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全要素生产率再审视

2023-12-10 16:42范欣刘伟
社会观察 2023年10期
关键词:劳动生产率生产率要素

文/范欣 刘伟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深刻塑造了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战略机遇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高质量发展仍是首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党和国家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予以高度重视。从既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往往将全要素生产率视为一个技术概念,重点关注如何对其进行科学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这些研究虽然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内涵,但仍存在不足。作为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及其规律的系统性归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学理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实践检验与路径探索。

全要素生产率的思想缘起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枢纽性概念,宏观层面事关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微观层面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等问题。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有必要探寻其思想缘起。

(一)生产率理论的早期演进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往往被当作技术指标加以使用,以致人们忽视了对其思想缘起的探索。事实上,生产率理论的演进历程表现为从“要素生产率”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过程。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占据当时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地位,其关于生产劳动和生产率的思想还对产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作出了积极的理论回应。伴随着地理大发现,为了更好回应时代演变,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对“生产劳动”作出了不同的阐释,进而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了不同的产业领域界定。在重商主义学说和重农学派关于生产率的基本思想基础上,斯密首次宣称,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认为劳动分工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伴随着工业革命进程,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开始凸显。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再关注价值论等相关分析,开始思考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并运用数学分析求解个人效用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问题。以门格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几乎同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一种主观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分析方法,极大地改变了古典经济学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析方法。马歇尔将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资本生产力论等理论与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认为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需求层面由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供给层面由生产要素相应的成本决定。实质上,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并将价值与价格视为等同,均衡价格论开始替代价值论成为主流。

马克思较早地对生产率理论进行了研究。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生产率,并认为其是指劳动生产财富,而不是“创造价值”的效率,而“效率”又只能是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那么,如何理解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活劳动的消耗量;二是包含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量。这就意味着通过活劳动的消耗量来测算的劳动生产率就是考虑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而同时考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就蕴含着预付资本即所有投入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是全要素生产率思想的体现。从时间维度上看,马克思比其他西方学者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早了大半个世纪。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认识,开启了科学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先河。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立足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的学说。那么,作为一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用概念,全要素生产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仍具有适用性?

第一,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内容。2018年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全要素生产率词条上明确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释的部分。这一概念描述虽简单明了但仍无法打开不可知部分的“黑匣子”。针对建立在“斯密教条”和萨伊“三位一体公式”基础之上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必要以马克思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认识进行引导和开拓。全要素生产率集中体现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重要范畴上。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重点论述了商品生产的微观供求平衡条件,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成反比,是价值决定的基础,涉及的均是人和物的资源配置规模效应问题。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实现的数量界限,是从社会商品总量来讲宏观供求平衡条件,解释了市场价格波动的整体表象。对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两者叙述的间隔中,大幅阐述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在流通中实现的规律,才能在分析资本主导的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中,确立和开展对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论述。但是,由市场竞争体现的总供求平衡关系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内产生的,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体现并包含在其中的劳动生产率发展规律亦是如此。

第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存在本质差别。劳动生产率发展规律受社会制度制约,实际表现为不同社会制度下特殊形式的劳动生产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要素均是服从资本增殖的需要。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旨在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期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增殖。新技术的发明、机器的应用等,都是以能否增加剩余价值为评判标准。概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生产劳动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结合方式,将极大地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的实践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规模报酬类型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使得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传统增长核算方法越来越不具有适用性。为此,有必要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出发,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既有研究基础上予以改造和完善。

(一)既有测算的梳理与完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掀起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热潮。同一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存在差异的根源,主要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方法和数据处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核算方法上,多数学者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但也有学者针对总量生产函数的性质提出质疑,认为该函数不能体现生产因素,与技术并无直接关系。在数据处理方面,产出通常采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等进行衡量,但忽视了并非所有劳动都能创造价值。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并结合社会主义性质和生产目的,本文将劳动划分为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劳动和社会公共事务劳动4种类型。前三种均直接或间接参与产业资本循环。在劳动投入方面,通用做法是采用劳动力投入的数量进行衡量。从现实情况看,劳动力素质和结构在不同地区差异明显,若忽视则可能造成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上的偏误。在资本投入方面,考虑到资本要素参与到生产中的是资本服务,故在测算中需要充分考虑固定资本形成、资本生产能力变化和退役模式等。考虑到资本的实际使用很难准确测度,目前主要通过假定资本服务与资本存量成比例而采用资本存量进行衡量。

(二)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

我们探索运用省级层面的行业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1987—2019年全国产业、行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加以分析。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层面的变化。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在三次产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2.81%和31.52%。从产业层面来看,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虽历经波折,但其增速整体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其中,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行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不同时期差异明显。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及其变化。由马克思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加快技术进步,这需要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等;二是优化要素配置,重点从制度层面解决资源错配问题。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赖技术进步,但在时序上呈现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交替性驱动现象,且三次产业的效果各异。三次产业层面的分解表明,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近些年来我国第三产业中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代表的多数行业出现技术水平停滞甚至倒退现象,存在明显的“逆技术进步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在新征程上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能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吗?若可以,如何在新征程上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们不得不回答并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从表征上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相对于美好生活需要而言供给还不够充分,形成了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不平衡,是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体现。为适应新变化、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我国需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数量追赶”的粗放型增长向“质量追赶”的集约型增长转变;经济结构从“规模扩张”的增量扩能为主调整为“结构升级”的做优增量、调整存量并举;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的新的增长点。在此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为关键。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看,其本质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而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稳步提高,即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表征。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二)在供需协调发展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西方学者虽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存在争议,但基本认同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均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事实上,马克思的两部类增长模型同时兼顾了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等方面的问题。这为在供需协调发展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由于仅考虑供给因素,其局限性日益突显,只有将需求和供给因素相结合,共同阐释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乃至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才更具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在于制度红利的不断释放,制度变革在促进生产率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需求的不断扩张,而需求特别是内需的持续扩张在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必要平衡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等多个方面,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发展机制。

从供给侧来看,面对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我国需要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动经济增长。特别是针对全国及产业层面技术效率增长率明显低于技术进步增长率的现实情况,应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坚持以数字化发展为导向,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加快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户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建设,持续优化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从需求侧来看,需要在扩大内需上“补短板”和“促升级”,提高有效投资的总量,并注重有效投资的方向与领域。要发挥好供需的协同效应,使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形成“提高供给质量→满足现有需求、挖掘潜在需求→促进需求升级→引领供给升级→……”的高水平供需协调机制,有针对性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结语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重新审视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作为一个基本经济范畴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生动写照。一方面,虽然全要素生产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见概念,但其理论本身存在缺陷,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对其加以审视和改造。另一方面,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带来生产方式变迁,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传统增长核算不再适用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践检验,有必要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出发,明确生产劳动所涉部门,由此测算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情况更具针对性。当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极其艰苦的探索。本文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再审视,将这一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加以变革,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仅仅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尝试和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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