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参与、内生动力与农户收入

2023-12-25 07:29周文定韩纪江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3年11期
关键词:信贷农户变量

熊 芳,周文定,韩纪江

(1.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中国科学院 国家民委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联合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4;3.北方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一、引言

稳定提升农户收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既是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35100 元,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但是,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并且明确提出,到2035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①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农户收入,让农民更加富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不断提高农户信贷参与,是我国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发展战略。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此后,又先后提出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普惠金融和推动金融机构增加乡村振兴相关领域贷款投放,均体现了以信贷支持来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政策意图。

政策的推动极大地促进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农户信贷参与,对提升农户收入、帮助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与国际实践相一致,信贷参与对我国农户收入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一方面,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让传统上难以获得信贷的农户参与信贷,缓解了部分农户面临的外部资本约束,有助于这些农户不断扩大生产,拓展增收渠道、改善收入分配和优化消费结构[1-3],是提高农户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4-5]。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信贷参与也可能降低农户收入,加深农户贫困程度[6],甚至加剧农户收入不平等,产生较为明显的“马太效应”[7];而且,信贷参与对贫困地区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也并不明显[8]。

如何解释信贷参与对农户收入影响的效应?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表明,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此,资本约束只是影响农户收入增加的外因,只有突破农户的内在约束并激发农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信贷参与才能切实提升农户收入。有学者将“希望”(Aspirational Hope)引入信贷参与的分析框架,发现希望水平越高的农户,其信贷参与的概率也越高[9]。此后,也有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内生动力,希望有助于引导个体为实现目标而投入更多资金并更加努力,从而增加收入并形成“收入增加—投入更多资金、更加努力—收入再增加”的良性循环。因而,信贷参与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可能会因农户希望水平的差异而不同。如果农户希望水平很低,那么信贷参与就很难达到预期的经济效果[10]。并且有研究证实,信贷参与能够弱化贷款人的内部心理约束,激发其有抱负的希望并持续强化,从而带来家庭收入的增加[11]。

信贷参与能通过影响农户内生动力进而影响农户收入吗?如果能,应该如何突破农户的内在约束? 本文以希望水平作为农户内生动力的代理指标,建立信贷参与、希望水平和农户收入的联动模型,并利用宁夏575 位农户的调研数据对信贷参与和希望水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及信贷参与和农户希望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相对于现有文献,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可能产生边际贡献:一是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缓解外部资本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而本文通过外部资本约束和内生动力相融合的视角,检验了信贷参与和希望水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结论为如何提升农户收入,更快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是如何衡量内生动力,现有研究尚无统一标准,大多数文献都是基于研究目的采用单一的问项进行衡量。而本文采用经济学和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借鉴最新文献成果,用希望量表测度指标构建内生动力的代理变量,该指标能更好刻画农户参与信贷的心理动机。三是现有文献较少关注农户的主体地位和心理动力因素。本文基于我国情景,以希望的三要素为突破点,深入解析了信贷参与影响希望水平的机理,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普惠金融发展理论,并为相关主体采取针对性措施优化普惠金融信贷政策提供经验支撑,也为如何激发我国农户内生动力提供可操作的具体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信贷参与影响农户收入的机理

农户是否参与信贷取决于参与意识和参与机会。传统农村金融服务模式由于存在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等缺点,难以满足农户的实际需求[12]。农户往往也因为自身金融知识和非认知能力等原因不愿意参与信贷[13-14]。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宗旨是让所有有信贷需求的客户都能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信贷资本。因此,普惠金融制度的实施,在解决外部资本供给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金融的地域和身份歧视,从而激励农户积极参与信贷。

积极推动农户参与信贷,促进农户投资资本的形成,是打破“贫困恶性循环”,提高农户收入的必然选择[15]。“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表明:一方面,低收入带来低储蓄,导致低资本形成,而低资本形成又制约生产率提高,进一步造成低收入;另一方面,低收入也会带来低购买力,进而使得投资动力不足,而投资动力不足又制约生产率提高,进一步造成低收入。因此,农户资本投资不足是制约其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且农户投资不足具有内生性。如果农户可以获得信贷,就能增加资本投资和提高投资产出效率,进而提高农户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又会带来“储蓄增加—资本形成增加—生产率增加—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

