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的非虚构写作之比较研究
——以梁鸿的“梁庄”和费孝通的“江村”为例

2024-01-02 22:40郭敬燕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6期

郭敬燕

(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1815)

中国乡村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文学领域,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形象,这就是引人瞩目的“梁庄”;社会学领域,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就在《江村经济》中描绘了西方经济冲击下的中国乡村形象,这就是著名的“江村”。尽管两部著作写作年代不同,学科背景不同,但它们都关注了乡村及其变迁,都是对转型时期中国乡村的经典描绘,两者又都注重调研访谈和田野调查,而且梁鸿在作品中多次提到费孝通及其《江村经济》,与此同时也有多位学者指出梁鸿的著作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它们存在诸多可比较之处。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有无深层的关联?本文拟从内容、方法和立场等角度就此进行探究,以期推动对非虚构写作的认识。

一、文学的真实与社会学的真实

内容上,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都力求真实,而真实也正是非虚构作品之所以成为一种特殊存在的关键要素,但是二者追求的真实不尽相同:前者是文学的真实,即主观的真实,后者是社会学的真实,即客观的真实,其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分别体现在二者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乡村形象、人物形象(社会化角色)和因果关联等方面。另外,两种真实的差异还体现在细节的真实和概括的真实之不同。

《中国在梁庄》追求的是文学的真实,这是一种主观的真实。非虚构写作不是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而是浸透着情感的主观真实。梁鸿认为,非虚构写作表达的是个人看到和体验到的真实,它不回避个人感受,写作中始终贯穿着作者的主观视角。这在《中国在梁庄》前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村庄的过去与现在,它的变与不变,它所经历的欢乐,所遭受的痛苦,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1)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2页。可见梁鸿之所以要写梁庄,并非出于科学性的认识目的,而是出于人文性的情感冲动。她所看到的梁庄,并不是它的经济、政治等客观事实,而是它的欢乐、痛苦和悲伤等感觉形象,具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这与社会学的真实完全不同。而费孝通笔下的江村所呈现的是一种社会学的真实,即客观的真实。他是在实地的调查中以科学的眼光观察和描述江村。

这两种不同的真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两者描绘的乡村形象有所不同。在梁鸿笔下,乡村不是客观的,而是浸透着作者主观情感的。作者对乡村的认识是一种形象化的感受,乡村就像一张网,让人无法进入;乡村具有生命,正在慢慢老去;乡村的溃散让人感到哀伤。诸如这些,都是主观的乡村感知,而不是客观的乡村认识。而费孝通《江村经济》中描述的是客观的乡村形象,很少有个体情感的融入。费孝通开篇就指出《江村经济》“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关系”(2)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由此可见,费孝通致力于研究的是江村的经济生活,涉及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方面。社会学者秉承着客观的科学态度调查和研究社会基本问题,呈现的乡村形象是概括、客观的。书中基本没有出现村民的姓名或他们的故事,作者也始终以调查者和观察者的身份在叙述,几乎没有情感的流露。

其次,两者描绘的人物形象有所不同。梁鸿《中国在梁庄》刻画了生动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例如,作者少时好友菊秀有自己的理想和尊严,喜欢浪漫。她忍受着家人的埋怨复读两年却没考上,不甘当小商贩开始学裁缝想当设计师,辛苦学成开门面店却不挣钱,因为喜欢浪漫嫁给了能拉会唱喜欢看书的老三,后来一起干过各种营生,贩卖橘子,给砖厂拉工人,做服装生意,跑运输,开茶馆麻将馆,但老三太文气保守不敢冒险闯荡,所以各种工作不是不赚钱就是不太成功。通过这种人物的具体故事,人们对梁庄具有了形象的感知。梁鸿对此会进行充满情感的评论。这往往不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而是为了唤醒一种感情。这是一种情感的介入,目的在于引发读者的共鸣。正如洪治纲所说:“在非虚构写作中,……创作主体的情感兼具了个人性和公共性,能够有效地唤起大多数人的情感共鸣。”(3)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中的主体情感与观念》,《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而费孝通《江村经济》描述的人物是社会角色化的,而不是生动具体的。费孝通在作品中不是分析具体人物,而是把人物的内在丰富性和复杂性简化为人物的社会角色。他认为一个社区中人们纷杂的活动是“事实上都按着一套相关的各种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的表演”(4)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师承·补课·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236-237页。。如江村村长,就主要是对其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的描述,他“仲裁社会争议,照看公共财产”,“有责任组织自卫,管理公款,并且要传达、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命令”(5)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5页。。这里并没有描述村长的外貌、性格、家庭、人生经历等,而主要是村长这一社会角色的工作范围和职责,并不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那般生动具体,有血有肉。他们是抽象的,而不是丰富的。

