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的他者
——《局外人》和《人间失格》中“局外人”形象比较

魏思思

日本讲谈社,日本 东京 1128001

引 言

19世纪40年代,以人为哲学考察对象,以人的实际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存在主义,特别是描写现代人的荒谬和不合理的荒诞派戏剧在欧洲盛行。其中荒诞派戏剧剧作家的作品更是尔贝·加缪(1913—1960)的《西西弗神话》(1942)中提出的哲学观念的文学表达。在此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在法国,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成为社会学家、文学家关注的新课题。他们反对传统资产阶级的社会规范,质问人类存在的原因,对切入深层心理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持续增加。而日本的文坛,出现了以太宰治(1909—1948)、坂口安吾为代表的“无赖派”这一新兴的现代文学流派。在对近代既成文学整体批判的基础上,表现出同一倾向和作风的无赖派作家们对传统价值产生了厌恶感,其作品中存在自嘲和自我否定的倾向。在19 世纪40年代,法国存在主义文学中心人物加缪于1942年发表了代表作《局外人》和日本无赖派文学的中心人物太宰治于1948年发表了代表作《人间失格》。尽管两位作家生活的社会背景各不相同,但其作品都描绘了主流社会无法接受的“局外人”这一形象,一并成为后世传颂的名作。

一、文本中的“局外人”的界定与越轨表现

(一)“局外人”的意蕴

关于“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以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为首,此外还有Edwin Lemert(1951、1972)和Frank Tannenbaum(1938)等学者。贝克尔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局外人”研究的共通认知,同时结合抽象理论和具体案件的研究报告,提出了新的观点。贝克尔将这种社会群体中被疏远的人物定义为:“所有社会团体都会制定规则,并试图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情况下执行这些规则。社会规则定义了各种情况下合适的行为,将一些行为规定为‘正确’,其他行为规定为‘错误’。当一条规则被执行时,被认为违反了它的人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人,一个不能被信任能按照社会商定的规则生活的人。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个局外人。”[1]1在贝克尔的定义中,为“局外人”的关键是是否做了“错误”的行为,且是否被执行了某种规则。“无论一项规则是具有法律或传统的效力,还是仅仅是协商一致的结果,执行它可能是专门机构的任务,例如警察或专门团体的道德委员会;另一方面,强制执行可能是每个人的工作,或者至少是规则适用群体中每个人的职责。”[1]2因此,规则大致分为正式制定的法律和非正式的约定俗成的规则。执行规则的主体要么是具有强制力的特定机构,要么是规则适用群体里的每一个人,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二)《局外人》和《人间失格》中的越轨行为

《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在母亲葬礼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显然违背了社会常识,在社会群体中被视为“错误”。也就是说,默尔索打破的是贝克尔所阐述的第二条规则——非正式规则。但是由于此时还没有执行该规则,所以默尔索至少没有被正式视为“局外人”。在杀死阿拉伯人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默尔索因犯下谋杀罪,违反了正式规则而被关押进了监狱。在审判的最后阶段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局外人”,最终被处以死刑。在这里法院作为所谓规则执行的特定机构发挥作用。检察官宣判默尔索有罪时这样说:“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在此人身上所看到的如此大的灵魂黑洞,正在变成整个社会有可能陷进去的深渊。”[2]63这意味着在此默尔索被认为是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是“一个不能被信任按照群体商定的规则生活的人”[1]1,由此可知默尔索应当是“局外人”。值得注意的是,默尔索本是违反第一条规则,也就是违反法律被关进监狱,具体而言因杀人而被判处死刑,但在实际的法庭上,他以对母亲的死没有表示足够的哀悼为由被判处死刑。也就是说,这里的死刑不是依照第一条规则即法律,而是根据第二条规则,是按照对约定俗成规则的违反作为判断依据的。违反的规则和被执行规则的偏差,是《局外人》这部作品“荒谬感”的主要来源。

