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和所有事物的时差
——答冯娜问

◎李元胜

冯 娜：李老师您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和您聊聊诗歌与“博物旅行”相关的话题。首先祝贺您的40年诗歌精选集《我和所有事物的时差》出版，我想这本诗集不仅是您持续写作40年的文本见证，也是您多年行走于旷野山川的印痕。我知道您大概从2000年便开始进行田野考察，并以一种“博物旅行”的方式来认识自然、重塑自己的写作；有人称您为“生态摄影家”“博物旅行家”。您是怎样走上“博物旅行”这条道路的呢？

李元胜：我是从1981年开始诗歌写作的，2000年开始动植物主题田野考察。田野考察其实开始是一个自救性行为。当时我突然得了病毒性心肌炎，人被摧毁了，整个自信心被摧毁了。虚弱到如果我弯腰去拿一个稍微重一点的东西，需要用力提的东西，一瞬间会摔在地上。这个时候，我有个机会去到日本采访，和我同去的一个央视的伙伴他看出来了。他给我出主意说，你去买个相机，到野外去拍，自然就好了。他叫我玩摄影，说生活需要放慢脚步，不要一味工作。我也是一直忙工作从未停歇，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时就在日本买了一个数码相机。

刚一开始，在一群摄影师结伴出去拍风景的时候，我总是那个“掉队”的人，身体状况还不适应野外拍摄，走两步就喘，走一半就要找个地方先歇一会。当然，这个时候我也没有闲着，我就拿着相机在周围拍拍花花草草和昆虫。这一下就打开了我的新世界，没想到无意中拍到的小花、昆虫让我发现了微观世界的美，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它们。但很多昆虫种类我并不认识，极大的求知欲促使我在网络上搜寻，当时只能在一些论坛找答案，到现在好多人都还联系着，成为了生活中的好朋友。现在这些有学术背景的人还在给我专业方面的支持，帮我鉴定物种，作为回报，我也会把图片给他们当作课件。

想想这样偶然踏入摄影圈的机遇，不得不说这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我身体一直特别好，可能现在也会去拍照，但就是一个普通摄影师，拍人家安排好的构图，大家熟悉的景点，等待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光线，那又有什么意思呢。神奇的是，在野外拍摄4年后，我的心肌炎完全康复了，我每年都会去做心脏方面的检查，有次医生跟我说之后不用做了，他觉得没必要，心脏完全没看出有任何问题。但我跟他说我以前得过严重的心肌炎之后，医生又再给我检查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没有问题。我认为就是大自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就这样开始了田野考察，并作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明显区别于博物学家的科学陈述，是我在考察过程中不由自主产生的思考和联想。刚开始，我认为我的两大爱好，诗歌写作和田野调查是没有关系的，一个是静下来的创作，一个是动起来的行走，但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两件事情叠加在身上产生了另一种张力，正如我对文学创作的积累，让我在野外记录的时候能有诗意，反过来这十多年的行走让我在创作上收获了更多的灵感。近20年的野外行走重新塑造了我的写作，包括诗歌写作。我的最新诗集《我和所有事物的时差》里的很多诗篇都源于在中国大地上的行走。

冯 娜：除了诗歌，您出版过近十部博物学方面的书籍，比如《旷野的诗意》《万物闪耀》《借得此身无归意》，还有创作中的“蝴蝶三部曲”等等。在朋友圈里您也是公认的“动植物专家”了，我联想起小说家纳博科夫，也是一位蝴蝶专家。您对动植物的兴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野外摄影应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拍摄题材，您又是怎样选择“蝴蝶”等物种作为自己长期的观察对象的呢？

李元胜：我出生于四川省武胜县，虽说家住县委大院，院墙却只是一种带刺的灌木，灌木墙有很多稀疏的地方，不只小孩儿可以钻出去玩，老乡的牛也可以钻进来，到宿舍间的空地上吃草。可想而知，出门就是田野、树林和溪流，我幸运地拥有如此珍贵的孩提时光：可以自由地奔跑在旷野里，可以观察草木鱼虫，也可以沉浸在独享一个山谷的自在和孤独。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同龄人的各种小游戏，自我从集体中放逐出来，喜欢安静读书，喜欢树林和溪流。书籍和旷野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无限大的容器，能为你展开世界辽阔的一面，有这一面作为背景，你就不会局限在眼前琐碎的人和事中。另外一方面，相比城市里长大的人，我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农事和贫困的乡村，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这样在乡村和旷野里泡着的童年，其实给我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基调。旷野自带神秘和深邃，而乡村有着缓慢而丰富的哀伤和抒情性，前者让我时时感觉到自我的渺小，后者给了我非常有用的材料，不仅可以用于后来的写作，也可以用于阅读，当我读到俄国和德国的乡村生活时，总忍不住比较他们的气氛、细节和抒情性上的差异。

