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同”机理和路径

徐缙 李乐

【摘 要】形成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国家公祭仪式通过引导主流价值、凝聚集体价值信仰、规范集体成员行为在认知的基础上形成情感认同、理性认同和行为认同，通过这三个心理过程来推动和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鉴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在情感认同阶段，应发挥公祭仪式的民族精神驱动力，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理性认同阶段，应不断积累公祭仪式的价值感染力，强化民族共同体身份意识；在行为认同阶段，应积极增强公祭仪式的团结汇聚力，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关键词】国家公祭仪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

【作 者】徐缙，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川北医学院马克思主義学院讲师；李乐，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3）05-0068-0009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明确指示，从“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不强调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主线与旨归。2015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国家公祭仪式等来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意识，运用艺术形式和新媒体，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感人，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1］从2014年起，每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我国都会以国家名义祭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国家公祭仪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以“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为目的的国家公祭仪式，是我国规格最高的法定政治性纪念仪式活动。

仪式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它是历史、文化、精神、价值观等的表达与体现，始终存在于国家、集体与个人的生活中，能够“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2］11，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个人精神维系之所在^［3］。涂尔干认为，由于仪式中行为模式程序化，仪式能够通过自身特有的结构与机制发挥文化功能，很容易使参与者产生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对于形成社会秩序、进行社会整合有着积极的作用。^［2］530随着情感乃至文化的交流与传承，仪式中人们凝聚成“稳定、统一、持续和永恒”^［4］的共同意识，构建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认同空间。^［5］通常政治仪式通过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地理空间上对信息的拓展，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召集在一起^［6］40，使共同意识得以发生与形成，对于民族记忆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生成在理论上具有重要作用^［7］。国家纪念仪式作为一种由国家主导的表达主流价值、历史传统、象征意义和政治信念的程序化纪念活动，起着引导主流价值、凝聚价值信仰和规范成员行为的作用，成为党和国家建构公民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8］

习近平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9］165各国以国家公祭仪式祭奠死难者，牢记和平背后之巨大牺牲，进而能够形成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已成为一项国际惯例。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2人们共同意识的形成是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即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中产生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通过多种活动、仪式来联结社会群体，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中形成与凝聚国家、民族意识，以此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现代“公祭”一词为“公共团体或社会人士举行祭奠，向死者表示哀悼”^［11］451之意，公祭仪式的“公”在于强调社会全体成员在仪式中通过情感相依而结成为一个共同群体去缅怀过去。国家公祭仪式通过稳定的、程式化的时间以及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持续塑造和强化着人们的认同，^［4］明确“我们”的边界；缅怀过去，则塑造着全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彰显了中华民族以史为鉴的民族传统。国家公祭仪式作为铭记民族创伤、昭示未来，形塑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有效仪式，是延续社会记忆、凝结国家认同的有效进路；^［12］举行国家公祭仪式，则构筑起一个社会成员参与共同生活、维护共同利益的公共空间，又在这一空间中实现个体向公众的逐步转化进而建构起共同体意识。

相关研究成果验证了仪式对于建构民族共同意识有着积极作用，学界不仅关注国家公祭仪式等现代国家的政治仪式对客观历史事件的追思，还将其置于爱国主义的精神谱系之上，唤醒民众的集体情感，转而展开对民族、国家认同的路径探寻。以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公祭仪式象征着南京大屠杀的悲烈，象征着中华民族对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向往，象征着形塑民族团结与民族复兴的憧憬。仪式的展演行为起到了引导主流价值的作用，产生与公祭仪式各种表征符号相联系的情感，不仅能够凝聚集体价值信仰，规范集体成员行为，而且使集体中的个人通过仪式在情感上和他人形成互动，对社会、民族、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形成认同，这也正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基础。

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以国家公祭仪式为载体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相对较少，本文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所提供的探查社会群体共同意识的心理形成机制为分析方法，考察借力国家公祭仪式激发与培育民族意识何以可能，如何通过提高民族成员的心理认同来培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国家公祭仪式置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下具体分析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发机理与实践路径。