第三,两者对因果关联的理解有所不同。在梁鸿笔下,因果关联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众所周知,因果关联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关联,而在作家笔下,它则表现为一种主观的关联。在总结乡村现状的原因时,梁鸿说她不愿把乡村人的人生和命运归结到现实社会上,因为“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与这片天空、原野有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6)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269页。。这里作者总结的因果关联充满情感,是诗意的,模糊的,而不是理性的,具体的。这种对乡村因果关联的归纳具有文学性,而不是社会性,因此梁鸿才指出“它不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文本,而是一种探索、发掘和寻求,它力求展示现实的复杂性和精神的多维度,而非给予一个确定性的结论”(7)梁鸿:《中国在梁庄》附录《艰难的“重返”》,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306页。。而费孝通所归纳的因果关联是客观的。他强调,在社会调查的总结分析中,对因果关系的分析是重要的层面:“我们做因果分析时,首先应当明了这种趋势性的规律,然后求具体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遵循在发生的时间上,因在前,果在后;在关系上,因果产生共变联系的两个原则来做分析。”(8)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师承·补课·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50页。费孝通认为这种科学的真实对于社会自身具有重要作用,只有获得客观的事实,才可以发挥真正的效力:“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9)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相反,如果没有对情况的客观了解,就会导致问题。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它可能导致令人失望的后果。甚至,有时对情况的了解尽管客观但不完整也会出现问题,如丝织业改革中忽略国际贸易因素,就导致村民从工业中增加收入的预期未能实现。

由此可见,两者理解的乡村真实并不相同,一者是文学的真实,一者是社会学的真实。在梁鸿看来,乡村的真实就是作者理解的主观真实。梁鸿的取材是真实的,这是她所看到并且叙述的真实。她指出:“物理真实是陈述的基础,而叙述的差异性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我既希望你认为它是真实的、历史的,同时,也希望你意识到其中作者的叙述性,它是经由作者的思想所结构出的梁庄。”(10)梁鸿:《中国在梁庄》附录《艰难的“重返”》,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314页。所以,梁鸿所刻画的梁庄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浸透着作家的独特视角。这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一种主观的真实。事实上,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写作,文学作品中的“真实”都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更多是作者看到的真实。这种主观的真实即是文学的真实。就此而言,梁庄是文学的,而不是客观的,生活的复杂性和敞开性远远超出了作者眼睛所见,“梁庄是我的故乡,它一开始就是情感的、个人的、文学的‘梁庄’”(11)梁鸿:《中国在梁庄》附录《艰难的“重返”》,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318页。。而社会学所谓的真实是客观的真实。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原则是为了避免主观立场的介入,从而确保客观的真实。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费孝通始终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强调事实的准确性,不被人为因素和人的情感所左右,就是对此的生动说明。

