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短视影响企业漂绿吗?
——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钱 明,任 钦

(南京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引 言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盛行,世界各地对绿色环保的重视力度与日俱增。现实中,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为自己贴上了环保的标签,看趋势似乎“天下大绿”。然而,依据中国生态环境部数据,2021年全国共下达了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13.28万份,涉事企业被罚金额累计116.87亿元(1)生态环境部通报2021年1—12月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与《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执行情况(http://www.gov.cn/xinwen/-2022-01/24/content_5670106.htm)。由此可见,企业在环保方面存在严重的漂绿问题,导致各利益相关者愈发质疑企业环保努力的真实性。漂绿作为企业有意发起的环保虚假宣传,如若无法得到有效治理将显著提升社会成本[1]。因为漂绿会导致付出实质性环保努力的企业无法获得公允回报,引发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最终损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对此,学者们试图厘清引发企业漂绿的原因。Yu等[1]发现监管不力和缺少有效的制度规范是导致企业漂绿的重要原因,监管的松懈导致他们可以低成本地声称自己致力于环境保护[2]。此外,环境报告带来的声誉效应让企业倾向于通过漂绿维持现有的形象和地位,尽管他们并没有实际改善环境[3]。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意识到除了宏观和中观因素外,人作为决策者,其认知偏差可能是驱动企业漂绿的更微观因素,其机理可由狭窄框架效应、双曲贴现和乐观偏见等解释[4],但目前相关实证证据仍有不足。在各类人员中,管理层作为企业的“大脑”,其认知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值得重点关注。如Sauerwald等[5]就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驱动管理者产生乐观偏见,进而导致企业产生社会责任脱耦现象。

依据心理学观点,管理者能否准确感知企业环保策略的后果将直接影响企业就社会环境问题所付诸的行动。是以本文从管理层的认知偏差出发,探究管理层短视是否为驱动企业漂绿的重要因素。管理层短视是管理层追求短期最佳但长期次优的倾向[6]。有研究指出,在400多名被访问的美国企业高管中,有78%的受访者有过一定程度的短视行为[7]。管理层短视不仅会降低管理者的长期价值导向,还会减少企业的创新投入,影响可持续发展[8]。而漂绿作为企业环保的机会主义行为,尽管未被曝光时具有一定的绿色声誉效应[9],但长期而言却会累积风险,最终损害企业的环境绩效和长远利益。那么,短视的管理层是否可能因短期利益导向而加大漂绿呢?若存在这种影响,又有哪些制约因素呢?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利用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研究了管理层短视与企业漂绿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以年报MD&A中的“短期视域”词频占总词频的比例度量管理层短视。而企业漂绿的识别和衡量在学术界仍缺乏共识,本文将漂绿聚焦于企业社会环境的象征性行为,从企业的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等捕捉全面的社会环境信息,将其分解为象征性披露项目和实质性披露项目,以此来权衡企业的漂绿行为。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短视程度越大,企业漂绿现象越严重。进一步探究发现,管理层短视增加企业漂绿的同时会导致环保投资的减少。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严格的政府监管、机构投资者参与和环保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缓解管理层短视对企业漂绿的促进作用。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文献回顾

漂绿被视为企业环境问题的虚假宣传,包括实行象征性环保主义而未付诸真正的环境改善行为[10],以及环境信息的象征性表述[11]。一方面,Clarkson等[12]基于GRI指南创造性地构建“硬”和“软”披露项目评估企业环境披露水平,发现行业最高平均得分也仅为25.21分(满分95分)。这意味着企业选择性地披露环境信息,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另一方面,Walker等[13]以象征性行动和实质性行动的区别衡量漂绿,发现象征性行动与企业财务绩效负相关。黄溶冰[14]则基于企业环境报告从选择性披露和表述性操纵两方面衡量企业漂绿。可见,学术界对如何客观地识别和衡量漂绿仍存在较大的差异。

