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集体红色记忆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探索

□程 华 黄楚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中国近代史上，香港与广东往来密切，中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港澳的中共党组织，粤港澳三地联合开展了众多革命活动。可以说，香港和广东一样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然而，由于历史、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影响，香港地区历史教育一度缺失，导致香港青少年历史认同、国家认同相对淡漠。因此，引导香港青少年构建集体红色记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国家认同问题，对于维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集体红色记忆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研究状况

增强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一直是党和国家乃至学界关注的焦点，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借助CiteSpace(6.2R3 版本）可视化分析软件，以抗日战争为例，分析学界对这一特殊时期的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状况的研究，启发当下如何以集体红色记忆增强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本研究以CNKI数据库作为文献数据来源的主要选取库，分别以主题设定为“抗战时期+国家认同”，共检索出论文105 篇。主题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共检索出学术期刊120 多篇。而将主题限定为“抗战时期+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检索结果为0篇。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针对抗战时期香港地区的研究数量很少，以此来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为主题的研究则处于空白。运用CiteSpace 工具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能够清晰呈现抗战与国家认同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凸显建构香港青少年集体红色记忆进而增强国家认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首先，相关文献发表时间、数量与作者情况分析。根据抗战时期国家认同以及香港青年相关的年度文献数量（图1）可知，2015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这一极具纪念意义的年份唤醒了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国人深处的家国情怀和国家认同，也激发了广大学者们肩负起促进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责任担当，因此学界对抗战时期的主题研究明显增多，发文量显著上升。2020 年6 月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使港澳地区与国家认同研究主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当前对该领域进行研究的作者主要有朱桂莲、赵佳佳、吴玉军、潘丽文、龙柏林、郭辉、孙扬、夏泉、陶俊怡等人。学界充分认识到，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经历，香港的爱国青年们坚持“祖国领土与主权不可侵犯”，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的历史时期，要深入挖掘历史资料建构共同的历史记忆，学者之间可以进一步合作整合研究资源。

图1 文献发表时间及数量

其次，关键词聚类分析。图2显示了该研究的关键词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中数字越小表示包含的关键词频率越高，多个关键词通过聚类分别聚焦不同的研究主题。运行CiteSpace 软件得到8个关键词聚类图谱，分别是#0 国家认同、#1 集体记忆、#2 抗日战争、#3 抗战时期、#4 抗战、#5 新华日报、#6政治意识、#7建党百年。

图2 关键词聚类图谱

从相关文献分析，抗战时期香港青年以国家主权和人民解放为共同目标，最大程度地团结政治力量，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中国共产党与香港同胞先后建立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和回乡服务团开展抗日活动，以及港澳同胞抗日救国团体为中共东江党组织的恢复、重建与发展提供了合法掩护，为东江纵队提供了主要经济资助、大批干部和兵员等等。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港澳地区的工作经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提高粤港澳地区爱国青年的思想觉悟、军事技能和政治工作能力做出了巨大努力，增强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

最后，研究前沿分析。借助CiteSpace 软件中的突现分析（Burst Detection），可以对学科发展的新兴趋势和研究转向进行研判。图3呈现了该领域研究的12个突现关键词及其突现强度、突现时间。根据突现词表，2000 年至2012 年，民族主义、认同、爱国主义是该领域的热点主题；2013 年至2019年，香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是该领域的热点主题；2020年至2023年，红色记忆、历史虚无主义、红色文化是该领域的热点主题。

图3 关键词热点突现图谱

学界对香港青年参与抗战的历史活动研究成果较多，但对这一时期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研究还处于空白。为此，学界需要加强香港地区红色记忆、红色文化相关内容的研究，用“同一个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身份激发广大香港同胞的心灵共鸣，用共同的历史经历唤醒并构建集体红色记忆，为新时代增强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提供更广阔的理论视野。

二、以集体红色记忆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必要性

集体记忆理论最早由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他认为集体记忆是由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本文认为，集体红色记忆是指中华民族的各个成员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对本民族红色历史的记忆建构与意象体现。殖民统治与历史教育缺失等问题，使香港青少年的红色记忆呈现式微，给国家认同、历史认同、民族认同带来了严峻挑战。