一般来说,农户获得的信贷资本可以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健康状况和增加子女教育费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降低健康冲击对农户家庭脆弱性的不利影响。物质资本投资则可通过生产性资产的增加和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及流通条件,进而直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而对农户来说,社会资本是信息分享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替代机制。社会资本投资增加能够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从而促进家庭收入增加。如有研究对农户信贷参与和家庭收入关系进行严谨评估后发现,获得格莱珉贷款的农户收入显著增加[16-18]。而后有学者用108个国家2005—2015年的数据所作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信贷参与显著增加了样本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19]。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1。

H1:信贷参与能够提升农户收入。

(二)希望水平影响农户收入的机理

20 世纪50 年代,随着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兴起,希望作为心理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受到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其中,心理学家Snyder 提出的希望理论(Hope Theory)影响最为广泛[20]。Snyder 认为,希望是个体积极寻找和使用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方式去实现预期目标的积极心理状态[21]。2006 年,Ray 首次将希望理论引入经济学领域[22]。希望理论表明,希望也是影响个体经济行为和决策的关键因素[23]。希望缺乏会使个体因“有限的愿望”而导致投资等前瞻性经济活动不足,从而降低农户的家庭经济福利;而希望水平提升,不仅能使个体养成“努力就有回报”的乐观心态,还有助于个体形成“具有现实可达性的渴望”,进而具备通过现实的路径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10],由此激发个体内生发展动力并最终促进家庭收入的提升[24]。具体来说,在不存在外在约束情景下,希望水平主要通过影响投资和就业两条路径影响农户收入。

一方面,希望水平的提高,能够提升农户物质资本投资力度和产出效率,进而改善农户收入[25]。对印度尼西亚雅加达2042 名小规模企业主的实证研究表明,近半数企业都只是保持现有规模甚至消失的原因,都是因为企业主自身缺乏扩大生产的渴望[26]。只要这些企业主获得了渴望中的成功,他们会很快升级渴望,扩大投资并取得更好的绩效。对玻利维亚531 名奶农的随机对照实验结果表明,经过设定生产目标、观看励志纪录片以及参加小组研讨会等一系列干预措施后,实验组奶农的希望水平在三个月后显著提高,养殖技术得到明显改善,对奶牛的生产投入也不断增加,牛奶质量和市场接受率都得到明显提升[27]。

另一方面,希望水平提升使农户更加注重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促进了农户就业。低人力资本所导致的弱就业能力,是制约农户收入的关键因素[24]。农户希望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其形成更高的职业渴望和教育渴望[28],并意识到投资人力资本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因此职业培训参与程度、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以及对子女的教育支出都将显著增强,农户就业水平得以提高。这不仅能够直接增加农户的工资收入,同时还能通过对留守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农户家庭经济福利[29]。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2。

H2:希望水平的提升能够提升农户收入。

(三)信贷参与影响农户希望水平的机理

希望是复杂的且不断变化的个体因素和情景因素的结合,包括渴望(aspiration)、动力思维(agency thinking)和途径思维(pathway thinking)三个维度。其中,渴望指个体设定的关于未来收入、成就、社会地位等的目标;途径思维指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和计划;动力思维是个人执行路线、追求目标的动力,属于希望的动机成分[21]。

希望水平既由个体自身禀赋和所在社会环境孕育,又能随着个体自身经历和所处的社会情景的变化而改变[9]。一般来说,农户由于缺乏内在动力和外在机会,较少可能通过实践来积累可以改变自身希望水平的经验。改变理论(Theory of Change)认为,外在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个体的希望水平[11]。参与公共项目、树立榜样等方式,都有助于帮助个体通过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来提升希望水平。农户获得信贷后,将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更多信息、资源和榜样,因而信贷参与有助于提升农户希望水平。