对于漂绿,已有研究发现漂绿不具有可持续性,长期上会损害消费者对环保声明的“绿色信任”,增加企业声誉维护成本和处罚风险,甚至还会破坏生态环境[14]。在漂绿的不良影响下,国内外学者也试图寻找漂绿产生的原因,主要关注了外部监管、组织属性和个体特征三个层次因素。首先,外部监管的松懈和不确定性为企业漂绿创设了空间,因为适度地选择性披露并不会带来过大的处罚风险[1,2]。其次,漂绿也可以被战略性地用于主动影响利益相关者的看法,如建立绿色声誉[9]、维持现有现象[3]等。这也导致大量企业相继模仿漂绿策略来获取消费者回报。最后,Delmas等[4]认为个体的认知倾向,如狭窄框架效应和乐观偏见等,可能是导致企业漂绿的更微观因素。目前研究验证了外部监管和组织属性对漂绿的驱动作用,但缺乏对个体微观层面的驱动和遏制因素的深入理解。因此,将更细致入微的心理认知模型与组织行为相结合,对漂绿的研究将产生更多跨学科的见解。

管理层短视,是指管理者由于决策视域较短,倾向于追求符合个人利益而牺牲对公司最优的长期结果[15]。Narayanan等[15]就指出管理层为了个人职业生涯考虑,会投资一些能迅速获得利益的项目以促使企业短期业绩更靓丽。除了时间短视,管理者还普遍存在空间短视,即管理者在学习过程中仅关注现有知识和技术而忽视更广泛的知识图谱的倾向[16]。Shleifer等[17]研究发现,为了降低被替代的概率,管理者倾向过度投资于和自身专长相关的特定领域。除此之外,年龄和对自身声誉的追求等先天因素,薪酬挂钩于短期绩效以及外部投资者需求等也都不可避免地促使企业管理层产生短视倾向[18]。

关于管理层短视,学术界更多地探讨了其经济后果,主要认为管理层短视尽管快速地获取了投资收益,但不利于企业长期价值的实现。因为高管们经常优先考虑即时回报的最大化,缺少对未来预期需求的考虑[19]。这体现了管理者对未来的一种看法。例如,企业创新作为一项实现企业长期价值创造的投资,其有效前提需要管理层具有较长的决策视野。否则,管理层的短视倾向将会抑制企业创新投资[20]。除去时间跨度的考虑,管理者对技术的短视认知也会导致企业采取保留的创新投资方式[21]。可见,短视认知导致管理者牺牲未来价值创造的投资(如研发投入),提高公司短期利润,最终影响企业适应未来需求的能力[22]。管理层短视后果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但主要聚焦于企业研发投入不足,鲜有文献关注其在环保决策上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延伸管理层短视引致的其他行为决策的边界研究,将管理层短视的个体认知偏差与企业漂绿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期从组织内部个体微观认知层面探究企业漂绿现象产生的原因。

2.假设提出

依据高阶梯队理论,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管理者无法做到面面俱到,组织中会形成管理者个人特质影响管理者行为和决策判断,进而影响组织行为的链条结构[23]。因此,管理者的个人特质是企业行为的重要起点。然而,人由于有限理性的原因所做出的决策并不总是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24]。短视的管理者因自我认知视野较窄,倾向于将大量资源放在短期业绩提升而长期价值却会减少的投资项目[25]。对于环保,企业需要持续的投入,但获得收益却需要时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只有到达转折点后,环保投入增加才会提高企业价值[26]。由此,短视管理者可能因存在有限视域,在面对环保时容易选择短期的利益如漂绿,而忽视长期的潜在效益。

具体而言,一方面,漂绿作为企业在环境责任上的“象征性”回应,具有回报周期短、低成本高效益的特点,这恰恰满足了短视管理者的认知期望。漂绿允许企业仅将少量资源用于环境治理,甚至不投入资源而只是口头阐述企业未来环保计划或策略等满足合法性要求。与此同时,外部利益相关者在有限信息下,对企业漂绿行为会产生非理性反馈。Philippe等[9]就发现,当企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即使没有实际改善环境,也会提高企业声誉。因此,漂绿短期内低投入和高回报的特性导致短视管理者愿意进行漂绿。

