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胡 颖，李 维

（新疆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一、引言

202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里，“一带一路”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持久发展[1]，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发展为精谨细腻的“工笔画”[2]，从保持健康良好发展势头到迈向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开放包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重要国际合作平台与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共搭合作之桥、友谊之路，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建成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为相关国家带来切实利益，促进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并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在深化政策沟通、加快设施联通、推动贸易畅通、促进资金融通、增进民心相通中不断推进国际合作，推动“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一带一路”持续深入务实、实现稳中向好、更好造福各国人民的必然方向。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投资效率亟待提升、包容性发展水平相对偏低、要素资源流动不够通畅以及环境保护意识欠佳等现实问题[3]，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高质量发展进程[4]。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情况，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减少贫困等的影响情况和作用机制，对持续推进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在现有国内外研究文献中，多数学者分别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家之间贸易、投资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探讨。

一是在贸易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充分发挥中国与沿线国家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持续挖掘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互补性合作潜力[5-6]，促进沿线国家贸易绩效与出口产品质量持续提高以及产品多样化发展[7-8]，进而提升各国贸易发展水平，满足各国贸易需求，对稳固全球、区域及国家能源和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9-10]，并会显著推动沿线国家产品升级[11]，促进沿线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12]。

二是在投资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有助于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通过打破在国际分工方面的地理和文化局限[13]，增强运输网络的扩散效应，提高投融资便利化水平[14]，改善营商投资环境，降低沿线国家投资风险[15]，进而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16]，并有力提升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17]。但目前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面临着行业结构有待优化[18]、投资效率有待提高的问题[19]。

三是在经济增长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有利于各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创造更广阔的市场机会，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与税收收入、扩大投资与贸易规模等渠道显著降低沿线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20]，并通过推动国家间科学合作[21]、知识技术积累以及全球价值链攀升和发展[22]，有效地刺激沿线国家经济增长[23]，且其促进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24]。

（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

有关“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内在逻辑、发展导向、建设成果三个方面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进行了探讨。

首先，从蕴含的内在逻辑来看，“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并以企业为主体、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完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推动重大项目有序建设，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展，逐步实现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合作规划和基本利益有效对接，持续打造“一带一路”建设互惠共生、权责共担、利益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进而破解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普惠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25-27]。

其次，从坚持的发展导向来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以高标准发展、可持续发展、惠民生发展为目标，夯实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注重风险管理与监督体系建设[28]，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经贸合作，更优的投入效益与供给质量，并提升经济发展韧性，帮助沿线国家解决投资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制造业发展滞后、贸易发展水平较低等现实问题，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再次，从取得的建设成果来讲，“一带一路”倡议从最初提出，到稳步持续推进，再到“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已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3 年6 月末，已有152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p/77298.html.“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建设发展为沿线国家贸易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经贸合作持续深入、金融密切合作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机遇[29]。

综上可见，当前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现有文献以定性评价“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重要内涵的研究居多，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体国情与发展现状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具体评估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状况的研究不多。

二是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贸易投资增长、经济效率提高、债务风险降低、生态环境优化、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等单个方面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但就“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这一综合指标直接影响的研究文献仍较为少见。

三是相关研究主要以贸易、投资、消费、就业等传统因素作为机制变量探讨其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重要的机制作用，但本文认为“一带一路”作为重要的开放合作平台，应当有其自身特有的作用机制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对其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可能具有的边际贡献有：

一是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从高标准发展、可持续性发展、惠民生发展三个维度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更具有实践意义；二是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其释放的政策效应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可为具体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提供新视角；三是通过合理构建和测度“五通”指数，深入考察“五通”建设这一作用机制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可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提供借鉴。

三、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实现世界广大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高效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30]。