具体来说,信贷参与能通过影响希望的三个维度提升农户希望水平。一是信贷参与通过社会比较机制拓展了农户的“渴望窗口”①渴望窗口指个体能够观察并感知的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群的集合。,进而提高农户的渴望。社会比较是形成渴望的重要基础[15]。农户获得信贷后,社会网络进一步扩大,此时,背景相似而又取得成就的其他个体往往能成为农户的榜样,该榜样被农户纳入“渴望窗口”,其行为结果成为农户调整和提升渴望的“替代性经验”[22]。二是信贷参与通过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进而增强农户的途径思维。在信贷约束下,即使农户有追求成功的渴望,但如果总是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找不到实现渴望的途径和渠道,那么他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将会慢慢消退。然而,获得信贷后,农户不仅破除了资金上的限制,能按现有方案实现预期目标,而且其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存款、保险、汇款、基金等系列金融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其实现预期目标的渠道和方法。三是信贷参与通过提高农户的自我效能感②自我效能感是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20 世纪70 年代提出的,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进而提升其动力思维。获得信贷的成功经历通过自我反馈机制给农户带来获得感和成就感,农户自信心得到提升,更加认可努力的重要性,不断发掘自身潜在能力和正向力量,农户不断向内归因,自我效能感得到增强。此时,农户遇到障碍和困难、面对压力时,通常有足够的毅力去战胜挫折,并将这种挫折看作成长的契机,农户的动力思维得以增强。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H3。

H3:信贷参与能够提升农户的希望水平。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1年5月课题组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吴忠市、固原市和中卫市的9 个县(区)47 个村庄进行的调研。其中,银川市有园艺村等6 个村庄,共计样本161 户;吴忠市有八方村等18个村庄,共计样本159户;固原市有陈庄村等20个村庄,共计样本235户;中卫市有双达村等3个村庄,共计样本45 户。选定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调研地区的原因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曾经是我国金融扶贫攻坚的重要阵地,涌现出一批服务农户的领先型金融机构,农村信贷的覆盖广度和覆盖深度都处于较高水平,信贷参与对农户的影响更容易捕捉。本次调研由宁夏当地大学生假期返乡进行,调研方法为实地观察和访谈法,共发放问卷600 份,剔除残缺值、离群值、固定反应等异常值样本后,获得有效样本575个,有效率为95.83%。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农户收入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收入,选取样本农户2020 年家庭年收入衡量农户收入状况。问卷中,相关测量题项为:“您家2020 年的收入大概是多少元?”为排除量纲影响,进一步对收入取对数处理。

2.信贷参与

考虑到信贷参与对希望水平的影响具有一定时滞性[30],选取127 户在2020 年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过贷款的农户作为处理组,其余448 份在此期间未获得过正规贷款的农户为对照组。问卷中的测度题项为“您家在2020 年是否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若农户获得过贷款,信贷参与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希望水平

在希望的三维度中,因为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本身就蕴含着渴望,实际测度希望水平时,往往只测度途径思维和动力思维[21]。由于Snyder的特质希望量表在实践中具有良好效果,故本文拟用特质希望量表来测度希望水平。设计调研问卷时,结合调研对象的实际情况,对量表的部分问题进行优化。特质希望量表共有6个问题,其中3个问题测度受访农户的途径思维,3 个问题测度受访农户的动力思维,测量选项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的李克特5级评分法赋值(见表1)。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特质希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能较好反映样本农户的希望水平。同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每位样本农户的希望水平指数[11]。

表1 特质希望量表

4.控制变量

除以上关键解释变量外,本文还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设置了个人特征、机构特征、家庭特征和村落特征等作为控制变量[31]。其中,个人特征包括受访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金融素养;机构特征包括受访者对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整体服务的评价(简称服务评价);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简称劳动力数量)、耐用品总值、是否移民户①这里的移民户指的是由于个人、家庭、政策的自愿或非自愿原因,从家乡或原居地搬迁到调研地的农户。、与本村平均生活水平的差距(简称生活差距)、社交频率、收入来源;村落特征为村落距县城的驾车距离(简称县城距离)。表2 汇报了主要变量的含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变量含义和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定

