分制方案的设计过程中,面对清晰的蓝本与地方实践的不确定性,使得“取经干部”需要在“先进经验”与“熟悉地方”之间有效平衡。清晰的经验蓝本与复杂的地方场景,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可视化的第一重张力。

3.3 积分制的推进:目标任务下的非正式借力

非中心工作的运行逻辑,有时并不是“层层加码”的压力过程,而是“四处找码”的互动过程。尽管积分制未能进入中心工作序列,但作为分管领导还是在年度考核中争取了3个分值的权重。Y县宣传部干部谈到:“有了这3个分值,工作也就有了抓手。”非中心并不是无压力、无任务,而是说在整个工作序列中排在靠后的位置。这种非中心、小分值的工作,有时比中心工作还难做。一是缺少来自上级的压力,因而基层的执行力往往不足。调研中某村民谈到:“乡镇有时候对工作并不是很清楚,但他们会按照牵头单位、分管领导来感受工作的缓急。在下乡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还要给他们想办法,为他们出主意,只有下面有行动,上面才能有工作。”二是小权重工作往往并不是常态化的任务,因而基层工作的持续力常常不足。两年的积分制实践探索使基层干部对这项工作形成一个预期,甚至有部分干部会认为“积分制就是一阵风,只要规定动作做到位就可以”,因而对工作开展的主动性不足。在上述情境之下,“层层加码”的运行逻辑开始失效。

因此,与中心工作中的“挂图作战—科层任务推进模式”[31]不同,非中心工作的加压方式常常来自非正式的关系实践。从Y县积分制推广工作正式发文开始,工作推进小组便开始了“7镇4乡大走访行动”,目的是推动乡镇村积分制工作的有序开展。为此,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带队走访了Y县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3个镇,其余8个乡镇则由宣传部副部长带队进行了走访。走访行程一般包括三个环节:一是乡镇汇报设想与现阶段困难;二是可能打造的典型与希望获取的支持;三是带队领导与乡镇领导交换意见。“领导带队走访,既是让下面了解我们的工作,也是到下面寻找好的样板。”因而与层层加码的压力传导不同,积分制落实的交流更像是一种协商,“积分制是不是可以和党员积分制一起搞、是不是可以用文明评比的套路来弄”,这种捆绑式执行[32]的试探性交流,形成了执行方案的再造。在此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协商的深度取决于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正因如此,作为非中心工作的积分制,执行过程中的压力机制,并不是来自正式制度本身,而是非正式制度下的“相互合作”。

可以说,当治理目标选定以后,积分制实践就需要面对目标统一性与行动多重性之间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借力“政治势能”“中心工作”“一号工程”等方式来对其进行化解。但对于Y县积分制这一非中心工作任务而言,可能获得的压力往往处于不足状态,因而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互为依赖、相辅相成来调节缓和[33]是基层治理中的常见手段。而正是在调节过程中,具有可视化目的的积分制,需要回应不同部门的诉求,在任务量化到部门的同时,部门也需要被亮化,以此来凸显部门在工作中的位置,经过多元力量打包后的积分制,可能会形成碎片化的执行风险,进而导致整体性可视原则受到部门分立的影响。清晰的治理任务与复杂的部门利益之间的张力,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可视化的第二重张力。

3.4 积分制的落地:熟人社会中的庇护执行

村庄是积分制实践的最终场域,也是积分转化为行动的最后环节。如何真正实现让村民从“台下看戏”变为“台上唱戏”,需要将积分制的政策文本进行在地化的解码。正如Y县积分工作小组与乡镇工作人员走进H村时,村干部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这个制度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干”。可以说,入村后的“解码”,一定意义上是执行中“找码”的延续。只不过“找码”是干部之间的协商,而“解码”则是村干部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对应,使政策从“文字”变为“抓手”,并以此来协调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

围绕积分制的落地,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乡镇负责领导与村干部首先召开了动员会议,乡镇领导说明了选择H村的原因,村主任做了表态发言,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则做了相关动员。在完成基本内容学习之后,三方又进行了自由交流。由于H村是Y县发展较好的村庄,因而村主任也是县乡干部眼里的熟人,在交流中村主任又进一步向领导提了两个问题:一是未来考核验收会关注哪些指标;二是现有工作内容哪些可以与积分制挂钩。之所以问这两个问题,H村村主任后来解释:“这是村干部工作的两个关键:尺度与原则。”对于原则,是指政策要做什么,是方向性问题;对于尺度,是指干部要做什么,是手段性问题。面对上述问题,乡镇干部的处境往往是调节器,领导小组的处境则是整合器,既不能背离原则,也不能尺度过大。虽然不断宣讲积分制的原则,但最终还是尽力为村庄争取政策空间与资源,从而达成“务虚共识”。正如H村干部会后的解释:“‘虚’不是没有的意思,而是看看村里能做什么,有了这个‘虚’才能‘实’。”最终,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基础上村干部制定了“定积分”与“用积分”两种落实方案。

