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

2023-12-10 16:42李兴
社会观察 2023年10期
关键词:中心论话语学术

文/李兴

公元1500年被视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使地球从地理上第一次被打通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即全球史出现了。公元1500年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也不存在全球意义上的东西方国际体系。而1500年以后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历史来源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中心的。在新时代,我们要运用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方法,重塑世界历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破解“西方中心论”:关于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历史剖析

历史科学领域的“西方中心论”,就是18世纪最先产生于欧洲、19世纪以来影响到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西方从来、天然就是先进、文明、自由的,西方是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发展的动力、核心、主角和主流。而东方是天然落后、野蛮、停滞和专制的,只是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配角、边缘,是西方的附庸和追随者,体现在历史时间上似乎也是永恒的。“西方中心论”又称之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具体表现为人种学意义上的“种族优越论”、价值观念意义上的“制度优越论”、话语体系意义上的“文明优越论”,后来逐渐发生演变,不再单纯是一种学术观点和研究视角,而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西方中心论”影响到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甚至超出了学术界。

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质疑。有的学者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有的学者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人类和世界历史进行综合考察。如德国史学家奥·施本格勒(1880—1936)和英国史学家A.J.汤因比(1889—1975)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英国史学家G.巴拉克勒夫(1908—1984)表现了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的倾向。他提出:“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1913—2004)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排方法,更多地关注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的学者关注东方的历史贡献,代表性学者有美国学者彭慕兰、德国学者弗兰克、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斯、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法国学者布多代尔等等。

我国史学界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视角也质疑“西方中心论”。雷海宗、周谷城、吴于廑等老一辈著名历史学者已开始关注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一些中青年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质疑和批判,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不过,总体来说,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文明的多样性,东西方文明的互动,经济、贸易与综合实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等视角,来破解“西方中心论”,而从东西方总体力量对比,即东西格局演变这个宏观历史线索来评判“西方中心论”的学术成果还比较少见。

破解“西方中心论”,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学术主题和历史叙事。从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历史演变的视角来谈,或许是一个具有历史直观性、可操作性强的方法。这个对比的“力量”,是指东西方的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治理和文明程度等等。自中世纪以来,特别是全球史阶段开启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是缺乏历史支撑的。

东西方力量对比发展变化的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500年—1500年):东强西弱,东富西穷,东稳西乱,东进西滞,东学西传。从社会发展指数来看,中世纪时期西方与东方差距明显,西方远远落后于东方,这是一个国内外学界基本公认的历史事实。西欧刚进入封建社会时,中国已经经历了封建社会一千多年,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长期维持、兴盛。从存量来看,东方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外交方面都全面领先于西欧。

第二阶段(1500年—19世纪初):西升东降,同时东强西弱,东富西追。此时东方在存量上依然领先于西方。不过,从经济技术和军事发展水平、社会的进步、人员的流动等综合情况来看,尤其是冒险和开拓精神方面来看,这是一个西升东降的历史过程。

第三阶段(19世纪初—1945年):西强东弱,西富东穷,西扩东衰,西学东渐,以西塑东,东西格局发生逆转。西方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由尊崇变成了蔑视,认为“欧洲历史是一种进步的线性发展史,而东方却是退步与停滞的历史循环”,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历史发展的“欧洲中心论”,后来又演变成“西方中心论”。

第四阶段(从20世纪中期至今):西强东弱,东升西降,东西相持,多极平衡。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也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西方国家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虽然总体力量对比还是西强东弱,但东西方力量对比正处于发生剧变前的相持阶段。所谓西强东弱,反映的是静态,是存量,是过去质变的结果;所谓东升西降,反映的是动态,是增量,是量变的过程。两者看似矛盾,反映的却是真实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

世界历史学“东方性”建构与“三大体系”建设

为破解“西方中心论”,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亟须“东方性”建构。而“东方性”建构与世界历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建设紧密相关。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重视破解“西方中心论”的困难和问题

多年来,“西方中心论”根深蒂固,在学术思想和学术环境方面影响广泛。新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理论勇气,进行学术上的“自我革命”,开创出一片新的学术和理论天地。

(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好世界历史学科建设基础性工作

这些基础性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构建学术“三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定标学术“三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新),聚焦文明“三交”(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三间”(时间、空间、人间),现实“四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六个“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东方与西方相结合、中国与世界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科学性与政治性相结合),从而实现构建“三大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目标。

(三)要持续地推进对“西方中心论”的解构工作

我们要吸收并整合近现代以来中外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思想,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不过,我们要否定、破解、批判的是作为普遍模式、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体系的“西方中心论”,不是作为学术流派的欧洲视角、欧洲观点,也不是不承认欧洲和西方在特定时期的优势地位和中心作用。解构“西方中心论”并不意味着不要研究西方国家、西方文明和西方问题。

(四)重点挖掘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建构中的中国元素和中国内涵

中国与世界联系紧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重要而特殊。世界历史学“三大体系”需要中国内涵和中国特色,其建构的过程离不开中国因素、中国角色、中国地位、中国理解和中国认知。