1.信贷参与、希望水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为检验信贷参与、希望水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上述表达式中,农户收入(ln incomeij)为被解释变量,信贷参与(loan-parij)以及希望水平(Hopeij)为解释变量,Xij为控制变量,μi为县(区)的地区固定效应,εij为随机干扰项,i 代表农户所在的县(区),j代表农户个体。其中,γ1和γ2是本文主要关注的系数,用以判定信贷参与、希望水平对农户收入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2.希望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进一步探究希望水平是否在信贷参与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由于经济学中的中介效应检验往往存在内生性偏误和部分渠道识别不清等问题,本文通过观测核心自变量(信贷参与)对中介变量(希望水平)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32]。

是否参与信贷是农户的“自选择”过程,可能受到某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以有效克服有偏估计与样本“自选择”导致的“选择偏差”。基本思想是通过对获得信贷的农户和未获得信贷的农户进行匹配,使得参与的和未参与的农户趋于均衡可比状态,再进一步比较其希望水平。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选择协变量进行匹配。本文将对信贷参与及农户希望水平产生影响的变量作为协变量(即表2 中的控制变量),具体可分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机构特征和村落特征。

第二步,通过logit 回归计算倾向得分值。运用logit 回归计算既定条件下农户参与信贷的概率,也即倾向得分(PS)。logit模型如下:

模型(2)中,P(Di=1|xi)为农户i 参与信贷的倾向得分或概率,xi为协变量。

第三步,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本文选用最近邻匹配、k近邻匹配(k=4)、卡尺内k近邻匹配、核匹配、样条匹配等五种方法进行匹配。同时,为使均方误差最小化[33],将k 设定为4,将卡尺范围①本文参照以往研究,先计算倾向得分的标准差,然后乘以0.25,得到卡尺范围。经过计算后,将卡尺范围设定为0.06,这意味着对倾向得分相差6%的观测值进行一对四匹配。设定为0.06[34]。

第四步,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此处采用平均处理效应(ATT)估计信贷参与对农户希望水平的影响程度。模型如下:

模型(3)中,Y1为农户参与信贷后的希望水平,Y0为农户不参与信贷时的希望水平。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解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3 汇报了信贷参与、希望水平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为单独加入信贷参与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单独加入希望水平的回归结果,第(3)列为同时加入信贷参与和希望水平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单独回归和共同进行检验,信贷参与、希望水平对农户收入影响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均相同。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具体来看,信贷参与在1%的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且相较于未参与信贷的农户,信贷参与会使农户收入正向增长17.9%。该结果表明,信贷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假说H1 得到了验证。希望水平在1%的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且农户希望水平每增加1 个标准值,农户收入上升16.6%。这表明,希望水平的提升能增加农户收入,假说H2也得到验证。

从个人特征看,农户健康水平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健康水平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户,家庭收入越高,这是因为农户参与金融知识培训后,更有机会接触到农业信贷、农业保险等金融业务,增收渠道得以扩展。从家庭特征看,家庭劳动力数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收入水平越高。相较于当地农户,移民户的家庭收入水平更高。从收入来源看,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的农户,收入水平要显著低于其他农户。

(二)内生性处理

有研究发现,农户收入越高,获得信贷的概率也更大。而且,相对富裕个体的希望水平往往也更高[15]。因此,信贷参与和农户收入,以及希望水平与农户收入之间都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选取“距离农户所在村10 公里范围内农村商业银行的数量”(简称“农商行数量”)作为信贷参与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当地农村商业银行的数量越多,农户获得信贷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假定;农村商业银行的设立须满足一系列的条件,相对于农户收入又具有外生性。同时,选取“生活满意度”①问卷中,生活满意度的测量题项为“您对目前的生活评价是?”测量选项用“非常满意=5”至“非常不满意=1”的李克特5 级评分法赋值。作为“希望水平”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农户生活满意度越高,农户希望水平越高,满足相关性要求;而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对农户的家庭收入难以产生直接影响[35],也满足外生性的假定。

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回归系数,结果如表4 所示。结果表明,农商行数量与信贷参与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F统计量大于10,说明农商行数量符合相关性要求,且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列(2)结果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信贷参与对农户收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列(3)与列(4)的结果也同样显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希望水平对农户收入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基准回归的可靠性。