另一方面,漂绿造成的长期损失易于被短视管理者所忽视。漂绿尽管能够带来短期的收益,但是长远而言会导致企业环保风险累积,风险一旦曝光,企业将遭受巨额损失[13]。例如,2014年,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揭露了大众汽车“柴油门”的漂绿丑闻,导致大众汽车股价一天之内暴跌22%(2)2014年,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在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研究人员的支持下,对大众柴油车进行污染物评估测试,发现一辆大众捷达产生的氮氧化物含量比法定排放标准高出35倍。2015年9月,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发现大众汽车安装了一个“失效装置”,该软件让大众汽车在接受测试时能够使排放的二氧化碳远低于正常水平。2018年6月,大众汽车集团被德国布伦瑞克检方罚款10亿欧元。丑闻发生后,文德恩辞去了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的职务,而“柴油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呈指数级增长,大众汽车的股价一天之内暴跌22%。。然而,此前大众汽车在2012—2014年的三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正大力宣称“将自己打造成环境可持续性公司的领导者,特别是关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此外,依据环保库兹涅茨曲线,切实的环保投入最终会为企业带来创新上的优势[27]。而漂绿会导致企业失去这种竞争优势的获取,机会成本较高。但是,漂绿导致的风险及机会成本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才能体现出来,短视的管理者很有可能会忽视这一点。

综上,本文认为短视管理者会利用权力改变企业资源配置规模,减少环保投入,转而将这部分资源用于短期业绩的提升,并采取漂绿策略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管理层短视程度越强,企业的漂绿行为越严重。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5—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对其进行如下处理:(1)删除ST、*ST的公司样本;(2)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样本;(3)剔除上市当年的观测值;(4)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5)为避免极端异常值对研究结论造成偏差,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双侧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管理层短视数据来自胡楠等[25]研究的公开数据;漂绿数据来自公司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和环境报告等,经手工整理所得;地方监管数据来自《中国环境年鉴》;环保NGO数据来自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均通过Stata15.0完成。

表1 样本选择

2.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

管理层短视(Myopia)。管理层的心理认知偏差会产生差异化的行为决策。而管理层短视是管理层时间认知的偏差,难以直接衡量。胡楠等[25]以年报的MD&A为对象,选取“短期视域”词汇直接度量企业管理层的短视程度,并验证了该指标对管理层短视特质的衡量有效性。参考胡楠等的研究,本文采用“短期视域”词汇总词频占MD&A总词频的比例,乘以100后的值作为管理层短视的衡量指标,以诠释管理层对时间认知的偏差。

(2)被解释变量

漂绿(GWLE)。本文的漂绿指的是企业操纵绿色表述以误导信息使用者的行为[13]。依此定义,具体测度过程如下:

第一步,构建企业绿色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将企业的绿色信息区分为象征性表述和实质性表述,并对不同类型表述进行打分。本文借鉴Clarkson等[12]的评分体系,同时考虑我国制度环境的特殊性,参考吕明晗等[28]、黄溶冰[14]的研究,结合《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2010)》构建了企业绿色信息披露指标体系。采用内容分析法确定象征性表述和实质性表述的评分,象征性披露项目包括环境治理结构、环境信息披露、环保沟通、环境理念和环保培训;实质性披露项目包括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支出等实质性信息。为了保证评分的可靠性,由三名研究助理共同完成评分。首先进行预评分,两名研究助理评分一致性达到90%后,再相互独立地正式开始评分。而后,由第三名研究助理对分值差异较大的观测值进行复核,确保所有项目分值误差在5%以内。

第二步,以象征性披露得分除以企业披露总得分作为漂绿指标(GWLE_X)。为消除象征性和实质性披露项目总分不一致的影响,同时构建相对指标GWLE_X,象征性披露相对价值/(象征性披露相对价值+实质性披露相对价值)。象征性披露相对价值=象征性披露得分/象征性披露总分。数值越大,漂绿越严重。