二、理论依据：以国家公祭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发机理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3］152人类意识的形成需要经过反应到感应、再到感觉和心理，是人脑在实践基础上对现实过程能动的反映。而“民族意识”是“对异族——‘分界意识，对本族——‘认同感”^［14］，即“对他而自觉为我”^［15］43，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在历史、心理、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层面取得一致性或共识性的集体身份认同”^［16］，是中华民族对本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自知自觉。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体现为一种群体认同意识，其核心便是认同。^［17］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看，形成对意识的生成与认同，就是要在认知的基础上形成情感认同、理性认同和行为认同这三个心理过程。铸牢与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际上是在一个由情感认同到理性认同再到行为认同等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逐渐认同、乃至坚定信念直至自觉践行的过程。情感认同是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初步认知到情感接受的过程，理性认同是个体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的过程，行为认同是个体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后外化于形即付诸社会实践的行动。从其现实性看，国家公祭仪式是从情感层面、理性层面和行为层面来促进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从而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一）唤醒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形成情感认同

情感认同是人们在一定认知基础上，根据自己内心的情感体验而形成的积极的价值评价与认同选择。仪式的现场性把人们带入历史的原发情境之中，“逝去的三十万同胞”带给当下“我们”的是民族过去的灾难与创伤，让我们切身体验到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惨遭杀戮的三十万同胞的悲怆感，体会到那场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仍然没有远去。经年的国家公祭仪式刻写着民族历史，唤醒着民族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对共同的历史情感体验进行反思和想象所积淀的不在场回忆”^［18］，通过“具有仪式性的操演传递和保持”^［19］40的方式唤醒着民族集体记忆，所激发的情感使民族成员将民族历史内化于心，使民族共同体产生凝聚力，成为促使成员内聚为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不断强化中华民族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而又一体共生的精神内核，从而构建情感认同。

首先，历史记忆勾连起当下与过去，建立起个体对本民族情感的附着点。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形成民族意识的活水源头。1937年冬天，三十万同胞被侵华日军野蛮杀害，这场惨案带给中华民族的是无尽的伤痛与追思。每年12月13日，全国均下半旗致哀，空袭警报响彻全国的天空，以国之名祭奠南京大屠杀三十万遇难同胞。国家公祭仪式一系列活动使人们对南京大屠杀有着切身的感受，呼唤人们内心的感性，见证并铭记那一段悲惨的岁月，从而勾连历史与现实，唤醒历史在场的民族共同记忆，使人们认识到当下与过去是一脉相承的，当下的“我”与遇难者是同气连枝的同胞，由此激发人们强烈的民族集体情感。

悲剧是早已发生的历史，而仪式是再现历史的中介，要把握这段逝去的悲惨历史，要依赖人的“想象”，正如安德森说民族就是“想象的共同体”^［20］9，每一位民族成员，并不可能与大多数同胞相遇认识，此时只能通过一种相互意象使他们连结为一个整体。因而此时就会有一些“凭借”来显现这个特殊的“共同体”，如语言、仪式等。经年的仪式看似年年如一、形式不变，然而却有着一种共时性的蕴意，在仪式一幕幕的展演中表现出同样的话语，使一个个处于“原子”式的人们通过“想象”建立起某种联系，连结为一个整体。

其次，公祭仪式的举行激起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自身与国家之间情感关系的反思，从而形成民族成员个体对自身所处时代与民族的情感认同。仪式凸显的是遇难者个人的真实悲惨遭遇，这个鲜明而深刻的历史记忆是“我们”产生共情的内在心理基础。仪式带给我们一种切肤之痛的体验与感受，“这种切身感会使我们知道大屠杀并不是外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它并不是永远逝去了的与当下不发生具体关联的抽象存在，它其实每时每刻都潜伏在我们身边，并随时都有可能重现”^［21］。公祭仪式通过民族记忆拨动着民族的创伤，激发民族共同情感，汇聚成激励国家成长的重要心理因素，是形成人们共同体的重要情感催化剂。一方面，记忆丰富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蕴意，在民族成员的意识中转化为群体对时代与身份的深刻感知，进而进行反思后获得对自身时代与民族的归属感，巩固民族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我们”当前经历的国家民族与遇难者所经历的国家民族、“我们”生活的时代与遇难者所生活时代的对比，对不同时代境遇的生动对比，经由当前个体的反思而形成民族个体自我的确认，同时又将每一个个体联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国家与民族不是以抽象、外在的形式存在，不再是“想象的共同體”。

