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
——基于fsQCA 的组态分析

于吉洁，唐华仓 ，胡笑天

(1.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2.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07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又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发展的伦理目标[1]。在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共同富裕就成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着力点[2]。

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发展，中国实现了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繁荣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 万多美元，拥有4 亿以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且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3]。虽然2011 年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幅一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之间的不平衡程度在逐步降低，但中国仍存在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4]。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长期钉在0.46 以上的高位，财产基尼系数更是在0.7 以上，收入差距总体呈高位徘徊的相对稳定状态，库兹涅茨假说中的倒U 曲线的拐点并没有出现，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依然较大[5]。共同富裕是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统一，而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完善，是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途径[6]。基于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与依靠政府力量的再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不可忽视的制度保障。要实现此发展目标，必须构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兼顾效率与公平，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紧抓经济高质量建设、深入研究收入分配理论、探寻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调配合的科学路径，对于缩小收入差距与促进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7]。本文基于全国31 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的相关数据，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理论上分析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组态，探索适合不同地区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为国家制定共同富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述评

纵观东西方国家对共同富裕思想的探索，早在16 世纪中期，英国社会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就写下一部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乌托邦》，其中描绘出一个财产公有、人民平等的理想社会，可以将其视为共同富裕的雏形。但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研究较少，对共同富裕问题的探讨一直是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学术界也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见解。关于共同富裕内涵的研究中，沈斐在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研究后提到，“均富”意味着共同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两极分化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8]。李海舰等学者注意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持续处于高位，由此得出“共同富裕”包括“做大蛋糕”的效率和“分好蛋糕”的公平两个层面[9]。程冲等基于对2001—2020 年中国共同富裕水平进行动态评价发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生产力发展、收入分配公平、保障人民福祉之间共同发展的综合体现[10]。关于共同富裕内涵的研究，学术界基本理解为共同富裕是消除两极分化与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需要建立坚实的物质基础，合理推动发展的相对均衡，使社会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关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问题，学术界在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后，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认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严芝清等选取2007—2020 年我国31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出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共同富裕的发展程度与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11]。罗楚亮等利用（CHIP）2013 年和2018年住户调查数据，探究收入分配对共同富裕产生的影响，认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极化的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12]。许多学者试图通过收入分配来探寻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途径，对如何利用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研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体系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过去为追求效率与公平而进行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13]。周文等学者分析了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认为共同富裕并非否定市场经济，而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为社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14]。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不仅需要市场机制初次分配带来的效率，更需要政府再分配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发挥的作用。魏传光提出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政府的再分配能力关系到分配公平与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15]。学术界对仅凭市场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持否定看法，认为经济基础、市场和政府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6]。李楠等认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市场和政府合力发挥作用，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17]。之后，金培也指出，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构建新型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作用，这种关系可以通过经济增长、制度支持和分配调节来影响[18]。因此，不同地区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条件，科学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有力的政府调控来促进居民、城乡、地区之间财富分配的相对均衡[19]。

在政策实施、制度安排、经验借鉴等方面，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但研究主要侧重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较弱，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都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宽。而这正是进行经济总量、初次分配、再分配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经济学研究原因所在。鉴于此，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一是选择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满足了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的经验性论证；二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影响共同富裕因果分析的理论框架，选择前因条件，厘清不同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组态；三是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缩小城乡和区域间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建议，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策略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CA）综合了定性与定量分析手段，以案例分析为基础，求解导致结果发生的不同条件组合，这种因果推理构型研究方法最初由美国社会学者查尔斯·拉金[20]创立，QCA非常适合建立强调因果复杂性的经验性论证[21]。该方法综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因果逻辑关系更加清晰，能够解释复杂的因果关系[22]，适用于公共政策、企业创新等方面的研究[23]。QCA 包括清晰集（crisp set）、模糊集（fuzzy set）和多值集（multi value）三种具体操作方法，本文根据案例的指标特征，选择使用模糊集分析方法（fsQCA）。

（二）理论框架

共同富裕的基础是要有足够的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社会财富在成员之间的分配方法，一般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以市场为主导，按生产要素进行配置，追求效率；再分配由政府主导，通过税收和预算支出进行分配，追求公平。