也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非常奇妙，非常偶然，我突然对蝴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用手里的数码相机拍摄身边的蝴蝶，然后和手里的资料进行比对，到刚刚兴起的互联网论坛上去请教。还记得，我连续拍到的一种黄色的凤蝶，居然查出来三个名字：金凤蝶、柑橘凤蝶、花椒凤蝶，它究竟应该是这三种里面的哪一种呢？我在电脑上放大了图片，一张一张慢慢研究，终于，外行而笨拙的我发现拍到的原来是两种不同的蝴蝶，然后继续请教专家，发现其中一种原来有两个名字，北方叫花椒凤蝶而南方叫柑橘凤蝶。

这件小事极大地鼓励了我，我开始了更多的拍摄和学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把几乎所有的周末时间，都用在了旷野的考察中。先是蝴蝶，然后迅速扩展到所有昆虫，在后面的田野考察里，又对植物和其他动物也同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阶段大概有7年左右。然后我开始了一些主题性的考察，比如对热带雨林昆虫，西南山谷的野花等等，有一个大致锁定的目标，考察起来就有连贯性也更有乐趣。近年来，我又尝试了锁定一个更小的区域进行系统考察，如曾连续三年对重庆一个山谷的春季野花进行观察，如锁定西双版纳的最后秘境勐海县，不同的季节去到同样的地点去记录和研究物种，缩小了范围，更不容易错过精彩的段落。

行走拍摄多年，让我了解到了生物的多样性，看到每个生物自身的生命力，也让我认识到生命没有高低贵贱，就如昆虫，对我来说没有害虫和益虫的区分，都是平等的。在进行拍摄的时候，它就是世界唯一的中心。

冯 娜：亲眼见证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确实非常感染人。李老师经常和自然科学学者一起参加野外科考活动，您觉得作家的博物行走和自然科学的田野调查有什么不同呢？

李元胜：尽管看起来我和自然科学家们运用的是大致相同的野外考察办法，实际上，区别是很大的。我对分类知识只有有限的兴趣，对新物种新纪录的发现也是这样，和他们不一样的是，我满足于田野考察的体验，旷野里的这些物种，在我眼中特别清晰地展示出生命的奇异和博大，意外的惊喜和震撼会持续出现在考察过程中。

当我独自一人穿行在深夜里的雨林中时，这样的惊喜和震撼支持着我，让我变得无所畏惧。宇宙无边无际， 但是宇宙最奥妙最神秘的部分就是我们眼前的各种神奇的生命。可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超越自我的办法。而我在和自然的相遇中，更能从渺小的自我中挣脱出来，相对没有局限地感知宇宙和生命的深邃和美妙。

冯 娜：所以，您更多地是从一个诗人、作家的角度在观照、体验自然、感知生命。除了大量的田野考察笔记，您在行走途中也会写诗歌吗？

李元胜：长期的田野考察现场，给我提供了素材，我说的素材既是内容的素材，也是思考和想象力的素材。正是在这些来自于现场的素材中，我发现了从未书写过的原始诗意和生命故事。有时候，大自然的现场并不提供具体的素材，它提供的是全新的书写方法甚至文本结构方面的启发性。

我曾有一次和同伴们来到了玛曲，来到黄河第一湾，一个人走在草丛深处的我，不知不觉地从野花中抬起头来，慢慢地看着眼前的水流，它正优雅而柔顺地转弯，在大地上画出一条弧线来。我看得呆了，这条弧线是我见过的最美妙的弧线吧。我情不自禁地想，这样宁静、伟大的弧线，如果能成为一首诗的结构，那一定很不错。后来我们离开了河边，参观了寺庙。寺庙前面的草地开着一种我没见过的马先蒿，它的每朵花都戴着一个像小小旋涡的帽子。我爱死这小帽子了，后来我查到它的名字，叫扭旋马先蒿，一种中国独有野花儿，甘南草原正是它们的家园。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这样美妙的小帽子，如果能成为一首诗的结构，也应该很不错呀。