表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消费能力的高低。因此,本文用“农户家庭消费”作为农户收入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36]。结果如表5 列(1)所示,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表明信贷参与、希望水平对农户家庭年消费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二是替换解释变量。首先,重新界定“信贷参与”变量的含义,将2018 年至2020 年间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的农户定义为信贷参与农户[37]。②问卷中,询问受访农户:“您家最近一次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是哪一年?”并根据其回答划定农户贷款年份。若农户回答的贷款年份为2018年、2019年或2020年,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其次,用“渴望差距”作为“希望水平”的代理变量。渴望差距指农户目前的生活水平与渴望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相关研究证实,渴望差距能够影响农户希望水平的变化,渴望差距越大,农户希望水平就越低[22]。相关结果如表5 列(2)所示。数据显示,信贷参与对农户收入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渴望差距”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系数也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两组结果均证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三是剔除特殊样本。考虑到银川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与其他几个城市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将银川市的样本剔除后再回归。结果如表5 列(3)所示,信贷参与和希望水平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再次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

五、进一步讨论:希望水平的中介效应

(一)信贷参与对农户希望水平的影响效应测算

1.共同支撑域与平衡性检验

信贷参与农户和未参与农户的倾向得分有一定的重叠区间,称为“共同支撑域”[38]。共同支撑域的范围越大,匹配过程中样本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小。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匹配质量,本文在获得倾向得分后进一步绘制了密度函数图(如图1),以检验匹配后的共同支撑域。图1所示①本文用5种匹配方法匹配效果均良好。因篇幅所限,图1中仅显示了k近邻匹配(k=4)结果图。,参与信贷和未参与信贷的农户的倾向得分有较大范围重叠。五种匹配方法中,最多损失14个样本,表明匹配效果良好。

图1 匹配前后信贷参与农户和未参与农户倾向得分的概率密度

为确保匹配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检验了协变量的平衡性。即经过匹配后,信贷参与农户和未参与农户在协变量方面不存在显著的系统差异。结果如表6 所示。数据显示,Pseudo R2值由匹配前的0.123 显著下降到匹配后的0.007—0.034;LR 统计量由匹配前的74.50 显著下降到匹配后的0.78—11.51,解释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由匹配前的高度显著(P 值=0.000)变成在10%的水平上总是被拒绝(P 值>0.100),解释变量的均值偏差由匹配前的26.4%减少到3.1%—11.4%,中位数偏差由匹配前的21.0%减少到2.9%—9.1%,总偏误大大降低。上述检验结果表明,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可有效减少对照组和处理组之间解释变量分布的差异,并消除样本自选择导致的估计偏误。

表6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协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

2.影响效应测算

本文利用PSM 对模型(3)进行估计,结果见表7。五种匹配方法所得结果基本一致且ATT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样本数据的稳健性良好。为便于实证分析,选择其算术平均值表征影响效应。从平均值来看,农户若没有获得信贷,其希望水平为3.779,但由于获得信贷,农户的希望水平增长到3.907,增长了0.128 个标准值,增长率为3.39%。②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增长率=ATT均值/对照组均值×100%。两组数据表明信贷参与对农户希望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说H3得证。

表7 倾向得分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二)信贷参与影响农户希望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即使在同一地区内部,信贷参与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影响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39]。本文以样本农户的控制点、社交频率、收入水平、是否是脱贫户等作为标准进行分组,进一步检验信贷参与对农户希望水平影响的异质性。基于k近邻匹配的估计结果见表8。

表8 信贷参与影响农户希望水平的组群差异

1.控制点的影响

控制点理论认为个体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的控制源有不同的解释。内控型个体相信事情的发展和结果取决于努力程度等内部因素,因此内控者更有毅力和决心;外控型个体认为事情的结果由机遇和运气等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决定,因而外控者遇到问题时更容易放弃努力[40]。本文将农户划分为内控型人格农户和外控型人格农户进行分组检验。①在问卷中设置“对于成功,您觉得哪项更重要”这一问题以衡量农户的控制点类型,根据农户对该问题的回答,将选择“付出艰苦努力”的农户定义为内控型,将选择“机遇、运气”的农户定义为外控型。结果表明:内控型人格农户参与信贷业务后,希望水平显著提升了0.118 个标准值,增长率为3.08%;对外控型人格农户,信贷参与对希望水平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两组数据说明信贷参与对内控型人格农户希望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