首先，后殖民主义对香港与内地的分化与消解。在后殖民时代，西方文化和民族优势论演变转化为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和政治制度优势论。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港英政治体制出现了著名学者金耀基称之为“行政吸纳政治”的模式，即“将社会中的精英或精英团体吸收到行政决策结构之中，从而形成了港英政府和华人精英共治的局面”。[1](P6)该统治方略的重点在于培养英式的地方精英，使其接受并认同英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在港华人通过接受西式教育，能够进入港英当局决策层，发挥咨询作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部分华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但此举却对香港社会造成阶层分化。香港回归后，英国的自顾不暇让香港呈现出“英退美进”的态势和格局，2019年的“修例风波”则彻底暴露美国主导的局面，香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眼中无疑具有了新战略价值，西方基于自身利益通过控制香港媒体强化这种结构，这些被西化的媒体站在西方价值立场，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进行曲解或横加指责，造成部分香港民众对内地政治制度和“一国两制”的片面认识与“刻板印象”。香港激进本土势力和反对派鼓吹“文明等级论”等。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反对派提出“一国”不能干预“两制”，特别行政区长官无须遵守“爱国标准”，以美式民主政治标准推进香港政改。此举造成了国家认同的差异和偏见，以及“固化”的歧视观念。一个时期以来,受外部势力蛊惑以及所谓“本土主义”错误思潮影响下，“乱港反中”活动猖獗，而且青年参与者众多。2020 年到2021 年，中央从国家层面推动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引领香港完善特区选举制度，从法理上加强维护香港特区宪制秩序，探索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发展之路。香港回归后的复杂状况说明，部分青年人并没有在思想上完全实现回归，可见培育香港青年的国家情怀和认同，任务紧迫且意义深远。

其次，香港青少年作为红色历史非亲历者的记忆代际递减。青年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决定和影响着未来，其观念和价值观对下一代会产生直接影响。随着时光流逝、时代发展，老一辈参与革命的亲历者逐渐离世，新世代香港青少年成长在和平与发展时期，是独立解放战争这一段红色历史的非亲历者，其记忆大多源于长辈的讲述或学校教育。但是，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教育缺失，学校不设专门的中国历史课，为弱化民族国家观念，将中国历史被编入亚洲史，致使香港学生对中国近代史了解不够，国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均存在缺陷。香港回归后，由于“去殖民化”不够彻底，历史教育遭到抵制。通识教材充斥着不良观念，甚至攻击“一国两制”，丑化内地，严重导致港人尤其青少年缺乏对本土文化和本国历史的认知，导致部分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出现偏差。原生家庭对香港青年的成长影响最为直接，许多“港二代”大多为特殊历史时期的“逃港者”后裔，这些父辈们对内地的落后认知，让新世代青年自幼形成负面刻板的印象。特殊的历史造成有些人甚至并不清楚自己的国籍应该是什么，出于生存压力或利益等考量最后选择加入英籍，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形成国家认同。另外，因时空场域的极大差异，香港青少年难以获得亲历者般的切身体验，难以从情感上获得与亲历者般的共识与坚定的价值追求，青少年群体的红色记忆总体上呈现代际递减和渐趋消解的特点。因此，随着世情港情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壮大统一战线，让港澳台与内地高度融合、共同发展、实现祖国统一。

最后，历史虚无主义对集体红色记忆的解构。历史虚无主义以西方的逻辑和价值观念解构篡改中国历史，颠倒史实，不断消解青少年原有的历史认知，使其历史记忆出现混乱。它打着解密档案的旗号，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为噱头，满足了青少年群体的猎奇心理；它把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碎片化解构，对其中某一行为或要素又无限放大，再歪曲拼凑成所谓的研究成果，借助信息化的便利传播方式，迎合青少年的阅读习惯。西方媒体势力和香港黄媒“港独”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舆论,蓄意制造新的历史记忆，解构“红色故事”污蔑革命烈士，企图割裂与祖国内地的关系，消解香港人红色集体记忆的情感认同与价值传承,逐步实现其政治诉求。对于历史观和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香港青少年来说，极易被加工渲染过的材料所迷惑，从而形成红色记忆的式微与偏差。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既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2](P2-3)历史传统是根，立足现在对过去的历史进行真实的再现与书写，挖掘体现本民族意志的悲壮素材与光辉事迹，重构集体记忆以揭露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

三、以集体红色记忆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可能性

当代香港青少年的集体红色记忆式微，其直接后果便是历史认同、民族身份认同乃至政治认同、国家认同问题。以抗日战争为例，在抗战中全国上下形成了同仇敌忾的同心抗战局面，民族成员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不断凸显出来，成为青少年国家认同的重要支撑。因此，共同的民族身份、共同的斗争经历以及蕴含其中的情感积淀为增强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提供可能。

首先，中华民族及其孕育的文化是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精神根基。“现代社会催生了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必须要靠分享以及承担共同的情感积淀和文化共识来支撑”[3](P212)。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经历，香港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和集合地。多元文化思潮的汇集，使香港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更容易被其他文化左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粤港澳大湾区包含了诸多红色文化资源，从近代中华民族的认知觉醒与共同抗击外国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这些与集体命运息息相关的记忆内容，可以带来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维度来看，共同的岭南文化底蕴是“各具个性”的香港青少年的粘合剂，是促进粤港澳青少年交流互动增强国家认同、提升其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基础。

