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里瓷上中国图像符号研究
——以崇文为例

方安豪

南宁理工学院 广西南宁 530100

1 日本伊万里瓷上中国图像符号的产生背景

明末清初时期，中国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稳定自己的政权，开始实施了禁海政策。此时，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无法向欧洲出售精美的中国瓷器，但当时的“中国风”以强劲的势头弥漫着欧洲。这种情况的出现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寻找中国瓷器的替代品，以满足欧洲帝国贵族的需求。当时，经过40年的制瓷发展，日本在1616年建立的有田烧瓷器在绘制和烧制技术上都相对成熟。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日本的有田烧瓷器作为当时中国外销瓷器的替代品，并开始向日本陶工发出大量订单，并要求当时的日本瓷器工匠根据中国克拉克瓷器的图像风格绘制订单瓷器。因此在明末时期，当日本陶工模仿克拉克瓷器时，大量中国传统图像符号开始在伊万里瓷上根植茁壮。

2 日本伊万里瓷上的崇文求仕图像符号

江户时期的日本陶工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要求之下，开始仿制中国克拉克瓷器，由此博古图像开始传入日本。究其根源，博古图像在克拉克瓷上出现的原因是中国明末时期文人之风的盛行。当时文人之风体现在有的文人以高雅之士为标杆，奋力学习高雅之士的生活日常以达文雅的行为规范，如有的文人以考取功名为其人生的最高目标；另有文人以“竹鹤”比德，以“竹鹤”的品行规范自身道德品性以成为真正的君子，因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许多符号都隐喻且满足了文人崇古以示文雅、祈愿考取功名和追求高逸情趣的心理。江户时期（1603—1867年）的日本文化多以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为主，因此表达着中国文人求取仕途的希冀以及高雅之逸的追求也随着克拉克瓷的仿制而融合在日本伊万里瓷器之中。

2.1 孔雀翎：求取仕途的希冀

在探讨这一部分时，笔者要首先就江户时期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一个简要的叙述。 江户时期（1603—1867）历时264年，中国当时处于明末至晚清时期，因此日本伊万里瓷在向中国学习瓷器文化时，自然也吸取了清朝瓷器中祈愿功名的世俗文化。野崎诚近在《凡俗心愿：中国传统吉祥图案考》中说：“鹤、雉、孔雀合在一起，题作‘位列三台’，因鹤、雉、孔雀分别用于一品官（协台）、二品官（道台）、三品官（府台）的礼服图案。”由此可知，孔雀纹饰在古代是代表着官员等级的。在清朝的求仕图像符号中，“孔雀翎”符号就是其代表之一，在当时“孔雀翎”的出现就隐喻着人们祈愿登上仕途的迫切心愿。因为按照清朝（1636—1921）的官服制度，孔雀翎是清代官吏服帽上的装饰，它代表着官员的等级，也是作为官帽上的装饰物。而此求仕符号在清代瓷器中也常常出现，故此可得知日本伊万里瓷器上博古图像中的“孔雀翎”纹饰来源于清代的求仕文化。

日本自公元8世纪就开始仿制我国唐朝的科举制度，因此日本政府与国民也是非常重视求取仕途的，故而蕴含着求取仕途的“孔雀翎”符号被日本国民轻易接受。伊万里陶工也将其绘制于瓷器之上，如日本伊万里《彩绘宅邸纹大盘》（见图1），瓷盘画面中心部分是大面积的不规则开光，开光内描绘的是一间雅致书房的局部，书房内有绚丽华贵的屏风、花架、香炉和一方书桌，书桌上摆有笔帘、书本、砚台以及插有孔雀翎与毛笔的器皿。从画面中的整体环境看来，清净雅致的书房说明了画面中是一个极好的读书学习环境，并且在书桌上摆有插有孔雀翎的器皿，由此画面中静谧的学习环境为表述孔雀翎内在的吉祥寓意增添了一份真实之感，也更好地表达了人们祈愿勤奋读书学习，以登上仕途的美好希冀。