当天晚上， 我有点儿轻微的高原反应，还觉得有点奇怪。再想一想就明白了，起得早，早餐前就跑到酒店后面的山坡上拍野花，然后一整天没消停，有这点反应是正常的。我打起精神，从背包里取出纸笔，画了一个弧线，又画了一个旋涡一样的小帽子，然后闭着眼睛倒在床上。几乎是同时，两首诗就想好了。我坐起来，晕乎乎地把它们写完。 写的太快太顺手，我反而有点担心，直到两个月之后，发现还是没有找到要修改的地方，于是定稿。

就在这样的创作中，在一首两首诗中，我竭力完成自己对于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一种感悟与认知，以及呈现这种感悟的审美体验。世界的广阔无垠与人类的渺小如尘，自然的悠远浩茫与人类的巨大责任，我都使它们蕴含并倾泻于诗。

冯 娜：您在写《与万物同行》这一类的博物书籍时，有时需要采访一些自然科学家们。您在和自然科学家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李元胜：采访每一位科学家，都好像攀登一座高山，你必须打起精神，全力以赴。

2017年，我在重庆南川金佛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挂职，职务是副局长，工作相当于巡山的护林员，在无数多的线索中，我选择了南川区委宣传部给我推荐的植物学家刘正宇。《十月》杂志审查通过这个人物后，我开始采访。很多科学家都是很难沟通的，他们藏在心里的精彩故事和对世界的看法，就像橘子的鲜肉，外面有一层厚而苦涩的皮。刘正宇先生这枚不凡的橘子，相当于有两层厚厚的皮。第一天采访下来，我相当茫然，他的讲述极简、跳跃，让你无法深入一件事，更不要说找到有价值的细节了。晚上，我一个人在药研所空荡荡的院子里散步，推敲下一步怎么办。在我漫长的采访生涯中，还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难题。按说，我的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了。研究了他的全部事迹，把可能出故事的都标记并整理成了一个清单。为了能听懂他的专业讲述，我重新通读了家里的《植物学》（吴国芳主编），并详细查阅了和他有关的重要植物的情况。但是意外还是出现了，这个严谨的植物学家，受访时却非常意识流，他只对学术问题感兴趣，对自己的故事总是一带而过，这样，他可以在五分钟里在几个大事件中来回穿梭，而线索是同一个植物。

第二天开始，我放弃了采访本，因为来回翻阅的速度，跟不上他思绪的跳动。我准备了一叠卡片，重新开始问第一天问过的问题，然后找到细节让他放慢速度，在这个故事里多待一会。如此他仍然要跳到下一个故事里去，我也绝不打岔，抽出相应的卡片来，找机会又问新的细节就行了。我们终于可以很愉快地聊天了。毫无疑问，正宇先生用他的方法，给我讲述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植物课。我在城口考察，积累素材为了获得一些重要事件发生的现场细节，比如重庆城口的崖柏发现，我干脆重走了他走过的部分线路，在赤脚渡过冷水河时，我感受到了他们被河水冲走时的惊险，那条河，在酷暑中仍旧冰冷刺骨，让人无法站稳，真是很奇特。

冯 娜：我们常说“隔行如隔山”，这样跨学科文化的交流，真是像“剥橘皮”一样，需要耐心和旺盛的求知欲。无论古今，自然给予了我们广阔的写作资源和想象空间。近年，“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等成为了中国文学现场的“热词”。您怎样看待当下中国的自然写作和生态文学？

李元胜：多数时候，当我们谈到自然，其实谈的是我们从书本上接受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很多神秘和未知的自然蜷缩在这些概念里，或者，谈的是城市及周边被圈养、修饰甚至根据人们需要格式化过之后的自然。真正的自然似乎在地球上步步后退，再过几百年，地球上是否还有真正的旷野？

而对于古代诗人来说，城市和村庄只是大自然边缘的点缀，时代变化很慢，宇宙亘古不变，他们的诗歌更多得到自然的滋养。除去文明的进展，特别是科学的发展，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自然的萎缩。孕育诗歌的温床不一样，解读诗歌的背景也不一样。我们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或许，也部分丧失了在自然中获取启发和想象力的能力。