最后，仪式所激起的历史记忆既表现出个体对国家、民族的心理需求，又反映了国家对民族、人民的主动担当，表达出更强烈的情感共鸣、情感认同。仪式中的悼念、游行、观展等活动引导集体回忆都是共同孕育民族情感的有效方式。仪式中悲怆的音乐与人的悲痛情绪形成共鸣；现场的国旗象征中华民族已经完全摆脱了外族侵略、实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人们炽烈的情感经由悲壮的发言词得以宣泄，成为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效驱动力。仪式中的音乐、国旗等象征符号的运用，使民族悲伤情感迅速生发，又共同指向一个更高目的，即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一方面，仪式对过往悲惨历史事件的叙事使个体自我地位得以确认有了历史前提，共同体内成员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每一个个体才能生活在和平、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在共同体内自我地位才得以确立与保障。因此，仪式的举行能够使个体获得归属感，满足个体心理上对国家、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需求，有利于生成民族情感乃至“共同体意识”，个体也就更趋向于联合并融入本民族群体中，在现实中体现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为了摆脱受人凌辱、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为人民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国人更加自尊自爱、团结奋进。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各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承担起民族责任，为国家的加快发展提供了保障和保护，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担当。

（二）共塑民族身份意识，形成理性认同

一个民族要认清“我们是谁”，形成民族意识，需要不断生成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确证民族身份。根据心理学认同机制，人们形成某一信念的过程是通过学校或社会宣教等渗透性的教育方式被动形成某些思想、观点与理论的，再通过自身感受不断修正，并从内心真正接受，最后将其内化为理性认同，从而产生对本民族强烈的信念认同。有研究认为，若个体被强行要求接受其非认同的观点，便会产生自我威胁感，^［22］这种自我威胁感会导致自身不认同观点而难以内化为理性认同。情感认同深化为理性认同是通过对一定的观点进行记忆加工、思维加工后，再同生发出的自我情感相联系，进而进入核心自我，即自我内化阶段。“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23］117如果对某种观点、意识仅仅停留在记忆与思维的阶段，就会导致难以将这种理论观点化为内心的理性认同，因此自我意识的内化是认同的关键阶段。

“集体受难经验常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工具，仪式化的定期纪念此经验，得以强化及维持族群边界。”^［24］30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身份认同重视群体符号边界的建构，认为个体要产生群体认同首先要获得群体资格，^［25］亦即个体获得群体身份后才能够形成群体认同，那么使群体将意识内化形成理性认同的根源就在于“人类试图将投入和身份标准匹配”，也就是说，当人们意识到自身身份标准时，个体将会有更加积极的情感投入，而他们后续的行为输出也将围绕情景中他们的承诺展开^［26］357。国家公祭仪式的一系列展演与历史表征符号所表意出的文化唤醒人们历史深处的记忆，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建构出个体与群体以及“我族”与“他族”的比较场域，再经过人们思维加工和心理化过程的建构，勾勒出“我”“我们”的边界，^［27］在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取得一致或共识，通过历史叙事方式形成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可与认知。

其一，在时代隐喻中形成民族成员个体对自身民族身份的理性认知，是生成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兰德尔·柯林斯指出，人们在互动仪式中会产生出四种仪式结果，其一就是“成员身份的感觉”^［28］80。国家公祭仪式的举行必然会使当下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两个时代的对比后的理性思考，鲜活生动的历史记忆是让我们再次回想起过往“外族”对“我族”的侵略与凌辱，本民族成员心目中会将“外族”与“我族”进行比较划界，在与“外族”的比较中寻求共同体内的一致性。正是“外族”的存在引发社会成员对“我们是谁”的民族身份的思考，建构起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可与接纳，形成对自我民族身份的确认，正如安德森所说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20］6国家公祭仪式使“我族”在人们的想象中具象化起来，人们在群体中通过想象联结为共同体。