文学的真实与社会学的真实之不同,还在于细节的真实与概括的真实的差异。文学的真实是一种细节的真实,社会学的真实是一种概括的真实。在这里,我们以两位作者都提到的赡养问题为例,来感受这两种真实的差异。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描述了两代人之间的赡养问题,细致入微。五奶奶自述道:“你说赡养费,啥赡养费,也没人去说,仨儿子,谁有了谁给一点。去年你光亮叔盖这房子,欠人家三四万。到今年一分钱都没给我,还替他养闺女,你找谁说去?都是你其他几个叔给一点。年下你姑给俩钱。你二叔给哩多些,他就一个娃儿,也没啥负担。”(12)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86页。与梁鸿笔下五奶奶生动形象的语言不同,费孝通《江村经济》则用概括的语言对此现象进行描述:“儿子有了独立地位时,赡养父母的义务就明显了。假如父母年老时,仍然掌握一份土地,但已无力耕种,儿子将代他们耕种。这意味着实际上儿子必须为父母出一份劳力。”(13)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6页。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两者对同一乡村现象描述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们一者借用了乡村人物形象化的语言,一者则是用社会学客观的语言;一者描绘出了具体的细节,一者则是概括的说明。

梁鸿在采访中说:“因为我不是社会学家,我可能很难从客观层面、数据层面、科学层面来考察那个村庄。只是因为梁庄是我的家,我写我最初的冲动。”(14)梁鸿、徐鹏远:《梁鸿对话《年代访》文字实录》(节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别册,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22页。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文津图书奖”给予该作的授奖词:“《中国在梁庄》所呈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严谨、客观在这里似乎让位于细腻与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通常在田野调查中处于主体位置的客观描述,在这里只是每一段落的导读,鲜活的文学描述与作者的主观思绪跃为文本的主体。”(15)梁鸿、徐鹏远:《梁鸿对话《年代访》文字实录》(节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别册,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53页。这清晰地表明,作为非虚构写作,《中国在梁庄》所长在于“细腻的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在于“鲜活的文学描述与作者的主观思绪”,而不在于严谨、客观的事实描述。

由此可见,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是一种文学的真实,是一种主观的细节的真实;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一种社会学的真实,是一种客观的概括的真实。两者对于真实有不同理解,由此刻画的乡村真实也呈现出不同面貌。

二、文学手法与社会学方法

为了达到他们所追求的不同真实,梁鸿和费孝通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创作方法,即文学手法和社会学方法。非虚构写作要求作者具有切实丰富的生活感受,要有真实详细的调查、统计和数据等等。文学的非虚构写作更多地采用文学手法,以文学叙述为主,而且“在非虚构作品中,叙事常常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沿着作家主体提出的各种疑虑而展开”(16)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中的主体情感与观念》,《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与文学的非虚构作品不同,社会学的非虚构著作则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具体来说,《中国在梁庄》主要运用了以下四种文学写作手法。

首先,以人物故事为主体,人物性格丰富生动。《中国在梁庄》一共八章内容,其中第三到第七章以梁庄的 20个人物为作品主体内容,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透过方言俚语、日记、回忆等把他们真实的个体经历故事化地呈现出来,包括他们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情感状态、奋斗史、打工史、恋爱史、政治斗争等,情节性很强。杨庆祥指出:“梁鸿或许会被这些概念和理论所绑架,并被胁迫进各种社会学、历史学的微言大义中,但是好在她有一个作家的敏感,她以一种直接性——他者的语言和他者的故事——突破了这种种桎梏,在这个意义上,她不过是在写人——这亘古不变的,不服从于任何观念的动物——普遍的求生的欲望意志。”(17)杨庆祥:《出梁庄,见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1期。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对人物性格的清晰认识,如有曲折美丽的爱情故事辗转多处打工的毅志,有理想尊严喜欢浪漫的菊秀,混码头起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义哥,出口成章的乡村能人政治家老支书,倔强耿直的高中教务主任“老道义”等。

其次,充分记录细节,叙述细腻传神。作者去梁光河家,本想采访关于他一双儿女当年遭遇的交通事故,但眼前的情景让作者实在无法开口揭开当年的伤疤,于是悻悻地离开。作者有这样一段叙述:“从光河家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走在乡村公路上,倾听着高高低低庄稼的呼吸声,仿佛整个大地都有起伏的呼吸声,一种宽广而又充沛的生命之感。夜的晚,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夜空越显得幽静,高高低低的庄稼神秘而富于呼吸,仿佛在与你一块儿行走。”(18)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乡村的生命是那样的坚韧不拔,可以忍受常年繁重的劳动,可以慢慢磨平巨大的心理创伤,但乡村的生命有时又是那样脆弱不堪。作者在夜色中,感受到庄稼和大地的生命之感,这里使用文学作品常用的拟人化手法传达着作者无比细腻的情感,这一细节也烘托出了乡村的美好和无常。