2.社交频率的影响

社交频率创造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强弱会显著影响农户信贷参与的经济福利效应[41-42]。为考察信贷参与对希望水平的影响在不同社交频率的农户间的差异,本文先测度了样本农户的社交情况②本文用以下三个问题测度样本农户的社会互动情况,分别是“您家参与村里的各项集体活动的情况是”“您家与亲戚往来的情况是”“您家与本村其他村民的往来情况是”。测度选项用“非常多=5”至“从不=1”的李克特5 分制量表赋值。农户社会互动情况由这三个问题的总得分反映,最低分为3分,最高分为15分。,再以样本农户社交频率的平均值为依据,将样本划分为低社交频率组和高社交频率组。结果表明,获得信贷后,高社交频率农户的希望水平显著提升0.124个标准值,但低社交频率农户的希望水平无显著增长。

3.是否是脱贫户的影响

部分脱贫户由于自身发展意愿和能力不足,同时家庭资产积累较少,存在脆弱性脱贫情况,在外部帮扶弱化的情况下,便有可能再次返贫[43]。本文根据“您家之前是否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样本划分为脱贫户和非脱贫户,分组检验的结果见表8。结果显示,参与信贷后,脱贫户的希望水平可从3.435 增长到3.681,增长幅度为0.246 个标准值,增长率为7.16%;而非脱贫户的希望水平从3.878 增长到3.977,增长幅度为0.098 个标准值,增长率为2.55%。结果表明,信贷参与对脱贫户和非脱贫户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脱贫户的影响更显著。

六、结论与建议

农户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之一,提高农户收入和促进共同富裕不仅要重视解除制约农户发展的外部资本约束,还应从内部调动农户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从根本上激发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在理论逻辑演绎的基础上,建立信贷参与、希望水平和农户收入的联动模型,并利用宁夏575 位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信贷参与和希望水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及希望水平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促进农户参与信贷有助于提高农户收入。信贷参与有助于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帮助农户增加投资进而提高生产率,从而带来家庭收入增加。(2)提升农户希望水平有助于提高农户收入。解除农户生产发展的外部资本约束并不意味着农户必然会增加投资,提升农户希望水平有助于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帮助农户通过增加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提升家庭收入。(3)信贷参与能提升农户希望水平,且信贷参与对更相信自身努力的农户、社会互动更频繁的农户、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以及贫困农户的影响更大。农户参与信贷后,将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更多信息、资源和榜样,从而可以通过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来提升希望水平。

以上结论表明,不断提高农户收入,需要从缓解农户面临的外部资本约束和增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两个层面同时着力。具体来说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推动更多有需求的农户参与信贷。积极开展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尤其是乡村振兴专属信贷产品和首贷产品创新。比如,积极推广农村非抵押信贷模式,接受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产、大棚等资产作为“准抵押物”,保障农户特别是贫困户的信贷可得性。同时,通过各种非金融服务,增强农户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信任感来提升农户参与信贷的积极性。如探索“政府+金融机构+高等学校”合作开展金融健康和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提升农户金融知识素养和金融数字技能,帮助农户真正能够“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另外,要通过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支持农业数字经济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保障农户可以更便捷、更低成本参与信贷。

另一方面,要通过激发农户希望水平来提升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一是要树立榜样。可以增加信贷参与带动农户发家致富的正面事例宣传,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农户树立积极榜样,激发农户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渴望。二是通过完善“银行+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服务模式,帮助农户建立与市场的利益联结机制,帮助其更好融入农业现代化,以增强其对未来发展的希望。三是要协调各类政策,持续激发农户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如通过对农广播等方式加大宣传普及,让更多农户理解、认同各项“利民”“利农”政策。以“清洁乡村、生态乡村、宜居乡村、幸福乡村”为抓手,让农户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从而憧憬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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