其二，在新旧两个社会、两种制度的比较中塑造民族心理共识，形成民族身份意识，内化心理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对本民族理性认同的形成是人们通过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彻底了解，在新旧两个社会、两种不同制度的认知之上，在对本民族所走过的任人奴役的艰难岁月的认知基础之上，形成对中华民族的理性共识，从主观上更加确证自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份子。如果说通过民族共同历史记忆而建构起来的情感认同还只是停留在感性层面，那么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比较认知之后形成的理性认知已具有稳定性特征，深刻而理性的认知认同一旦形成，就会对历史与现实判断形成科学的价值判断乃至政治观点。共同体内成员达成心理共识是因为情感认同的继续深化，进而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性认知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使群体走向凝聚，因此内化心理认同是从理性层面生成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关键因素。

（三）构建民族自信，形成行为认同

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形成来看，内化是关键，外化是最终行为体现，情感认同与理性认同外化为人们的实践行为，才能最终做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情绪体验而形成的民族情感向公众传递公祭仪式所表征的历史文化与价值内核，是公祭仪式的核心机制，是形成理性认同与行为认同的起点，而行为认同是国家公祭仪式意欲达到的落脚点。人们的理性认同形成后，会达到对本民族的高度共识，这是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实质的心理基础。因为当民族情绪与公祭仪式现场情绪产生共鸣，在人们认知层面形成民族身份共识后，就会在人的行为效能层面形成积极正面之影响、自觉之行为。在公祭仪式发挥的记忆与情感的作用下，当下的“我们”产生更具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身份意识，在理性认同基础上产生的共同价值取向，成为构建民族自信、巩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心理基础。而存在于行为效能层面的共同体意识一旦生成，就能形成民族团结，这样一种团结又能持续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需的基础效能。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与压迫，使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丧失殆尽，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富强，才使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当前新时代需要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民族自信是本民族成员对自身身份和价值的认同，是对本民族存续的坚定信念与自觉担当；民族自信既是对本民族深刻认知基础上的情感旨归，又是民族成员内心深层坚定的信仰。由此，中华民族自信的生成是中国人民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过对所处现实环境的感知与体验，产生出的自我意识进而表达出的一种情绪，是对国家、民族接纳的一种自觉心理认同。

其一，仪式何以通过激发行为效能增强行为认同。以“勿忘国耻”为主题的国家公祭仪式纪念活动现场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全场默哀，解放军仪仗队向死难者敬献花圈；现场放飞3000只和平鸽，意寓着逝者安息，和平永存；80多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多层次塑造群众参与行为实践的方式……通过渐次的活动展演得以使人们产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情感、理性，进而形成一种关于国家、民族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需要情绪的表达，传递出的是在自我行为中对国家、中华民族自觉接纳、认同的一种心理状态，即行为的认同。其二，民族何以越自信越能实现更高的行为认同？公祭仪式的举行，民众通过感知以及情感体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一步认知与内化，情感就像催化剂一样激发民众在行为效能层面抒发强烈情感，“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或社会能量”^［29］，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为自身价值观念/取向，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行为活动，进而构建民族自信，促使民族成员从对民族共同体的理性认同向行为认同过渡。这是由于一方面，自信是主体发自内心对自我的认同，是行为认同的根基。行为认同反映本民族成员通过行为支持并参与追求与壮大民族精神的发展，有助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證与传播，扩大民族认同的群体。民族成员对国家、民族感情越强烈，越能确立民族自信，通过民族自觉形成对本民族的心灵依附，进而在行为效能层面越能实现更高的行为认同。另一方面，行为认同度越高，越能在本民族成员内心深处形成对本民族的高度自信，有利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人们在国家公祭仪式中得以互通认知，相互之间得以认同与支持时，个体会更加产生对“他人”的信任感，同时也会更加融入群体和以这些“他人”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正向影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综上，从情感体验、理性认知到行为意愿三个层面呈现国家公祭仪式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发机理，不仅体现了国家公祭仪式视角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生成过程，也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图景提供了进一步分析框架。正是在情感认同、理性认同、行为认同共同的作用下，人们在公祭仪式中获得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驱动力、价值引导力以及践行力。

