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中心地位

文/谢贵安

对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认识，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理论所带来的西方主动、中国被动的既定认知，曾对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但实际上，近代史学转型是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史学东渐，在传统史学中所做出的主动选择。在转型过程中，无论是近代史学的研究客体（内容），还是史学的研究主体（学者），其中国本位意识都居主导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主体，即使是留学欧美的学者，也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浸润，持有中国本位的立场，与生俱来地拥有中学眼光；作为研究对象，则主要是在西学参照下，从中国传统史学中选择出来的众多内容，这构成学术的新知。中西古今之间的对接和整合，形成了以本土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

中国传统史学在世界史学史中的独特价值

自西方列强凭“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西洋文明便强劲地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在西风笼罩、愁云惨淡的情绪和氛围中，中国的传统史学，却始终是多数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优秀文明。“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西方传统史学重视踏勘和田野调查，注重事后的验证，其间的历史空白，往往靠史家的推理和想象，故史书中的文学色彩浓厚，以致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人分析其文本时，不得不感叹“史学即文学”；而中国传统史学重视记注和档案，注重事发时的记录，短板是史书细碎难读，即梁启超所说的“无感触”，长处则是基本事实清楚、详细，为中国史学积累了丰富的史料，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见证。

中国传统史学萌芽于先秦，奠基于两汉，成立于魏晋南北朝，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每一个时代，都有世界意义上的辉煌成就。中国的传统史学很早便创立了记载君主言动的记注制度，开创了以原始档案、记注文献等为史料基础的国史体系，创造了编年体、纪传体、典章制度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等丰富的史学体裁，留下了以《春秋》《左传》《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明儒学案》以及明清《实录》为代表的浩如烟海的史学典籍，将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连续不断地记载下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悠久文明。梁启超指出：“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柳诒徵也指出，中华文明“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中国历史悠久，文明从未中断，除了历史和文明本身的客观发展外，中国史学功不可没。中国传统史学的悠久性和连续性，保证了中华文明在人类记忆中的永不磨灭和辉煌灿烂。

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中西嫁接中的“砧木”作用

中国传统史学虽然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但在近代中国全面受到西方刺激与冲击的情形下，也亟须进行转型，以适应近代化的步伐。人们常常误认为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是“（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理论的简单印证。事实上，仅就史学领域来讲，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绝非简单的“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因素”积极加入史学近代化的过程。

以笔者所谙熟的明清史学而言，明清（1368—1840年）时的传统史学要素，在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独立滋生出了“近代因素”。中国学者以传统史学为根基，主动引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把西方史学的“接穗”（接在砧木上的外来枝芽）嫁接到中国史学的“砧木”（被接的植物本体）之中，从而使中国传统史学获得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

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传入中国后，久被历史遗忘的崔述《考信录》受到特殊的重视，被拿来作为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嫁接中国的“砧木”。民国学者用崔述《考信录》的方法进行对接，认为崔述虽然崇经卫道，但他重视原始的经学对历史的记载，怀疑后起的传注对历史的附会，正与兰克史学重视一手史料、区别二手史料的科学方法相一致，于是在民国掀起了崔述热，对崔述著作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呈蔚为大观之势。对崔述史学的阐释成为民国近代史学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崔述《考信录》的发掘、光大过程中，又引起了民国史学中的一个重大运动——古史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正是在对崔述《考信录》的研究和阐发后，正式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顾颉刚这种以古籍成书先后排比史料、寻找证据、质疑古史的方法，也受到了兰克史学提倡“一手史料”、辨析“二手史料”科学实证方法的影响。顾颉刚以崔述疑古考信方法为“砧木”，以科学实证主义方法为“接穗”，从而实现了中西方法的对接和整合。

西方18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后，引起了晚清民国学者的重视，并以黄宗羲等人的“新民本”思想与之对接。比如，从维新思想家梁启超、谭嗣同，到革命党人孙中山，都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同类著作加以广泛传播，用以鼓动变法或革命。

西方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将公羊学历史观作为引进进化论的“砧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往往是退步论或循环论占据主导地位。东汉何休将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与治乱兴衰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指出“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经过清代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阐发，影响到龚自珍、魏源。当西方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康有为将其与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相嫁接，并与《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概念，以及西方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观念相混融，形成了特殊的进化观和进化模式。

承接中国传统的近代史学占据主流地位

在不考虑政治力量影响的前提下，中国近代史学的主流，往往是与传统史学一脉相承的学术。在民国史学界，“新考据学”就是这样一种主流学术。

“新考据学”是将传统东汉经学、乾嘉考据学与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及流派。在古今中西交汇之际，“新考据学”成为主流的史学方法。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学者成为这一方法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一方面外接西方科学实证方法，一方面又上承中国传统考据学，从而成就史学大业。王国维提出的“以事实决事实”的考史原则，与乾嘉考据学“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态度一脉相承；同时，他又重视西方田野考古之学和一手史料的实证方法，将传统考据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近代特色的“二重证据”法。留学足迹遍历欧、美、日的陈寅恪，对西学十分谙熟，但他在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及明清史时，又广泛运用了传统考据学方法。陈垣在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也是清代乾嘉考据学的方法，但其在研究中，还吸取了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从而完善发展了中国特色的考据方法。