在我看来，自然不仅仅是指地球上的海洋和荒野，还包括我们的天空，天空上的星月、银河……以及，整个宇宙。这无比浩大的自然中，有宇宙自身的大小法则，有古人所说的道，有无穷多个可能是互相嵌套在一起的世界。在宏大的宇宙法则中，人类漫长而灿烂的文明不过是微小的斑点。我们的写作背景，还只能是我们的城市和历史吗？这无限的自然，理所当然地也应该成为永远悬挂在我们思考和写作中的背景，成为我们写作时背靠的永恒天梯。

即使地球上尚存的自然，对于个人来，也是浩大无边的，但是因为我们个人经历和活动的范围的局限，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离我们的写作也很远。我去过南海两次，也曾乘坐冲锋舟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被蓝色的大海、美丽的珊瑚礁所震惊和感动的同时，我不得不面对我们写作的一个空白。不仅仅是诗歌，整个中国的海洋文学还处在起步阶段，而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1.8%。从我个人的阅读来看，其实中国的自然文学整体同样处在起步阶段，巨大的空白等待着拓荒。

诗歌除了见证时代，见证人间，还有责任见证地球上尚存的自然。诗歌的见证和科学的见证是不一样的。在我的眼里，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既短暂而卑微，但同时也尊贵无比。活着的生命是不能被简化、归纳的，甚至所有的知识都无法阐述一个简单生命的完整性。文学能够见证生命在所有知识之外的丰盈和自足，见证大自然超出我们想象力的细节。反过来，自然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源，会启发我们写出全新的作品。

在现阶段，生态文学承担着面向民众进行生态文明启蒙的责任，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现代化才是最重要的，而对生态文明的认知、理解和践行正是人的现代化的必要的环节。生态文学应该有什么样的面貌或者形象，个人认为现在讨论这个还为时尚早。目前虽然已经出现了生态文学的重要的开拓者，但整体上说，中国生态文学还处在一个萌芽期，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军，更没有成为引导中国当代文学发生重要变化的引导和示范力量。

当然，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时代的优秀的文学家、诗人正在成建制地投入生态文学的建设和开拓之中，开拓者的队伍正在迅速扩大。我想，这样的队伍将会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结构，也将会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天花板。

冯 娜：人们对自然写作、生态文学的关注也是人类对自我生存环境种种忧虑的一种投射吧。放眼世界文学史，中国的自然写作起步很晚，早在17至19世纪，英美国家就涌现了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爱默生、梭罗、沃尔特·惠特曼……李老师也是中国当代自然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了，不过我想您大概不太愿意贴上某种“风格化”的标签吧。我记得您曾经提出过写作的“去风格化”，什么是“去风格化”？可以展开谈谈吗？

李元胜：我其实说的过度风格化、过度强调文学写作本身的特质和风格，制造了解读作品的屏障。我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绕过这个问题。我在90年代初对自己做了一个去风格化的规划，我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人，不考虑自己是哪一个风格哪一个流派，根据诗意的需求来定制风格，但是虽然是这样，我仍然有些诗是限于风格化的。 中间经历了非常困难的七八年时间，大约在1997年之后，我感觉自己终于走了出来。非常自信，觉得自己终于成为了一个更全面的写作者，不管是面对自己的日常经验，还是面对时代或社会问题，都写了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勇气。之后继续写作的20年，实际上很难简单地描述出我的写作的风格了，因为我总是为突然闪现的诗意定制它所需要的风格。

我的去风格化就是意外产生了一个普及诗歌的好处，就是拆掉了一些人为地加在当代诗歌写作上的不必要的东西，它可能会让诗歌更有形式感或者更美，但是对诗歌最重要的东西，它其实没什么帮助，反而起到一个遮蔽的作用。我这次选40年精选集也是把有一些删掉。曾经我自己觉得写得很好，里面有很多技巧，而且是各种复杂的技巧都用得特别好，但是反复读我现在就觉得炫耀技巧太明显，所以炫技的东西我在这本里面删了一些。

不管哪个世代，写作者都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我们很大程度上既受益于风格，也限于风格，很多人自己创造风格，然后也被风格拖累，很难往前走。不论复杂的语言技巧或是简单的修饰，都是文学的武器，但是总有一个规律，就是真正的众人传诵的经典，是修饰最少的作品，是直指人心的最朴素的东西。尽管说修饰对文学作品很重要，尽管说技巧对文学作品很重要，但是如果同样能表现出你的想象力和你对世界的看法，在形式上能敞开得更多，或者说更深入浅出，其实写作的难度更大，但能获得的理解会更多。