(3)控制变量

此外,考虑多方面的因素[21,25],本文控制了将影响管理层特质和企业决策的变量。具体而言,企业层面,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和上市年限(Time)等企业特征;总资产收益率(ROA)、应收账款占比(Der)、资产周转率(Turn)和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等财务指标,从而充分控制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等的差异,以减少企业本身经济效益对管理者绿色决策的影响力;代理成本(Mcost)、股权集中度(Shrcr)和两职合一(Daul)等治理指标。管理层方面,控制了高管规模(TMT)、高管薪酬激励(Gpay)、高管持股(Gshares)、高管平均年龄(Gage)和高管平均任期(Gtenure)等高管特征指标。高管持股一定程度上可以将管理者视野与股东趋于一致,以此拓宽管理者的投资视野。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公司和年份固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定义

3.模型构建

为检验H1,本文构建了如下的OLS模型:

GWLEit=α0+α1Myopiait+∑Controlsit+Stkcdi+Yeart+εit

(1)

其中,GWLEit为漂绿,Myopiait为管理层短视,Controls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Stkcdi为公司固定效应,yeart为年份固定效应。

三、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3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样本企业中,企业漂绿(GWLE)的最大值为1,说明部分企业报告社会环境信息时仅含有象征性陈述。从漂绿指标(GWLE)平均值为0.698可以看出样本企业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漂绿现象。管理层短视(Myopia)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331,说明样本企业中管理层的短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控制变量中,可以从总资产收益率(ROA)最小值(-0.193)和最大值(0.222),以及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最小值(-0.489)和最大值(2.292)看出,不同企业的盈利能力差距偏大。高管持股(Gshares)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572,不同的企业在采取管理层持股治理手段上有较大差异。高管平均年龄(Gage)的平均值为48.570,表明企业管理层普遍具有较高的年龄。

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4展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在样本企业中,管理层短视(Myopia)与企业漂绿(GWLE)在单变量检验中为显著正相关。但管理层短视和企业漂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具体关系需控制其他变量后进一步分析。

表4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2.主效应回归分析

表5报告了假设1的检验结果。其中,第(2)(3)列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诸多企业和管理层层面的变量后,管理层短视与企业漂绿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假设1得到了验证。由此可见,在环保决策过程中,短视管理者期望获得短期回报,如此期望认知往往导致他们认为漂绿能够在短期上减少成本,同时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环境的需求。即,短期低投入高收益的漂绿不仅满足了短视管理者的期望,还有助于树立企业绿色形象。同时,由于短视管理者对长期的有限感知,他们会回避漂绿可能对企业乃至社会环境造成的长远危害。因此,对短视管理者而言,象征性社会环境表述的漂绿成为他们在环保决策过程中的“胜方”。

表5 管理层短视与漂绿

3.稳健性检验

(1)两阶段残差介入法

依据已有研究,本文采用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25]。第一阶段,本文估计管理层短视(Myopia)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2),并同时控制其他短视代理变量,包括分析师盈利预测(AEF)、短期投资(Short_Invest)和股票换手率(Turnover)等驱动管理层短视的因素。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回归的残差值作为增量的管理层短视(residual),带入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由第二阶段结果可知,增量管理层短视与企业漂绿显著正相关,研究结论不变。

Myopiait=γ0+γ1AEFit+γ2Short_Investit+γ3Turnoverit+∑Controlsit+Stkcdi+Yeart+εit

(2)

(2)改变变量衡量方式

Reilly等[29]探究管理层短视的形成动机,发现当高管年龄越大或任期越短时,产生短视主义行为的动机越强。基于此,本文选取经行业调整的管理层平均年龄与平均既有任期作为管理层短视的代理变量(Myopia_at),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管理层短视与企业漂绿显著为正,与前文研究结果一致。

进一步地,为克服漂绿指标计算过程中因行业差异带来的计量噪音,本文同时采用经行业调整的漂绿再次回归检验。结果显示,管理层短视与企业漂绿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不变。

(3)行业环境风险

由于不同行业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污染程度高的行业中企业发生环境事故的概率较大,受到的环境监管压力更大,管理层在社会环境的关注度可能会更高。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加入行业环境风险控制变量,在控制了行业污染性质因素后,试图研究管理层短视还会不会对企业漂绿产生影响。行业环境风险(IRAT)采用分行业企业受到环保处罚的平均次数,即当年该行业环境违规次数之和除以违规家数之和。同时采用行业中被环境处罚的企业数目衡量,即行业内被环境规制的企业数目+1的对数[30]。结果显示,管理层短视与企业漂绿仍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不变。