所谓定积分,是H村干部依据积分制实施方案,将村民的日常行为进行赋分定值,形成了村庄层面的实施细则。通过“一事一记录、一月一审核、一季一公示、一年一评比”的实施方法,H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在表格中得以呈现,并构成了村庄积分制的基本台账。与此同时,村干部将积分制主题标语、进度专栏等进行“上墙”,如在H村村口墙上,用白底红字刷出了“积出文明乡风,建设美好家园”的标语。“上墙”不仅使普通村民看见了制度,也形成了积分制展示的“打卡点位”。

相比于定积分中的台账与上墙,用积分则是根据积分给予相应的精神鼓励、物质奖励或者行为约束,从而使积分制活起来,它是积分制运行中的有效激励环节。不过,理性主义的激励设计,能否与“真实的社会构建”相吻合,是研究者历来比较关注的议题。在积分制实施过程中,就有部分村民将“用积分”中的“用”理解为“赚”。这种自我行动在自我主义和关系理性的驱动和约束下[34],与干部在日常动员中的连带责任机制[35],以及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参与的冷漠形成合流,将“看见道德”的积分逐步转变为“扫一扫”与“晒一晒”式的“赚积分”。

与此同时,这种“赚”的逻辑,面对并不富裕的村庄资源基础,进一步形成了积分制实施中的熟人关系。相比于浙江经验蓝本中的积分制实践,Y县能够支持积分制实践的资源并不充裕,因而干部开展动员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如何在紧张的资源约束下,将积分制得到有效落实,就需要干部依托自身关系网络展开动员。正是这种关系逻辑,与部分村民“赚”的逻辑得到有效结合,构成了积分制实践中的熟人关系。部分村民便认为“不是谁想有‘分’就有‘份’的”,在“分”与“份”之间形成了干部选择性执行方式,最终使全景式的道德可视化只能在局部得到呈现。

面对日常中的生活逻辑,清晰化的实践方案需要转换为日常话语,从而动员普通人参与积分制实践。即便是在村庄这一微型治理场景之中,如何把握“度”与“界”依然是治理实践中的难点。H村干部在积分制推行之初,就积极采用人格性、权宜性和道德性的动员手段,以此来完成积分制推广的落地。不过,这些非正式手段的使用也需要合理运行,其限度只能在共同认可的维度内切换[36],而不是以“行政化的权力”与“社会化的势力”来强行推进。积分制方案需要在干部与村民合力之下,进行“模糊的清晰化设置”与“清晰的模糊化处理”,来实现方案的有效落地。清晰的实践方案与乡村弥散场域之间的张力,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可视化的第三重张力。

4 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可视化的内在机理

斯科特在讨论“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时指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是寄生关系,而它们之间的张力在于地方知识与技术知识之间。与此相类似,马奇在《经验的疆界》中也发现:“自然语言派强调主题和语法,主张用带有文法规则的叙事表征生活。符号语言派强调数学框架、假定和推导,主张用带有数学逻辑规则和推断证明规模的模型表征生活。”[37]61由此观之,无论是马奇所讨论的组织经验再现,还是斯科特所分析的“米提斯”在治理中的意涵,两种不同知识之间的角力,是导致经验失效与项目失败的重要因素。从可视化的视角来看,积分制实践中的梗阻,与两种知识之间的成像差异存在较大的关联。双重可视化的内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双重可视化的知识链及其内在机理

4.1 积分制实践中制度可视化的技术知识

技术知识是科层制有效运行的基本要素,科层组织是技术知识生产的重要场域。而连接科层制与技术知识之间的中间环节则是地方治理中的实践创新。借助地方治理创新,一方面可以优化科层组织运行,另一方面可以积累技术知识。相比于东部发达地区,Y县基层治理中的科层力量往往较为薄弱,因而组织中所蕴含的技术知识也较为匮乏。积分制实践的引入,不仅能够丰富乡风文明建设的地方治理实践,也有利于更新技术知识与激活地方知识。