一是实现高标准发展目标。高标准发展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高标准发展目标强调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硬联通”与政策互联互通“软联通”。其不仅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促进跨境班列发展，加强沿线铁路、公路、港口、管道等一系列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展，而且基于当前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联网、人工智能平台、电子商务等通信基础设施“硬联通”发展，进而显著推动沿线国家对外开放结构持续优化，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扩大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与优势互补、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通信技术应用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提供有力支撑[31]。同时，通过积极引导规划政策、标准规则和执法监管的合理对接，推动三者相辅相成，进而形成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软联通”，促进政策标准互联互通。

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是推动沿线国家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关键。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而“一带一路”倡议为实现沿线国家互利共赢、推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首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时，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且结合沿线国家的发展现状，通过提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增强文化学术交流、促进留学生规模扩大、推动旅游发展与科技合作等，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落后阶段的国家搭建起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助力其稳步实现经济增长。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目标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具有一致性，对相关国家摆脱经济困境、缓解债务问题、消除贫困等提供了重要路径，进而推动沿线国家向社会可持续发展迈进。再次，“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沿线国家绿色低碳发展，通过聚焦绿色消费、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及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保护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从而减少其生产过程中的资源耗减和污染物排放，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推动相关国家生态可持续发展[32]。

三是实现惠民生发展目标。惠民生发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也是保障和改善沿线国家民生的重要载体和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帮助沿线国家摆脱贫困[33]、增加国民收入、改善民生、提高福利水平等[34]，让“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成果能够更好地惠及沿线国家，为相关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并通过与沿线国家分享自身发展经验、共享发展成果等，进而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五通”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合作的重点领域与集成创新，其应是“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所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互联互通合作关系网络，持续推动沿线国家“五通”建设，激发世界经济复苏动能。

政策沟通是推进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对实现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推进作用。加强政策沟通不仅有利于夯实政治基础，增进政治互信，凝聚合作共识，进而间接消除贸易投资壁垒，降低投资风险，促进贸易增长和投资规模扩大，而且通过加强前沿技术与知识等方面的沟通交流，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

设施联通是推动沿线国家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还不健全。设施联通的持续推进将会帮助沿线国家提高基础设施水平，进而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这有利于沿线国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将有助于优化投资营商环境，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水平，并带来大量就业岗位，进而降低沿线国家失业率，推动其迈向高质量发展。

贸易畅通是推进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贸易畅通的持续改善，不仅可以充分释放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促进经济发展，增进沿线国家的民生福利，还能有效地推动沿线国家之间产能合作、产业发展与技术传播。同时，贸易畅通反过来也促进了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优化、市场化程度提高、非关税壁垒减少以及海关边境清关效率提高等，提高了沿线国家之间要素流动效率，增强了市场融合深度，并进一步深化经贸关系、产业投资、产能合作与资源共享，通过构建合作共赢、包容普惠、高水平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

资金融通是推进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化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及国际经济合作基金的发展完善可为推进“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并通过设计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体系、完善清算体系等优化资金融资方案，切实减少资金融通壁垒，促进资金流通速度提升。同时，随着相关金融机构的不断完善，还会提供更多的创新融资工具与金融产品，催生新型的国际投融资模式，促进“一带一路”金融互联互通建设，有效提高资金融通便利化程度，加速金融与实体经济渗透融合，进而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并促使其产生新的项目需求，通过吸引外商投资持续流入，为资源开发、研发创新、企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金融支持，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民心相通是推进沿线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民意与社会根基。加强民心相通有助于推动沿线国家之间跨民族文化交流，通过不同民族文化及价值观念的沟通交流，能够增进双方友谊和互相了解，进而带动经贸往来、跨国人员交流、政策沟通及科技、艺术的交流和相互促进，并加速畅通商品和要素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2：“一带一路”倡议会通过促进“五通”建设进而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