作为《人间失格》主人公的大庭叶藏的情况又如何呢?他自称是对人类的生活一无所知的人,天然地怀有对人的恐惧。可以说他也是天生的、自我疏离的“局外人”。他将真正的自己隐藏起来,他那种强行融入但又无法融入环境的尝试行为,可以被视为《人间失格》所说的扮丑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就是他自暴自弃地开始了“酒、烟、娼妓、当铺和左翼思想”[3]23。之后,他与他人的妻子殉情未遂,以协助自杀罪被警察带走。虽然大庭叶藏违反的是第一条规则即法律,但他并未受到法律的惩罚,反而因此被学校开除,在比目鱼家里过着监狱般的生活。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庭叶藏开始察觉到所谓世间第二条规则的执行者们的反应。“或许由于我是高校学生,家父又名声在外,报社认为很有新闻价值,便把此事视为重大案件,加以报道。”[3]39某种程度上他相当于被执行了第二种规则。

大庭叶藏后来与带着孩子的寡妇正大光明地同居,与家人断绝来往,过着像男妾一样的生活。至此,“世人”这个词终于出现在了文本里,或者说大庭叶藏真正注意到了所谓世间的目光。堀木警告他说:“该收场了,再这样下去,世人可不会饶恕你。”[3]55这完全激起了大庭叶藏的愤怒。尽管大庭叶藏在心里反唇相讥:“所谓的世人,不就是你吗?”[3]55这里的“世人”正是贝克尔所说的“规则适用群体”中的每个人。在这里,堀木是世间的代言人、规则的执行者的象征。与默尔索的情况不同,世人对大庭叶藏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天生具有“局外人”性质的大庭叶藏显然已经成为社会上的“局外人”。

二、“局外人”的成因

关于“局外人”的成因,加缪有着自己存在主义哲学的解释。《西西弗神话》是加缪关于“荒谬”哲学思考的集大成之作,而《局外人》则是这一概念在小说领域的延伸,这一观点已经被学者普遍认可。

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认为人类是生活在一定背景下的。背景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就像演员演戏的舞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忙着用一系列社会构建物包围自己,扮演各自的社会角色,很少有时间去留意生存的荒诞。现代人像机器一样在家和工作地点之间来回穿梭,以同样的节奏重复着单调的生活。“起床,有轨电车,四小时办公或工厂打工,吃饭,有轨电车,又是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个节奏,循着此道走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自然。”[4]86然而,有时舞台装饰会倒塌,就像演员突然忘记自己在舞台上演的是哪个场景一样,在机械的生活中,有一天人们会产生“为什么”的疑问。加缪将其称为“日常的锁链给打断了”[4]86。日常的锁链被切断,人们厌倦了机械生活的结果,于是意识的活动开始了。当人们对日常有所怀疑,所有熟悉的事物就会完全改变面貌,人们将面对着一个陌生而冷漠的世界。

对于默尔索来说,“日常”是一种始终如一的生活。这种生活因母亲突然的离世而产生了裂缝。为了参加葬礼,他突然被迫偏离了工作周期,而从葬礼回来后,他又返回到了一如既往的生活。《局外人》第一部分第二章详细描写了葬礼后默尔索平凡的假日生活。“这又是一个忙忙乱乱的星期天,妈妈已经下葬入土,而我明天又该上班了,生活仍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变化。”[2]16像死亡这样的大事也没有改变默尔索既定轨迹的力量。如果把这件事和默尔索对万事的“无所谓”的态度结合起来考虑的话,就容易出现人生中不会发生什么本质性变化的悲观主义观点。葬礼时,陪他在烈日下行走的护士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会汗流浃背,一进教堂就会着凉感冒。”[2]12默尔索表示赞成:“她说得对。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2]12之后默尔索被关在监狱的夜晚时也会重复这句话。中暑和寒气,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是一样的。人类没有办法,只能苦苦挣扎,这里也暗示了人类荒谬命运的一面。

对于大庭叶藏来说,“日常”是人类基本的生物本能。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崩溃后,他开始对此产生怀疑。他从来没有体验过饿了再吃东西的本能行为,也不明白在规定的时间和家人一起默默地在寒冷黑暗的房间里经常吃同样的料理的仪式的意义。他同时认为人行天桥、地铁、床单等只是实用的设计,没有艺术意义,令人失望。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本能的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大庭叶藏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认为人类应该靠智慧和诚实而活,而不是靠欲望被满足的生物本能而活,这些事情都使他对人类产生怀疑。而人一旦开始怀疑生存的本质,就会产生荒谬感,偏离正常的“冷静”,产生与生活和他人对立的倾向,从而成为“局外人”。