首先,先进治理经验的引入能够促进原有科层组织内部的技术知识更新。不同地区虽然科层制在形构上趋同,但其内部的势能强弱与节奏效率并不相同。学习先进地区的治理经验,不仅是为了解决基层面临的相似问题,而且能够促发组织内部的学习机制,从而更新技术知识。对于Y县而言,积分制所负载的治理内容,在类型上属于斯科特所定义的技术知识,它是相对于地方知识的另一种知识体系。积分制经验的引入能够为Y县乡风文明建设领域提供清晰的方案,也能够丰富地方治理内容。在引入积分制的同时,Y县需要整合科层组织内部力量与外部社会力量,为积分制的有效落地提供制度性保障。正是在此过程之中,技术知识得到有效更新,制度可视化得以展开。

其次,技术知识更新与科层组织内的压力机制密切相关。经验引入为技术知识更新提供机遇,而技术知识更新的速度则取决于经验在新治理场景中的位置。因为基于位置而传导出的压力以及所蕴含的政治势能能够促发不同的技术知识再生产路径。其一,是“目标责任”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再生产;其二,是“创制经验”[38]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再生产。目标责任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再生产,主要体现在科层组织内部,通过数字管理,将数字作为目标考核的量表,突出责任与数字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优化科层组织内部的运行,从而使得科层运行的轨道清晰化。创制经验为核心的知识再生产主要体现在上下级之间的经验输送,通过对地方实践经验的技术化总结,突出具体问题与技术知识之间的关联,借助信息报送系统进行上报,以此来增强地方实践的合法性,实现地方先进经验的点位打造。

可以说,地方政府的多数治理实践往往都会包括上述两条技术知识再生产路径,不同之处在于压力差异而导致的知识再生产强度。技术知识的快速生产不仅能够促进积分制的有效落地,而且能够丰富基层治理的技术知识体系。以Y县为例,积分制的引入使得技术知识迅速在科层组织内部传播,激活了原有科层组织内的技术知识,为制度可视化提供了基础。但非中心工作的位置使得技术知识生产的压力强度不足,形成了目标任务下的非正式借力,从而导致制度可视化在运行中受阻。

4.2 积分制实践中行动可视化的地方知识

与制度型可视化链条不同,行动可视化的内在逻辑依托于社会结构下所蕴含的德性基础——行动伦理[39],它在治理意义上往往被理解为场景,而场景的背后则是地方知识。正是这种具有场景的“集体的条件性地方意识”[40]57成为积分制实践的支点,从而激活相应的地方知识。只有地方知识的有效激活,才能使社会自身的呈像得以显现。不过,这种地方知识,并非只存在社会的底层,也并非单纯来自社会,而是可能出现在积分制实践的各个环节。

首先,科层组织内部的地方知识。理性化作为理解科层组织的合成特征,却不是理解干部行为的有效视角。特别是位于科层制末梢的基层政府,干部行为并不能单纯以理性化作为标尺,因为他们不仅是理性人,还是关系人与情感人。因此,从干部视角来理解科层组织,其内部的知识结构便具有了复杂性。一方面作为组织人的干部,往往需要明确工作的任务与目标,另一方面作为情感人的干部,则需要审视政策实施中可能面临的现实场景。正因如此,即便科层组织内部也存在着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相混合的“一体两面”形式。Y县干部在积分制实践过程中的实际行为常常是在理性人、关系人与情感人之间做最大公约数。干部自身所携带的地方知识融入Y县科层组织的内部,成为影响积分制实践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积分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两方面的张力:一是指挥中心与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张力;二是指挥中心与村庄之间的纵向执行张力。目标设定下的统一权威往往是技术知识的载体,而灵活行动的部门与村庄则是地方知识生产的领域。一定程度上而言,横向协调张力与纵向执行张力的形成也在于两种知识之间的紧张。从Y县积分制实施过程来看,统一步调下的全域推进,需要部门和村庄“对标对表”来落实积分方案。但是,标与表中的目标设定有时并不符合部门与村庄的实际。为此,技术知识需要借力地方知识来完成相应的治理目标,而地方知识也在技术知识介入的同时得到激活。正是这些干部经验、部门实际与村庄现状,构成了科层体系内地方知识的来源。

其次,村庄内地方知识的分化。村庄作为地方知识的重要来源,体现着生活场景下的日常逻辑,但即便是位于末端的村庄,地方知识也会存在自身共享的边界。因此,乡村中的地方知识并非只有一种形态,而是多种诉说。Y县H村的积分实践案例就可以发现:基于情势而分化的地方知识,对积分制有着不同的认识。“有分”与“有份”的戏说便折射出两种不同的说辞:一是能够融入积分制实践的“有份”;二是游离于积分制实践之外的“冷淡”。而在两种不同说辞的背后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地方知识。积分实践能否有效吸纳村庄内部不同类型的地方知识,成为考验实践绩效的关键。

