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感知与应对的质性研究

2023-12-27 09:09孙宏玉徐鋆娴时春红孙玉梅
解放军医学院学报 2023年9期
关键词:情绪反应公共卫生受访者

嵇 艳,孙宏玉,徐鋆娴,时春红,周 强,孙玉梅

1 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66;2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北京 100191;3 嘉兴学院护理学系,浙江嘉兴 314001;4 湘南学院护理学院,湖南郴州 423001;5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河北石家庄 050000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严重威胁公众的生命安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秩序稳定[1-2]。公众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基数最大的主体,公众的风险感知、情绪反应和行为规律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管理中的关键要素[3],其情绪和行为应对的有效性直接决定突发事件的防控进程[4],且随事件发展,公众的情绪及行为也会表现出阶段性特征[4-5]。准确捕捉公众风险感知和情绪、行为的变化特征,深入剖析其规律,有助于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匹配适宜的引导策略,为政府疫情防控决策提供指导和方向,对于提高疫情防控效果具有重要意义[6]。风险社会放大理论(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SARF)指出,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包括两个关键环节——风险信息传递和社会反应机制。前者是指个体通过媒体、人际网络等方式获取关于风险事件的信息流,进而形成风险认知和态度取向;后者是指个体已形成的风险认知使其做出一系列社会行动,以及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这两个关键环节可以作为分析个体风险感知形成过程与情绪、行为结果的有力框架[7-8]。目前,风险感知的相关研究大多应用问卷调查、社会网络分析、模拟仿真等量性研究方法。但“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过程相互作用的方式可以提高或削弱公众对风险和相关风险行为的感知”[9],故风险感知不仅局限于个体心理层面,也需要结合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因素进行综合考察[10]。因此,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有助于更好地呈现个体与社会环境互动的情境性和意义性。本研究通过对不同地区公众的深度访谈,以风险信息传递和社会反应机制为分析框架,分析公众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的风险感知、情绪反应和行为应对的特点,以期为评估公众风险感知状态、引导情绪反应及行为、提高政府应急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遵循质性研究目的性抽样,即选择符合研究主题特性、愿意提供丰富信息的研究对象,采取最大差异化抽样策略,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5个地区分别选择8个省份及直辖市(北京、河北、浙江、江苏、湖南、江西、广东、内蒙古),同时考虑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学历。由研究团队在上述省份及直辖市工作的成员,于2022年4 - 6月通过方便抽样在不同城市寻找身边符合上述要求的受访者,以尽可能确保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样本量确定以访谈资料饱和、无新资料出现为止。

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经历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愿意充分表达真实感受;(4)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排除标准:(1)近期遭遇重大创伤性事件;(2)曾患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严重精神疾病;(3)接触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受害者或个人曾受过其重要影响;(4)曾参加过同类研究。本研究经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查批件号:IRB00001052-21110。最终访谈公众共20例,以序号P1 ~ P20编排,一般资料见表1。

表1 受访公众的一般资料(n=18)Tab.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d participant (n=18)

2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描述性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框架在纵向上选择以新冠疫情为例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同时期,体现疫情发展过程;横向上根据研究目的,围绕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中两个关键环节——风险信息传递和社会反应机制,聚焦公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风险感知、情绪反应和行为应对,最终确定的访谈提纲如下:(1)在疫情初期,您主要通过哪些途径获取相关信息,您如何看待疫情的风险?这些信息对您的情绪有哪些影响,您的行为做出哪些调整?(2)随着疫情逐步严重,全国各地陆续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这些措施对您看待疫情风险有什么影响?您的情绪反应和应对行为有哪些变化?(3)当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您对疫情的看法、您的情绪反应和应对行为有哪些变化?(4)当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风险,又陆续出现新的疫情时,您如何看待疫情的风险?您的情绪和行为有哪些变化?(5)目前的疫情对您的情绪和行为有哪些新的影响?您如何看待疫情的风险?访谈由课题组成员在不同地区分别采用面对面访谈或线上访谈的方式,访谈前向受访者解释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承诺对访谈内容保密且就录音问题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过程认真倾听,如实记录,每次访谈时间30 ~ 40 min,访谈过程中使用录音笔录音。

3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后,由2名研究者完成录音的文字转录,以人工编码为主,辅助NVivo 12Plus质性分析软件对文本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和编码。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具体步骤如下:(1)反复阅读访谈资料;(2)标记有意义的表述;(3)编码归类,提炼主题;(4)寻找主题关联,形成主题群;(5)循环直至主题饱和[11]。最后返回至受访者,由受访者本人核实并确认与本人真实经验是否一致,确认研究者是否使用不符合受访者意愿的部分。