三、实践路径：以国家公祭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构图

共同体意识是社会成员在共同的公共空间中参与共同生活、维护共同利益实现个体向公众的逐步转化而建构起来的。^［30］发挥国家公祭仪式的祀礼作用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多渠道、多载体、多形式统合作用的结果，又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祀礼无论是作为提供仪式感的途径抑或是民族成员的体验，对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有赖于根据人的意识形成的科学原理而制定相关政策机制，从而产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体验和认知。意识的形成与铸牢是以认知为基础，以情绪感知与体验为桥梁，使人们在情感认同与理性认同之上形成行为认同的过程，是情感、理性与行为有机统一的结果。通过国家公祭仪式发挥其仪式功能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根本性问题就是要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理性认同，做到知与认同才能外化为自觉的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着递次阶段，在情感认同阶段，应发挥公祭仪式的民族精神驱动力，增进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理性认同阶段，应不断积累公祭仪式的价值感染力，强化民族共同体身份意识；在行为认同阶段，应积极推动公祭仪式的团结凝聚力，凝聚民族认同。

（一）情感共鸣：不断积累公祭仪式的民族精神驱动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民族精神，是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和。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生存和稳定发展的关键力量基础”^［31］。有了民族精神，在面临挑战或逆境时，民族成员才能众志成城，不惧艰难。涂尔干认为“仪式的功能始终就是使心理倾向兴奋起来”^［32］227，因此仪式不仅是对社会成员集体归属关系做出的回应，也是人们要求团结并唤起集体力量与民族精神、推动民族成员向同一方向努力的驱动力。举行国家公祭仪式无论是仪式用品，或是仪式举行的神圣场域，都是遵循国家及民族认同这一原则，其核心是人与人的心灵相近、相亲。由此可以借助国家公祭仪式中的中华文化符号，增强民族成员的情感体验，联结起民族成员的情感纽带，发挥国家公祭仪式的民族精神驱动力作用，构建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其一，借助仪式中的文化符号唤醒民族共同记忆。“仪式及其包含的符号是至关重要的”，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民族，是“通过文化、心理的认同构成的，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符号和仪式的动作造成的”。^［33］310文化符号既承载着民族成员的情感、思想的传递，又负担着民族意识形成的文化奠基。中央人民政府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并在新陵选址、起灵致祭、路途布点和迎祭仪式等方面都做了精心策划、妥善安排，有效唤醒并提升了国民的历史记忆。这些文化符号具有特定的内涵，能够提升民族成员的内聚力，是激发民族认同、复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民族精神的来源。公祭仪式上，还可有意增加多种此类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如借助一些民族英雄等的强大动员力，唤醒民族成员的共同历史记忆。其二，强化民族共同记忆激发民族精神。仪式后可安排进行相关座谈与交流，让被反复强化的历史记忆在座谈与交流中得到互证，让民众意识到，此时“我们”因为有着共同的历史，所以“我们”同属一个共同体，从而有助于孕育出“想象的共同体”意识。民族历史记忆将各族人民为国家与民族的解放、独立、富强的共同奋斗的经历转化为全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形成全民族成员的精神依托与心理依归。其三，发挥民族精神的驱动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人的行为要靠自身价值观念与内在精神所驱动，民族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具有了共有精神家园，民族成员才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民族精神是激励中华民族持续向前的力量源泉，是凝聚全民族团结一心的驱动力。如在每年12月13日公祭日这天，全国大中小学在校学生在公祭仪式举行的同一时间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公祭仪式现场虽然在灾难现场南京举办，但是其传递的悲怆之情远不止于南京，而是随着全国学生的默哀遍布大江南北，将中华民族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对民族、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生成，必然蔓延于整个中华大地之上。

（二）理性共识：正向引导公祭仪式的价值感染力，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意识

韦伯认为人们能够通过参与仪式而很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他指出区别社会中不同身份集团的重要凭据就是人们所参与的仪式，这一仪式能够使参与者形成某种认同感。^{［34］188～190}历史事件在时间的洗礼中逐渐显露出其真实本质，在社会成员心中所形成的历史记忆将所有成员联结在一起，在文化层面使社会成员形成共识，也就是引导当前民族成员产生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国家公祭仪式就是使公众再次回想起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呈现事件的本质，在历史事件的本真样貌前形成对当外族入侵、本民族必将为民族存亡而奋起反抗的共同认知，最终实现全民族成员对自我存在的确证。增强民族身份意识，才能使该民族成员拥有归宿感，从而具有以“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为核心的民族意识。因此，要在理性共识层面加强外化公祭仪式所承担的价值感染力，以此引导全民族形成共有的正向的价值观，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意识。