四、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其核心问题是政策效应的辨识与评估。有关政策效应评估的相关研究方法，例如双重差分法和异时点双重差分法，因其有助于更好地消除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从而能有效地识别政策效果，因此被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其建设成效越发显著，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日益形成并不断扩大，促使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并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鉴于这一事实，部分学者将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视为实验组，并根据其签署相关文件的具体年份设置虚拟变量，从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但该种方式可能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的具体年份均发生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其中大部分集中于2017 年、2018 年。但早在相关文件签署以前，“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已经逐步展开。故以签署相关文件的年份作为政策起始点，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其次，签署相关文件的一些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已经受益，这会导致实验组选取的随机性要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对“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更全面、更合理地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同时，采用该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的另一个合理之处在于沿线国家的选取是近乎外生的，这一点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时间维度。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旨在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共同发展，但沿线国家对该倡议提出的具体时间无法进行精准预测，因而时间上具有外生性。二是空间维度。沿线国家能够与中国商定相关政策的制定，但不会干涉中国政府的主要决策，因此研究样本自选择问题较小，因而空间上具有外生性。但在选取沿线国家时，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非随机性。一方面，沿线国家的选取与其在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线路上所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联系。“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演变，因此与古代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存在一定的重叠性。另一方面，选取沿线国家时还会考虑它们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重要的影响因素[35]。鉴于此，本文通过采取多种检验方式以验证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评估的合理性：首先，通过平行趋势检验了双重差分模型的适用性；其次，进行了安慰剂检验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包括排除政策干扰、滞后控制变量及PSM-DID 检验，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再次，通过选取并构建工具变量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证明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进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通过设置虚拟变量（treat）以区分实验组与对照组。若样本国家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即为实验组国家，则该变量取1，反之为对照组取0。其次，设置政策虚拟变量post，鉴于政策效果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2014 年3 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基于此，本文将2014 年作为政策变量影响的时间界线，即2014 年当年及以后各年度该变量取1，其余年份取0，进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1）：

其中，下标i与t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hqul表示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DID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即treat 与post 的交乘项；control 表示本文选取的所有控制变量的集合，具体包括样本城镇化水平（urban），宏观调控（gove）以及金融供给（lnsu）；μ、δ分别表示年份与国家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就如何衡量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现有研究尚未达成共识。其衡量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方式是选取单一指标，如人类发展指数、全要素生产率等作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代理指标[36]；另一种方式是选取相关指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测度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37]。因“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制度环境等存在较大差异，采用单一指标难以全面反映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故本文采用第二种方式测度各国高质量发展水平。就现有研究而言，多数学者基于新发展理念，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国内地区或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38-39]。但这些指标体系更多侧重于中国发展全局，一定程度上对测度其他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可能存在适用性与合理性问题。因此，本文在借鉴一些学者测度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方法基础上[3]，基于为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出的高标准发展、可持续发展、惠民生发展三大目标，构建3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并具体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以及沿线国家发展的现实状况，共选取36个三级指标（见表1），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此外，为尽量全面涵盖各指标信息，本文运用熵值法对各指标客观赋权，以避免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综合测度得出各国高质量发展水平。

表1 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各指标定义以及计算所得权重见表1。①篇幅所限，熵值法具体测算过程并未列出，留存备索。另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规则、标准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制定、沟通和协调对推动“软联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进而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国家之间合作效率与水平。故本文借鉴一些学者的研究思路[40]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见表2），并采用随机前沿法（SFA）测度各国的产能合作效率。②篇幅所限，测算结果留存备索。该方法较之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不仅考虑了随机误差存在对结果产生的影响，提高计算技术效率的准确性，而且能够分析效率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41]，其测度结果更具合理性。