4 质量控制 访谈前,反复训练访谈沟通技巧,确保能与访谈对象建立良好关系,获得真实资料。访谈中,适时做出反应,肯定和接纳受访者的感受和想法,不诱导受访者的回答,鼓励受访者更深入地交流。在资料分析时采用合众法,由2名研究者合作,对每份转录资料反复阅读、分析、编码,并完成相关备忘录,不断反思,比较结果与原始资料,编码及主题出现明显分歧时与其他研究者进行讨论以达成共识,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结 果

1 风险感知呈现低—强—低—波动的变化特点通过访谈发现,受访者风险感知随疫情进程呈现低—强—低—波动的特点,在疫情初期的风险感知普遍较低。P4:“当时没有任何想法,就觉得可能是什么感冒或者甲型流感”。随疫情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政府对疫情的管控、风险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等,受访者风险感知也逐渐增加。P3:“最初并没怎么当回事,后来从新闻以及其他渠道看到疫情管控越来越严,钟南山院士以及许多专家都去了武汉,这时觉得事情远比想象的严重”。P15:“就感觉自己是不是要死了,就真的有这么想过”。8例参与者分别给本次疫情贴上了“灾难、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情严重”的标签。同时,这种风险感知受到疫区距离远近、感受到的“潜在传染危险”以及“口罩等物资短缺”等因素影响。随后疫情逐步被控制,受访者基于对病毒传染性的了解,风险感知也逐渐降低,甚至某些防护行为“有所松懈”。后因疫情反复,呈现多点散发,受访者的风险感知又出现小范围的波动。P18:“当时我感觉北京又出现这个疫情了,不能理解啊,新冠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在风险信息传递方面,受访者主要通过“电视、新闻”等权威媒体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单位或社区基层组织宣传等获取信息。但与权威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风险放大效应更加明显。P12:“随着时间发展,加上我的朋友圈到处都在传播关于疫情的信息,我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重视起来”。在疫情初期,若未建立权威系统的信息发布渠道,不透明的信息来源会让公众产生错误的风险感知和放大的情绪反应。P4:“那时候信息繁杂,哪里哪里又有了,有的人只要去了医院或者家里有人感冒,就觉得很恐怖”。

在社会反应机制方面,政府对疫情的宣传与防控对受访者风险感知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受访者对疫情的理性认知增强,风险感知维持在适当水平。P19:“刚开始认为这个疫情就是个普通传染病,后面随着国家宣传力度增大、防疫知识普及,发现还是挺危险的,还是不能放松”。更重要的是,政府对疫情的管控措施增加了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P2:“国家也抓得挺紧,对疫情方面、对人民的关注,还有自从有了疫情以后,不管是社区还是领导都非常负责,当时就觉得我们这还是有保障的”。

2 情绪反应呈现急性应激—慢性应激—缓解恢复的变化特点 通过访谈发现,受访者情绪反应呈现急性应激—慢性应激—缓解恢复的变化特点。初期对疫情不了解使受访者产生迷茫感,“烦闷、紧张、忐忑、压力”等情绪反应较为普遍。在疫情暴发期,随着疫情逐渐严重、扩散范围增大,由于害怕潜在感染,受访者情绪反应逐渐强烈,出现“恐惧、失落、绝望”,P4:“那时候也很恐怖的,隔了十几天,病毒又传起来了,那时候就对武汉回来的同事有种恐惧感,有点远离他们”。在疫情缓解阶段,受访者情绪也逐渐恢复,变得“开心、平静”。P17:“现在情绪稳定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上级组织的关怀下,该打疫苗的组织起来,该做核酸的都很正常了,就当成一项重要的大事来办吧”。后因个别地区出现疫情波动,受访者的情绪反应又随之出现“一次新的波动”,包括因疫情反复“看不见尽头”带来的“焦躁、担心”,甚至因生活受到疫情限制、经济受到影响而产生愤怒情绪。P4:“48小时核酸,影响可大了,今天到了商场还进不去,气死个人。还有就是很多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我负责的是办公那一块,订单少了很多”。但同时,因政府防疫得力,受访者产生极大信任,也进一步激发了“激动、振奋”正性情绪的唤起。P11:“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激动的是这么严重的疫情能控制得很不错,祖国还是很强大的。就是说能得到控制,是医疗水平的提升跟全国的努力”。P16:“真的一瞬间觉得自己的国家真的好伟大呀!这么大的问题,我们都一块扛过去了。特别想向那些英雄致敬!难以表示出来的那种激动心情”。