三、“局外人”越轨的自我辩护

为什么“局外人”受社会规范、制度等常识因素的影响却不能避免越轨行为?贝克尔说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当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很少有机会与社会习俗充分接触时,就会淡漠社会规范的存在,自由地释放自己的冲动;另一个是工作的不稳定导致对名誉意识的淡薄,进而因个人尊严的缺失而逐渐走向堕落,因为没有必要维持名声。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人都知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不会偏离惯例。因此,在脱离常轨的冲动被释放之前,必须消除对现有规范的认识[1]28。

社会学家Gresham M.Sykes和David Matza指出,越轨者们实际上意识到了遵守法律的强大冲击力,并通过中和化技术(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来处理。中和化技术是指“不是根据法律制度和一般社会常识,而是越轨者自己对越轨行为的正当化”[5]666。也就是说,如果越轨者认为自己对自己的越轨行为不必承担责任的话,那么自己或他人的谴责作为抑制性影响因素的有效性就会轻易地被削弱。越轨者会把自己视作“台球”(a billiard ball),在个体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被推入新的境地,“通过学习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的自我规定,越轨者不会正面攻击规范本身,而是为偏离支配性规范体系做好了准备”[5]667-668。由上可知,越轨者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逃避责任时会抹去自己的能动性,使自己适应被动语境的倾向,从而将事件的焦点从自己转移到其他事物上,这种倾向在《局外人》和《人间失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太阳的错

在《局外人》第二部第四章的审判场面中,默尔索被问及杀人动机时,他回答说:“我说得很急,有点语无伦次,自己也意识到有些可笑,我说,那是因为太阳起了作用。”[2]64说完后法庭内响起笑声,律师也耸了耸肩。律师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点,也未表现出为他辩解的样子。然而对以默尔索的视角读完事情发展经过的读者而言,默尔索说的“因为太阳”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乎“局外人”思维的。

罗兰·巴特将《局外人》视为关于太阳的小说,认为太阳是死亡的象征。他提出太阳在这葬礼、海边、法庭三个画面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强调太阳在《局外人》中的中心作用。“最初葬礼的太阳明显增加了物质的黏性。葬礼进行时的脸上的汗水或炎热道路上的软化柏油,全部给予了有着黏性的环境的印象。默尔索无法从葬礼本身,无法从太阳中抽身出来。太阳的功能是照亮和吞没场景的荒谬。而在海滩上,太阳变成了另一种姿态:它并不液化物质,反而硬化,把所有的物质变成金属,把大海变成剑,把沙子变成钢,把体态变成杀人的姿势:太阳是武器,刀刃,三角形,来对抗人类柔软的肉体。然后,在默尔索被审判的法庭里,终于出现了干燥的太阳、灰尘般的太阳、老化的地下室的光线。”[6]文学评论家Laurent Mailhot并未将太阳的作用依据场景分开讨论,他认为默尔索杀死阿拉伯人时的太阳和埋藏母亲时的太阳是一致的。相较于罗兰·巴特,他更直截了当地总结了太阳在文中起了何种中心作用:“太阳是背景,是主角,是主题,也是《局外人》的文体。”[7]183不可否认,太阳是贯穿《局外人》的相当重要的意象,太阳在小说中充当了导火索和助力器的角色。无论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将太阳穿插在全文,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都是为了将默尔索的意识从文本中排除,从而加深作品荒谬的效果,是为“局外人”的自我辩护服务的。

(二)父亲的错

《人间失格》中也有类似Gresham M.Sykes和David Matza所说的“台球”的记述。《人间失格》后记中记载了构成这部小说的三张照片和三本手记的由来。酒吧的老板娘对前记和后记的叙述者“我”说道:“这些或许能作为你的写作素材”[3]86,并把照片和手记递给了“我”,然后毫无伏笔和征兆地从酒吧的老板娘口中出现了“这都是他父亲的不是啊”[3]87的表述。同样作为推卸责任的对象,相对于在《局外人》中频繁出现的“太阳”,在《人间失格》中“父亲”出现的场面并不多见。