第三,运用多元化视角,叙述全面立体。霍洛韦尔在《非虚构小说写作》中写道,“通过特殊人物的眼睛向读者呈现所有的场面”,“这种描写是通过其他人物的一些观点即通过各种不同角度的观察来使读者了解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人物特征的”(19)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仲大军、周友皋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2页。。《中国在梁庄》中也多处使用这种手法,即通过多元化的视角来表现人物和事件,表达不同视角下对同一个人物或事件的不同感受,既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也可以充分呈现人物和事件的全面立体性。在第六章“被围困的乡村政治”中有一节内容“现任村支书”,作者通过“老支书只摇头”的态度、乡党委书记的态度、村支书的诉苦“谁干谁累死”和自我美化的倾向,以及作为村民的父亲、哥哥对村支书的印象,全面展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乡村干部的立体形象。

第四,运用联想和想象,富有文学性。非虚构写作还运用虚构写作的典型手法联想和想象,这使它富有文学性而能存身于文学范畴之内。例如,五奶奶11岁的孙子掉进河里淹死了,听她讲了整件事之后,作者写道:“我想象着,五奶奶疯一样地往河里跑,她的腿发软,她浑身冒汗,她的手上、脚上都是刺,可还是跑不到,似乎永远也跑不过去。谁能知道,她有多恐惧,多害怕?”在这里,作者采用小说常用的联想、想象的手法还原了五奶奶去河边寻她孙子时的无助无辜无力,极端自责、难过到极点的情景。

正因如此,非虚构写作具有文学之美。梁鸿认为必须“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这一‘隐喻’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20)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3页。。

而在对江村经济的研究中,费孝通通过调研走访获得事实和数据,然后分析得出相关判断和结论,并转化为客观的科学阐述呈现出来。他力避个人情感,基本不讲故事;很少对话、心理、细节描写;不用想象和联想,不用文学修辞和手法。这与费孝通社会学的科学追求密切相关。

费孝通在《社会调查自白》中指出,社会调查的最后阶段是整理材料、分析材料和得出结论的总结阶段。以《江村经济》中“蚕丝业”一章为例,费孝通在描述这个行业时,具体分析了蚕丝业改革的外部条件、合作力量、支持力量、面临的困难、遭遇的失败、产生的影响等方面。

分析认为,在农业入不敷出收不抵支的情况下,蚕丝业对家庭经济非常重要,但是,生丝价格下跌导致农民收入微薄难以平衡家庭经济预算,所以改革迫在眉睫。这是改革的条件。为改进生丝质量,改革者试了多种方法之后,不得不走上了与工厂合作的道路,这主要是因为蒸汽引擎使轮子转动可以控制,并且平稳,从而使抽丝均匀,速度加快,所以便产生了一种集中的系统。这是改革的合作力量。各种力量对蚕丝业改革的支持各有不同,如各级政府。这是改革的支持力量。人们愿意接受改革,主要是因为改革预期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一旦人们的实际利益不能得到满足时改革便会遇到阻碍。这是改革面临的困难。改革的成果并不理想,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改革者未能控制价格水平,不能控制市场,只改进产品质量未必能获取高的报酬;二是资金问题,工厂的生产资料、盈利和村民的家庭收入之间未能达成一致。这是改革遭遇的失败。最后,蚕丝业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例如家庭和亲属关系。妇女去工厂工作获得了不错的收入,所以其社会地位在逐渐提高;已婚妇女将收入的一部分留作自己的积蓄,使单个家庭不断从家的复合群体中分化出来。据此作者判断,亲属关系以新的形式在进行着重新组合,并将随着工业的变迁得到调整。