表2 投入产出表

2.解释变量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DID）作为解释变量，其具体表达式：DID=treat×post。在样本国家的选取中，越来越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目前对相关国家的划分尚未有明确的空间范围。本文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对外发布的国别宏观数据库，并借鉴一些学者的研究[42-44]，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最终选取36 个沿线国家作为本文研究的实验组，并从其余国家中选取65 个非沿线国家作为对照组，对于部分国家某年度指标存在的缺失值，使用趋势外推法进行补充。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引入影响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控制变量，分别选取城镇化水平、宏观调控以及金融供给3 个变量[45-47]。其中，城镇化水平（urban）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宏观调控（gove）以公共部门支出占GDP 总量衡量，金融供给（lnsu）以国内信贷总量的对数衡量，数据源于世界银行官网数据。

4.机制变量

本文通过测度“五通”指数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的作用机制。借鉴《“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报告（2018）》所提出的“五通”指标评价体系以及测度方法，并综合参考已有学者相关研究，最终构建的指标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与资金融通5个分指标，又具体划分为15 个二级指标、42 个三级指标。各指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官网数据、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一带一路网、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等网站。基于构建的综合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选取样本国家的“五通”总指数以及各分指标分别进行测度。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结果分析①本文根据实证设计进行分析，结论供参考。

（一）基准回归

对模型（1）分别进行混合OLS、随机效应（RE）以及固定效应（FE）回归，并根据LM 检验、F 检验以及Hausman 检验结果可知，使用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更佳，故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进行实证检验。根据表4 的回归结果，在模型（1）中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回归，对解释变量的影响除系数值、显著性有所差别以外，其余并无显著变化，即“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DID）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值。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假设1 得以验证。由表4 第（2）列和第（4）列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值，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提高城镇化水平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优化国家产业结构发展，对沿线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而宏观调控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能是一国政府公共部门支出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存在一定的适度性。金融供给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可能的原因是：现阶段部分沿线国家金融发展程度偏低、金融发展水平还相对薄弱，与金融相关的制度、准则尚未建立健全，金融资本的使用效率偏低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不足，还不能充分发挥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二）平行趋势检验

精准识别的前提条件是研究样本中实验组与对照组国家在政策实施前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应不具有显著性区别，满足平行趋势。即在不考虑政策影响的条件下，实验组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应与非沿线国家应具有一致的时间变化趋势。为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2）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其中，k 表示政策实施前后k 年，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均与模型（1）一致。本文检验了整个样本期，即对政策实施前3 年到政策实施后6 年的全样本期的年度趋势变化进行验证。如图1 所示，在政策实施的前3 年，各年度“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系数未通过90%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无系统性的差别，即模型满足了平行趋势检验。此外，政策实施当期“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系数90%的置信区间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而政策实施后6 年里大多数年份“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具有长期性，政策实施后6 年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增长趋势。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三）安慰剂检验

为确保本文表4 基准回归结果并不是偶然所得，排除该回归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仅反映了实验组与对照组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间序列差异，因此进行安慰剂检验。通过对本文“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DID）随机抽取500 次，检验“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的系数与模型（1）基准回归估计结果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并通过绘制“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的系数以及对应P 值二者的结合图进行验证。如图2 所示，虚假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较为符合正态分布，大部分系数位于-0.005 至0.005 之间，与本文基准回归中“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的系数值0.006 相差较大（图2 中竖实线表示），且绝大部分系数的P 值均大于0.1，即未通过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没有考虑政策影响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的系数并未产生显著变化，意味着本文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图2 安慰剂检验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否稳健，在此使用以下三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1）不考虑政策影响进行检验。因部分国家受同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的影响，可能导致回归结果存在偏误，故将研究样本中属于该合作机制的国家剔除后重新回归检验，结果见表5 第（1）列。（2）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检验。将基准模型（1）中所有控制变量作滞后一期处理后回归检验，结果见表5 第（2）列。（3）PSM-DID 检验。在DID 检验的前提下，首先利用PSM 法对样本国家进行匹配，找到本文中最接近实验组的对照组，其次将匹配后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国家进行DID 回归，结果见表5 第（3）列。三种方式的回归结果均显示“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值，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切实促进了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内生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构造工具变量进行回归检验，以缓解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选择中国与其他国家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工具变量，其合理性在于一国与中国地理距离较短，两国沟通交流、经贸合作等可能会更加便利，更有可能会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同时，国家间地理距离短期内并不会发生变化，主要受国家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并不会对国家高质量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外生性条件[48]。数据源于CEPII 数据库。因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不随时间发生变化，为保证工具变量具有动态性特征，将其与时间虚拟变量相乘，进而构造一个交互项作为内生性检验的工具变量，引入模型进行回归检验。根据表6 结果可知，不可识别检验拒绝了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拒绝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这表明所构造的工具变量有效性较强。同时，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值，说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即“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仍然带来了显著促进效应。