4.异质性分析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彼此相互影响以实现共赢。在社会环境问题上,企业管理层可以利用可持续发展报告,主动管理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和期望,以减少不良社会环境绩效对企业的负面影响[31]。然而,随着投资者、公众、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高其可持续性活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提出更高要求,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感知可能会影响管理者对他们期望的响应。尤其当强大的利益相关者试图积极干预公司的行为时,他们的参与度将会影响公司管理层对可持续活动的决策。Manning等[31]研究就指出,利益相关者参与会在短期内积极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质量和标准,并在长期内促进可持续发展报告质量的提升。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促进企业环保决策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同压力来源会内化为企业的差异化实践。

(1)政府监管

更严格的监管审查和制度规范被认为是阻止企业进行漂绿的重要因素[1]。生态环境领域的制度规范,中国从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到2023年现行有效的30余部生态环保类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以及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等,逐渐构建严格的监管环境(3)中国人大网.现行有效法律目录(294件).(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303/6695905f16fa4f2ab0d24008 db1410fc.shtml);中国人大网.我国生态环保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09/7c56188 fe499403088cb1108337009c7.shtml)。Sun等[32]发现,政府惩罚机制能很好地抑制企业漂绿,但税收补贴机制却没有起到良好的监管效果。而中国地大物博,既存在中央环境监管,如国家重点监控、中央环保督察等,又存在地方环境监管,如地方环境法规、行政处罚等。仅从政府的处罚、补贴或税收等监管性质出发,将忽视中国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33]。对此,本文关注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效应,并将其划分为中央垂直监管和地方监管。

中央垂直监管作为国家立体式监管机制对企业环境行为具有约束和激励作用。对于国家重点监控的企业,一方面,生态环境部有权对污染超标的重点排污单位做出限产、减产、停产整顿等处罚决定。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并严重损害声誉。因此重点排污单位为降低处罚风险,会增加实质性的环保投资满足监管要求。另一方面,政府会对“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污染排放、环境治理和环保设施等进行重点监管和评估,并以此为依据对重点排污单位进行环保项目审批和资金补助政策的实施等。因此,重点排污单位为获取这部分政府资源,会加大环保投入,减少漂绿行为。

在分权治理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将环保目标分解到地方。地方监管拥有地理和效率优势,如果合理使用,它将会成为环境监测的有力抓手。本文主要分析了地方直接性规制工具的效力,包括立法监管和地方执法监管。环境行政监管指地方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部门制定法规、规章等正式制度来引导企业的环保决策[30]。在越发严格的法律规范下,企业管理者不得不遵守制度规定的环保标准和技术规范,将环保落实到企业生产技术环节,以此遏制管理者因短视而试图通过漂绿来规避环保支出的行为。地方执法监管则是针对政府行政监管实施过程中的监控,通过处罚违规排放来约束企业的环境行为[30]。企业一旦被处罚,不仅预期收益将减少,企业用漂绿维系的环保形象也将受到极大的质疑。可见,处罚制度能够迫使短视管理者将视野放长,增加环保设施技术的投资以实现合规生产。

根据已有研究[30,34],中央垂直监管以是否为重点污染监控单位衡量,如果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则为1,否则为0。地方立法监管采用各地区颁布的关于环境治理的地方性法规件数的累计值衡量;地方执法监管则采用各地区当年受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衡量。表6展示了具体的检验结果。第一,中央垂直监管。结果显示在中央垂直监管高组中,管理层短视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但在中央垂直监管低组中,管理层短视的回归系数均在10% 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本文上述推论。第二,地方立法监管。仅在地方立法监管低组中,管理层短视对漂绿的回归系数在10%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地方政府关于环境治理的地方性法规能够约束短视管理者对漂绿的倾向。第三,地方执法监管。在地方执法监管高组中,管理层短视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地方执法监管低组中,管理层短视对漂绿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地方政府实施环境行政处罚的监管下,企业管理层短视对漂绿的促进作用将受到抑制。