凡此种种,都是一种社会学的理性论述,通过对数据的统计,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分析蚕丝业改革的方方面面,并由此得出对社会经济制度、工业改革、亲属关系等的判断和结论。甘阳指出,《江村经济》一书以小见大,以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的应对之道。

以上这些不同于文学的感性描述。《江村经济》里面并没有文学叙述技巧的讲究,更多的是对客观事实的科学客观的描述。如果说《中国在梁庄》是文学之美,那么《江村经济》则是科学之真。

三、介入的立场与中立的立场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呈现的真实内容和探究真实的方法上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区别,归根结底是两者的立场不同。简言之,梁鸿是文学家,秉持的是一种有我的介入的立场,介入必须有我。因此,文学的非虚构写作强调作者的“行动”与“在场”,强调“有我”,往往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与之不同,费孝通是社会学家,秉持的一种无我的中立的立场,即社会学的立场,即韦伯所说的客观中立的立场,他强调不介入,追求真实。费孝通在《个人·群体·社会》中指出,他的调查秉持的是一种局外人的中立立场,“在我具体的社区调查中我始终是一个调查者的身份去观察别人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我是以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另一种生活中的对象”(21)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师承·补课·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245页。。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作者从民间与个人角度表达对材料的感知、观点和态度,以及它对个人的意义价值,视角与写作行为相对独立。这是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特点。这种文学家的介入立场在著作中有诸多呈现。介入是作者梁鸿回到梁庄的起点,也是呈现梁庄的归宿。梁鸿认为,“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作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22)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1页。。作者正是因为这种浓郁的情感纠结才决定回到梁庄,去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这种缘情而作的最初冲动支撑着写作的全过程,所以对梁庄有深切认同感的作者便不可能孑然一身地从中分割出来,而且作者也并不想分割。作者认为如果没有情感,它就不是自己所写的梁庄,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写梁庄。因此,作者的介入无处不在也就可以理解了。贺仲明曾说:“梁鸿的立场虽然以现代理性为中心,但又始终保持对乡村和乡村文化某种程度的认同和维护,也就是说,她对乡村进行的思考中虽然包含着否定、批判和反思,但它是以乡村的关怀为前提,她不是立足于乡村之外,而是建立于乡村之内。”(23)贺仲明:《如何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读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有感》,《文艺争鸣》2013第7期。作者不是“立足于乡村之外”,而是“建立于乡村之内”,这形象地表明了作者介入的立场。

而费孝通认为社会调查就是一种客观中立的方法。他在《社会调查自白》中曾谈到直接观察和参与观察,并认为直接观察是对现实的、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所做的观察与记录,而参与观察要“放得下,进得去,出得来”:“要放下架子,使自己处于与被调查者同等的地位。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进入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亲自体验他们的行为意义和喜怒哀乐的情感。但是你毕竟是一个观察者,所以最终你还必须从这种情景中超脱出来,做符合客观的记录与描述。”(24)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师承·补课·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45-146页。可见,无论是什么观察,都是一种客观中立的方法。虽然参与观察要求体验对象的喜怒哀乐,但更注重“超脱出来”,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这与完全入乎其内的文学立场有所不同。

在洪治纲看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叙事,非虚构写作的特点就是作家对叙述的介入,他说:“在叙事过程中毫不含糊地展示作家主体的情感,传达作家自我的思想观念。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表明了非虚构写作主体的行动性和在场性,也体现了它与社会学等其他领域之间的内在差别。因为在其他非文学领域,理性的科学之真是其最基础、最核心的本质;而在文学领域,情感之真则是一个首要问题,没有情感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25)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中的主体情感与观念》,《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就此而言,与其说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是一部乡村调查,“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26)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4页。。正如梁鸿所说,她所做的只能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这都说明了梁鸿的介入立场。

而费孝通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中指出,科学调查通过客观事实为政治服务,而不是扭曲事实:“科学调查的任务就在于它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它不应当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依据。它服从于客观事实的要求而不服从于主观的不符合实际的行政意向。它固然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它只提供对客观事物的知识。”(27)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师承·补课·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27页。这种科学的客观的立场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赞许。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中指出,费孝通的著作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他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这都说明了费孝通的中立立场。