其次，中国人民寻求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史是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记忆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国家认同生成的载体，红色记忆正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历史“笔录”，记载着面临民族危机、国家危亡时，广大香港爱国青年为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固本强基的史实回忆。[4](P55)在中华民族寻求独立解放、反抗侵略的伟大斗争中，香港始终与国家、民族站在一起,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海外基地。抗日战争时期，香港不仅曾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抗日据点，也是国共两党向海外采购各种抗战物资的聚集地和转运地。香港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不断奔走呼号。中国共产党乘势发动群众，发展了一大批香港青年加入党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革、民盟、民建等许多民主党派也以香港为据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大批香港爱国青年心怀家国民族，追求思想进步，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救国救亡运动；他们坚毅勇敢，用先进的思想，果敢的行动，积极融入祖国的民族身份、文化思想、政治目标，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历史记忆建构国家认同必须保证历史记忆的真实性，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是滋养香港青少年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资源，共同的斗争经历有利于构建香港青少年的“集体红色记忆”，促进香港青少年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认同。

最后，蕴含于民族发展史中的情感积淀是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心理基石。集体记忆是划分他者与我者的关键，人们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心理上建构与他者相区分的集体身份，也是认同的重要标志。发挥历史记忆的作用增强国家认同的建构很重要，人们透过历史记忆，与从未谋面的祖先建立文化心理上的关联，把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前辈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代连结在一起，从而形成持久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共同的民族发展史是凝聚共同体成员整体的情感纽带，同时也是共同体成员相互认同的心理基石。仅基于共同利益而没有共同记忆形成的情感认同，注定难以为继。红色记忆是基于心理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的集体记忆范畴，是所有中国人特有的共同情感记忆，展现着中华儿女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顽强抗击外敌、不屈不挠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精神面貌，以及为祖国富强而不懈团结奋斗的坚强斗志。传承红色记忆必将唤起和增强香港青少年的向心力和情感认同，夯实国家认同的心理根基。

四、以集体红色记忆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路径探索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4]集体记忆不仅是存在于某个共同体中的个人记忆，也是被社会成员共享且可获取的符号系统。寻找红色记忆再生的介质，通过声音、图像等符号唤起“集体红色记忆”，以历史情节的刻画与人物塑造建构、共享记忆情感链接，以行为参与、场域复归、话语沟通刻写记忆，进而培育和建构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

首先，基于符号塑造的集体红色记忆唤起与重塑。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只有人才具有“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5](P35)。符号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媒介，是抽象事物具象化的重要载体。“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6](P46)随着时间的发展，非革命亲历者逐渐成为红色记忆的传承主体，由于年代感和距离感，红色记忆承载的精神价值在一定程度被时空差异所遮蔽。尤其是抽象的记忆难以实现人际传递和代际传承，而记忆再现或记忆表述本质是符号化的建构过程。当代香港青少年的红色记忆遭遇的消解与遗忘，可以通过符号唤醒他们的记忆，在有意无意间重温历史，感悟政治选择与政治发展，从而激发他们的政治认知。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资料显示，2021 年香港总人口约741 万人，其中15-34岁的青年总人口占总人口的21.9%。弥补这部分人缺失的历史实现代际传承尤为迫切和重要。

符号系统包含多维要素，通过筛选与整合多维符号形式对历史事件进行复原，使历史史实转换为显性的符号体验，让人们直观感知和理解红色历史的生成过程，进而增强认同意识。一方面，可以通过视听符号唤醒历史认知，激发历史想象。这类符号主要包括纪念建筑、影像、徽章、数据、文字、歌曲、戏剧、影视剧等，比如在一些红色革命老区或城市都有刻写着革命历史印记的纪念建筑、博物馆等。视听符号可以使红色记忆生活化和具象化，比如一些红色音乐歌曲是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形成，像《保卫黄河》《太行山上》等承载着不在场的“过去”，通过传唱声入人心，在声音和旋律的共同熏陶下，激发人们对历史的想象。另一方面，还要对符号进行重塑与再输出。红色记忆的传承，就是要实现红色历史的代际传递和认同，属于长时记忆的范畴。红色记忆作为一种价值记忆，最终留存下来的是它的意义和价值，并非扁平化堆积的材料。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受众即时获取信息的需求得到实现，也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符号的即时生动高效的传播与互动唤醒了青少年红色记忆。但也可能因此形成思维惰性，碎片化的信息容易导致注意力难以集中，不能有效进行体系性、整体性的思考。红色记忆是一种需要情感催化的心智印象，需要经过系统的建构重塑后再输出，否则“可能造成红色记忆沦为情感缺位的资源信息”[7]（P79）。