按照以上逻辑，将影响共同富裕的因素分为三个模块：蛋糕的大小，即经济基础（E）；初次分配的效率，即市场发育的水平（M）；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即政府调控的能力（G）。E、M、G 三个模块构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每个模块下再列若干个二级条件（前因条件），就是QCA 分析使用的解释变量（variable）。鉴于QCA 的特点，前因条件的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随着变量的增加，组态数量会呈几何级数增加，相对于有限的案例，会产生大量的剩余和矛盾组态对分析造成干扰。所以，前因条件一般以4～＞7 个比较适宜[24]。本文在EMG 框架下共设置6 个二级条件（见图1）。二级条件数量有限，一定要确保其代表性和权威性，对所属框架模块有较大的解释度，既符合理论逻辑，又要经过大量的实证检验，一般都是采用综合性的权威指标作为具体的变量数据。

图1 理论框架

（三）变量的选择

1.结果变量

本文选取共同富裕（common prosperity）水平为结果变量（CMP）。共同富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全国31 个省（区、市）中，相对收入较高且差距较小的定义为高共同富裕水平，否则就是非高共同富裕水平。

共同富裕的标准综合考虑收入的绝对水平和分配的均衡水平，前者使用各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后者使用各地区城乡收入基尼系数，CMP值为二者之比，即收入越高，基尼系数越低，表达的共同富裕水平越高，计算方法见式（1）。

式（1）中：I为某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G为该地区城乡分组基尼系数，即将城乡分为两组，按照各自的常住人口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差距。其中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最为迫切，达到的效果收益最为深远，所以本文选取了不同区域的城乡收入差异作为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共同富裕程度。与简单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不同，CMP增加了收入的绝对水平和城乡人口两个权重，更加全面和客观。

2.条件变量

根据建立的理论框架，设置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等6 个前因条件。

（1）GDP规模（GDP）

使用人均GDP数值衡量。GDP是一定时间内国民新创造的价值，反映了可以供居民分配的财富总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为了公平对比，采用人均GDP作为具体的指标，人口为不同地区的常住人口。

（2）产业化水平（IND）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衡量我国产业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第二产业是现代化的基础，第三产业代表现代化的高度。从理论上分析，第二产业越发达，经济就越稳定，第三产业的发展越快，则越有利于增加就业和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3）市场发育水平（MKI）

本文采用的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25]。市场化指数综合反映了政府和市场、非国有经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市场中介和法律等五个层面的发育程度，指数越高，市场竞争力越强，越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资源相对公平的分配。

（4）市场主体规模（PRI）

使用每千人拥有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数量衡量。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数量越多，市场就越具有活力，参与第一次分配的人口也越多。因此，私营企业和个体化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5）地方预算支出（EXP）

使用人均预算支出作为衡量指标。地方政府预算支出反映了一个地区占有的公共资源的规模，体现了中央政府在地区之间的财富调节力度。地方预算支出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财富的均等化分配。但转移支付利于财富均等分配，只是有一定的门槛效应[26]，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其作用才能发挥出来。

（6）个人所得税（TAX）

使用人均个人所得税负担作为衡量指标。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使用了级差较大的超额累进税率，收入越高，税负越重。而低收入者，不仅税负低，还有各种减免项目。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个人全面开征财产税，个人所得税是我国对个人收入进行调节的主要手段。

在经济基础、市场发育和政府调控三个模块中，每个模块的第一个二级条件都是综合性的，是衡量整体发展、发育水平和宏观调控能力的指标，第二个二级条件是补充，进一步解释该模块的基本结构，如在经济基础模块，人均GDP是综合指标，产业化水平则是GDP的结构性指标。在市场发育和政府调控模块，也是按照这一原则构建二级条件的。

（四）数据构建

1.数据采集

本文采用数据的时间节点是2020 年，其中市场化指数得分的时间节点为2019 年。6 个前因条件中，除市场化指数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其他官方数据。为保证数据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可比性，6 个前因条件全部采用相对值或者指数。除产业化水平和市场化指数外，均采用人均水平，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采用人均指标也符合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