首先，賦予仪式观看者以强烈现场体验感。国家公祭仪式的举行并非仅限于南京一地，公祭仪式除现场外，还可通过广播电视节目、多媒体平台等传播方式覆盖更多受众，不在场的中华儿女以虚拟在场方式同时进入仪式情境空间，共同悼念遇难同胞。通过国家公祭仪式，辅以一系列展演方式，唤起中华儿女对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塑造社会成员的情绪体验，使之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知达成高度的一致性。

其次，发挥公祭仪式在培育民族意识方面的教育功能，赋予参与者以中华民族优秀价值观。英国学者凯杜里直指教育的“目的完全是政治性的，也就是使年轻人的意志服从民族的意志”^［35］78，因此对公民进行民族意识的培育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一般来说，个体具有浓厚的各具特点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在公祭仪式的共同存在场域，就需要借力个体对和平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去深化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中华优秀价值观的濡化力，从而加深对群体意识的认同。如在公祭日这一天，学校、企事业单位均可在哀悼仪式后进行党史、民族史等相关内容的教育，发挥思政教育的优势，使民族成员在对历史的反思之后，树立起珍爱和平、捍卫国家与民族尊严的信念。

最后，强化中华民族身份，形成理性共识。群体心理或意识是群体成员对社会状况的共同或不同认知的反映。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成员中的生成，需要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民族形成共同的理性认知与共识。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是各个原生民族的简单叠加组合，除了需要强大的政治权力的介入，还需要借力民族建设来构建强大的话语体系，使民族成员增强中华民族优秀价值观，增强中华民族身份共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价值共识，才能弥合各民族间不同价值差异，保障社会群体在社会问题上有着一致的价值取向、做出一致的价值判断。群体普遍价值追求在全民族心中得以成为共识，就会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从认同维度打下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性认知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身心与场域的互动之中。

（三）行为共建：积极发挥公祭仪式促进团结的汇聚力，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行为意志是对情感与理性更进一步的升华，个体的民族意识逐渐凝聚为共同体意识，就能发挥意志、意识的能动性。观念、意识只有由内而外转化为人的行为实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纯粹的精神层面，才具有现实性和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民族认同层面上升到民族实践层面，因此有必要积极利用好从认同到实践转化的正向效果，发挥中华优秀价值观汇聚团结的作用，在民族成员中凝聚更广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结成民族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转化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实际行动。

首先，要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构建民族团结的向心力。针对当前美化对华侵略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不仅在国家公祭仪式上要对其进行坚决反击，还要通过主流媒体各种平台面向广大民族成员针对此观点进行严厉谴责，从而在全体国民中形成强烈共鸣，以避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消解。同时，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还要加强对民族成员进行民族历史观的教育，通过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及深层原因的更进一步了解，才能将产生的民族团结之情更深地渗入心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

其次，构建充分发挥公祭仪式促进团结汇聚力的有效渠道。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思想教育都不应仅靠某一时、某一事而行之，应“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当以国家公祭仪式为契机，通过日常教育加强民族团结凝聚力的渗透。在国家层面应进行顶层设计，进一步推动国家公祭仪式覆盖全社会，通过试点示范进校园、进国企事业单位等方式对仪式活动加以推广，在此过程中要以促进民族认同为教育目的，以加强中华民族团结为切入点，使全社会每一位成员都知悉这一历史事件，以此来提高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所遭遇外族侵略历史的理解和认知，充分发挥公祭仪式促进团结的汇聚力，增进民族成员为民族复兴而团结奮进的决心和勇气。正如涂尔干所认为的那样：“当人们感到他们团结了起来，他们就集合在一起，并逐渐意识到了他们的道德统一体；这种团结部分是因为血缘纽带，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结成了利益和传统的共同体。”^［2］530

最后，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将民族团结意识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有发挥人民群众的群体观念，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进行广泛的社会参与，才能充分运用意识的渗透作用，积极将民族团结意识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在公祭仪式的多媒体直播平台上，可通过鼓励网友们制作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蕴意，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进行宣传，如采用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电影以及短视频等方式再现历史，另外制作、播放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优秀教育资源的公益宣传片，增加中华民族团结理念的要素，以此作为思想导向，形成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共同体意识，扩大传播渠道，通过共建行为产生更多共鸣，进而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由此通过发挥公祭仪式的团结促进作用，最终达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认同。