《人间失格》作者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出生于日本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村,是县内屈指可数的大地主家的第6个儿子,也是11个子女中的第10个,太宰治家中雇有很多佣人。父亲源右卫门是木造村豪农松木家来的上门女婿,是担任县会议员、众议院议员、巨额纳税的贵族院议员等职位的当地望族,因此津岛家也被称为“金木老爷家”。父亲每天忙于工作,母亲体弱多病,太宰治出生后由乳母抚养,但乳母不到一年就辞职,其后由姑姑照看。从3岁到小学入学为止,太宰治由14岁的女佣近村竹照顾。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太宰治很难受到重视和关注,再加上母亲对他情感淡薄,使他变成了敏感忧郁的少年。为了在人数众多的家庭中博得关爱,太宰治不得不通过扮丑以引起关注,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欲望来满足他人的欲望,可以认为太宰治对他人的讨好意识萌发于此。《人间失格》中描绘了一家十几口人排成列在阴冷黑暗的屋子里默不作声各自吃饭的场景,也暗示着寒冷的亲子关系。这种家庭环境被认为是当时“家父长制”(かふちょうせい)的产物。“家父长制”被定义为“家长通过绝对的父权权威统治和管理家庭成员的家庭形式。或者,基于这些原则的社会规则形式”[8]。在“家父长制”家族中,长子对家产和家庭成员的统率权上表现出绝对权威,家庭其他成员须在人格上恭顺、服从长子。在有父亲的情况下,父亲是家里的权威者。

《人间失格》里大庭叶藏的父亲因为工作繁忙,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东京的别墅里,几乎没有和孩子一起度过的时间,和孩子们亲近更是少见的事情。文中描绘的大庭叶藏的父亲可以说是“家父长制”中典型的父亲形象:权威者、严格、具有惩罚性质。和父亲交流的时候,大庭叶藏会紧张得扭扭捏捏。大庭叶藏对威严十足却无法亲近的父亲,没有坦率地诉说自己欲望的勇气,以至于他在之后的人生中对谁都不能如实地说出心里的想法。如果让父亲生气,他就会以父亲一定会复仇为前提考虑,认为“他一定会用可怕的方式报复我”[3]9,激怒了某人而遭到报复的想法与因为犯了罪而被惩罚的逻辑相当接近。“父亲的错”也是被众多研究者所关注的太宰治的罪恶意识的来源之一。大庭叶藏因为过于敏感、过于在意而在大家庭内小心翼翼地生活,丝毫没有一般孩童的任性顽皮等特征。对大庭叶藏来说,比起自己的真心,优先尊重父亲的意向和讨好父亲是一种习性。同时,大庭叶藏对于父亲的感情在文中的描述大多是“不可能完全了解”“难以理解的”“我不太明白”。对未知的难解的事物感到不安和恐惧是人类的本能,对父亲的这种心情显然是大庭叶藏对人类的恐惧和不信任的源泉。“父亲的错”既是大庭叶藏的自我辩护,又是太宰治借酒吧老板娘之口对家父长制的批判。

太宰治的家庭情况是太宰治文学的原点,其父亲和母亲,特别是象征着家和权威的父亲,更是太宰治的“下降倾向”文学试图否定的作为秩序与权威的假想敌。“以亲人为假想敌,是下降倾向的第一步。”[9]如果互相竞争的敌人突然消失的话,自己也一定会彷徨。高喊着“父亲的错”的大庭叶藏,在失去了一切的罪魁祸首后,就不能再放任自己的堕落了。随着父亲的死,《人间失格》所揭示的“荒谬”也终将结束。