表6 政府的监管作用

(2)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拥有并管理着大量股票,被视为最重要的市场参与者之一。投资者期望从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中获取额外信息帮助决策。然而,企业的信息并不总是准确地传达他们在社会环境上的真实表现。报告质量和内容的差异迫使机构投资者主动影响企业的社会环境行为。一方面,机构投资者通过退出威胁间接约束管理层。机构投资者影响力强,抱团退出会向市场传递不利信号。因此,机构投资者的持续存在促使他们倾向于采用“用脚投票”的退出威胁监督管理者以较长的投资视野进行决策[35]。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通过其在公司的所有权积极干预直接影响管理层。机构投资者对信息的需求迫使他们积极审查企业在社会环境上的真实表现,减少管理者作为信息优势方为掩盖企业的不良环境表现而进行的漂绿行为。同时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多家企业,拥有多元的治理知识,能有效地参与到公司治理与监督中,及时发现企业的环境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因此,本文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发挥监督效应,缓解管理层短视对漂绿行为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公司年末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总股数比值度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35]。表7展示了机构投资者监督的分组检验结果。在机构投资者持股高组中,管理层短视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但在机构投资者持股低组中,管理层短视对漂绿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正向显著。几组系数的组间差异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表明,持股较高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环境行为存在明显的监督效应,能够有效缓解管理层短视对漂绿行为的正向影响。

表7 机构投资者的监督作用

(3)公众监督

在随机选择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中,Mason等[36]发现以“承诺”一词描述企业参与的实际流程的比例高达91%。而一般公众不了解企业可持续性的真正组成部分,缺乏识别企业报告中漂绿成分的能力。因此,他们需要代表公众的权威机构来审查。环保非政府组织作为政府—公众、企业—公众之间重要的中间层,依靠的是由“道义、规范、知识和信息而产生的权威”,是一种“软权力”。一些环保非政府组织在调查涉嫌漂绿的公司时充当着市场监督者的角色。《南方周末》从2009年开始连续9年颁布“中国漂绿榜”,从社会监督角度促进企业环保自律,让公众参与到企业的环境行为当中。可见,环保非政府组织正在强力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高标准和高要求。

环保非政府组织是由公民经营的面向基层的民间组织,被描述为“非直接”的环境监督者。一方面,环保非政府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扮演着独立监督者的角色[37]。它们积极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公开表达其对企业可持续性的看法。一旦发现企业有不良的环境行为,环保非政府组织就会采取媒体曝光、介入调查以及恳求执法部门处罚不法行为者等措施。另一方面,环保非政府组织可以与企业达成“绿色联盟”[37]。他们利用其在环保方面的专业知识、人力、物力等资源,参与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当中,推动企业实现良好的环境绩效。Marquis等[2]发现,当公司总部位于环保非政府组织成员密度较高的国家时,公司会更频繁地发布社会责任和环境报告。因此,本文认为环保非政府组织作为公众监管的关键代表,能够影响企业短视管理者对环境行为的短期偏向,迫使他们审慎考虑漂绿曝光带来的处罚成本和声誉维护成本等,以此减少企业漂绿现象。

本文采用截至当年末企业注册所在省(市)环保NGO的个数衡量公众监管[38]。表8展示了具体的检验结果。在环境公众监管低组中,管理层短视的回归系数均在5% 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在环境公众监管高组中不显著。验证了本文前述理论,环保非政府组织能够缓解管理层短视对企业漂绿的正向作用。这表明当公众监督弱时,企业漂绿不易被发现。而当公众监督强时,环保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监督短视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抑制企业漂绿。

表8 公众的监督作用

四、进一步分析

在环保决策过程中,漂绿满足了短视管理者的期望认知。然而,良好的社会环境生态要求企业付诸实质性的环保投入。但是对短视管理者来说,一方面,实质性努力的环保投资意味着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节能减排、环保技术研发和设施改造等项目,以达到适用于长期的环境治理成果,而不仅仅是短期的污染防护。所以它的回报周期长,短期还会产生额外成本。而这恰恰与管理层短视倾向下的期望策略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尽管环保投资长期上能够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加环境绩效,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26],但是当企业管理层短视程度较大时,往往无法快速识别出环保投资的长远经济效益。因此,普遍存在于企业的管理层短视导致管理者将漂绿作为满足期望的可接受策略,同时改变企业资源配置规模,减少环保投入,将资源用于短期业绩的提升。