四、结 语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通常会将特定历史事件发生现场上升为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基地，同时又将其作为举行仪式的场所，这一仪式又往往被作为国族认同叙事的组成部分。［36］自2014年以来，国家公祭仪式作为“祭祀”之礼，因其规格之高，影响范围之广，遂以国家之名在情、理、行上表现出公祭仪式的仪式功能，通过引导主流价值、凝聚集体价值信仰、规范集体成员行为在认知的基础上形成情感认同、理性认同和行为认同，现已成为当前国家政治生活中延续国家、社会、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承载方式，对缝合民族共同记忆、凝聚民族身份意识、深化民族自信有特殊作用。作为民族记忆的载体，在历史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国家公祭仪式使社会成员形成广泛的共鸣、共识，由此产生“共同体”中的“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起于情感认同，沉积于理性认同，落脚于行为认同，最终升华为意识认同，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逐渐认同、乃至坚定信念直至自觉践行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经年的仪式中反复生成与熔铸，一次仪式就是一次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

本文意在充分利用国家公祭仪式这一渠道，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蕴价值，从而探索多渠道、多方式促进社会成员对国家、民族的认同的可能性。如何加强以国家公祭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中情、理、行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是今后研究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批天山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N］.人民日报，2015-12-31（01）.

［2］［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敬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周文.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仪式［J］.现代传播，2008（2）.

［4］司忠华.仪式：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以国家公祭仪式为例［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5）.

［5］王州.论国家公祭日的仪式传播：以南京大屠杀公祭日为例［J］.新闻爱好者，2017（11）.

［6］［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7］李秋梅，龙柏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仪式维度［J］.新疆社会科学，2021（4）.

［8］乔凯，朱平.国家纪念仪式促进政治认同的逻辑与路径：以国家公祭仪式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10）.

［9］習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0］［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2］叶欣.国家公祭：社会记忆与国家认同［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13］[JP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熊锡元.“民族意识”初析［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3）.

［15］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

［16］哈正利，杨胜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内涵探析［N］.中国民族报，2017-02-24（05）.

［17］郝亚明.社会认同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J］.西北民族研究，2020（1）.

［18］宣朝庆，葛珊.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J］.人文杂志，2021（12）.

［19］［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0］［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1］吴晓东.记忆的暗杀者［J］.读书，2000（7）.

［22］Wakslak·C·J，Trope·Y.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affirming the self：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affirmation and object construal［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9（4）.

［23］［苏］列宁.列宁全集：第2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4］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5］章淼榕，杨君.从群体心理到认同建构：多学科视角下的身份认同研究述评［J］.广东社会科学，2022（2）.

［26］［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7］吴玉军，郭妍丽.国家认同建构中历史记忆的书写：基于民族身份视角的考察［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28］［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9］刘奎.情感教育剧：《屈原》的形式与政治［J］.文学评论，2017（2）.

［30］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J］.中国社会科学，2012（4）.

［31］青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红旗文稿，2021（5）.

［32］Durkheim，Emile.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

［33］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4］Weber Ｍ.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35］［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M］.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6］范可.灾难的仪式意义与历史记忆［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ENHANCING “COMMONALITY”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NATIONAL PUBLIC SACRIFICE CEREMONY

Xu Jin，Li Le

Abstract：Forming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the core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public sacrifice ceremony can form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rational identification，and behavioral identification on the cognitive basis through guiding mainstream values，accumulating collective value beliefs，and regulating the behavior of collective members，through these thre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and achieve the advancement and cultivation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diverse stages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in the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stage，it needs to exert the driving force of national spirit of public sacrifice ceremony to build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all ethnic groups；in the stage of rational identification，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accumulate the value appeal of public sacrifice ceremonies to strengthen the identity awareness of national community；in the stage of behavioral identification，it should increase actively the unity and cohesion of public sacrifice ceremonies to promote the identific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words：National public sacrifice ceremony；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identification

〔責任编辑：俸代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专项项目“新时代巩固新疆各族群众‘五个认同研究”（19VXJ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