冯 娜：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当下这个互联网传播时代，“去风格化”的诗歌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比如您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这样的诗作。

李元胜：从流行文化的角度来看诗歌，有一个东西叫口感。它口感就很适合更年轻的那批人，浅浅的小清新，甜甜的小忧愁，非常真诚，非常具体，只是小小的突破，但提供的这种小而舒服的口感是独特的。在网络上，有些“口感”很好的诗歌，当时读到的时候非常惊讶，觉得很有价值，当跟几个诗人讨论这个事儿，他们也看看，完了以后说没太多东西，因为从诗歌界来看它或许建设性不够。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那首诗完全没门槛，我就为那首诗定制了这么一首流行歌词水平的阅读难度，它中间有些句子你要没有阅读能力也还读不通的，其实还是有一个门槛。比如说至少你是什么高中毕业、大学生，受过基本的教育。

比如说“在肥胖的时代，写清瘦的诗”，那首诗也是很典型的去了风格的诗，就是平时说的话，而且还用了肥胖这样的词，没打算优雅。我说的“去风格”就是要去掉你在美感上的洁癖，让它更接近事情的本质，但同时读我的诗，哪怕我根本没去考虑美的，但它其实也有某种美感，这就是门槛。对美感的基本需求是一个门槛。准确表达出这一部分世界真相，是需要一些高效率的词语组合的，人家有2000字来讲这个事情，诗歌只有10行，怎么办？你只能是跳跃，空白，隐喻，这些东西没有阅读能力也不行，所以门槛肯定是有的。

不可能彻底没门槛，只是一些偶然的大家都有共鸣的事情，让他们能够跳过这些门槛。如果做得好，人人都能读懂，或者其实这个人就没看懂这首诗，但他已经共鸣了，“在肥胖的时代，写清瘦的诗”，我一个做商业的朋友就很有感触，他说，肥胖两个字一读我就感动了，我在商业中间整天面对虚胖。

像这样的句子我是无数次改出来的。刚刚开始很多比喻很多技巧，改到最后都删了。我把好的比喻都扔了，反而留下了很直接的对比强烈触目惊心的句子，当我们把别的东西去掉的时候，它不应该是更枯燥，不应该是更苍白，而是更触目惊心。

是谁说过，你用到的细节无限多的时候，其实就说明细节不重要，从头到尾都被细节淹没了，但是你如果只用了一个细节，那个细节就非常重要。我这首短诗，最后就用到了“刺”这个细节，“刺”一碰就疼有痛感，这里面就有一种我对诗歌的理想。

我以前爱用象征用抒情，是我的强项，当年圈内评价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觉得我很多对世界的看法涵盖不了。神秘就意味着远离具体，远离具体很多东西就丢了，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既在过程之中，又在于当我们回忆的时候，有一些闪光的点，诗歌就是记录这种闪光的点，但是闪光的点可能有时候是一种痛楚的闪光，是不是？

我直接就中断了那种深度意象的象征写法，改为一种更现实的。而书写现实当时是我的弱项，所以我就很挣扎，有时候又妥协，又往比喻回撤一点，产生那种妥协的作品，这本书里面也选的，像《炊烟》，《炊烟》里面有一种轻快，有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赞叹，到此为止，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那是那个时代的我，所以我也选了几首。这些诗就是我的寻找更能和世人共情的东西的一个过程。

我写出《走得太快的人》，就高兴了很久。我觉得我找到一个不需要象征的方法，那个里面就没有比喻，就是讲走得太快的人会怎么样，走得太慢了怎么样。我去武汉参加地铁诗歌节，当地媒体采访了一个清洁阿姨，说地铁诗歌你注意到了吗？阿姨说注意到了。你对哪一首诗有印象？她说对有一首《走得太快的人》。你为什么对它有印象？她说因为他写到了垃圾，我也是整天清除垃圾，那首诗让我反正就想了很多，一个人如果不努力的话，就会变成自己扔掉的垃圾——我看到这个采访很愉快，有时候，我的诗歌和清洁工都能共情。

之后，我觉得我已经成功摆脱了昔日的自己。我们经常觉得把怎么写看得很炫，就继续重复这个东西，把对技巧的创新看成是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不对的。其实最打动人的仍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些触目惊心的时刻。对于那些时刻，任何技巧会让人感觉到羞耻和多余。