表6 内生性检验结果

（六）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分维度检验

一方面，本文构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多维概念，不同维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着力点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高标准发展更加重视促进国家间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和制度规则的“软联通”；可持续发展主要追求国家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而惠民生发展则主要重点关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提高福利水平、增长就业、发展教育等领域[49]。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推进，其建设内容得到不断深化。从起初“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着力推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合作以及人文交流，与沿线国家签署合作协议，在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为后续合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推动了沿线国家高标准发展。再到聚焦项目建设，开展一系列合作项目，为各国创造经济增长机遇和就业机会，在推动经贸投资活动以及营商环境塑造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国家惠民生发展。接着提出让“一带一路”建设成果能够更好地惠及沿线各国人民，为沿线国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新的机遇，帮助各国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不同维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为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各维度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从高标准发展、可持续发展、惠民生发展三个维度指标分别进行回归检验。如表7 所示，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各维度的高质量发展，但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这充分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其为沿线国家摆脱经济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等带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也充分说明了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才能切实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可持续发展困境，为沿线国家推进可持续发展提供现实路径。

表7 分维度检验结果

（七）异质性检验

1.邻近国家与非邻近国家

地理距离对国家间贸易发展、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地理距离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会导致“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家高质量发展具有异质性影响。故本文以其与中国是否存在陆地接壤作为划分标准，将样本国家分别划分为邻近与非邻近国家两类进行分组回归。其结果如表8 第（1）列—第（2）列所示，可知两类国家解释变量“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值，但邻近国家的系数未通过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非邻近国家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显著促进效应，但对邻近国家高质量发展未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其可能原因是相较于非邻近国家，本文样本国家中大部分与中国邻近的国家，目前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就业及贫困问题等较为突出，仍需较长的时间才能得以改善，加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政策效果存在一定滞后性，会导致其对邻近国家前期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是一项涉及面广、技术复杂、周期较长的系统工程，各国应着眼长远，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以实现发展上的突破。

表8 异质性检验结果

2.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

进一步地，考虑到沿线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产业发展等领域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导致“一带一路”倡议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故本文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划分标准，首先将样本国家划分为两类，一类为高收入国家，另一类为低收入国家，然后对两类国家分别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8 第（3）列—第（4）列，可知两类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值，但低收入国家的系数未通过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高收入国家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但对低收入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相较于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产业结构升级程度、金融发展能力等具有较大优势，因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应释放过程中，高收入国家能够发挥先发优势，率先从中获取受益，为其高质量发展带来显著的促进效应。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相契合，其能够通过降低沿线中低收入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提升其产品质量[50]等方式，推动相关国家减贫[43]，实现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发展[51]，进而为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契机。但高质量发展具有“飞轮效应”，在突破某个临界点之前，由于当前沿线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仍然较为薄弱，其内部欠缺必备的物质条件、人力资本和专业技术以推动本国高质量发展，且对“一带一路”发展红利吸收能力欠佳，仍需较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实现质的提升，故很难在短期内为其带来显著的积极效果，促进效应的显现还需要一定的过程。而在突破某一临界点后，前期高质量发展的积累才会逐步转化为沿线低收入国家后期发展的基础和持续动能，进而发挥后发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