2.测量与校准

在原始的数据集中，不同条件之间的数据不具有对比性，必须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fsQCA分析中就是数据的校准，即将条件的原始数据校准为介于0～1 之间的数值，一般采取直接校准法[27]，即按照预定的标准直接校准。大多数情况下，因果之间变量的统计数据都有一定的规律，在前因条件变化的初期（比如前5%）和后期（95%以后）对结果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中间点（一般设为50%）则是影响由强变弱的转折点，也是区分结果水平高低的分界。这三个标志并不适合所有的情况，所以还有间接校准，根据数据的具体变化规律确定校准点。观察本文的原始数据，比较适合采用直接校准将各数据集转换为模糊集隶属数值，完全隶属和不完全隶属的标准为0.95 和0.05，交叉点校准标准为0.5。结果与前因条件变量的校准标准见表1。

表1 结果和前因条件变量校准标准

三、分析与结果

在QCA 分析中，主要是确定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判断二者之间的充分必要关系，判断前因条件是否为必要条件；然后进行组态分析，寻找实现结果的各种条件组合。

（一）必要条件的识别

由于在选择前因条件时，已经从理论上确定了原因的“充分性”，但是否为必要条件，并不能确定。因此，在进行组态分析前，需要检验各个前因条件的“必要性”。本文将结果条件分为“是”与“非”两个集合，即“高共同富裕水平”与“非高共同富裕水平”；6 个条件变量同样划分为“是”与“非”两个“子集”，通过计算一致性检验是否存在必要条件。当结果发生时某个条件始终存在，该条件就成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当一致性系数达到0.9 时，就可以认定该条件为必要条件。表2 是利用fsQCA3.0 软件的检验结果，在两个子集合中，均没有发现一致性水平大于0.9 的前因条件，即没有必要条件。也可以这样理解，没有一个条件必然会导致结果的发生。

表2 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分析

在“高共同富裕水平”集合的6 个二级条件中，“GDP”和“IND”的一致性系数最高，接近于必要条件，说明实现共同富裕，经济实力和产业化水平非常关键；“EXP”的一致性系数最低，说明政府调控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辅助性手段。

（二）条件组态

组态分析就是寻找多个条件的组合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的因果关系，单一的必要条件不一定存在，但条件组态一定存在必要性，否则只能说明选择的条件与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理论框架分析这一步存在错误。即便只有6个前因条件，也可能出现64 种组态，其中大部分是没有案例支持的，遴选组态的方法和检验必要条件一样，只是一致性的标准低一些，默认为0.8，一般不会低于0.75，在fsQCA 分析中，校准交叉点以上都是可以接受的[28]。本文“是”集合设置的一致性阈值为0.8，PRI 一致性阈值为0.72，案例频数阈值为1，共解释北京、上海等10 个案例（去重）；“非”集合一致性阈值为0.8，PRI一致性阈值为0.9，案例频数阈值为1，共解释甘肃、云南等14 个案例。条件组态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共同富裕的条件组态

经过fsQCA3.0 计算，共获得复杂、简单和中间三类组态解。在进行标准化分析时，没有识别出必要条件，全部默认“present or absent”选项，得到的中间解与复杂解一致，高共同富裕水平集获得4 个组态，非高共同富裕水平集也是4 个组态，简单解与中间解交集后区分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详见表3。

在高共同富裕水平的4 个组态中，只有GDP和IND2 个核心条件，并且是所有组态的核心条件，MKI在4 个组态中全部存在。说明实现共同富裕，经济实力和结构至关重要，良好的市场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相对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不同的组态中作用各不相同。下面是高共同富裕水平4 个组态的具体分析。

1.组态1：GDP*IND*MKI*～EXP*～TAX

解释的案例有安徽（0.55，0.44）和山东（0.54，0.61）。这一组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市场化水平较高，尽管政府宏观调控较弱，仍能实现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在这一组态中，安徽省的结果隶属度只有0.44，作为高共同富裕水平的案例，稍显勉强。