需要注意的是,不少学者认为梁鸿的作品具有社会学性质。洪治纲认为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是它的关键之所在,这使它不只作为文学作品被阅读,也具有作为社会问题或历史真相的材料的功能,“它的审美功能并非第一位的,而它的社会历史认知功能却被推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譬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很多时候都被社会学家或人文学者用作了解中国社会变化的第一手材料。”(28)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的反自律性及其局限》,《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这正是非虚构写作的独特魅力之所在,它“以明确的‘求真行动’倾力维护文学的现场性和真实性,密切关注不断变化的中国现实及其经验,并使文学回到对社会历史的重大关切之中”(29)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中的主体情感与观念》,《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沿着这样的逻辑,有学者指出梁鸿著作具有社会学性质。经济学家、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是最近三十年“被”消灭的四十万个村庄的缩影。

尽管梁鸿进行了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但她所关注的并不是概括性的结论,而是“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他们在这样的时代所经历的只属于‘那一个’的悲欢离合”(30)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268页。。所以她更关注个体的故事与命运,而并不认同自己的著作具有社会学性质,“我也从来不认为《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是社会学的,因为它并不客观,也并不具备科学性。我听到过很多争论,认为它们是社会学的,会批评它们(尤其是《中国在梁庄》)过于情感化,不够客观,问题不够清晰,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31)梁鸿:《中国在梁庄》,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318页。。可见,《中国在梁庄》是对乡村的一种展示,通过一个个村民的个体故事和命运展示现代化转型中的乡村,而非判断或结论。与之相比,《江村经济》是把调查所得转变成科学的叙述和描写,是一种对乡村的直观呈现,包含着作者对乡村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后所做出的初步判断和结论。因此,对于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人们更多的是跟随着作者的情感进行体验;对于社会学,人们更多的是跟随着作者的思考进行认识。杨庆祥也指出,梁鸿所做的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叙事,具有无限开放性,所以并不是结论,“这恰好是梁鸿的叙述的独特之处,她写的并非是一部社会学的著作……”“即使梁鸿的著作被很多读者作为调查报告甚至是社会学著作来阅读,但在最本质上,它是文学的,它展示的是一幅广阔生动的生命图景”(32)杨庆祥:《出梁庄,见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1期。。梁鸿在接受采访时说梁庄是私人史的梁庄,是个人史的梁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村庄。

因此,《中国在梁庄》不是社会学的著作,梁庄也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村庄。洪治纲在《论非虚构写作》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里,作者也是不断地与各种寻访对象频繁交流,打开彼此的心扉,在展示乡村农民内心的希望、困惑、焦虑的同时,反思乡村中国的现代化命运。……它可能缺少科学的统计、归纳或严谨的结论推断,但它以丰富而鲜活的第一手材料,呈现了中国社会独特的生存面貌。”(33)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这表明了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作者的情感介入的立场。总之,梁鸿的梁庄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梁庄,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梁庄。正如梁鸿所说:“最关键的在于我觉得梁庄它是有文学的叙述在里边,它不是一个科学的文本,不是一个学科内的科学的学术的文本,它是一个交叉的文本,它是纯文学的。”(34)梁鸿、徐鹏远:《梁鸿对话〈年代访〉文字实录》(节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别册,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39页。

四、梁庄与江村的共同之处

分析两者差异的同时,也应看到它们深切的内在关联。梁鸿在作品中多次提到费孝通及其《江村经济》。一方面,他们的作品性质不同,一者为文学著作,一者为社会学著作。在阐述自己作品时,梁鸿说“它不是一个社会学文本,不是一个社会学的理论考察,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另一方面,它们都具有非虚构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有论者指出:“梁庄的非虚构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梁庄跟那些村庄(指费孝通的江村)之间有相通的地方。”(35)梁鸿、徐鹏远:《梁鸿对话〈年代访〉文字实录》(节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别册,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39页。显然,这二者具有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它们还有诸多共同之处,值得我们探究。