在风险信息传递方面,受访者情绪反应受媒体传播影响较大。P1:“手机上获得信息对于情绪影响更大,因为更方便”。也有受访者表示情绪随媒体每日公布的疫情数字而变化。P2:“新闻传播还有数据更新,相信官方的数据比较可靠,对我的情绪影响较大”。因此,当出现未及时公布所在小区疫情封控等不透明信息,造成信息传递受阻时,受访者情绪反应就会增强。P10:“是的,那时候有段时间还传我们小区某某某,某一栋有疑似患者,还把家里封掉了,也是弄得人心惶惶”。

在社会反应机制方面,受访者情绪反应与疫情对经济和生活的影响有关。P8:“心情肯定不舒服,比较悲观。对我们农民来说,疫情肯定是不如意的,养的花辛辛苦苦几个月全部丢掉了”。P11:“这次疫情让很多人不得不离开奋斗很多年的上海,这确实让人很难过”。除了对个体本身遭遇产生的情绪反应,受访者还因对所生活的城市、国家的情感产生情绪变化。P14:“上班途中基本看不到行人,突然之间,一个繁华的城市路上只有那么几个人在行走,感觉非常凄凉”。P17:“情绪也有波动,大难之中,有的人突然得病走了,国家下了这么大的力量,控制住,全民安宁,控制不住,全民就是一场大灾难”。有受访者表示,从不理解到安心接受政府安排,源于媒体对疫情的宣传和引导。P18:“刚开始肯定是不能接受。但是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我们觉得既然这样子,还是服从政府安排吧”。

3 行为应对呈现规避风险和控制损失—群际协作—维持健康行为的变化特点 通过访谈发现,受访者行为应对呈现规避风险和控制损失—群际协作—维持健康行为的变化特点,在疫情集中暴发期,个体做出规避风险行为和控制损失行为,包括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唤气、保持社交距离、消杀快递等物品、不外出聚餐、按要求接种疫苗等。还有受访者养成了“囤积物资的习惯,家里的物资都是半个月以上的”。随疫情进展,受访者出现群际协作行为,如配合社区的各项检查,参加志愿服务,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P18:“有时候一出行,社区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询问从哪里来,询问行踪、行程,我们也都如实地汇报。原来谁打电话要问这个事我们肯定不会跟他讲,这是隐私”。P20:“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参加过志愿者,我就是为大伙儿做核酸,帮着大伙儿录这个身份证儿什么的”。在疫情散发稳定期,个体维持常态化健康行为。P3:“依然不敢放松警惕,每天出门还是戴口罩,回到家就洗手、消毒等,已经把这些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风险信息传递方面,媒体对病毒危害的宣传,对受访者正确的行为应对产生重要影响。P7:“政府不停宣传,新闻媒体报道我们也看,包括社区也宣传,注意病毒,要引起重视,它对人体伤害非常大,所以要求怎么去做,我们都要去做到”。

在社会反应机制方面,公众产生行为应对的原因,一是公众健康素养的整体提升。P17:“做好自身防疫工作,配合医务人员的指挥。听从政府安排,积极配合政府,做好正面宣传,做到自身健康,再一个家人身体健康”。二是遵从政府的政策要求和行为引导,包括及时做核酸、接种疫苗等,以及对政府保障的充分信任。P20:“生活必需品,像这些什么日常用品什么的,我还真没囤过或者怎么着,因为即使出去买东西也都有,我也不害怕”。