总之,积分制实践的展开过程也是地方知识不断被发现的过程,而这种发现的机理在于场景机制。科层组织内在的地方知识与村庄地方知识内部的不断演变是积分制实践中地方知识的来源,而地方知识发现的促发因素是技术知识在不同场景的不断嵌入。正是地方知识的不断发现,使行动可视化成为可能。不过,相比于技术知识的两条路径,地方知识发现的链条具有串联特征,它是地方治理实践在不同层级对治理场景的再发现。

4.3 积分实践中的知识张力与可视化困境

如果说技术知识是依赖于科层运行而不断强化,那么地方知识则是依托于场景转换逐步显现。积分制实践中的可视化,一方面借助技术知识不断嵌入乡土社会,另一方面则需要激活地方知识使积分实践融入乡村生活。在“技术知识—地方知识”的互构中形成了积分制的双重可视化路径。正因如此,积分制实践并不是“一杆到底”的直射过程,而是反复的折射与反射过程。正是这种折射与反射,使得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之间出现实践张力。

对于上述张力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两种知识内在的结构有关。技术知识的运行机理往往突出其内在的统一性,因而在特征上具有共时性,在结构上呈现并联特征。而地方知识的运行机理常常强调其内在的灵活性,因而在特征上具有序贯性,在结构上呈现串联特征。当两种知识相遇时,在积分制实践层面就会形成一定的张力。此时,两种知识在相互关系上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强化、相互激活。技术知识的不断嵌入能够激活地方知识,而地方知识的不断调适形成技术知识的补充。两种知识的相互适配能够实现双重可视化的有效互补,从而促进文明乡风建设的有序推进。而两种知识之间的失衡则会导致双重可视化的相互排斥。如果技术知识对地方知识过度再造,容易引发“制度画像”对“行动呈像”的替代,形成积分制实践中的“制度悬浮”。而地方知识对技术知识过度俘获,可能引起“行动呈像”对“制度画像”的扭曲,导致积分制实践中的“庇护执行”。

5 结论与讨论

一个国家的民情、民风、民俗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法律特征,也是国家制度精神的重要基石[41]。如何重塑乡村社会的民情、民风与民俗,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作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积分制联结着政策与生活,贯通了行动与乡风,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依托。从经验蓝本描摹到村庄具体实践,Y县在文明乡风治理领域开展的积分制探索,其目的在于将软性要素融入乡村治理领域,从而涵养乡村文化,激发乡村振兴活力。不过,Y县积分制在实施过程中,常常会面临“看得见社会”却“照不见人心”的实践困境。对其诊断不仅可以理解移植创新实践中的梗阻,也可以探究文明乡风治理中的实践难题。多数研究者重点讨论了积分制与治理体系之间的匹配问题,强调嵌入在积分制实践中的作用机理。这种制度性视角的行为研究容易忽视社会性的机理以及制度本身的社会基础。为此,本研究引入可视化视角,进一步探究积分制实践中的困境。

区别于以往国家治理能力中的清晰化讨论,可视化更加强调国家看见社会的过程。因而国家能力中的易读性与信息基础[42],不单是获取数字的能力,更需要理解数字所经历的过程。对Y县积分制的个案观察,发现乡风文明建设领域中的模糊地带并不是线性化的清晰过程,而是在不断反复的“清晰与被清晰”的实践转化,它不仅反映出文明乡风治理中的难点,也投射出治理技术不断嵌入乡村社会中可能存在的梗阻。正因如此,可视化是对清晰化的过程表达,作为结果的清晰化并非以直射路径来“看见社会”,而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折射与反射。借用双重可视化的分析路径,一方面在于分析积分制运行中的实践困境,另一方面则在于理解文明乡风建设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同取向及其所内含的知识基础。本文延续了斯科特对于项目失败的讨论,也沿用了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这一孪生概念。不过,本文不同于斯科特的讨论在于,地方知识的出场并非在于社会的底层,而是会出现在积分实践的各个层级。因而,地方知识在本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此同时,积分实践中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强化、相互激活的过程。两种知识的相互适配形成了双重可视化的相互协调,从而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推进,而两者的失衡则容易导致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制度悬浮”与“庇护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