六、机制检验

为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在模型（1）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3）与模型（4）对“五通”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并采用Bootstrap 自助抽样法检验，以保证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其中，fime代表国家“五通”总指数及各分指标，其余变量与前文基准回归模型均一致，回归结果如表9 所示。第（1）列—第（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五通”总指数具有显著提升效应，且“五通”建设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中介作用。“五通”建设对沿线国家贸易增长[52]、外商直接投资增加[53]、经济发展[54]、财富增值与社会福利效应提升[55]等具有促进作用，为沿线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从表9 第（3）列—第（12）列的分指标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对推动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以及资金融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四个分指标均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验证了本文假设2。具体而言，政策沟通能够有效加强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商沟通，增进政治互信，进而有助于促进国家间经贸合作，推动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助力各国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设施联通会通过减少进出口贸易成本进而推动沿线国家贸易增长，并会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增加企业利润，还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高与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继而推动其高质量发展；贸易畅通对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流量扩大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并会增强沿线国家与区域之间经贸合作，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资金融通的不断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拓宽沿线国家资金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释放资金融通潜力，为各国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促进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推动其实现高质量发展；而民心相通并未发挥显著中介作用。

表9 机制检验结果

七、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采用2011—2020 年101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DID 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实施是否有助于推进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根据不同划分标准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并深入考察“五通”作为中介机制具有的促进效应，得出以下结论。

（1）“一带一路”倡议会显著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在不考虑政策影响、控制变量滞后回归、PSM-DID 检验以及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后，均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分维度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会显著推动沿线国家高标准发展、可持续发展、惠民生发展，并且对其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最明显。

（3）异质性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非邻近国家、高收入国家高质量发展，但对邻近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促进效应不明显。

（4）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以及资金融通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二）相关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就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夯实发展基础，逐步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不断探索“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建设合作新领域。首先，稳步推进能源、税收、金融、人文、绿色投资、绿色发展、减灾、媒体、智库等新领域合作，激发“一带一路”合作新增长点，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其次，增强与国际医疗机构的合作，积极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不断为沿线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援助、技术服务与维修保障工作。再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进一步巩固绿色发展合作基础，推动相关重点合作项目持续开展，如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气候变化合作，深化绿色基建、建筑、能源、消费、金融、交通与科技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其绿色发展能力提高。最后，应制定和实施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与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打造新型合作平台，通过积极举办科技交流大会、建设联合实验室等，促进各国科技交流合作，并支持鼓励相关国家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短期科研工作与交流，推动互学互鉴，为促进各国科技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第二，优化“一带一路”差异化合作方案，因地制宜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对于沿线高收入国家，主要着重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与数字领域等方面合作，建立并完善科技产业战略创新联盟，加强核心产业技术研发，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等领域做出新突破，实现共赢发展。对于沿线低收入国家与中国邻近国家，应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化产能合作、扩大贸易投资规模等相关领域深入合作，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第三，完善“一带一路”沿线“五通”建设，助力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着力发挥政策沟通的引领和催化作用，继续完善多边合作对接机制，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机制建设的有效衔接，推动各国在不同领域展开深入合作，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深化互联互通，打造“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完善铁路、公路、管道、航空等空间综合信息网络为一体的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发展建设。推进更高水平贸易畅通，持续扩大同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通过完善与沿线国家发展“配套”的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建立健全“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数字技术合作平台等加快“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推动数字贸易发展。不断创新国际贸易方式，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鼓励更多优质商品参与进出口贸易，持续深化经贸合作，推动世界贸易复苏。优化资金融通，通过完善“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如持续发挥专项贷款、各类专项投资基金的作用等，不断加大对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夯实民心相通，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文化、语言、教育、科技、卫生、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如通过加快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示范带、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建设，持续深化并完善国家间跨境旅游合作，并逐步扩大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粮食救援、医疗救助、项目援助，建立并完善减贫共识机制，带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