(三)女性的错

批评家们很关心对于加缪作品中女性的弱化的这一主题。Louise Horowitz认为:“阿尔伯特·加缪系统地将女性和北非殖民地的阿拉伯人排除——有人会说是根除——在他的作品之外,这是一个文学事实。”[10]评论家Leo Thüer表示,《局外人》中的妈妈和玛丽等女性虽然是配角,但似乎并没有单纯地被动或顺从,而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1]。在《局外人》的阿拉伯人被杀事件中,除了“太阳的错”,“女人的错”也隐秘在其中。与阿拉伯人第一次对决后,雷蒙受了伤,马松陪雷蒙去看医生,而平时沉默寡言的默尔索承担了向女人们说明的任务。“我留下来把打架的经过讲给两位妇女听。马松太太听后吓哭了,玛丽也脸色煞白。给他们讲这桩事真叫我烦,讲着讲着,我就不吭声了,望着大海,抽起烟来。”[2]34无论是说明事情经过,还是让女人哭泣,默尔索都已厌烦,他想离开那个地方去看海。于是之后默尔索和雷蒙一起去了海边,在那里又遇到了阿拉伯人,默尔索阻止了想开枪的雷蒙。然后他们就像一切都结束了一样,开始讨论回去的巴士。回到别墅的时候,默尔索“脑袋已被太阳晒得嗡嗡作响,一想到还要费劲地爬上台阶,然后又要去跟两位妇女周旋,心里就泄气了”[2]36。于是他又回到了海边。从这里可以看出,太阳和女人似乎共同促成了他回到海边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让本应结束的事件再起波澜。默尔索在炎热中寻求凉爽的泉水,“我挺想再听听泉水的潺潺声,挺想逃避太阳的炙烤与步行的劳顿,离木屋里妇女的哭泣远远的,得到一片阴凉的地方,好好休息休息”[2]36。由此可见,女人们的眼泪虽然不及太阳那般频繁出现,但也在事件中反复被提及。如果说“太阳的错”是默尔索攻击阿拉伯人的主要原因,那么“女性的错”则是其中一个原因,是整个事件中不可忽视的催化剂。

《人间失格》引人注目的一方面是“父亲的错”,另一方面是“母亲的缺席”。《人间失格》中有很多女性登场,讲述了与女招待、带孩子的寡妇、女售货员、酒店老板娘等各式女性的相遇。可以说《人间失格》是被女人迷恋而走向毁灭的男人的故事,追溯男主人公与多位女性的关系是作品的主要内容。

人类已经是难解的生物,在大庭叶藏看来女性更是难解数倍,是与男性不同的生物,这从《人间失格》的父亲和母亲的登场中可以窥见。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严谨可怕,但比起父亲相对具体的描写,有关母亲的描述则较为抽象。在前记的第一张照片中,大庭叶藏被一大群女性包围,唯独没有母亲。当他为钱而烦恼,或惹出什么事情的时候出现的也是父亲、哥哥、姐姐,而不是母亲。也就是说,在《人间失格》中,母亲是比父亲更遥远的存在,对大庭叶藏来说这可能是女性比男性更难懂的原因之一。作为人之出生、生存的根源,母爱的缺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庭叶藏的健全人格的形成。他之所以认为自己自出生起就属于阴郁性格,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此之外,《人间失格》文中多用“被迷恋”“被喜欢”“受到呵护”等词语表达女性。使用被动式表达,可以看出作者将自我责任最小化的企图。而将自我的责任最小化,起到的作用却是将责任转嫁给他人。大庭叶藏几乎要将“女性的错”直白地说出口,这种无论如何都要排除自我意志的态度与默尔索非常相似。

结 语

首先,文章论证了贝克尔关于“局外人”的讨论具有权威性和普遍性,参照他的“局外人”定义,明确了默尔索和大庭叶藏在社会上的“局外人”地位。根据加缪的讨论,当每天的行动锁链被切断,在机械化的生活中,有一天会产生“为什么”的疑问,这是荒谬的最初迹象。对于默尔索来说,“日常”是一种始终如一的日常生活。而对于大庭叶藏而言,“日常”是人类基本的生物本能。当他们开始怀疑生存的本质时,就会产生荒诞感,偏离正常的冷静,与生活和他人对立,成为“局外人”。

其次,论文探讨了《局外人》和《人间失格》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从社会学角度,论证了两部作品的主角同为社会学意义上“局外人”的观点,并结合文本,分析了“局外人”的成因。

最后,借用社会学的观点,详细剖析了“局外人”的行为——自我辩护,从而得到了《局外人》和《人间失格》是“局外人”的告白信,也是自我辩护的辩护书的结论。

加缪认为,从荒谬中意识觉醒后,“要么无意识返回锁链,要么彻底清醒”“久而久之,所得的结果,要么自杀,要么康复”[4]86。面对这样的困境,大庭叶藏两次尝试自杀,他在自我重建中反复失败,无路可退。这意味着他意识不到自己精神的高贵,最后不得不屈服于生活。此外,默尔索自己选择了死亡,不逃避,不后悔,不害怕,他将生命的每一个过程都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默尔索和大庭叶藏与其说是不被社会认可的人物,不如说是看穿了人生的不合理和伪善,有意不去融入社会的人物,两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形象跨越了时代和国界,至今仍引发世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