本文认为管理层短视在导致企业产生漂绿的同时,会减少环保投资。区分企业在环保项目上的资本性投入和费用性投入,本文以企业进行相关环保项目开发和设施改造等的资本性环保投资作为长期的环境治理,以此权衡企业的社会环境的实质性行为。环保投资(EPI)具体采用环保资本性支出除以年末总资产再乘以100衡量[34]。同时为检验上述推论,本文构建了如下OLS模型:

EPIit=β0+β1Myopiait+∑Controlsit+Stkodi+Yeart+εit

(3)

表9报告了具体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管理层短视对环保投资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这表明短视管理者因对短期业绩的追求,会转移资本用于变现快的项目,而减少实质性的环保投入,同时进行漂绿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环保需求。

表9 管理层短视与环保投资

结论与启示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企业的绿色承诺也备受瞩目。但是,现实中却有为数众多的企业试图通过漂绿来应对外部的环保压力。漂绿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合规而非实际的行动,归根结底不利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进步。本文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检验了管理层短视对企业漂绿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短视程度越高,企业的漂绿现象越严重。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短视加剧企业漂绿的同时会抑制环保投资。在环保决策过程中,短视管理者由于对短期利益的期望认知,更倾向于选择低成本的象征性环境行为,导致企业表现出更高的漂绿现象和更低的环保投资。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监管、机构投资者和环保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缓解管理层短视对企业漂绿的正向影响。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得出以下重要启示。第一,管理层秉持长远发展理念是在微观企业层面上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企业在培养和聘任高管时,需要额外关注管理者的时间认知倾向。此外,企业股东可以考虑构建长期价值导向的企业文化,将长期发展理念挂钩于管理层的晋升、薪酬等,以此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第二,外部监督的作用。在政府监管方面,中央可以发挥其权威性,执行更严格的企业环保实践的问责制。在重点监控企业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管理、全程控制的监管体制,严格把控从源头到终端的每一环节。而地方政府应当利用其地理优势,应当充分审查环保法规的执行度,加大对漂绿行为的监管处罚力度,同时制定科学的绿色标准,用规范的标准将绿色生产落到实处。在机构投资者方面,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其持股来表达看法,并与管理层互动以影响企业的社会环境策略。而企业为吸引更多的股东,也将积极选择更具环境效益的实质性环保策略。在公众监督方面,有组织的公众声音在促进企业实质性环保实践方面的能力应当得到充分实施。环保非政府组织在企业环保实践中可以提高公众话语权,以审查企业的环境活动,增强企业面临的公众压力。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区别于已有文献侧重探讨外部和组织层面因素对企业漂绿的影响[1,2,4]。本文聚焦于个体层面,从“心理认知—行为决策—企业表现”的影响链条出发,考察了管理层短视如何影响企业漂绿,有效弥补了漂绿微观驱动因素实证研究缺乏的不足。第二,本文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区分为象征性表述和实质性表述,并通过对比二者来诠释漂绿,以评估披露模式可能误导利益相关者的程度。在这一思路下,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多源信息载体,包括企业的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等构建了漂绿指标体系,为识别和测度企业漂绿提供了见解性意见。第三,本文探究了外部主要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效应。在分别阐释机构投资者、政府和公众在企业环保交流中承担的角色后,提供了它们各自抑制企业漂绿的经验证据。这对了解组织、个体以及制度压力如何相互作用以遏制企业漂绿具有启示意义。

尽管有所贡献,但本文也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漂绿指标评分的主观性难以完全消除。尽管本文采用双人独立评分,并由第三人复核的方式尽可能降低评分偏差,但因人的认知具有局限性,结果难免存有不完善之处。其二,本文仅探讨了外部监管的抑制作用,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还缺乏深入的分析。从企业内部探究驱动企业管理层进行环保实践的因素,将有助于改善企业的内部治理体系,提高企业的绿色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