其次，基于情节刻画与人物塑造建构记忆情感链接。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是对集体共享过去的记忆建构。在集体框架下，记忆不仅仅是历史的复现，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进行记忆意象重构。[8](P71)记忆不仅仅是历史的复现，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进行记忆意象重构。红色记忆建构主要通过事件叙述刻画情节编织记忆网，以人物活动塑造构筑群体共享的情感链接，通过历史事件与人物的选择和呈现，将过去与现在相连接，实现红色记忆在群体间的共享与延伸。一方面，历史事件能够准确地标记红色记忆的具体情节，以丰富生动的叙事场景复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阶段的具体情节，进而构建人们对红色记忆的情感认同并形成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另一方面，选择塑造参与历史事件的典型人物，复现红色历史情节，使群体成员被榜样人物的情感所感化，构筑红色记忆的回忆氛围，形成群体身份认同。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同胞设法营救民主和文化人士，并三次开展大规模南迁，包含作家、画家、教育家、电影艺术家等一千余名，如宋庆龄、郭沫若、茅盾、蔡元培、何香凝等；在内地迁徙而来的文化名人协助下，香港青年推动本地抗战文化繁荣，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全国木刻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以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等多个进步文化团体，并创办了《大众生活》《青年知识》《光明报》《世界知识》等多个报纸刊物。在讲述这些史实的基础上刻画榜样人物的内心情感，赋予红色记忆真实感，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有效形成长久记忆。

再次，以行为参与与场域复归刻写集体红色记忆。仪式操演可以使操演者以亲身行为在特定时空场域亲身体验“历史在场”，以“事件亲历者”的个人记忆是历史再现的重要形式，而集体性的文字记载、纪念仪式、影视媒介等是这一再现的实现和存续的基本保证。通过对红色历史事件以生动丰富的叙事场景复现，构建红色记忆的集体体验或个人体验。康纳顿认为，纪念仪式“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复归”[9](P90)。当记忆意象成为了习以为常的对象，那么建构群体成员共同记忆的认知内容和价值导向便“水到渠成”。场域复归既可以再现历史事件，也是以现代形式传承历史的重要方式。还原历史故事和历史场景的体验活动、大型文艺展演等等，这些生动有趣、形象直观的实践活动将青少年带入历史的现场。青年一代善用互联网和数字新媒体，要善于发挥他们的特长特点，将这些活动利用新媒体宣传阵地，用其熟悉且乐于接受的形式制作讲解真实正确的历史，内化为个体的记忆。同时营造香港清朗网络空间和舆论环境，必须站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坚持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和依据，构建起科学的历史观话语体系，多渠道、全方位地建构红色文化记忆，不断强化青少年的集体记忆以形成共识。

最后，加强历史教育，深化两地融合发展。香港回归25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一国两制”“爱国者治港”方针，并对香港青年寄予厚望。关于如何增强提升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感，近几年学者从香港与内地的融入体制机制和国民教育等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显而易见，香港特区政府推进学校的国民教育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如何有效解决推进香港的国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本文认为，总结借鉴内地经验，香港境内各大中小学校教育系统要“补短板”。全面深化香港通识教育体系改革，充实和完善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尤其是历史课程内容。粤港澳大湾区给予香港青少年提供了认识祖国的窗口，也为香港青少年进行家国情怀培育提供了更多资源。香港可以借鉴内地“五史”教育等课程建设经验，实现香港历史文化教育与内地思想政治教育相衔接，进行以通识教育、国情认知、法治教育为主线的教材改革，教材同步跟进国内版本。香港可以和内地共享课程资源，完善并强化国史国情、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国家安全、法治意识等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从源头上淡化香港殖民色彩，阻断“西化”“分化”苗头，引导香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帮助青少年更好地建立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成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香港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香港特区政府仍需明确界定“爱国者”标准，充分发挥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的主导作用，坚持“爱国爱港者”育人，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培训，全面审核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教师必须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真心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具有深厚的家国历史情怀。还可以借鉴澳门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经验。比如，澳门的大多数中小学每周一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每年会举行《基本法》知识问答比赛、短片拍摄设计比赛、话剧比赛等，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让青少年和社会大众了解澳门《基本法》的内容和历史。这些举措加深了澳门青少年对祖国历史的了解，增强了澳门青少年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

红色记忆的刻写是价值记忆渗透于人们的行为选择与判断中，再通过行为进行传播与保持。作为一种行为与场域体验，以纪念活动或纪念仪式的方式使青少年参与其中，是建构集体记忆以及形塑信仰的重要途径。青少年在仪式场域中既有个体的感官体验，同时又实现了红色记忆的内化。记忆需借助语言或行为才能成为一种能被人们所认识的确定的形式。而行为参与正是一种人们在经历对红色记忆政治认知、情感共鸣后的身体在场的记忆符号解码，使红色记忆成为在新时代被人们所认识的确定形式。学校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又将这些形式加以强化，贯穿整个学习教育生涯，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