冯 娜：在这个大众传播时代，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诗歌传播现象，比如“余秀华”“打工诗人”“牧羊诗人”等网络传播现象。 李老师早期多年从事媒体工作，您对这些传播事件怎么看？

李元胜：有一年在海南岛开了一个会，李少君（《诗刊》社主编）做了一个发言，我觉得他概括得特别好，他说微信带来了一个诗歌热。具体说就是捧红了一个人，然后又捧红了一首诗。

大家知道余秀华就是《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但是这首诗具体是什么内容，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有一首诗没人注意到作者，却在网上特别火，就是《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刚开始确实没人关注谁写的，经常转载这首诗的时候没有我的名字，直接就发了这首诗。

总的来讲，尽管微信时代很多公号诗歌引用特别多，让人感觉好像诗人很受关注，实际上公众和诗人之间仍然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歌作为一个专门的艺术，有一些特殊的规律，它已经不是大众艺术了。很大的程度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诗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都不大众。反过来讲，公众对这些诗人的喜欢某种程度会有一些误读，每一个时代也会从这些冷僻的小众里面选择一到几个喜欢的，把它用起来。比如这两年小红书就看上了一个诗人燕七，她在小红书特别受欢迎，以前大家不知道她。

其实主流刊物和媒体也在有意识地创造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比如快递诗人王二冬、王计兵，放羊诗人李松山，一直想把这样的诗人推出来，他们有独特的社会经验，底层的，但是作品又同样具有温暖人心的效果，他们一直在寻找有着广泛代表性的平民英雄，《诗刊》《人民文学》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他们确实也创造出了这些热点和人物。我们想想，余秀华刚开始也是这么出现的。

这是一个类似于张海迪这样的人，身残志坚，又有才华，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余秀华的智商和受到的欢迎这么高，越来越做成一个现象级的诗人，甚至成为一个精神标签，一个平民英雄。《诗刊》创造了这个故事的开头，却没有想到故事的高潮和后续。

说到这个问题，在新媒体时代，《诗刊》很早就开设了微信公众号，本来这些纯文学刊物的公众号大多不温不火，但是《诗刊》公众号的编辑很厉害，最先执编的是彭敏。央视的诗词大会，他拿了两届亚军一届冠军。这样一个人他肯定不会是固守传统模式的编辑，他了解大众的心理。在发余秀华的《摇摇晃晃的人间》之前，《诗刊》公号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公众号，余秀华又特别幸运，遇到一个非主流的评论家，叫沈睿，有国际视野，带红了《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诗歌界内部引起了关注。

冯 娜：在当下，我们的生活、工作、阅读和写作其实已经被互联网深刻影响和改变。您知道有大批年轻人在“哔哩哔哩”等网站上写诗并出版诗集吗？您会在互联网上读年轻人写的诗吗？

李元胜：当然会。我重点想说90后，因为70后80后都有优秀的诗人，但是没有90后集中，所以我觉得60后、70后、80后时代更接近，90后是真不一样。90后给中国诗坛是贡献了新的玩法的，他不在你所定义的诗歌的范围内，但是你还得承认他们也是诗歌，这就是我说的进展。我觉得中国诗歌在90后，甚至未来的00后，会有更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尝试。

非常看好中国诗歌的未来，是因为我发现越到后面，进入诗歌写作这个领域的有才的人就更多，而且他们也更少有自我禁锢。写作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大概有些人短时间内会写得很好，中间会经历一些过程，就像我的去风格化，结果大家觉得我平庸了好多年，其实我在经历这个过程。所以对90后也不能理想化，还需要耐心，不要急，甚至不要急于去帮助，有时候你的帮助可能弄掉了他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我一般和90后的人谈诗的时候，我只谈这首诗这一句，我觉得可以怎么写，但是不会总体去提意见，因为总体提意见可能会无意中让人家出于对你的尊重仰慕，堵掉了自己未来的路。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写诗多年的人要特别警惕的，不要用自己的经验去给他们提供套路，你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面对的经验完全不一样。我们对他们的各种尝试要有耐心地去关注，而不是说你这样好不好，你改回来，我们都是这么写的，因此要特别小心。

冯 娜：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期待您更辽远的博物行走，以及呈现于笔端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