图1

2.2 竹与鹤：高雅之逸的追求

日本伊万里瓷往往流露并体现了高雅逸趣的美学特质，在内容上也多有表现，如瓷上“松竹白鹤”图像符号就很好地表现了浓郁的高雅情趣氛围。从这一表现可以看出，日本伊万里瓷对高雅之逸趣的无上崇尚与追求。

竹与鹤的组合在中国明朝时期也是一直为画家所钟爱的题材，如《竹鹤双清图》（见图2），《竹鹤双清图》是明代画家边景昭和王绂所创作的，可见在明朝时期就有许多关于竹与鹤的绘画作品，作品表现出了清新雅致之美、意境悠远之韵。竹与鹤向来就是中国古代文人作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文人常常以竹子的形象感悟自身并借之引发自身高洁的意趣，在人们的心中，竹象征着人品清逸与高尚气节的君子，它虚心处世，不为外力所动。早在魏晋时期，当时的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等七贤就常在竹林雅集赋诗，被人们称之为“竹林七贤”，可见“竹”在人们心中的无上风雅地位。而“鹤”在古代文人的心中也是翩翩君子的形象，他们常常把高尚品格的贤达逸士并且修身律己的人称为“鹤鸣之士”。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说：“中国画中的松、柏、梅、兰、竹、菊等等，也都是比德。”那何为比德呢？用叶郎先生的话解释就是：“自然物的某些特点与人的道德属性有类似的地方，因此人在欣赏自然美时就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可以把自然物作为人的道德属性的一种象征。”由此可见，“竹”与“鹤”表达了中国古代文人对高雅之逸的追求，这其实就是文人以自身比德“竹”与“鹤”性情高逸、洁身自好的品行。

图2

值得注意的是，将伊万里瓷上中的“竹鹤”（见图3）图像符号与《竹鹤双清图》进行对比，观察后可发现，画面中皆是两只白鹤悠然地漫步于竹林之间，鹤是一种重情义的祥禽。李郁华为之作《双鹤鸣》，曰：“生并栖中林，死同穴兮芳苓。相彼羽族兮而贞烈其心，世之不义愧斯禽。”由此可知，上述画作中所绘白鹤皆是成对之缘由。但伊万里瓷上的“竹鹤”符号与明代绘画作品中“竹鹤” 符号的区别在于其形态的不同，瓷上的“鹤”一只翱跃于空中，另一只则站立于山石之上。这样的布局变化可能是由于画面空间的局限，日本伊万里烧的陶工为了更好地将白鹤表现于瓷器画面之上，从而发挥了自身的艺术创造力所做出的改变。总得来说，日本伊万里瓷中的“竹鹤”图像符号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并表述了日本伊万里瓷对文人高雅之逸的向往与追求。

图3

综上所述，分别从求取仕途的希冀以及高雅之逸的追求分析且追溯了日本伊万里瓷器中崇文求仕图像符号的来源以及背后所隐喻的文化内涵。不难看出，在明末文人风气盛行的影响下，日本伊万里瓷中的瓷绘纹饰也吸纳并体现了文人崇文求仕的文化内涵。

总得来说，日本伊万里瓷在吸收融合中国传统中的崇文求仕以及吉祥意蕴图像符号后，以独特的绘制技法表现于伊万里瓷器之上，不仅将中国图像符号中的崇文求仕与吉祥意蕴之意表达而出，还在此基础上赋予其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使之焕然一新。自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崇文求仕图像符号不仅只在中国瓷器上有所体现，在日本伊万里瓷器上也常常出现它们的身影。中国传统图像符号中的孔雀翎、竹与鹤等符号所寓意的“求取仕途”及“高雅之逸”等文化意蕴也被日本民众所熟知接受，进而使得这些象征着崇文求仕以及吉祥意蕴的中国传统图像符号在日本伊万里瓷的肥沃“土壤”中生根发芽，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