首先,在内容上,两部著作都关注了乡村及其变迁。它们都是对转型时期中国乡村的经典描绘。梁鸿描绘了市场经济的冲击给乡村带来的转型阵痛。费孝通描绘了西方经济的进入对乡村带来的冲击。其次,在方法上,它们都注重调研访谈,注重田野调查。《江村经济》中作者采用了“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36)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而《中国在梁庄》也是“以非虚构的优美文本,再现中国乡村的转型之痛,让一部田野调查式的文学作品同时具备感动的力量和思考的深度”(37)梁鸿、徐鹏远:《梁鸿对话〈年代访〉文字实录》(节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别册,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54页。。最后,在立场上,两者都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费孝通尽管避免介入,秉持中立,但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还是蕴含其中,即通过科学救国。他指出:“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38)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页。由此可见,费孝通有着深切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情怀,正是基于此才去做实际的调研工作,并以此作为判断国情民情和制定国家政策的可靠依据。马林诺夫斯基对此也有深切的认识:“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深切地关注到,这一切改变应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又须是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基础的。”(39)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序》第3-4页。《中国在梁庄》中梁鸿也忧民忧家乡,全文都浸润着浓郁的这种情感。但是,两者忧国忧民的情怀最终体现的方式有所不同。梁鸿表现的是一种过程人文关怀,她将情感全过程投入其中,体现了对梁庄小人物和命运的深切关怀。费孝通则收敛情感,试图通过描述客观事实来导向更好的结果,这是一种结果人文关怀。这种迥异的关怀方式,也正体现了一者是文学家的关怀,一者是社会学家的关怀。

五、结语

综上所述,梁鸿的“梁庄”追求文学的真实,强调个体的、情感的、细节的乡村;费孝通的“江村”追求社会学的真实,强调客观的、冷静的、概括的乡村。梁鸿的写作运用文学手法,费孝通的写作则采用科学的、学术的研究方法。梁鸿对乡村的描述是一种强烈的介入的立场,费孝通则采取科学的中立的立场。尽管如此,梁鸿在写作中却从费孝通那里有所借鉴,两者在内容、方法和情怀上具有深层的一致性。由此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的非虚构写作的优长与不足,更好地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借鉴。

首先,文学的非虚构写作可以向社会学学习,提升自身的客观性。贺仲明指出梁鸿的著作沿承于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和庄孔韶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这两者“都是实证性极强,既是社会学乃至超出社会学范围的著名作品,也是很富感染力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既有对人、对社会的深切关注,也有对人性的深入揭示,无论是对生活细节描绘的真实、细腻,还是语言的准确和优美,它们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可以说将真实生活记叙与文学性笔法作了非常巧妙的结合”(40)贺仲明:《如何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读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有感》,《文艺争鸣》2013年第7期。。所以,这样题材真实的作品,既有对“三农”的真诚关注,又有文学的细腻优美,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文学和社会学融合的范本。洪治纲也指出,非虚构写作“使文学创作走向更为开放性的文化语境之中,其中的不少作品已延伸到社会学、历史学或人类学等其他人文领域,成为它们的某种文本参照”(41)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这种认识是非常有见地的,文学不应该狭隘地自己画地为牢,而应该广纳各种尝试和可能性,如此才能永葆活力。

其次,社会学写作也可以向文学学习。近期社会学家推动的文学社会学就明显倾向于向文学学习,即不仅仅是客观的数据和事实,也要融入情感、智慧和想象力。肖瑛指出,社会学对文学的拒斥是一种科学偏见,其直接导致了想象力的萎缩。他认为社会学走进文学是为了“唤醒社会学者反思自身,走出学科本位主义的藩篱,去体受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情感投入和书写,唤回社会学者被抽象经验主义遮蔽的朴素情感,不仅在情感交通中发现问题,而且在理性和情感的互助中洞察人的生活和社会运行的脉动”(42)肖瑛:《从社会学出发的文学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20日,第6版。。其实,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并不是只注重“fact”(事实),如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和民族志写作就并没有将虚构、想象拒之门外。