2.组态2：GDP*IND*MKI*EXP*TAX

解释的案例有上海（0.94,0.98），北京（0.77,0.96），天津（0.67,0.92），浙江（0.59,0.94），江苏（0.53,0.82），重庆（0.53,0.52），广东（0.51,0.7）。这一组态各方面的条件非常均衡，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市场化水平和政府调控能力，在全国都名列前茅，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最好的地区。

从图2 可以看出，这7 个共同富裕的先进地区，除重庆市外，结果隶属度均大于组态条件隶属度，处在最优效率的三角形区域，说明“GDP*IND*MKI*EXP*TAX”组态是目前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最可靠的路径，夯实经济基础、发展市场经济、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相结合，有助于实现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图2 组态2 解释的案例

3.组态3：GDP*IND*MKI*PRI*～EXP

解释的案例有福建（0.74,0.7），山东（0.63,0.61）。与组态2 相比，在这一组态的条件中，增加了PRI，EXP变为～EXP，说明了私营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性。

4.组态4：GDP*IND*MKI*PRI*TAX

解释的案例上海（0.89,0.98），浙江（0.76,0.94），广东（0.7,0.7）,北京（0.69,0.96），江苏（0.64,0.82），福建（0.64,0.7），重庆（0.53,0.52）。这一组态与组态2 比较接近，只是EXP和PRI互换了位置，解释的案例天津由福建替代，说明后者的私营企业发展得更好。

在“非高共同富裕水平”集合，4 种组态共解释了7 个案例，其中1 个重复案例。

～GDP*～IND*～MKI*～PRI*EXP: 新 疆（0.72,0.83）,青海（0.66,0.91）,甘肃（0.51,0.97）；

～GDP*～IND*～MKI*EXP*TAX: 海 南（0.55,0.5）,新疆（0.53,0.83）；

～GDP*～IND*MKI*～PRI*～EXP*～TAX: 河 南（0.55,0.6）；

～GDP*～IND*～MKI*PRI*～EXP*～TAX: 吉 林（0.53,0.49）。

由于设置了较高的PRI 阈值（0.90），这4 个组态解释的案例只是部分“非高共同富裕水平”地区，主要是经济条件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还有河南、海南和吉林等省份。这4 个组态的共同特征是经济基础相对较弱，尽管一些省份具备较好的政府调控或者一定的市场化发展水平，但并不能改变经济落后，贫富差距相对较大的现状。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文章基于经济基础、市场分配和政府调控的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经济总量、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对不同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分别解释了典型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同路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我国不同地区的共同富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共同富裕水平高的城市和省份，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当前中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任务较为艰巨；第二，经济发达地区多是市场发育成熟度较高的地区，浙江、广东、江苏等地区的民营企业活跃、市场秩序良好，为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实现了地区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第三，新疆、青海、甘肃等省份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备，需要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进行二次分配来达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以上结论说明，经济总量规模大、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有力的政府调控是共同富裕水平较高地区的标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基础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政策启示。

1.推动产业优化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通过细化园区产业准入要求，严格执行产业项目投资预审制度，加快招引、培育绿色低碳新兴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开发区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集聚度程度，增加行业竞争力。在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增强地区人口承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同时加强现有的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充分发挥各开发区在推动城乡融合、产业集聚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等补短板强弱项工程，缩小与区域之间的差距，拓展新的投资空间，以做大经济“蛋糕”，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

2.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系，创新企业发展路径

要充分利用市场规律的功能和效用，将社会资源投入在经济效率高及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中，以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监督管理和考核评估体系，实现对资本和平台经济的合理利用，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解决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平台经济的垄断问题。此外，要用科技创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以数字科技赋能企业转型，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升级，鼓励企业实施股权、分红、专利发明、管理创新、业绩突破等奖励计划，增强企业的发展活力，并加快构建凸显公平正义的生产要素市场，引导企业向民生领域、落后地区投资布局，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助力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3.实施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优化市场治理模式

一方面，要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增加保障性和民生性支出所占的比例，对保障性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完善，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增加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是加快构建共同富裕导向的经济治理体系，打造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现代化经济管理新模式，运用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推进重大经济战略的部署和落实，增强各项战略举措的协调性，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负面清单制度，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加快相关顶层设计，构建共同富裕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支持体系和乡村振兴发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