(五)深入探究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建构中的东方因素

世界历史学科建设的“东方性”,是相对于世界历史学科体系中的“西方性”而言的,其主要观点是反对“西方中心论”“欧美中心论”,主张在世界历史学科体系中应当全面、客观,东西平衡,两者兼顾。构建“东方性”,既是破解“西方中心论”的重要路径,也是“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六)理清建构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的思路

“三大体系”即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三者紧密相联,相互支撑。学术体系是核心,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在学科方面的具体体现,而话语体系又是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具体言说方式,承担着对外宣传和扩大影响的重要作用。

1.构建世界历史学术体系

时间维度要整体:分宏观(长时段)、中观(中时段)、微观(短时段)。内容维度要全面:真实+严谨+深刻+创新,在原来偏重西方内容的基础上,要增加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元素、中国内涵、中国特色,不能以偏概全。体系维度要平衡:倡导东西平衡,不能区别对待,重西轻东。观点维度要兼顾:树立东西并重的观念,不能厚此薄彼。指导思想维度要包容,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明交往交流交融,全球治理与新型国际关系,人道主义与公正道德评判,等等。坚决避免西方学术“观点殖民”,要提高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和国际贡献的评价。

2.构建世界历史学科体系

本体论(去西方中心论、加全球整体与东西平衡论)+价值论(去西方化、加中国元素)+方法论(去西方化、加中国元素)→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世界中国史(从世界看中国)+中国世界史(从中国看世界)→中华民族(文明)共同体史+其他民族(文明)共同体史→人类命运共同体史;世界历史(历史学)+国际关系(政治学)→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人文科学)+历史政治学(社会科学)→新的交叉学科;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新增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新增一级学科)+国际事务(新增一级学科)→涉外新文科。要建立世界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史自主的知识体系,在交叉学科的基础上发展新文科,坚决反对西方学科体系的“思想殖民”。

3.构建世界历史话语体系

在教学层面,话语体系要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培养具有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理念的国内外青年学子,同时还要构建世界历史学科自主的教学体系和评价体系,努力回答人民之问、中国之路。在科研层面,科研活动要“入行”,学术观点要“入文”,思想倾向要“入心”。寓普及于高雅,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科研促进和提高教学水平,努力回应历史之问、中国之答。在宣传层面,搞好中华优秀文化宣传、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讲好“中国故事”和世界历史叙事,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宣扬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学术发言要“循循善诱”,话语宣传要“发自肺腑”,弘扬推广要“理直气壮”,努力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理。在交流层面,要推动话语体系的国际化,重点是团结东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有西方国家中一些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严肃学者。话语体系建构要努力回答时代之问、中国之治,以坚决剔除西方的“话语殖民”。

(七)努力开拓学术研究的“三新”

1.新选题。历史研究选题要关照现实发展,做到“六结合”:个人选题兴趣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世界历史选题与国际关系相结合;国际关系史选题与历史政治学相结合;结合宏观、整体、长时段世界大历史视角;结合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和特点;结合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2.新方法。运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方法。综合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区域国别研究,是为不同学科的交叉;采用历史研究、文本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相结合的方法,是为不同研究方法的交叉;将西方对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叙事,与东方对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叙事反复参照、比较、鉴别,是为不同研究视角的交叉。

3.新观点。观点要做到客观科学,全面兼顾,平衡包容;既要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看中国。

(八)深刻考察千年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交汇的学术影响

千年大变局,反映的是世界历史和东西力量格局之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反映的是现实力量和国别力量格局之变。“西方中心论”意味着历史宿命论、历史僵化论和历史终结论。我们要批判这种不科学的学术原教旨主义和催眠式的“意识形态”。历史巨变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加深研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长期注定论”与“短期偶然论”、历史是单线发展还是多线发展等理论问题。文明的多样性要求构建本土的理论框架、自主的知识体系、创新的学科体系。

余论

“西方中心论”将西方视为先进和文明的代名词,将东方视为落后与野蛮的代名词,并企图保持永恒不变,这是非历史的,非科学的。在世界历史中只有变是唯一的不变。近现代的“西方中心论”,是重塑的历史神话,重构的历史演绎,重铸的历史过程。同时要注意的是,我们也反对刻意制造所谓的“中国中心论”或“东方中心论”。我们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中国特色”、嵌入“中国元素”、注入“中国内涵”、并入“中国因素”。这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以非理性的激情来取代世界历史科学。

重构世界历史学科体系,我们既不是要推倒重来,也不是要另起炉灶,更不是所谓要政治“站队”。应坚持“两点论”和“平衡论”,变“欧洲中心论”为“欧亚平衡论”,变“西方中心论”为“东西平衡论”,变“欧美中心论”为“世界整体论”,变片面的“区域微观论”为综合的“全球宏观论”,从而构建既科学又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以服务于国家发展大战略和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推动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新文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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