讨 论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风险感知演化特点Slovic[12]指出,风险感知本质上是个体对风险情境的应激反应。本研究结果显示,公众风险感知呈现低—强—低—波动特征,与李燕凌等[1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从疫情初期至暴发,公众风险感知呈现出升高趋势,这可能与风险特征的两个关键维度——未知性和可怕性有关[14]。这也反映出人们将疫情威胁置于其他重要的生活目标、需求和职责之上的动机[15]。由于公众往往无法亲历风险事件全过程,媒体对风险的呈现与描述成为公众接收并判断风险的重要依据。对于不同媒体的作用,本研究发现,权威媒体对公众树立恰当风险感知的影响较大,但社交媒体对风险感知和负性情绪的放大效应更强,这与任围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权威媒体正向影响感知严重性,而社交媒体通过引起恐惧继而影响感知严重性。这可能与来自权威媒体的疫情信息往往更为中立与客观且呈现大量实时数据有关,更有助于公众做出理性判断;而社交媒体个人化与情绪化的表达更易引发感性反应。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认为,在社会反应机制阶段,由风险造成的污名化所引起的涟漪和次级后果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如对技术的反对态度、物理空间的疏离、社会政治压力、公众对政府信任较低等,会进一步堆积风险感知并引起行为放大[17]。但本研究发现,公众普遍认为对疫情的认知与政府作为有很大关系,也因此增强了对政府的公共信任,这可能与政府对疫情的快速响应和积极应对、医护工作者体现出的抗疫精神与职业道德,并通过权威媒体不断向公众传播有关。公众风险感知随时间变化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管理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18]。因此,政府部门可根据公众风险感知变化特点,在事件初期就快速、准确判断风险性质,并通过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权威媒体主动发布相关信息,及时回应质疑,疏解情绪波动,全方位维护政府公信力[6]。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情绪反应变化特点情绪问题是公众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最突出的体验和感受[4]。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疫情发展,公众情绪反应呈现阶段性变化,包括急性应激阶段紧张恐惧—慢性应激阶段烦闷愤怒—缓解恢复阶段正性情绪唤起。苏斌原等[4]发现,疫情下民众的心理危机反应会经历恐慌期、防御期、适应期和恢复期四个阶段。刘阳等[19]构建公众恐惧情绪演化模型,划分为潜伏期、暴发期和延续期三个时期。大多数公众的风险信息传递途径是通过信息系统而不是直接体验,因此作为风险沟通者的媒体极易成为风险放大和污名化标记推论的动因。与权威媒体相比,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造成情绪放大并引发恐慌[16]。特别是在居家隔离期间,公众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分享经历,负性情绪易被广泛传播。此外,在传播过程中,信息缺失、不透明、夸大等均会加剧负性情绪蔓延。因此,当进入暴发期,公众对疫情风险进行评价,当其认为自己无法应对疫情困境时,就会产生较强的心理应激反应[20],但同时本研究也发现,在疫情中后期,由于政府对疫情防控有力,有效增强了公众对政府及专家的肯定,从而产生对国家实力提升以及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自豪感,由此激发“激动、振奋”等正性情绪。因此,各级政府部门管理者应对公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的情绪演变进行监测与疏导,对公众可能出现的负性情绪进行预见性防范。同时,注重发挥公众的乐观、信心等能量唤醒型情绪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正面行为导向作用[21]。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行为应对变化特点本研究发现,公众面对风险事件不同时期做出不同的行为决策,呈现“规避风险和控制损失行为—群际协作行为—常态化健康行为”的变化特点。防护性行为决策理论认为,公众对风险信息理解后,形成风险感知和防护行为感知,最后决定公众产生应对行为[22]。陈彪和贺芒[23]也认为公众应对行为的生成遵循过程逻辑,风险信息感知是公众应对行为发生的决策依据。在疫情暴发期,公众基于感染概率、事件不确定性等不明原因的风险感知,产生较强烈的情绪反应,继而表现出不理解防控措施或抢购囤积物品等规避风险行为和控制损失行为。樊春雷等[24]认为,危机情景下公众抢购活动是一种自动的行为反应,是公众高情绪唤醒水平导致的结果。而随疫情进展,公众逐步构建群际协作行为。成俊会和李梅[25]研究表明,应对行为的形成过程受到风险感知、群际关系认知和情绪的共同作用。公众行为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和社会互助的传统美德,以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此外,中华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思想,崇尚暂且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安排,也是公众产生群际协作行为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针对公众的行为应对变化特点,发挥政府的主动与有效作为,引导公众建立正确的风险应对,动员公众主动发挥个体采取防护性措施的自发性与遵从性,助力政府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和整体性治理。

4 小结 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以新冠疫情为例对来自8个省份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的20例居民进行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公众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风险感知、情绪与行为反应具有自身的变化规律,权威媒体与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提示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不同媒体的积极作用,依据公众风险感知、情绪与行为变化特点,积极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风险感知、疏导不良情绪和增强理性行为能力,提高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质量和水平。本研究尽管已经纳入了多个省份从事不同职业的居民作为访谈对象,但缺乏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样本数据,使结果代表性受到一定限制,今后可扩展研究对象范畴,进一步验证和丰富研究结果。此外,质性研究有其固有局限性,今后仍需通过多地区、多中心的定量研究明确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制定评估体系和应急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作者贡献嵇艳:方法设计,数据管理,规范分析;孙宏玉:总体构思,课题经费获取;徐鋆娴、时春红、周强、孙玉梅:调查研究。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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