除了新考据学派，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史学大家，几乎都是以考据学和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作为基础，进而在古史领域取得成功。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郭沫若，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前，也以新考据学闻名。他在以考据为精髓的甲骨学界被誉为“四堂”之一。他在考证甲骨文时，以阶级、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等理论为指引，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此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等论著。显然，他的学术基础也是“新考据学”。

有学者敏锐地发现傅斯年等人引进兰克史学，不是“新史学”，这是一种“趋新反入旧”的逆行现象。其实，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兰克的实证史学与中国考据学传统更为贴近，因而更容易在中国土壤中生存和发展。

中国学者在近代史学转型中的主动择受

近代史学（晚清民国）的建立，虽然是在西方史学刺激下展开的，但构建的主体则主要是深受几千年史学传统浸润的中国学者。即使是从欧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在推动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仍然重视传统史学的重要价值。如留美归国的北大教授何炳松，特别重视对刘知幾、章学诚史学理论的研究和阐述，以此对接蜂拥而至的西方史学理论。又如被贴上“全盘西化”标签的留美归国学者胡适，将保存国粹发展为“整理国故”，特别重视乾嘉考据学的价值，高度称赞乾嘉学人在校勘和训诂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些留学欧美、深受西方史学影响的中国近代学人尚以中国史学方法为学术研究的本位，那么以章太炎、邓实、刘师培、黄节、黄侃、马叙伦为代表的“国粹学派”和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马宗霍为代表的“学衡学派”，则更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坚持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价值，承认其中心地位。

中国近代学者在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后，他们主动将庞杂的传统史学中孕育的近代因素选择出来，进而与西方史学进行同质对接，极大程度地冲抵了西学对中学的撞击。如前文所述的乾嘉考据学、崔述古史考信方法、章学诚“六经皆史”理论的重振，以及黄宗羲和唐甄著作中的新民本思想的阐发，都是近代学人审慎选择以调和西学的结果。

不唯如此，近代学人还将其主动选择的中国传统史学内容进行重构，扩展传统史学的体量，形成新的史学知识体系以对冲西学。以清代史学为例，近代史学家会根据时代需要，对清代史学与史家进行重新排序和评骘，形成了当今观念中的“常识”。如“乾嘉三大史考家”的史学概念，乾嘉时代并未形成，这是晚清民国学人对应西学而选择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史学并重新整合的结果。乾嘉时期，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因为考据功夫弱，错讹多，在重考据的当世受到冷落。清末民初，受西方和日本学术的影响，中国学术界更加重视观察政治得失、制度变迁、风会盛衰的《廿二史札记》，让赵翼与钱大昕、王鸣盛并驾齐驱，形成鼎足而三并偏重于赵的认知格局。“新史学”运动之后，赵、钱、王“乾嘉三大史考家”的认知格局便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史家在近代转型的背景下对清代史学知识选择后，所作的适应时代需要的重构。同时，民国学者还将“章学诚—崔述”进行了学术重构，这是因为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堪与西方史学理论相匹配，崔述的疑古考信颇与西方汉学界的科学实证精神相契合。

与此类似的选择和重构现象，还有唐代刘知幾、宋代郑樵和清代章学诚的组合。章学诚曾将自己与刘知幾、郑樵相提并论，但未获关注。当近代西方史学理论涌入中国时，刘知幾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郑樵的《通志·总序》因其蕴含丰富的史学理论而被民国学者挑选和伸张，以此与西方史学理论相拮抗、相回应。1922年，何炳松将章学诚与刘知幾再次相提并论，并且认为章胜过刘。1923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课时，以“研治史学义法”为标准，将章学诚与刘知幾、郑樵并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研究三大家。于是，后世将《史通》《通志·总序》和《文史通义》并称为“史学三书”。

中国近代学者为了应因西方“启蒙思潮”的传入，而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从中国传统思想家中选择出来，重构成“清初三大儒”，将其思想阐释为启蒙思想，以与卢梭民约论等相媲美。1914年，“云南公民”徐铮等人重提已经持续了30余年的“三大儒入祀”议题，并将顾、黄、王三人的学说解释为近代启蒙思想。从此，顾、黄、王“清初三大儒”的概念正式形成。杨幼炯称赞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人为现代“民权革命理论之先导”，并明确指出他们为“清初三大师”。1944年，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以欧洲启蒙思想为参照，称王、黄、顾三人为具有启蒙精神的“三大师”。如此一来，近代学者利用中国传统的史学资源，构建了中国式的“启蒙思想”谱系。

在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传统史学虽然面临西学迫近的巨大压力，但中国史家总能在传统史学中主动选择出具有近代因素的内容，加以组合和重构，以因应西学的冲击，并适应时代的需要。

综上所述，西学是中国史学进步的“外因”，而中国史学自身求新求变的努力才是进步的“内因”。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转型中始终保持着中心地位。它的悠久性和连续性，保证了中华文明在人类记忆中的永不磨灭和历久弥新。几千年来积淀的历史文化根基，使得近代西学以“嫁接”形式在中国史领域传播，而中国传统史学则作为西学的“砧木”根深蒂固。近代以来，在史学转型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无一不与中国传统史学一脉相承，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基因。在西方史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下，中国史家总能在浩瀚的传统文献和学术思想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近代因素，从而在接纳西学的同时，建立起以中国本土史学为主体的近代史学体系。这既是中国史学博大包容之象的体现，又是中国史家应对外部冲击的智慧之举，反映了中国文化的韧性以及国人对中国史学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